臺灣–韓國社會比較論壇記錄（2017.10.26）

文/魏龍達（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Global Asia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的夏天成立，成立宗旨在於建立平台，讓從事比較研究與跨國研究的學者得以交流。「臺灣—韓國社會比較論壇：人口、移民與福利」是亞比中心成立後首次舉辦的論壇。在韓國金九基金會與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大力支持下，來自臺灣大學、延世大學、漢陽大學三校的學者齊聚於此，共同探討臺灣與韓國當前面臨的幾項重大社會議題。

第一個場次「少子化與人口挑戰」，首先由來自韓國漢陽大學社會系的Kim Doo-Sub（김두섭）教授發表論文“The Recent Transition to Ultra-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Existing Pronatalist Policies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Kim Doo-Sub教授發現，臺灣與韓國的生育率都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出現相當類似的生育率變遷軌跡。臺灣與韓國在1990年代都曾經倡導節育計畫，後來兩國政府雖然分別在2008年與2006年重新開始推動鼓勵生育政策，但是至今未見成效。Kim Doo-Sub教授認為新生兒現金補助與日間照顧的政策幫助不大。長期而言，強化保障勞動市場的就業安全，才是提高生育率的關鍵。

任教於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的陳玉華教授，以“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Family Policy on Fertility in Taiwan”為主題，探究制度變遷與家庭政策對於臺灣生育率的影響。1960年代起台灣曾經執行過非常有效、由上而下貫徹執行的節育政策（家庭計劃），加上經濟、教育與社會制度的變革，改變一般人對於家庭規模的偏好，造成生育率逐年下降。陳教授指出儘管政府在2008年提出人口政策白皮書，但是在鼓勵生育部分的多項政策中只有相當有限的效果，2010年甚至創下史上出生率、出生數最低的紀錄。陳教授強調沒有單一政策能夠解決生育率問題，政府必須提出更為全面、中央與地方齊一的人口政策，一方面鼓勵婚姻與生育，另一方面提供對家庭生活更為友善的職場環境，才可能改變目前生育率低落的現狀。

吳嘉苓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提問：生育率降低是否真的是社會問題？韓國是否有相關辯論，或是將「老年」重新概念化（未必是依賴者），對於當前的相關議題提出不同的理解方式？Kim Doo-Sub教授回應提及，韓國政府曾經諮詢學術界，韓國的最適人口規模為何？結果不同領域的學者們提出了八種數字，數字之間相差甚至高達一倍。陳玉華教授認為臺灣確實需要討論，究竟是否需要解決生育率降低的現象。陳教授提及日本政府採取的對策是延後退休年齡到七十歲，並且鼓勵中年女性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而臺灣目前的退休年齡是六十五歲，對於東亞這些超低生育率國家而言，或許重新思考人力的重新配置與運用，而非單純以年齡設限應該加以考慮。其次，陳教授認為臺灣必須改變對於聘僱外國人不夠友善的環境，才能吸引外籍人士在臺灣工作與定居。



論壇第二個場次主題為「婚姻移民」。韓國延世大學全球公共行政系的Lee Hyun-Ok（이현옥）教授論文主題為“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 and Changing Care Regime: South Korea and Taiwan”。Lee Hyun-Ok教授以韓國的社會再生產作為案例，探討東亞移民體系如何形成。具體而言，Lee Hyun-Ok教授試圖呈現出臺灣與韓國如何組織照顧體制、照顧體制如何變遷、移民在照顧體制當中扮演何種角色。這項研究指出東亞社會屬於家庭主義的照顧體制，女性的無償勞動作為重要的照顧提供來源。但是由於社會人口的變遷，這種照顧體制受到衝擊，東亞各國對此衝擊採取不同的政策回應。

