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教授演講紀錄
日期:92年11月10日
講題:文學的北京
紀錄:第二組 陳妤諳 賴佩暄
梅家玲老師：
去年陳老師曾經到我們學校作客座教授，很受同學的好評，今天很高興能夠有機會請陳老師回到我們的課堂上，跟大家談一談跟我們課程主題相關的專題。我們這學期剛好講到有關城市與文學的專題，陳老師住在北京，最近一直致力於有關北京的研究，所以請他談一談有關於北京及北京的文學和文學的北京，我想這是非常精采的，所以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陳老師。
陳平原老師：
說非常精采，那是假的；去年我來這兒講課，那是真的。我之所以說假，是因為這一個月，疲於奔命，除了我們學校的講課以外，還出來開會，晚上很晚才回到家。到今天來這兒，其實沒有作很好的準備，不過這個問題在我們學校講過很多次，我今天試試看能不能講好一點。
首先，題目是文學的北京，為什麼選擇北京作我們的演講題目呢？現在旅遊很方便，我估計在座的同學有一些已到過北京。我到台北以後，最大的感覺是，上海對台北民眾的親和力，遠遠高於北京。很多人覺得上海很親近，而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把北京解釋為北平，說了一大堆，還有人問我，到底是北京大還是台北大？我告訴他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北京有一千三百萬人口，台北有三百萬人口，就總面積而言，台北大概等於北京的二十七分之一，那是因為包括北京後面郊區的縣，所以總的城市比較大。
最近我們在北京開北京都市想像文化記憶的討論會，剛好碰上了北京慶祝建都八百五十週年，在八百五十年前，決定建都北京，所以從那時候到現在為止，除掉二十多年，即公元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把北京改為北平，到四九年共產黨占領北平，建立政權改為北京，中間這二十三年，北京不是首都，其他時間都是首都。北京成了首都了以後，各方面的人都跑到北京來，政治家、經濟家、文學家都來了，因此必定留下一大批關於北京的文字記載和文學作品。我上學期到台北上課曾經問過同學，你們有沒有想一想，許地山的父親，當年考中進士，從台南到北京進京趕考，一路怎麼走過去的。我考察過，從我的家鄉潮州上京，要走兩個月，星夜兼程，中間的艱難辛苦，以及隨身攜帶的物品等等，像這類的問題，都留在當時北京文人墨客的記憶裡及詩文作品裡。所以「文學的北京」其實想說的是，從金代開始、元代、明代、清代、民國一直到今天，有八百五十年作為首都的北京，留在騷人墨的記憶裡，以及他們的文學作品裡。諸位讀書讀到關漢卿時，你們的老師都會告訴你們，他是元大都人，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地方，到目前為止，我們無法找到關漢卿跟北平直接的聯繫資料，除了知道他這一生大概是個大夫出身的家庭，其他一無所知。到明清以後這類的歷史文學資料會特別多，當我們把北京作為一個想像的都城時，這些資料就發揮很大作用。作為一個都城，由刀和劍建立起來的，那是政治的都城；由金子累起來的，是經濟的都城；由石頭造就的，是建築家的都城；由文字累起來的，就是文學家的都城。那個由文字累起來的都城，值得我們今天去彼此觸摸和進入。
我這學期開課，講到關於都市和文學時，特別提到《世紀末的維也納》，和班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講波德萊爾和巴黎；以及日本人寫中國的唐代的長安；跟法國人寫的一本有關於中國日常生活的書，描寫南宋都城──杭州的日常生活，當然更提到北京、上海，如趙園寫的《北京城與人》，如李歐梵寫的《上海摩登》等等。都市之於生活在都市裡的人而言，很大程度是靠文字幫助人的記載、記憶，因此若要進入歷史，文字和文學是很重要的途徑。我選「文學的北京」作為題目，不是想談文學北京中那些獨一無二的具體城市景觀，如故宮、天壇、長城、頤和園等，而想談文學家所共有的，並且是南方人感觸特別深的，北京的春夏秋冬。我找了幾篇文章，幫助我們進入北京的四季，同時也帶出一些問題。
第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周作人是1895年生到1967年去世，五四時期曾經以＜人的文學＞等作品引起很大的關注，可說是五四新文學的主將之一。二十年代以後，他開始不談文學，原因是：「我談什麼？我的特點是國文粗通，常識略具。」，而反過來批評當時的一般人缺乏常識、不通國文，這個要求其實是很高的。而這個要求落實在他作品裡，就是從1920年代初開始耕耘自己的園地，一直到去世，可說是現代中國最有名的小品文家，或者散文家、隨筆家。在我看來，雖來後來的很多人，像梁實秋、林語堂等人在散文這方面，都有不朽的成績，但要談二十世紀的中國散文，成績最大的相信是魯迅和周作人。談周作人，我想從幾篇文章談起，然後進入＜北平的春天＞。
第一篇文章是＜故鄉的野菜＞。周作人是浙江紹興人，在他中年以後不斷回憶故鄉──住在北京談論自己的南方的家鄉。文章裡有一段話，「我的故鄉不只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我在浙東（紹興）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南京是他唸書的地方），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周作人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年，南人而居北京而後談北京，然後把北京作為自己的家鄉來經營。對周作人而言，你是哪裡人，往往不是說你是哪裡出生的人，而是你的祖藉是哪裡。在現代社會，祖藉越來越不重要，居住地越來越重要，或者說在地的思考、在地的感情越來越重要。一個南方人生活在北京，他可能對北京產生的感情，比對家鄉更濃厚，所以周作人這句話，對於留學生這一代，特別值得關注。以前作文學史、文化史研究，經常會畫出南宋、北宋或者是明代、清代進士的分佈，藉以考察一個地方的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但在現代社會此法不通，因為中學以後學生們就開始到各地讀書了，現代社會裡，居住地對人的影響遠遠超過他的祖藉。引申發揮周作人＜故鄉的野菜＞的觀點，長居生活過的地方，會對它產生感情，然後它才是家鄉。再作引申，既是家鄉，對它的風土人情和歷史記憶，對它的文學想像，就有責任、有義務也有興趣去關注。在這個意義上，我這樣在南方長大的人，在北京生活了這麼多年，逐漸也對北京的風土人情，甚至它的歷史和文化產生興趣，所以我才作這樣的課題，即關於周作人的＜故鄉的野菜＞裡所提，關於人和故鄉及生活體驗的問題。
