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本章擬簡述翻譯理論與準則，以為後續探討西語直譯與英語轉譯的切入準則。在臺灣﹐西班牙語文學吸引出版界的注意與受讀者青睞大概可追溯到一九八二年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贏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之後開始。[1]二十年來﹐西語文學中譯成品在量方面雖不若其他外語蓬勃﹐但與前相較﹐則是相對論上令人雀躍欣慰的成果。不過這些成果泰半仍是透過英文迻譯的成績。這個現象披露幾個事實﹐誠如鄭樹森教授在<臺灣報紙副刊與諾貝爾文學獎—回顧與隨想>一文中的分析—一是英語以外的外語人才的不足﹐另一原因也可能是長久以來英語主導的趨勢或霸權所致(1997.1.10)。就西語層面而言﹐也可從余光中教授的<翻譯和創作>﹐分析翻譯界的毛病的論述裏找到端倪﹕「譯者的外文程度不濟﹐固然是一大原因﹐但是中文週轉不靈﹐辭彙貧乏﹐句型單調﹐首尾不能兼顧的苦衷﹐恐怕要負另一半則任。」(<<翻譯論集>>﹐133)。這也是出版界寧捨原文直譯而就人才濟濟的英文群英中找尋譯者的緣由。[2]然而即便英文人才如過江之鯽，能夠嚴謹翻出一部好作品，在質與內涵兼具的中文文本也是不可多得。另一方面，西語人才能嫻熟掌握外語及母語雙向溝通的書寫與表達能力﹐在量與質上的確也出現斷層與缺乏的瓶頸。在邁向以「知識的世紀」為本質訴求的二十一世紀目標中﹐以精通三種語言為標的豐富知識資源的遠景下(Crítica, 34)﹐在翻譯/教學上﹐我輩以西語為專業實應粹勵奮發為西語的發展開拓一個更寬廣的應用空間﹐讓西語作品得透過原文直譯﹐達到余光中一文所稱﹐將其精髓與意涵「傳真」成中文(121)。

本章意旨不在標榜樹立翻譯權威與法則﹐一如幽默大師林語堂在<論翻譯>中提到「譯學無成規」(<<翻譯論集>>﹐32)﹔亦非藉文評判各家譯者高下﹐從事譯介工作的學者或翻譯家也都坦然承認做翻譯的都會犯錯﹐劉紹銘教授的<方寸已亂—論譯事之難>已提「任誰翻譯都有錯…除非自己一輩子不涉手翻譯﹐總會有出紕漏的一天」(<<翻譯論集>>﹐193-194)。但林語堂一文亦提及翻譯也有若干「標準」(32-33)[3]﹐因此在西語翻譯/教學上也需建立若干基本共識﹐讓西文中譯能達到言簡意賅﹐妙筆生花﹐提供讀者由深轉易之理解能力﹐進而增廣閱讀西語作品的樂趣﹐並從中探索西語語彙之巧妙與文化意涵。本文探討的已是譯界殫精竭慮談論過的問題﹐鑑於相繼問世的譯本仍出現一樣的訛誤﹐為防範西語作品中譯的錯誤氾濫成災﹐我們未雨綢繆共同謀求若干譯法準繩﹐也藉此反省己身曾犯之譯筆錯誤以自勵﹐讓西語傑作得以雋永俊逸又簡潔的中文呈現出來。我將從譯界已深入探討的若干翻譯問題以及自己翻譯中遭遇的疑難尋求西語中譯的可能譯法﹐並以臺灣出版﹐譯者含括兩岸人才的西語作品中譯本為例枚舉數例說明﹐在教學與從事翻譯工作時或可參酌此方式討論﹐建立西語界翻譯共通原則﹐免去百家爭鳴而讀者無所適從的境地。[4]