本場次第二位發表人張心潔（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以自己在臺灣、韓國、越南的田野研究為基礎，報告論文“Do gender systems in the origin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matter for immigrant integration? Vietnamese marriage migra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研究發現在臺灣的越南籍婚姻移民認為台灣已婚女性比越南已婚女性更自主也更享有社會權利，有助於受到台灣夫家支持的越南女性融入臺灣社會。然而在韓國的越南籍婚姻移民，卻必須掙扎於「韓國家庭的外籍妻子與媳婦」這個家庭角色，承擔沉重的家務分工責任、並須扮演傳統的性別角色。。這個家庭角色在韓國甚至比在越南更加僵化。越南籍女性婚姻移民在臺灣與韓國，都是人數第二多的婚姻移民群體。在臺灣與韓國分別僅少於中國籍與中國朝鮮族的婚姻移民。張教授認為，由於越南婚姻移民不同於臺灣與韓國的主流族群，他們的通婚與融入社會的模式，能夠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東亞社會的快速變遷。

「婚姻移民」場次主持人曾嬿芬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認為，雖然兩位發表人研究主題分別為移工與婚姻移民，然而婚姻與勞動力是高度相關的議題。Lee Hyun-Ok教授的研究說明了中國的朝鮮族作為韓國中社會婚姻移民最大群體，但是這些婚姻移民後來成為照護工作的重要提供者。張心潔教授的研究反過來則說明，如果成為移工的費用增加，那麼婚姻移民就可能成為無法負擔仲介費用者的另一個遷徙管道。Kim Doo-Sub教授提出兩項理由，提醒張教授可能低估了在韓國的婚姻移民人數。第一，韓國不同的機構提供的數字相當不同。第二，婚姻移民在韓國只需要兩年就能取得公民權，比臺灣容易許多。張教授則補充說明，和韓國經驗雷同，早期婚姻移民的統計數字在台灣也呈現相當大的落差，大約在1998年後才比較穩定。根據田野觀察，韓國的越南婚姻移民取得公民權大約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目前在臺灣大約有八成的越南籍婚姻移民取得公民權，在韓國則是三成五左右。

藍佩嘉主任（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提出兩項延伸討論：首先是關於政府的角色。韓國的地方政府似乎積極地鼓勵跨國婚姻以解決鄉村的單身問題，但是臺灣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都對婚姻移民持保留態度。第二，多元文化主義在臺灣與韓國意義分別為何？韓國有多元文化幼稚園，而韓國政府近年來又使用「多元文化家庭」概念，但究竟是多元文化主義還是同化？ 最近，臺灣政府改用「新二代」這個概念稱呼新住民子女，不再稱呼他們為「新台灣之子」，也開始讚揚他們母親來自東南亞的族裔身份與文化傳統，或許能幫助台商在東南亞賺錢。多元文化變成一種市場策略，又基於地緣政治考量，企圖親近東南亞，讓台灣拉開與中國的距離。

Lee Hyun-Ok教授回應表示，鄉村目前因為住民大量外移而人口銳減，而人口銳減會導致地方行政區遭到合併，因此韓國的地方政府大力支持跨國婚姻。但是中央政府並未大張旗鼓地「以鼓勵跨國婚姻解決低生育率」。其次，Lee Hyun-Ok教授對於韓國是否真的屬於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持保留態度。韓國政府會將婚姻移民納入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但是卻排除移工，「誰屬於或不屬於多元文化主義」是個問題。張心潔教授則認為，臺灣相關部會近年來開始納入新住民參與部分政策與方案的討論，有助於婚姻移民融入社區與就業環境。另外，臺灣有原住民與客家等族群，需要考量的是如何適當地將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工納入族群文化多樣性的議程；而韓國在國際家庭出現前是單一民族國家，是兩國在多元文化主義層面有所差異的重要原因。