我想談的第二篇文章，也是周作人寫的，叫做＜北京的茶食＞。這篇文章寫於1929年，是說「在北京城裡面，住久了以後，貪口腹之慾，就希望吃點東西，但古老的北京城裡面，吃不到包含著歷史的、精煉的或頹廢的點心，是一大遺憾。北京的朋友你能告訴我，哪裡能找到好的點心嗎？」周作人這篇文章這麼開頭，而這個開頭後面，值得關注的是，他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貨色感到厭惡，很多傳統的食品，逐漸消失了，近代食品又如此粗糙，而風流享樂的事，是需要有傳統的，他則是頗迷信此傳統的。周作人在1929年寫這種文章，當時的左翼文人正在提倡革命文學，提倡血與火的文學，而周作人在北京城裡面，為找不到好吃的點心很苦悶，且點心不是好吃不好吃的問題，是有歷史的且精煉的並有一點頹廢的，點心裡體現出的安閒且豐腴的生活，這跟當時的上海的革命文學家相較，是很不同的另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在當時當然會引起很多人的反感。然後，周作人給自己作了一番辯解：我們於日常所必需的東西以外，還要一點無用的遊戲和享樂，生活才有意義。每個事情都講有用沒用，過於講求功利，這種生活沒有意思。所以無用的、遊戲的生活，或者是享樂的生活，才有意義。他舉了一個例子，比如我們看夕陽、看秋荷、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須的。生活上看花沒有任何意義，看落日更沒有意義，既不飽，也不是休息，更不能有實際的意義。表面談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物質，實際上對於歷史的、精煉的、頹廢的點心的要求，這種精緻的、閒適的生活趣味，是有其針對性的。第一，是晚清以後，我們相信科學、相信進步、相信西洋文明而帶來一系列的衝擊以後，生活確實在發展，但原來精緻的悠閒的生活卻失去了。第二，針對當年的左翼文學對革命的強調，對休閒的忽視，導致特別緊張的生活和情緒，這是他不太贊同的。第三，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這個論述過程中，周作人把文化精神和生活趣味兩者結合在一起。我們以前覺得精神性的東西不可能跟日常生活的東西，如點心，不可能有關係，可是周作人從點心的粗糙看出靈魂的粗糙、文化的粗糙，並不太以為然。我們承認，這跟日本文化有直接關係。日本對精緻的追求，有時候顯得有些「小資」。「小資」就是「小資產階級」，現在大陸常說，你這個人很「小資」，即不是特別有錢，但生活上過得比較優裕，又讀一點文學、聽一點音樂，而且水平不是很高，還要表現自己的高雅，不太高雅太粗俗的人不算「小資」，真正有文化的也不算「小資」。「小資」帶有炫耀自己的情調，他們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品味，特別喜歡說人家有沒有品味的人，大部分是「小資」。「小資」，變成一個評價的辭，當年在左翼文學興起的時候，這種「小資」的趣味是受到壓制的，人家在關心國家大事，你在關心點心好不好吃，你不覺得害羞嗎？在這氣氛下，京城裡文化人的這種趣味受到壓制和批評，在上海的代表是林語堂，而林語堂再往下就是梁實秋。可以說，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正代表三十年代文學的另外一種趣味，追求閒適、講求趣味，希望過精緻的而不是簡陋的生活，這種趣味在批判過於強調功利那一方面，有其積極意義。若能理解那些追求革命的激進青年的理想，那麼你會覺得這些人，已進入中年心態。林語堂曾說：「人一生好像過馬路一樣」過在馬路前，先看看左，過了中線再看看右，人的一生就是如此。若三十歲以前不激進，這個人沒意思，若四十歲以後還特別激進，那這個人挺可怕的。所以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在當年很多青年人都是看不起的，覺得他們只顧自己安逸的生活，雖然很有品味，但是太格局小了。可是過了幾十年、一個世紀以後，我們越來越感覺到，以前對於激進革命的想像，那種盲目的樂觀，可能也值得反省。周作人用精緻這個概念，來對待當時過於粗糙的靈魂和文化精神，是有其值得關注的，因此我引用兩個觀念：第一，關於我的家鄉的說法，我生活久了就是我的家鄉，我就必須關注它；第二，文化精神可以跟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口腹之慾可能上升到精神的層面。有了這兩個觀念，再來考慮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也就是＜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的文章很有特點，這特點必須是有比較多的文化支持的人，才能接受、欣賞的。有的文章是寫給中年人看的，有的是寫給少年人看的，如三毛的文章是寫給少年人、中學生看的，但是周作人中學生不會喜歡。為什麼？他文章裡的心態，包括文章的結構、表達方式，都體現這一點。題目是＜北平的春天＞，但一開始就說：「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經開始了，雖然我還不太覺得。」文章的最後一句話是：「北平雖幾乎沒有春天，我並無什麼不滿意，蓋吾以冬讀代春遊之樂久矣。」從文章結構來看，這是故意的、違背常理的。文章開頭說，北平的春天開始了，可是他自己春天的感覺是從少年時在紹興開始的，接下來說他少年在紹興的春天的感覺，再言春天其實非概念的美，而是一種官能的、直覺感官的美，必須直接用手、腳、鼻子、眼睛來領略，那才是真正的春天。根據少年的在紹興的掃墓、遊春的感覺，春天跟花木、河水有直接的聯繫。春天到了，花木蓬勃發展，加上遊春時見到的一汪清水，春天的感覺才來了。周作人接下來說的是，北平的春天不怎麼樣。雖然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對於春遊沒有任何經驗，妙峰山很熱鬧，但沒有去過，郊遊很好，但也沒去過。為什麼？北平缺乏水，而沒有水的城市，缺乏一種靈氣。北平是一個缺乏水的內陸城市，既不是在大江旁，也不是在大河邊。
當年北京大學在故宮旁邊，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全世界我走過那麼多大學，沒有一所大學抬頭就可以看到皇宮，而抬頭就可以看到皇宮，對學生們造成心理暗示，使得他們有強烈的政治抱負。當年北京大學從京師大學堂創校的時候，假如一開始就放在現在的燕京大學，現在的北大那個地方，遠離皇宮，學生們也許不會整天鬧學潮，而北京大學的學潮是非常有名的。我相信跟它自小的政治抱負，在窗外就可以看得見皇宮的視覺效果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老的北京大學，旁邊有一個地方，現在看不見了，叫「北和園」，當年有一條小水溝。劉半農寫了一篇題目叫＜北大河＞文章，理由就是，全世界著名的大學，要不就是有湖，要不就是有河，在湖和河旁邊的大學容易有靈氣，這跟一個大學必須有文學系、有藝術系是同樣的道理，這裡的人會充滿靈感，而北大沒有一條河在旁邊很可惜，就把旁邊的一條小水溝命名為「北大河」。後來隨著城市的擴展，要求填河，以後連這條河都沒有了。幸虧後來，北京大學搬到現在的圓明園旁邊的燕園，就是以前的燕京大學的舊址，此後北京大學有了一個「未名湖」，未名湖是北大的最大的風景。我去各國的大學，他們都告訴我，你們的校長很幽默，他說：我們北京大學「一塌糊塗」。他們的反應是，北大的校長這麼謙虛！我說：「不對，我們北京大學有一個塔，就是水塔，一個湖就是未名湖，加上一個圖書館還不錯，所以叫做『一塔湖圖』。」這個幽默講了太多以後，我到每個大學他們都告訴我，你們的校長都這麼講，你們「一塌糊塗」。但不管怎樣，有塔、有湖，有這樣的風景對於一個大學是非常重要的。