名詞譯法在中英翻譯汗牛充棟的研究論述中已然形成一些準則﹐諸多學者及譯界名家均主張名詞統一之必要﹐西文自然無須自立門戶。知名人物﹐既定成俗﹐蔚為風尚者﹐可從善如流。方馨在<翻譯名詞的統一>中提出「從眾」與「從俗」的方向﹕「由於出版事業的發達﹐為求達到更廣大的讀者﹐名詞的統一卻又是勢在必行之舉…。在整理這些名詞時﹐我們應該遵守以下兩個基本原則﹕(1)從「眾」—有時一個名詞並不好﹐但既然為多數人接受﹐只好服從多數﹔(2)從「俗」—有時一個名詞並不好﹐但既然已經成為習慣﹐也只好採納。」(<<翻譯的藝術>>﹐319-320)。舉兩例說明﹐如「唐吉訶德/堂吉訶德」[5]與「唐璜」﹐長久以來讀者已熟悉這樣的譯名﹐雖然我們知道原文「don」既非「唐」亦非「堂」﹐而是「先生」之意（1995.9.21）﹐但舉目四望譯本﹐譯者慣將「don」一併譯出﹐使得所有以”don”尊稱的男性通通以「唐/堂」起家﹐乍看誤以為本姓。然而﹐如遇到上述兩名詞﹐翻譯時可能不太需要「力挽狂瀾」﹐即使譯名不是原文發音﹐宜遵照原已慣用之用法﹐另起爐灶恐怕只會「污煙瘴氣﹐混沌不明」﹐阻礙作品的普及與讀者閱讀的適應力﹐但有必要附註說明以正本清源教育讀者。「從眾」與「從俗」的功用能使好作品不因讀者陌生而束諸高閣﹐乏人問津。至於其他詞類隨新作出現及時代轉變﹐皆宜以原文發音為準則。尚未形成氣候之譯名也應發揮匡正與教育讀者功能﹐宣揚原文原意譯法﹐在我們正確的堅持下﹐錯誤的譯法與譯者自然也會尊重專業調整其譯筆而「改邪歸正」。[6]

「從眾」與「從俗」的方向中﹐我願從中再析出「從史」的原則。宗教﹑史書﹑歷史人物的名字已然若刻印烙痕一般﹐在譯這些名詞時必備的參考書籍不能免﹐遇相同詞彙只需將已慣用之譯名「移植」﹐無需堅持以西文發音譯法而新創或穿鑿附會﹐混淆視聽（況且有些並不屬西文淵源）。

人名中另一個翻譯問題是﹐大排長龍的原名是否需完全忠實到如數譯出?如何言簡意賅又不損其意的傳譯?思果在<<翻譯的研究>>中指出﹕「有時譯者要犧牲一些準確。這是一件危險的事﹐但是在某種情形下﹐不得不做。譬如人名太長﹐省略一部份的字音」(20)。[7]另外﹐「外國人人名地名漢譯公約」中列出以音譯為準﹐不予意義的原則(張達聰﹐469)。至於音譯﹐可參閱<<姓名譯名手冊>>(金聖華﹐94)﹐只要不太離譜﹐倒無須堅持一定那個字才更接近原文發音﹐如馬奎斯/馬奎茲。冗長的姓名照單全收讀來累贅﹐詰屈聱牙﹐令讀者無法消受(林以亮﹐170)。冗長的原文姓名若原封不動直譯﹐不解原文或不知其人者﹐想藉此多深入瞭解其人其事﹐可能「眾裏尋她千百度」還不知從那兒「截肢」才好。

金聖華在<<橋畔閒眺>>中談許多翻譯與創作的問題﹐其中<譯名手冊>一文提及按中國慣例﹐譯名是男女有別的(94-96)。的確﹐尤其是文學作品翻譯涉及美感與抒情﹐男女不分談起戀愛如何令人動容?（同性戀書寫另當別論）在名的譯法男女有別應屬必要﹐不過在姓方面﹐本文要探討的則屬實驗性質﹐可行與否仍待商榷。因為西語姓名少則兩單字﹐多則三至四個單字合成﹐基於上述原則﹐去長擷短以譯姓為主﹐但因姓均為父姓﹐譯男性時沒有這方面的困擾﹐譯女性時是否要將姓轉換成女性譯法呢?英文姓名通常較簡短﹐女名男姓一併譯出立即分辨﹐如珍‧奧斯汀(Jane Austin)﹐湯妮(東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西語簡短姓名亦可循此原則﹐如卡門‧拉佛列(Carmen Laforet)﹐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但在篇幅有限的文章引介中﹐為便讀者吸收與理解﹐譯長姓名時便下筆踟躕。英譯中也不乏折衷方式﹐如吳爾芙(Virginia Woolf﹐有個芙字添脂粉)﹐珍‧奧斯汀的「汀」也有女人味﹐法文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則是「娃」﹑「絲」字見分曉。我曾嘗試以女性譯名翻譯墨西哥兩位女作家的姓氏﹐艾絲姬維兒(Laura Esquivel)(1996.4.4)及瑪絲德蕾妲(Angeles Mastretta)（1996.12.12）。如果名字可帶出女性身份﹐或許姓氏可依男性譯法﹐但總覺得不對味。從作品中看譯名﹐除非文本刻意強調﹐或作者刻劃之人物有模糊性別用意﹐男女有別有其需要。金聖華舉「黛安娜」(Diana)為例﹐不將她譯成「戴安納」(95) 則是可以檢驗讀者接受度最好的例子。