論壇第三個場次主題為「國家健康保險」。發表人Wang Hye-Suk（왕혜숙，延世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論文主題為“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s of S. Korea and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ies”。Wang Hye-Suk博士比較臺灣與韓國的健康保險制度，發現兩國受扶養者的涵蓋範圍相差甚遠，韓國的受扶養者人數比例是臺灣的二點五倍。臺灣與韓國在家戶規模與性別分工等人口與社會經濟結構都相當類似，因此Wang Hye-Suk博士採取歷史向度的解釋，探討兩國健康制度的起源與變遷過程。研究發現韓國輕工業女性勞工的抵抗，使得韓國政府擴張保險制度受扶養人的範圍。Wang Hye-Suk博士強調臺灣與韓國的家庭具有相同的動機，都希望能夠保費能夠越低越好，但又希望讓家庭成員能夠得到最大的醫療保障。但是兩國的誘因結構不同（韓國眷屬不需負擔保費，但是台灣眷屬要負擔保費），使得韓國與台灣社會分別對於兩國政府提出不同要求，而對於兩國健保制度設計影響深遠。如果以Esping-Andersen所提出的「福利國家的去家庭化」（defamilization，個體對於福利的需求由國家而非家庭提供）來看，臺灣的健康保險制度在上述誘因結構的影響之下，去家庭化的程度是高於韓國的。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的林國明教授回應時表示，全世界很少有國家的健保制度像是臺灣一樣，就連眷屬也要付費，因為社會保險的財政原則是根據經濟能力收取保費。眷屬沒有經濟能力才依附被保險人，原則上不應該負擔保費才對。林教授從財政保守國家與政治過程的角度，針對臺灣的健康保險制度提出不同的解釋。政府在1950年代為了贏得支持而創立勞工保險，僅收取相當低廉的保費，並且在三十年之間維持低保費政策。由於1990年代規劃的全民健保，將普通事故保險的醫療給付業務從勞保轉移至全民健保，上述低廉保費的歷史，對於全民健保造成深遠影響。提高保費會喪失選民支持，讓眷屬負擔保費則能維持保費低廉的假象。政府為了健保財政平衡，也為了政治利益，決定採取眷屬負擔保費的制度設計。但是論口計費違反量能原則，使得經濟弱勢家庭負擔沈重保費，造成不平等的狀況。

報告中提及的「女工的抵抗」引起吳嘉苓教授的好奇，因此希望講者多分享一些女工抵抗的歷史細節。Wang Hye-Suk博士回顧韓國歷史，1970年代處於朴正熙總統的維新體制時期。但高壓的威權統治底下，其實沒有什麼集體行動的空間。當時女工們主要抵抗的方式，是不斷寫信向各級政府陳情，訴說各種經濟與生活困境，家庭成員亟需成為自己保險的受扶養人。這樣的陳情得到媒體注意，最終成功地促使韓國政府擴張保險制度受扶養人的範圍。

另外，由於主持人鄭雅文教授（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對於研究設計提出疑問，Wang Hye-Suk博士述說其個人的生命經驗如何激發出這個台韓健保制度的比較研究。幾年以前Wang Hye-Suk博士依舊就讀於博士班，就如同眾多研究生一樣沒有穩定的收入。當時她的健保身份為受扶養人，多次在父親、兩位已結婚的姊妹的名下轉換。這引發她的好奇心：為什麼韓國的健保制度這麼慷慨，能夠允許旁系血親成為受扶養人，而使得她這樣收入不穩定的研究生能夠得到穩定的醫療保障？與韓國的比較案例，從原本計畫的日本、中國轉向臺灣，解釋機制從儒家文化到社會、經濟、人口結構轉向歷史制度論，幾經轉折才形成今天的論文。



在會議的最後，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藍佩嘉為各場次討論內容，做了清晰的總結：透過本次論壇，我們得知臺灣與韓國具有類似的社會發展路徑與趨勢。從照顧體制、家務移工、婚姻移民、福利體系等議題，臺灣與韓國面對許多相同的挑戰。但是如果我們更深入地探究這些近似之處，則會又會發現細微而重要的差異。除了比較研究之外，藍主任還強調跨國視角的重要性，亦即不只將民族國家視為研究的基本單位，還關注民族國家之間的連結與流動。跨越國境的研究視角，才能讓我們注意到更大的圖像（例如越南移民與婚姻移民的流向逐漸從臺灣轉往韓國）。藍佩嘉主任誠摯地感謝所有與會者的參與，也希望大家持續關注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未來的各項學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