有水對於一個大學、對於一個城市都非常重要。北京沒有那麼多的水，因此北京的春天，似乎顯得不夠腴潤，也缺乏靈氣，因此在周作人看來，北京的春天，似乎沒有真正存在過，理由是北京春天剛到，但馬上夏天就來了，稍微不注意，北京春天就沒了。在冬天和夏天之間有一個春天，但這個春天不自覺的就會過去，故北京的春天似有若無，而這個感覺是他不以為然的，這跟南方的春天不一樣。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周作人的說法不對，正因為北京的春天容易過去，所以北京的人一定要遊春。我在南方長大的，我在南方讀了這麼多年書，沒有感覺到春遊的必要性，因為我在潮州，後來在廣州唸書，四季如春。以人說四季如春，我很高興，後來到了北方以後，我知道四季如春對人而言，不是好事情，因為沒有春天的感覺。所謂四季如春這個美，除了涼一點，熱一點之外，沒有什麼感覺。而北京冬天到春天的轉變，對一個南方人而言，會讓人驚心動魄。我第一次到北京是三月份，天氣很冷，因為那個時候沒有好的羊絨衣，所以我穿了一件很厚的軍大衣，下了火車站以後，特別冷，但在我住北京的幾天中，眼看著冰在解凍，眼看著從一棵光禿禿的樹，突然冒出了一枝芽，一點一點的，每天晚上都不一樣，日新月異，這種從無到有的、生命的感覺，讓人特別的感動，這是真正春天到來的感覺，如果在南方根本沒這種體驗。正因為北京的春天短，北京的春天來得不容易，所以才會有自古以來文人的遊春。春遊對南方人來說，不是很重要，除了掃墓，但對北方人特別的重要，正因此時，人們似乎突然間從冬眠中甦醒過來。
周作人慨嘆北方的水太少，花木不夠，因此有點感慨北京的春天來得太慌張了，此說我不贊同，正因為它短，才會珍惜它。但此說法背後隱藏的理念，如我剛才所提，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缺乏一種悠閒，生活、感覺、文化都太慌張了，就這個意義而言，北京的春天太慌張了，讓人覺得不夠腴潤，北京的春天水不夠，故此不夠腴潤。太慌張的是人的感覺，或者文化感覺，而「閒」不是一個普通的、金錢的概念，不是一種消費，它很大程度是一個心態，如張潮所言，「能閒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閒」。感慨的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在很危急的狀態中崛起，很急迫的往前走，走得太慌張了，而留下一個後遺症，即整個文化不夠厚實、不夠腴潤，但文化是需要時間、心態來養成的。在這種狀態下，周作人語意為，此種慌張的感覺，既是北平的春天的感覺，也是他所理解的整個中國人的文化心態，故他轉過來說，北平的春天沒什麼好的。但是北平好的是冬天，為什麼冬天好？北平的冬天跟他家鄉紹興的冬天凍得手腳生瘡，很不同，北平的冬天不苦寒，屋裡面燒著暖氣，很暖和，手不會凍僵，令人神清氣爽，所以特別適合讀書養氣。題目訂的是「北平的春天」，最後提到北平的冬天，且說北平的春天沒什麼好的，好的是可讀書的冬天，以冬讀代春遊。而整個生活太慌張，缺乏腴潤，周作人既是在說氣候，也是在說文化，或者是一個時代的文化風氣。
第三篇我想說是，郁達夫的文章＜故都的秋＞。郁達夫生於1898年，1945年在蘇門答臘被日本憲兵殺害。郁達夫是五四時期的著名小說家，三十年代以後到南洋、新加坡，抗戰時期日本人打進來以後，從新加坡又轉到印尼的蘇門答臘，在當地改名換姓，進入一個酒廠工作。後來他們那裡的人跟日本憲兵吵架，因日本憲兵不講理，他挺身而出，用日語和人交談，便暴露身份，因人覺其非一般酒廠的員工，故此沒有抓他，日本憲兵隊長跟他關係很好。日本宣佈投降以後，日本憲兵把他殺了，因為他知道的事太多了，且早就知道他是郁達夫了，所以憲兵隊長才不斷的跟他打交道、稱兄道弟。郁達夫是一個留學日本的小說家，早年的小說＜沈淪＞等，曾是五四那一代年輕人很重要的啟蒙讀物，尤其是小說中病態的美，與感傷的情調，讓當時剛覺醒的年輕人特別受震撼。三十年代以後，郁達夫開始轉變，代表的小說＜遲桂花＞，特別讚美天然的、健全的、率真的女性；另一代表是開始轉寫遊記、寫舊體詩詞，郁達夫可說是二十世舊體詩詞寫得最好的中國文人，起碼是之一。
郁達夫早年在北平生活，後來回老家杭州生活，在1934年寫了＜故都的秋＞。在＜故都的秋＞寫作之後兩年（1936年），他寫了＜北平的四季＞，其中特別強調一點，和周作人所言相同，北平的春天來得太匆忙了，並主要以「北方生活的偉大的悠閒」來做文章。「北方生活的偉大的悠閒」既是說，北方生活到了冬天特別適合於讀書寫靜，特別適合於追思閒聊等等，同時也寫到北方下雪的感覺。大雪時晴以後突然間出門，會覺得整個天地為之一寬、神精為之一爽，此時騎驢出發訪友，感覺特別好。文章描寫的是北平春天的短暫、北平冬天的悠閒，下雪時的優美，以及洪水般的新綠。
在北平景山上看下去，可見到如洪水般的新綠，此因北平的四合院不同於其他建築，其中往往種些樹，柿子樹、棗樹、或槐樹等等，而四合院裡種的樹，使得北平到了夏天，便籠罩在綠色的綠蔭中，看不見屋頂。據說三十年代，此是據說，並非真實，在景山上看過去，看不到屋頂，除了皇宮的金黃，其他全都被綠樹所掩蓋，因皇宮中沒有四合院種樹的傳統，而鄰近的四合院都種了樹。三十年代很多人提到北平的四合院裡面的樹木，因為到國外以後，回過頭來看，四合院中的樹木把田野帶回家裡，加上屋裡大魚缸中的金魚、小荷，這樣的感覺，等於把山水、把大自然帶到自己的身邊來生活。但是這是一九二○年代的北平，現在的北平，四合院以及四合院的漫山遍野的綠，像洪水一般的綠，現在正迅速的退去。北平的四合院的消失，是今天中國文化人悲痛的題目。
