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座談會記錄
白先勇與台大的文學因緣及其創作歷程
時間：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地點：台大普通大樓101教室
作家白先勇先生應台大中文系梅家玲教授之邀，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晚間七時三十分起，假台大普通教室一０一發表演講，並與同學對話。主題是：
「故事新說：我與台大的文學因緣及創作歷程」。這原本是為中文系「現代小說
」課程修課同學所做的演講，不料消息公佈之後，各界人士反應熱烈，甚至自中
南部專程前來聽講者亦不在少數。當晚，不僅教室中人山人海，座無虛席，連走
道、講台兩旁及教室外的走廊上都擠滿了聽眾，估計聽講人數約有四、五百人之
多。除學生外，台大中文系教授柯慶明、張淑香、郭玉雯、李隆獻、蔡瑜、魏岫
明、康韻梅、陳翠英；外文系教授曾麗玲、柯悌穆等多人，亦同時到場聽講。會
中，白先生暢談了他當年在台大從事文學活動及日後個人寫作過程中許多不為人
知的小故事，並與同學就大家所關切的各項文學議題，進行熱烈討論。白先生的
演講生動風趣，深入淺出，全場笑聲不斷，聽眾情緒一直十分高昂。會後，熱情
的同學們更是蜂湧而上，紛紛請他在《孽子》、《台北人》等小說上簽名，以為
留念。以下是演講及與同學的對談紀錄：
授告訴我，必得在天黑前到台大看杜鵑花，於是我五點鐘就到了，果然是一片花
海，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從前杜鵑花只有今天的一半，花真的是長大了。另外
，我也沒想到會有那麼多學弟妹來捧場，像我們的杜鵑花一樣。首先說明一點，
本來梅教授有兩班現代小說的課，所以邀請我來談談創作，沒想到人那麼多，所
以只好換教室，而題目也是梅教授幫我想到，要我講講我跟台大的文學因緣和創
作經驗。
有關創作經驗，梅教授的「因緣」二字用的很好，的確有時候是不知道的一
些因緣領導你走上創作的路。碰到一個老師、一本書或一本雜誌，很可能就打開
了一扇門，你不知不覺就跑進去了；一旦跨進去就沒有回頭路，所以這扇門很要
緊。而我的這扇門大約是在1956年，那時我在成大唸水利，最大的抱負就是去長
江三峽建水壩，因為我的中學地理老師說，中國民情落後，還沒有一個大水壩，
如果三峽水壩能建起來，中國就會富強，於是我決定唸水利。到了水利系以後，
微積分沒問題，但我最怕畫工程圖，從前工具不好，畫了一晚上，最後滴下來一
滴墨就完了。於是我想難道我要一輩子做這個嗎？當時在台南的一家書店看到兩
本文學雜誌，上面有很多灰塵，我買了回去，一看是台大外文系夏濟安先生創辦
的雜誌，主要是介紹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文學。特別的是，這本雜誌是台大中文
系和外文系師生的首次合作，除了介紹之外，還有創作詩、小說和散文，水準都
很高。夏先生寫的一些評論文章，對我的啟發很大。那時我最大的夢想是能在《
文學雜誌》上登出我的文章，於是就決定要重考。另一方面，我唸建中的時候，
國文老師就十分鼓勵我投稿，也推薦我去唸外文系，因為當時創作的人大多是外
文系出身，後來我也順利考取台大外文系。
我大一的國文老師是葉慶炳先生，有一天他要我們自己創作一篇文章，無論
是小說、散文或詩皆可；於是別人交一篇，我卻交了三篇，之後文章發回來，葉
先生沒有說什麼，大概是他不欣賞。我又把文章拿給夏先生看，他決定要把我的
稿子登在雜誌上，終於實現我的夢想。後來葉先生告訴我：「先讓你產生挫敗感
是寫小說的第一要件！」其實我和夏先生的因緣，早在我唸中學時就已經建立。
從前趙麗蓮教授辦了一本《學生英語文摘》，在當年是非常重要的雜誌。每一期