北京於五十年代，國共兩黨的紛爭，在圍城方面達成妥協，沒有打成，共產黨入城，整個古城保留下來，沒有受到破壞。從文化人的角度而言，特別希望古城保留下來。古城保留下來後，五十年代，因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追求工業化，為此，北平拆的問題城牆，在五十年代曾有很大的論爭，最後沒辦法，還是拆掉了。拆了城牆後，六十年代為了交通發展拆牌樓。近八十年代以後，北京力圖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現代化迅速推近，政府以及房地產商共同努力，把四合院一片一片地夷為平地，蓋起很多高樓大廈。今天的北京每年都有改變，從政府的角度來說，誇獎我們的發展速度之快，北京像攤大餅一樣的往外發展，但這種建設規模，導致了一個很大的壓力，即大家都到城中心來生活。在古都的文物保護方面，我們修復了元大都的遺址，但另一方面，活著的傳統，正在迅速的消亡。比如四合院，直至今日，我們在保護四合院方面，政府和民間經過很長時間的爭論，至今年的上半年，終於確定的定了一個法規保護四合院。其實台北也有這個問題，我上回來這兒講學的時候也到處去找你們的舊房子，大部分也都沒了，而且，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城門又在高速公路旁邊。令人難受的是，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隨著現代化的過程，在絕大部分的城市都被迅速的揚棄了。為了補救這一點，一方面我們會用文化人集合各種各樣的力量力圖保護北京的四合院，另一方面，我們會提前幾年進入北京學的研究。這我原本我退休了以後再做，但我最幾年開始帶著學生做，理由很簡單，北京的變化之快，會使得十年後的北京，老北京差不多就退去了，十年後北京的學生們，想做北京研究，想了解舊北京，必須到博物館裡面去。今天在城市裡面還能看得見老北京的各種面影，還能看得見石墩、看得見牌樓、看得見四合院，再過十年、二十年，就只能到博物館裡面看北京了。所以我要求我的學生們除了上課以外，培養一個業餘的興趣，就是帶上相機，大街小巷去遊蕩，即使將來不做北京研究，也留下了正在迅速轉形的古城的感想和感覺，這種感覺以後必須讀很多很多書才能體會，而今天卻能夠直接生活在裡面。
＜北平的四季＞裡談到，秋高氣爽的北平，可能是一年四季最好的季節，這一點，我相信很多去旅遊的人都能意識得到。秋天，在郁達夫筆下的＜故都的秋天＞，被賦予了很多意義。故都，是因為1927年以後，國民政府移都南京以後，北平變成故都了。郁達夫的＜故都的秋＞，一開始就說：「秋天，不論在什麼地方秋天，總是好的；可是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這麼說是因為過去沒有污染，現在有污染。早年的留學生回來以後，留戀北京經常說「走遍全世界，空氣最好的是北京」，可是北京人現在再也不敢這麼說了。北京的沙塵暴，之前十年折騰個死去活來，今年不知是天意還是怎麼回事，基本上沒有沙塵暴，希望以後逐漸減少。歐洲的空氣污染已經治理了，因而他們的天是藍的，現在北京的天大部分是灰的，但這幾年我承認政府還是做了一些事情，如，以前北京的冬天燒煤，所以城裡面特別的有一股燒焦的味道，現在改進了，大多用天然氣；另外，以前北京裡有很多工廠，現在四環路附近的工廠全拆了，移到外面去等等，因此北京的天空比以前藍了很多。當初的二十年代文化人所言，遊歐歸來覺得北京的天空特別藍，現在反而是歐洲的天藍了，北京的天不太藍，現在正努力變藍，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但更讓我關注的是，北京的秋天為什麼從作家來看有一種特別悲涼的感覺。
郁達夫說，不逢北國之秋，已將近十餘年了。在南方每年到到秋天，總是會想到陶然亭的蘆花，釣魚台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鍾聲……等等。在北京即使不出門，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來住著，都能夠聽得見、看得見秋天的聲影，這種感覺非常好。北京的春天好，北京的秋天更好。北京秋天裡的槐樹，特別讓人想到秋天的感覺。北京的槐樹有兩種，一種是楚槐，一種是洋槐，洋槐移植到北京大概只有一百年的歷史，以前楚槐沒像它那麼漂亮。無論如何，北京秋天的槐樹、秋蟬，都特別讓人懷想，因為北京整個城裡都長著樹，屋子要低，所以無論走到哪裡，都看得見樹木也聽得見蟲鳴，而這使得家家戶戶都像生活在農村一樣，既是都市也是農村。這個感覺是老北京給人家的最好的感覺。中國文人喜歡居住在城市，懷想著鄉村。城市生活有許多便利，而鄉村裡的山水、恬靜趣味，跟中國文人的趣味比較接近。今天台北的年輕一代特別欣賞上海的感覺，但是二十年代、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北京的人、外地的人對上海的印象都不好。因為中國人還處在一個從鄉土社會向都市社會轉變的過程，對於過於城市化的生活節奏，覺得有特別強的壓迫感，而喜歡較空曠的、較悠閒的生活。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的文人，對城市生活有一種抗拒，因都市生存空間的狹隘，令人感覺不舒服，而回過頭來懷念鄉村的空曠、幽靜，這樣的情況下，北平會成為他們的首選。二、三十年代很多文人寫文章，都認為到了上海以後，特別感覺到北京的好。今天我相信很多人不會這麼說，但那時很多人如此認為，是因為北京不只是城市也是鄉村，其實這正是北京的現代化不如上海的原因，迄今北京的都市化仍不如上海，這其中有這麼一種抗拒的心理。
另外，北京的鄉村特色，與四合院有關。四合院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山水、自然納入自己的家門口，這種自然體現在北京的四合院裡的槐樹、棗樹和柿子樹。我對北京的洋槐、棗樹這兩種樹有特別的印象。魯迅寫了一篇散文叫＜秋夜＞，其中提及「我的院子裡面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外一棵也是棗樹。」棗樹可以是北平或北方的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樹，但更好的是富視覺美的柿子樹。在四合院裡，到了秋天，尤其到了冬天，所有的葉子都落了，在四合院灰色的牆、灰色的屋頂，偶爾屋頂上還有一些茅草之間，所有葉子皆已落盡的柿子樹，滿樹掛了紅紅的柿子，這在視覺上造成的效果，相信所有的人都會留下特別深的印象。
郁達夫談了北京的秋天如何好以後，回過頭來談為什麼北京的秋天好的緣故，很大程度是北京的秋天有一種不能自己體味的深情。本來秋之於天，秋之於人就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北京秋天尤其如此，在引入歐陽脩的＜秋聲賦＞、蘇東坡的＜赤壁賦＞等等之後，對秋的感覺更有體會。在文中又提到，南國之秋也有它特異的地方，如揚州的明月，杭州錢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涼霧、荔枝灣的殘荷等等，每個地方秋天都是好的。但郁達夫認為，在所有好的秋天裡，北京的秋天，北方的秋天，尤其值得人懷念。文章最後用了一句，充滿郁達夫的道地的神采，「這北國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話，我願把我壽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這有點誇張，或者，回到了郁達夫浪漫詩人的那種略帶感傷，說話有點誇張，且生活在自己的幻想裡，把小說當人寫，把人當小說寫的那種感覺裡了，但是我相信他是很真誠的在表達他對故都之秋的懷想。談過北京的秋天、春天，接下來我想談的是北京的夏天。
張恨水生於1895年，1967年去世，我們以前稱之為鴛湖作家，可說是位通俗小說的大家。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小說史上，有兩位通俗小說家必須給予認真的看待，一位是活躍在三、四十年代的張恨水，一位是活躍在六、七十年代的金庸。這兩個人一個以都市言情為主，一個以武俠小說為主，代表了通俗小說文類在二十世紀的最高成就。張恨水寫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等等長篇小說，其中的《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和《啼笑因緣》好像近年又拍成電視連續劇，我估計又會引起很多人的關注。張恨水的小說，尤其早年所作者，有點模仿《紅樓夢》、巴金的《家》，講的是京城裡豪門貴族的家庭恩怨，而作為一個通俗小說家，在言情之外加都市，是一個很大的特點，故在他的小說裡，有關於北京日常生活的各種場景的詳細的描寫。假如想要了解風土人情，那麼先峰派的作家不合適，通俗小說家合適，因為越是通俗小說家，他們越注意當時當地日常生活的細節；越是先峰派的作家，越關注人的靈魂內心深處的掙扎，越對當下的日常生活不太關注。所以我們能說，張恨水之於北京，老舍之於北京，但我們不能說實驗性太強的小說家之於某個城市，如我們不能說魯迅之於紹興，因魯迅沒有多少小說寫紹興，魯迅的小說地方色彩不強。很多大的小說家，人類的色彩更多一點，地方的、國家的、民族的色彩不太強，反而是通俗小說家，會特別關注這些。故假如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考慮，通俗小說家很可能值得特別關注。正因如此，談張恨水，我們會特別關注他所寫的北平的日常生活。當年很多人便注意到張恨水對北平的關注，甚至於三十年代中期，馬芷庠編了一本《北平旅遊指南》，即由張恨水審定。《北平旅遊指南》提供了各種資訊，小至火車票的價格，大至各種妓院的位置，甚至包括大學的歷史等等，這些資訊對當時的遊客來說特別重要，是一本有文化品味的旅遊指南。
張恨水，這個對北平有特殊興趣的文人，寫了一篇散文叫＜五月的北平＞，其中第一句話即是，「能夠代表東方建築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難找第二處了。」東方建築的美感，體現在城墻、四合院，也體現在皇宮。可是張恨水筆調一轉，沒寫城墻、宮殿，而寫四合院，即百姓的日常生活。寫北平的四合院，尤其講的是中人之家，院子裡的花果扶疏，這種處處都是都市裡的自然的感覺，對於一個大城市而言，確實很難找到，這是北京不同於其他大都市的一個很重要的緣故，所以張恨水專以北京的四合院為切入點。五月正是綠蔭滿地的季節，所以五月的北京裡的槐樹、棗樹等等，會令人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文章在談過北平的五月後，再言及北平五月的翠綠、幽深以及胡同等等，會讓人留下特別美好的記憶，因此可以這麼說，盛平年代，北平是全世界最悠閒、最舒適的城市。在追求現代化的年代，很難想像北平的落後，會成為一個最悠閒、最舒適的城市，可是現在我們能夠逐漸理解，那一代文人，為什麼會特別欣賞一個現代化程度不太高的都市裡的悠閒和舒適，人和自然如何生活，人和自然如何對話。說過了北平的夏天的綠，以及北平的舒適和悠閒以後，文章一轉，回憶起＜阿房宮賦＞：「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同樣的，北平也面臨這個狀態。文章寫於1948年，正當圍城之時，即共產黨的軍隊和國民黨的軍隊在北平周圍嚴陣以待，準備大仗一出之計的時候，所以這篇文章其實是很有感慨的，作者懷念北平這麼一座城市，會不會一旦毀於一仗，故此才懷想起＜阿房宮賦＞。
關於張恨水作為通俗小說家所表達的那種北平的日常生活，有興趣的同學應該看一看他的《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其中有大量的關於北京的具體生活場景的描寫，甚至諸位讀了那些小說以後再來北京旅行，會特別有收獲。有兩個人可以特別作為北平旅遊導遊，一個是老舍，一個是張恨水。
最後一篇文章，我想談的是鄭雲鄉的＜未名湖濱＞。我相信我講到周作人和郁達夫和張恨水的時候，大部分的同學會稍微對他們有所了解，而鄭雲鄉，我估計絕大部分的人不知道，這不奇怪，因為他不是一個作家，他是一個文化人，或者學者。這位先生祖藉是山西人，但是寄藉在北京，194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五十年代以後到上海工作，寫了許多關於北京的書，像《北京的四合院》，像《紅樓風俗譚》，《北京的風物》，《增補燕京鄉土記》，以及《文化古城舊事》，這篇文章就是出自這本書。《文化古城舊事》是他晚年寫的一本書，所謂文化古城的意思是，在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後，北京變成一個文化城，此後的生活狀態發生很大的變化。我專門選了這篇＜未名湖濱＞，目的是想談北京的冬天。
「九九消寒圖」在我唸書之時，已經沒有了，但二十年代存在。在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關於「九九」這個說法，如九九的節日、九九歌有很多，而關於「九九」這個習俗，在《荊楚歲時記》裡已有記載。「九九消寒圖」於《帝京景物略》便已被記載，其中說明它先存於當年北京的皇城，後來流傳到文化人之間。「九九消寒圖」，就是立冬時，畫一枝梅花，上有九九八十一瓣，每天起來用色彩染一瓣，等到九九八十一天染完，變成一枝艷麗的臘梅時，冬天就過去了。「九九消寒圖」是一種帶有遊戲性質，又兼記載氣候變化的一種風雅的遊戲，這在《帝京景物略》或其他的書籍中都有記載。
再談北京另外一個生活側面，就是滑冰。現今能夠找得到記載顯示，最早玩起冰上娛樂的是皇宮。皇宮大概自清代始，便盛行一種滑冰的比賽，而這比賽是為了表演給皇帝看的。皇帝在冬天北京結冰以後，便舉行這種娛樂活動，由宮中的太監、禁衛表演滑冰給皇上看，到了晚清以後才開始引入西方的滑冰技術和工具。從表演給皇帝欣賞，變成一種自娛自樂的形式以後，便有了現在所謂的滑冰。滑冰的習俗大概是晚清以後，首先在大學裡面興起的。北京冬天學生最好滑冰的地方，就是北京大學裡的未名湖。未名湖的滑冰在二、三十年代是最有名的，至今大學校園裡，滑冰場也可能以北京大學的未名湖滑冰場最為有名，或是最合適的溜冰場所。溜冰不只是溜冰人有樂趣，看溜冰的人同樣其樂無窮，因此很多人在冬天的時候，會在未名湖邊觀賞滑冰。在滑冰場中，會滑的人當然很得意，不會滑的人在那裡不斷的摔跤，可能引起很大的樂趣。未名湖邊的滑冰場之所以讓人懷念，是因為在滑冰場中可以看得見西山的雪影，同時滑冰的人都是學生和年輕的教師，在校園裡構成很好的風景。無論如何，滑冰對於北京的生活而言，都是一個特別值得令人記憶的故事。
北京有很多值得談的，我挑了幾個人筆下的春夏秋冬來談，回過頭來再從文學角度略說幾句話。張恨水是長篇小說家，郁達夫是短篇小說家，周作人是散文家，鄧雲鄉是學者，所謂春夏秋冬，其實是不同的文人和學者用文字所構建起來的北平的四季。而我所選的是一個在北京的歷史上很特定的時代，大約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三、四十年代的北京的春夏秋冬。