後面都會有夏先生的文章，他拿文學名著或好的英文文章來分析，不僅一字字分
析而且也解釋字句的精妙處和所能帶給讀者的聯想等。夏先生的這些文章使我獲
益良多，其中有一篇使我印象深刻，是海明威的《戰地春夢》。此書開頭就寫樹
木枯萎、河床乾涸的景象，一段文字就能把小說的基調寫出來了。夏先生認為小
說的開頭十分重要，而這樣的觀念也影響了我日後的寫作。另外，他認為五四以
來的白話文學已經充滿了陳腔濫調，所以他建議我應該去看冷一點的文章，像毛
姆這一類的作家，風格比較冷靜客觀。夏先生對我的文學風格影響很大，指引我
文學的大方針。
大二的時候，常跑到中文系修課，當時臺靜農老師教授文學史，葉嘉瑩老師
教授左傳、史記，鄭騫老師教授詞曲，就我個人而言有很大的影響，對於欣賞中
國古典文學之美也有所幫助。因此無論外文系或中文系的老師，都在有形或無形
中給予我很大的影響。大二下學期，我決定也要辦雜誌，但是沒有錢，也沒有名
氣，因此十分克難。第一期我自己寫了兩篇東西，用了兩個筆名，其中有一篇是
「玉卿嫂」，當時是為了湊足版面；裡面還有余光中的詩……這本雜誌很大的功
用是成為我練習的園地，基本上我大部分的短篇小說都是在這本雜誌上發表的。
下面還有一些時間，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盡量發問。
問：
讀白先生《台北人》時，可以感受到您對於文化和歷史的哀悼與反思，另外
您認為作家的中級關懷應該是普遍的人性，請問您針對這兩個主題，應該用什麼
方式來呈現？
答：
我相信一部文學作品，不單是一位作家建立的作品，可能也是他所屬文化的
產物。以《紅樓夢》為例，如果不是到了乾隆時代，恐怕也寫不出這樣的東西。
那時，中國文明從極盛即將走向沒落，作家的敏感性，使他感覺到文化上的大反
撲。無論是作家、音樂家或畫家等，都會有一種感受；這種感受雖是個人的，但
卻會在作品中不自覺的反映出來。當初寫完《台北人》時，可能無法分析寫作時
的感受，好多年後回想，當時的確很悲觀。1965年開始寫《台北人》，1971年完
成，這幾年間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我在美國看到很多報導，突然覺得中國文明
大概會毀於一旦。《台北人》是寫一群由大陸遷到台灣的移民的故事，旦他們本
身也有自己的歷史背景，文化上的轉折，當我朦朦朧朧有這樣的一種意念，在寫
作時也有意無意地透露。寫第一篇時，就用了劉禹錫的〈烏衣巷〉，可見我的確
是有意呈現這種意念。但是當初在寫時，並沒有發現，反而在多年後回憶起，才
有這樣的感覺。另外關於人性關懷的問題，我想在我們所看過的作品中，能流傳
下來，還能感動讀者的，通常都是處理一些人性基本感受的主題。如《詩經》距
今已好幾千年，不論是哪一國風，都是表現人性的感受。除非有一天人性變了，
不再需要文學和藝術，否則我相信文學脫離不了人性。
問：
前面提到夏先生告訴您寫作的大方向，請問這個大方向是什麼？其次，您覺
得要接觸多少中國文學才算適當？
答：
夏先生給我的忠告不少，但最要緊的是他很注重文字。文字、對話不好，就
寫不好小說。所以在寫一段敘述時，必須陳述得十分清楚。就小說而言，對話十
分重要，如果對話寫得不好，小說就會失色不少。中國小說以對話見長，不像外
國小說幾乎沒什麼對話，《紅樓夢》、《水滸傳》幾乎全是對話。對話的功用，
不僅可以推動情節、表現個性，也可以製造氣氛；因此，適當的對話十分要緊。
要寫長篇小說就要先看中國的經典小說，因為我們用的語言是中國的語言，這些
經典作品還是必讀的。
問：
您認為一位作家的作品需要「文以載道」嗎？文學的自由就您來看是否有所
限制？
答：
這個問題自古以來都在討論，我想，要看你對於「道」怎麼解釋。每位作家
都有自己所認為的真理和「道」，如果把「道」當成一般社會的「道」，其實有
點危險。今天的道，明天就不是道，這種常變的「道」會有問題。所謂「文以載