周作人作為一個散文家，觸及北平背後很多文化理想的東西，不只是純粹的風景和北京的春天、冬天。他說北京的春天如此的匆忙，使得北京人生活的感覺不夠優雅、不夠腴潤，這是一個散文家加上隨筆，或學者的眼光，談春天但不完全只談春天，有很大程度是一種對文化理想的闡發。
郁達夫談故都的秋，作為一個短篇小說家，郁達夫的文章中有他本身的浪漫色彩。記得郁達夫曾經說過，有人曾說他的詩比他的小說好，他的文章比他的詩好，他的畫比他的文好，他的人比他的一切都好，這是浪漫派文人的特點。我自己對郁達夫的感覺是，郁達夫的小說最有名，郁達夫的散文比他小說寫得好，郁達夫的舊體詩寫得比他的散文還好，然後郁達夫這個人比他的文章還可愛。這樣的人特別敏感，特別容易感傷，也特別容易煽情。他的文章一方面特別敏感，一方面有點過度，表達的時候老是有點「過」，而＜故都的秋＞是這樣的一個短篇小說家，一個敏感的文人的秋天。
張恨水是一位長篇小說家，且是通俗小說家，他談都城、講四季，都帶有文化介紹的味道。通俗小說家，反而比先峰派的作家有更多文化史的眼光，介紹風土人情是他們一種偉大的特長，所以他會告訴你洋槐是五十年前才移到中國來的。郁達夫就不管這些，只談眼前的楊槐讓他如何感動，而張恨文則有一些文化的知識在文章中。
最後鄭雲鄉的＜未名湖濱＞不是一篇美文，而是一篇文化史的短記，或小文，而他的《文化古城舊事》其實是一本以隨筆寫的著作。像鄭雲鄉這樣一位有文采的學者，其寫作旁徵博引，介紹很多相關的知識。假如大家對城市有興趣，不能只讀作家的作品，必須讀學者的，或者是有文采的學者的著作。有這層感觸是因為，前年我到倫敦，去劍橋大學訪問之前，我先讀一些文章，找了七、八個人的作品，最後找了兩個人作代表，其一是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等詩文。到了那裡跟他們的漢學教授一說，他們告訴我徐志摩給他們招來了很多的旅遊者。很多大陸的，台灣的、香港的中國人，都因為＜再別康橋＞到康河邊漫步，在中國人的世界裡康河之所以有名，徐志摩的詩有絕大的關係。但由於我自己對歷史文化的趣味，讀了＜再別康橋＞以及徐志摩所寫的文，發現它不能夠當旅遊指南。因為它除了描寫一條康河之餘，基本上談的是自己如何感動，而沒有任何具體的歷史、地理、人物，就只知道徐志摩躺在康河邊，看著天上的藍天白雲，馳騁想像，這只是一個詩人寫的大學。至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和國防學院的區別，他沒說，三一學院的課堂怎麼樣、那個大教堂有什麼特別之處，所有劍橋大學著名的旅遊景點，除了康河上在划船以外，在他的作品完全都沒觸及到。故此我讀了另外一個人──蕭乾的作品。蕭乾是著名的小說家，也是著名的記者，是二次大戰時，唯一堅持在倫敦報導英國人如何反抗德國的名記者。他當記者之前，曾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作碩士論文，所以他八十年代重返劍橋大學寫了一篇＜負笈劍橋＞，那篇文章給了我很多知識，因為他自己在劍橋的時候是讀書的。而徐志摩在劍橋沒讀書，整天胡思亂想，從他的日記可看出，他根本就沒修什麼課，所以對於課程、學校、建築、歷史名勝全都沒談到。但是這位先生在劍橋大學是有修過課的，且本來就是記者，因此特別關注這方面的事物，所以他寫的回憶錄特別適合於當旅遊指南。假如諸位到一個地方去訪問，作功課的時候，同時最好準備兩種資料，一種是詩人散文家小說家的文學家的城市，一種就是學者的城市，這兩者拼合在一起，才能對這個城市的前世今生以及它的精神佈置有所領會，這樣才能進入那座城市。也正因如此，我特地挑了一篇學者的著作，目的在告訴你們，也許我們將來讀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維也納、柏林，必須把這兩種人所寫的關於城市的前世今生的故事併合在一起，你才對該城市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今天我借著春夏秋冬，介紹一座城市。雖然我不是北京的旅遊局局長，但我還是歡迎諸位有空到北京，到「一塌糊塗」的北大走一走，我們會歡迎諸位，謝謝大家。
梅家玲老師：
真的非常的謝謝陳平原老師帶給我們這麼精采的演講，特別是他今天提到的幾篇文章裡面，包括＜北京的茶食＞以及＜北平的四季＞，這其實都是我們教材裡有選的文章。經過陳老師的說解，再加上他今天又給各位另外新增加了四篇有關北京的文章，相信一定使大家對北京以及跟北京相關的文學作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今天這個機會非常難得，陳老師在這裡，而我們的同學很多也分別都讀過跟北京或者是京派文學有關的文章，當然更讀過陳老師的許多著作，像我們的課程前一個單元「觸摸歷史，進入五四」所用的絕大部分的材料，其實是都是來自陳老師的著作，以及陳老師跟夏老師所編的史料、典籍，所以我想在今天這樣的一個難得的機會裡，若我們同學有什麼的問題，可以藉機跟陳老師請教，我相信陳老師一定很樂意跟大家有一些對話和一些意見上的交流。同學有問題的話，請儘量提出來。有同學要提問嗎？
同學提問（顧明和）：
我想請問的是，老師以春夏秋冬來作為切入點，而北京在北方的大陸性氣候下，它的春夏秋冬四季非常鮮明，每一個季節的劇烈變換，卻養成了北京的居民或者是北京的文人對於一種寧靜的、緩慢的、緩和的，或者是回溯過去的盼望，就像周作人明明是要寫北京的春天，可是他的目光卻投向北京的冬天，養成這種性格。相對於上海那種南方四季比較不鮮明，卻養出一種騷動、期盼變化的性格，不知道老師對於這個差異感覺如何？
陳平原老師：
從風土和人情的角度來考慮的話，照道理北京的四季變化這麼強烈，但為何這兒的人反而比較平靜；上海的四季變化沒這麼強烈，反而有騷動的感覺，其實這不是氣候的問題，而是現代社會和前現代社會的一些區別。北京現在也變得騷動不安起來了，所以氣候沒有多少區別或聯繫。若說有聯繫的話，其實是北京人對於順乎自然的感覺，即生命節奏的變化，什麼時候該靜、該動，什麼時候該激烈、該悠閒，這樣節奏的變化，會有比較多的講究，我覺得這一點跟四季分明有比較大的關係，也就是順應自然，春種秋收冬藏諸如此類的，這跟中國古代的舊社會有比較大的關係，這一點我相信是有關係。至於騷動和不騷動，我覺得主要是現代社會和前現代社會的經濟活動不同所帶動起來的，跟氣候的關係不是很大。
同學提問（陳姿安）：
我想請問一下，老師剛剛提到文學的北京，那老師覺得文學的北京和現實的北京有沒有什麼相同和相異的地方？
陳平原老師：
文學的北京和現實的北京，當然有很大的區別。文學家對於城市的表述是單面向的，不給這個城市作一種全面的總結，而也許是一種想像的、幻想的，也許是基於一種自己文化立場的批判的。比如，同樣是三十年代，談到北京，周作人等人會特別欣賞北京的悠閒，但魯迅等人會特別批判北京人的悠閒；同樣說悠閒，一種特別能體會大自然的韻律和節奏，把忙和閒處理得很好，有很有品味的生活方式，但另外一種，會認為強調悠閒本身是一種消極，或是墮落，或者是缺乏進取精神。同樣是悠閒的北平，可以有很多種解讀的辦法，這在作品中會體現出來。如曹禺的《北京人》，前面有一些說明，其中把北京人秋天看黃月，冬天圍爐、吹牛，夏天駕著牛等等，歸類為「北京人沒幹正經事」，《北京人》整部劇本裡對八旗子弟遺風的批判非常嚴格。老舍的《四世同堂》裡，也有這一類的批判，所以同樣是文學的北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解讀辦法，我相信文學家只是基於他自己一時一地的立場發言的。
同學提問（陳彥碩）：
請問一下，您剛剛介紹了很多有名的散文家、小說家還有學者對北京的一些感懷還有想法，那您自己對北京這樣的城市有什麼樣的情懷呢？您是怎麼跟北京結緣的？還有剛剛您提到您跟夏老師是在北京認識的，夏老師跟您比起來，算是比較道地的北京人，您跟她對北京的感覺是否有差異？
陳平原老師：
先說我為什麼喜歡北京。我是在南方長大的，上北京已經二十多歲了，我喜歡北京，最初是因為它的歷史、文化層面。因為覺得北京的文化深厚，那裡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書籍，和很多學術話題可以討論，所以剛開始從學術角度切入的比較多。廣州人不太願意上北京的，以前，北京的生活較艱難，現在好多了。我剛到北京的時候，我們剛結婚，然後買一種淡水魚，我問魚販，魚是死的是活的，被嘲笑一通：「你見過活的魚呀！」廣州當然是見過活的魚，而且我們買魚都分買中間一段和前面一段，買魚頭還是魚尾價錢是不同的。然後我想買鯉魚，我說我要一條公的鯉魚，那個魚販認為我在羞辱他。廣州人是把魚分公和母的，因為公的鯉魚和母的鯉魚吃起來不同。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剛到北京的時候，北京的生活是比較艱難的，現在當然好多了。當時之所以要到北京，基本上是因為學術文化的考量，那個時候年輕，沒有考慮多少生活的問題。
我應該承認北京的生活，尤其是北京的冬天，比南方舒服。我到這裡以後，一些跟我同齡的台灣的朋友們，尤其是女性朋友們，告訴我她們不敢冬天到北京去，一聽說零下的溫度，她們覺得挺可怕，其實北京的冬天比南方舒服多了。原因是什麼呢？北京是內陸性氣候，所謂零下幾度，因為水氣不多所以不冷，在冬天一般情況下，我穿一件毛衣、一件大衣，這樣子出門就沒問題了，屋裡面有暖氣，特別舒服。我的家鄉潮州，到了冬天，如果下雨的話，那個陰冷是從骨子裡面往外冒的，北京的冷是從外面往裡面，所以北京基本上可以禦寒，在我的家鄉潮州很難禦寒，因為冷是從裡往外走的。我到這兒以後感覺到，可能鄰海地區都會有這個問題，因水氣多，所以雖然溫度不是很低，還沒到零度，但已經感覺非常冷了。所以生活上我覺得北京很可能還比南方更舒服一點，除了空氣污染之外，其他的都不錯。
至於說我和夏曉虹兩個人對於北京的感覺有什麼區別，因為我是外來的，所以我感覺比她靈敏。生活在當地的人，反而不會特別想了解這個城市，除非有興趣。夏曉虹是北京出生長大的，而且在北大當教授這麼多年，她不研究北京，我一個外地的人反而來研究北京，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因為我想了解這座城市，所以我會儘量的閱讀文獻、參觀博物館，出去走走等等，所以現在對北京的熟悉程度，我可能超過她，不只歷史文獻，連認路都比她強。所以我相信你們這裡由台南來，在台北居住的，很可能會對這座城市的興趣，超過本地的人，會有這個狀態。
同學提問（陳妤諳）：
在現代化過程中，北京有許多建築都被拆除，請問一下老師對此有什麼感想。另外，文學作品中常出現許多特殊的景點，比如琉璃場、北海公園，這些景點在作品中有沒有一些特殊義涵或情感在？想請教一下老師，謝謝。
陳平原老師：
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實不只北京，所有的城市都面臨這個困境，就是舊的建築物會遭到很大的損壞，對這個問題，我的心情很矛盾，從文人的角度而言，會特別希望它能保留下來。但如果你生活在北京裡面，尤其是生活在四合院裡面，你可能會有所感嘆，希望搬家。為什麼？北京的四合院已經不是一百年以前的四合院，四合院變成大雜院，很多人住進去，人口越來越多，四合院不再是悠閒的地方，中間又蓋了許多小房子，四合院已經不像四合院。過去的四合院沒有下水道，沒有自來水，沒有天然氣管，必須自己燒煤，燒煤一不小心很容易中毒，燒煤的煙從屋裡出去，晚上自己還得添煤，不能讓火滅，諸如此類的生活不便，使得當地居民很可能希望搬出四合院。有一個說法主張，四合院是文化遺產，我們必須保護，但四合院裡的人，我們更應該保護。假如四合院現在開始拆遷，出現了很多問題，大家批評，但改造四合院問題也不少。若選擇在現有的狀態下，恢復四合院的原貌，加裝許多現代化的設備：沖水馬桶、天然氣，安裝上下水道，改造了以後，讓居民再重新搬回來，但此時四合院的價格，遠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四合院的居民，在四合院改造以後，住不進四合院；改造好的四合院，反而是有錢人才能住的。如此一來，將來有一天，北京的市中心住了一批五湖四海的人，而真正的北京人反而都住到郊外去了。把四合院改造成為要保存的古蹟，讓它適合於現代人的生活需求，所花的費用，遠比拆遷蓋樓房要貴得多，因此古蹟改造完，居民回遷，發現很多按照原來條件的居民，沒辦法回來居住，他們在此地居住了世世代代，可是改造完的四合院卻不是他們的經濟能力所能承受的。現代化過程中，所有的國家都面臨了類似問題。我們要以一個通達的見解，跟政府不斷地謀合，達成一種妥協，除了保護四合院，還希望保護四合院裡的人，不要將來保護到最後，四合院變成了觀光地，變成各省各地的新貴，或外國友人居住的地方，然後北京人反而得離開北京，搬到郊外，這不是改造的目的。保護四合院，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什剎海旁的四合院，改造過以後，連什剎海的周圍都是燈紅酒綠，很有品味，現在的「小資」想旅遊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什剎海的周圍。改造好的四合院，改造好的各種小酒館，在那裡走，分不清身在維也納還是在巴黎，很優雅很悠閒，各種外國招牌充斥各處。這種改造，增加了城市的景點，但對城市中的居民而言，我覺得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此要找到什麼樣的辦法，既保護北京四合院，也保護北京普通人的生活，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關於第二個問題，有很多北京的小說、散文都提及琉璃場、圓明園、頤和園、景山等等景點，但小說家寫這些東西的時候，往往是出於他小說家的塑造人物等等的需要，不見得會特別用心去經營它。但是八十年代的那些作家們所寫的京派小說、京味小說，有時候會故意經營這些東西，是值得我們去閱讀的。
同學提問（賴佩暄）：
老師您剛有提到京派文學，一般我們對京派文學的界定都是在二○年代到三○年代作家的作品，有些人可能覺得這種定義太過狹隘，那您對於京派文學或京派作家的定義，有沒有一個新的定界或是展望？三○年代之後，京派文學相較於海派文學好像不太發展，那您對於現代大陸當代的一些具有京味的作家的看法怎麼樣？