道」，可能是在探討文學到底在哪兒？我想文學最重要的功用是情感教育，文學
教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溝通。人性如此複雜，有光明、黑暗、懦弱和堅強，此時
文學給予人教育，讓你對於人性有所了解和關懷。文學能不能改變世風？我不知
道。對於現行的社會道德，大部分的人會去遵守，但一定也有人受不了這種規範
。但文學常常是少數，有許以後會變多數也不一定，但文學家常常走在時代的尖
端，常覺得在當代他的讀者尚未出世，等到以後，他的讀者才說：「原來他講的
是現在的事！」話又說回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我想，文學上最高境界的作用是
作為宗教功能，因為人間有許多悲慘的事情，人也具有惡性，而宗教能感化人性
，文學也有這種功能。一個大文學家絕對不會教人殺人放火，文學是教人為善的
過程。宗教十分容易，你只要信仰就可以；但文學寫出在向善的過程中多少會有
限制、陷阱，一個好小說所寫的類型，「掙扎」始終是好題目。西洋文學對於人
性的善惡研究得很深刻，十分不留情。我自己很喜歡的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
他對於人性的刻劃就十分細膩。
問：
您筆下的愛情，如玉卿嫂，常常事一種透過補償或救贖心態的變形愛情，想
請問您對於愛情的真正看法為何？
答：
的確，小說或多或少都能反映作者的一些觀念，如愛情觀，我可能是有一點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比較激烈的愛情觀；但我對愛情並不悲觀，因此小說中的
人物和我並不是二而一的。一個小說家除了了解自己的感情外，最重要是了解人
類的感情；就是說有個玉卿嫂愛的那麼痛苦，我懂得她，於是我就寫她。
問：
請問您的文學經驗和創作的關係。第二是請問創作的機緣和時空背景是否有
關係？若您在九○年代的台大，是否有機會來帶動文學？
答：
所有的文學都會不自覺把作者經驗融入作品，就我而言，我學習宋詞，背了
很多，可能宋詞的音韻之美影響了我，有意無意我就很重視節奏，唸起來不好聽
，我就覺得不好。而西方文學對我也有影響，我並不忌諱引用，因為它已經融入
我的文字之中。另外第二個問題，今天我到了新總圖，我想我應該先學學電腦。
問：請問文學和現實的關係？
答：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什麼是「現實」？「小說」的英文是fiction，也就是「虛構
」，所以小說第一要件是「假的」，絕對不是真的，「真的」就是true story，就
不是小說，而是新聞報導、歷史……。小說一定是透過作家的眼光、作家的看法
而表現出來，所謂「寫實主義」很有問題。文學不寫實，寫實就不是文學了，只
要寫的像就行了。但是文學的確能了解一個社會，但反映的是比較深層的部份，
而不是表面的現象，它可能是整個社會心靈的反射。好比英國不能沒有莎士比亞
，而中國也不能沒有李、杜；他們的東西也是現實，但絕不是新聞記者。
問：
根據您的傳記得知，白先生的父親是抗日將軍，那麼您本身會不會因家庭背
景而對於日本抱持負面的想法？會不會影響您對於日本文學的涉獵？
答：
我想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情結非常複雜，我個人的看法是：抗日時日本對於中
國的損害很大，那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令我耿耿於懷，我覺得日本對於中國文化
、人民的傷害不可計數；但是日本的文化對我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我喜歡日本