陳平原老師：
京派其實是相對於海派才提出的，在此之前，我們沒有把在北京生活的作家命名為京派。海派的範圍一般不作延伸，如王安憶不算海派作家，而把王安憶歸類為上海作家，海派作家指的是三○年代的那一批作家。為什麼不延伸？因為文學史上概念越大，內涵就越模糊。假如凡是在上海生存的作家，都算是海派作家，那麼海派的這個概念就會失去它的意義，將來就變成一個地域性的文化，生活在這地域的作家就叫做海派作家，那樣不太合適。至於八○年代以後許多北京的作家寫的有關於北京的作品，我們不將其歸為京派作家，而稱京味作家。京味作家大部分懷想舊北京，有一種懷舊的情調，有北京話，有北京平民的智慧，還有北京平民說話油腔滑調的「油」，這跟另外一種類型的作家，如王朔，不一樣，因為北京有新北京和舊北京之分，而王朔的小說寫的是新北京的「大院」。「眷村」那個概念，特別像北京的「大院」。北京除了一般平民居住的四合院以外，還有「大院」，這是在一九五○年代以後，共產黨建都北京以後出現的。大院是政府機關或者一個部隊和其家屬生活居住的地方，可算是一個小社會。大院的孩子不同於四合院的孩子，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文化，在大院裡面不講北京話，講的是五湖四海的普通話，他們的父母在這機關裡面工作，他們對北京的下層生活沒有任何體驗。王朔的小說，如＜陽光燦爛的日子＞、＜希望＞、＜渴望＞等，沒有任何舊北京的味道，跟老舍的小說完全不一樣，老舍的小說是四合院的北京，王朔的小說是軍隊大院，或是機關大院的北京。同樣是北京人，有人講北京話，有人不講北京話。像夏曉虹教授，她不會講北京話，因為她是有文化性質的、各種文化單位包括學校的，大院裡的孩子，和政府機關裡的各個國務院、部委機關的大院與軍隊的大院的孩子，完全不一樣。這些大院出身的作家，各自游離於北京百姓的日常平民生活，所以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其實跟舊北京、跟老舍、張恨水他們的北京沒有多少關係。雖然生活在北京，但是他們不是道道地地的北京人，這一批新北京，或者帶有更強烈的共產黨的文化色彩，而不是北京的地域色彩，所以我們把它分開來談，這樣比較合適一點。
同學提問（廖嘉駿）：
我想問的是，剛剛在您的演講裡面，我們透過四篇文章，看到這些作者對北京的懷想與感受，它描述的是一個文學上的北京。我想反過來問，今天北京這樣一個城市，這個城市的性格、特質又怎麼樣反回來影響這裡作家的寫作，又怎麼樣呈現在他們寫作的作品上面？
陳平原老師：
我說的北京其實是歷史上的北京，大概是公元一九○○年到一九五○年代的北京，最近這半個世紀的北京，其實沒有在我論述的範圍內。假如要談這半個世紀的北京，同樣是春夏秋冬，我們可以找出別的東西來。比如，大家會關注意識形態的問題，舉個例子，一談到「驚秋十月」，馬上會聯想到意識形態的問題，因為十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馬上就轉到意識形態方面去了。而過去的文人寫文章不太願意這麼考慮，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的散文很容易和意識形態掛鉤，同樣談春夏秋冬，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意識形態的色彩，所以我不太願意引那些作品。在新北京之中，因為古老的北京的失落，反過來加強追憶老北京的作家也是有的，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後有很多作家，故意寫老北京，其實是在憑弔一座即將消逝的古都，以後北京仍然存在，但那是新北京。從明清兩代一直延續到三○年代的古老北京，在這八百年變化不是特別大，但現在變化太大了，因此古老的北京──諸位即將到博物館裡面看的北京，在這些追憶的文章裡存留下來。今天有很多文人在寫的新北京或對舊北京的懷想，這時可能帶有更濃厚的感情色彩。
最近我來之前，一位記者剛好出了一本書，內容有關北京城的命運，說的是一九五○年代，共產黨進入北京城以後，有一場爭論，要在哪裡建都？當時的建築學家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以現在的北京作為政治中心，行政中心，在北京城裡再往外擴展；另外一個思路，舊北京保存起來，不要動它，在北京的西邊蓋新北京，做為行政中心。兩個思路吵架的結果，前一種思路獲勝，所以現在中國的政府的行政中心還是在天安門附近，等於從元、明、清到現在還是在這個地方，於是整個城市的格局不得不產生很大的變化。很多以前有的城牆、舊城，因為隨著交通、經濟的發展，進出的人、車流量大，需要寬大的馬路，不得不做一些改變。當初採這個意見，原因除了當時領導人的工業化想像，以及蘇聯專家的建議，實際還有經濟能力的問題。另建一個新北京，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我的家鄉潮州，是現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舊城保護，而另建的新城，舊城還存在著，但主要的機關都在新城那裡。八十年代擴建潮州的時候，因有北京的前車之鑑，所以當時很多的華僑主張，為了保護舊城，大家來捐錢，建起了潮州的新城。但絕大部分的城市基於經濟的考量，做不到這一點，所以可能這是現代化過程中一個永遠的痛，所以我相信在文學作品中，可以作一個永恆的主題，不斷的討論。但文學家的想像，沒辦法直接影響到政治家的決策。文化人們一方面表達意見，一方面眼睜睜的看著各種各樣的古老的城市，在眼界中不斷的流失。眼光放遠一點來看，歷史上所有的城市何嘗不是如此，一樁一木總關情，所以我們會懷想它。但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更新，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們這麼痛心疾首的，很多人會覺得城市的改進是一件好事，我們生活得更愉快一點。城市的改造，畢竟只是一些文化人會對古老的城市特別懸想、特別掛念，所以如果投票決定建新城還是不建新城，我相信絕大部分的人，會主張趕快建一個現代化的新城好。而對古城的關注，永遠只能等到事後，當時基本上抵抗不住，所以我才特別關注文學家用文字保留起來的那些歷史的面影，這些將永遠消失的古城。
 
梅家玲老師：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陳平原老師，不但給了我們很精采、生動而又豐富的演講，同時也跟同學們有很多深入的對談。待會兒我們有一組同學要對他進行訪談，如果有興趣的同學，願意再來聽聽陳老師怎麼樣跟我們同學對談，歡迎你們留下來。我們可以把座位圍成一圈，方便陳老師跟大家坐在一起，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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