的音樂、文學和各種精緻的東西。但是我對於侵略這一部分是不能原諒的。這必
須分開來看，現在的日本人是無辜的，但當時的軍國主意絕對是錯誤的，我想歷
史上必須交代清楚。
問：
二十一世紀是語言的世紀，無論是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都很熱門的研究語言
，請問，您對語言的基本觀點是什麼？另外，許多小說流行用語言來作實驗，請
文您的觀點又是什麼？
答：
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我的學弟王禎和曾說：「文學就是把文字放在最恰當
的地方，每個字都放在最恰當的地方，就是文學。」這樣的解釋雖然簡單明瞭，
實際上卻非常不容易。有時候語言不是那麼理想，文學雖然是語言的藝術，但它
的內涵也十分重要。什麼是最好的語言很難說，我想形式和內容配合的最好的，
就是最好的語言。有時候語言很漂亮，內容卻空泛淺薄，只虛有其表；有時候語
言很拙，卻和內容配合的很好，就很有味道。所以這不太一定。而現在作家去實
驗語言，我想這是必有的現象，現在社會每個人都想有自己的風格，作家也想創
造自己的風格，而這種創造通常就會從語言開始。
問：
先恭喜您獲選為「經典三十」之首，請問在您心目中，經典書目為何？另外
請問您的荒島書目為何？
答：
經典唯一的標準應該是時間。過了一、兩百年還有人看，還有人會感動才叫
經典。這個經典三十可能還不算經典，可能還得在經過長時間的考驗。經典書目
隨時可以增加，之前所提到的書都可以算是經典。在我心目中，最偉大的東方小
說是《紅樓夢》，看了《紅樓夢》，你就懂得中國的人情事故。例如看著鳳姐對
上對下的功力，她絕對適合當行政院長。《紅樓夢》教你如何做人做事，絕對值
得細讀。而西方小說亦是，如《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書中呈現了基督的博愛，
讀了之後會對人性的缺點較為寬容。而荒島書目，我個人現在看的是杜甫，年輕
時候愛看李白，老了就愛看杜甫，在座的同學們還是先看李白吧！
問：
請問經由觀察而得到的印象，是在作家創作時心中就想表現出來的？或是作
者只是直覺的寫作，而讀者卻自行得到某些印象？另外作家在創作時，會不會期
待給讀者什麼樣的感覺？
答：
我想創作，不管文學、繪畫、音樂都一樣，都是潛意識的活動，如果刻意創
作大概很難有好作品。作家醞釀到某一程度，自然就會產生作品，而不會考慮讀
者的。作家會先想到自己，但寫完之後，會希望能找到知音，讀者能說出你心中
所想的，會十分高興。
問： 請問您對於「創作能療傷止痛」有何看法？
答：
屈原是中國文學中流人逐客的代表，文人在貶官流放後就寫文章，是一種傳
統，這也和我們戰亂特別多有關。另外，可能人在基本上，一出娘胎就等於流放
，所以即使不經戰亂的人，在心靈上也有這種感覺，也許人生來就有這種感覺。
問：
人性的終極關懷還得關懷生死的問題，《台北人》中生死掙扎、今昔對照是
很多人討論的問題，請問經過這麼漫長的時間，您對生死又有時麼看法？
答：
生死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事情，寫《台北人》的時候並不自覺會將現在的想
法寫出來，所以當時寫的是老人的心境，可是我現在卻對生命充滿了好奇，我想
我大概返老還童了。
問：
就新聞記者而言，寫東西心中要有讀者，文字必須老嫗能解，那麼您在寫作
時，心中有沒有特定的讀者群，或者說讀者越多越好？
答：
報導必須明白清楚且客觀。就我而言，並沒有想到是否要為特定讀者群創作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每一篇都有部依樣的風格，所以在創作時並沒有想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