1.4﹑人名與地名中的介係詞”de”（德/狄/的/台）與冠詞”el/la/los/las”（耶爾/拉/洛斯/拉斯）

西班牙文名字一個常見的問題—介係詞”de”與冠詞”el/la”的譯與不譯的取捨。我認為以各類百科全書﹐文學辭典等專書以原文姓氏排列的方式來中譯最恰當﹐這也是不分語言畛域的大眾讀者能得知這些人物訊息的方法。因此”de” “el/la”均可省略不譯( Teoría, 442-495) 。[8]例如﹐羅貝‧維加(Lope de Vega), 米格爾‧塞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德蕾莎/泰瑞莎‧帕拉(Teresa de la Parra)。需要譯出的情形則是”de, el , la”為其姓氏一部分。義大利文與法文姓氏較多此類﹐如De Amicis (Edmondo)﹐Del Buono (Oreste)﹐La Fontaine (Jean de)﹐La Bruyère (Jean) …等。以拉封登(La Fontaine)為例﹐「拉」之必要乃因另有Fontaine之姓氏(如Charles Fontaine)﹐其餘姓氏即使沒有雷同處﹐則譯出更便讀者理解與查詢。人名與地名結合時不妨明確譯出釐清人與地﹐如”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楊絳的<<堂吉訶德>>第一章標題「著名紳士堂吉訶德‧台‧拉‧曼卻的性格和日常生活」(1)﹐如果譯為「曼卻地區（自治區）的著名紳士堂吉訶德的性格和日常生活」是否更利讀者知道西班牙有這麼一個地理區域﹐而此區域有如此一位「奇人」呢!? “la Mancha”是”Don Quijote”的補語﹐按順序音譯為「台」並沒有彰顯”de”的功能﹐若非「吉訶德」名滿天下﹐不免有人會以「曼卻」為姓去找這個「人」呢! ”de”迄今可見到的譯法大抵有四種—德﹑狄﹑的﹑台—然無論那一個字﹐單獨譯出的效果都不是很好﹐如果能形成詞或句﹐或變成所有格﹐那麼「的」尚有功能﹐否則泰半只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還不如省略。

地名中的”el/la”或de”﹐如代表特殊不同之行政區域﹐譯出區別仍必要﹐如加利西亞(Galicia)自治區一省為哥魯那省(Coruña)﹐此省省會為拉哥魯那市(La Coruña)。地理區域的劃分與特色即使原文沒有明示（如省﹐市﹐島﹐山﹐河…等）﹐因原文音譯成中文後多半是奇怪的字義﹐中譯時譯出不僅傳遞地理特色﹐也助理解﹐特別是一般大眾陌生的地理名詞。這點主張正如劉宓慶教授在其著作<<當代翻譯理論>>中提及的「範疇詞」的使用。劉宓慶教授在「闡釋或注釋」(8.3.5，頁219)及「移植」(8.3.13，頁 233-234)分別提到:

闡釋法就是在雙語轉換中用目的語給原語中的可譯性「障礙點」作注釋，以利讀者理解。闡釋通常適用以下情況…以音譯保留障礙點，再加以類屬性解釋，叫做範疇詞。如拖拉機、巧克力糖、探戈舞、金雞納霜(cinchona)等等(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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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移植是解決無對應的衝突式轉換的有效方法，但一般會出現一個理解問題，有時會導致文化隔膜。漢語的語言傳統是「因形見義」，文字符號承載視覺─語言訊息，因此不宜不顧社會接受力簡單地採用音譯。這時，解決矛盾的折衷辦法是從「因形見義」考慮，採取音兼義譯，即在音譯詞後加上一個類屬性或描寫性範疇詞，如密西西比河、高爾夫球、爵士樂、探戈舞等等(234)。

因此，地名或含有介詞"de"的專有名詞加入範疇詞後，介詞”de”則更可省略了。例如<<為亡靈彈奏>>中的「帕爾馬‧德‧馬略爾卡」(504)﹐以「帕爾馬‧馬略爾卡島/馬約卡島」(Palma de Mallorca)譯出﹐應比一成不變直譯更傳神。中間區隔的這個符號「‧」其實多少已代替「的」的意義。地名音譯應仿照人名﹐省略部份字音﹐太長也是讀來費勁﹐喧賓奪主﹐削弱情節的氣勢與張力。

複數的冠詞其實也不必譯出，既有成俗的譯名以「從眾從俗」法則，冠詞"los"(洛斯)最明顯的地名音譯是「洛杉機」(Los Angeles)，陰性地名則是拉斯維加斯(Las Vegas)。早期「洛杉磯」有「羅安琪」之譯名，乃因"Angeles"，西文與英文書寫相同，均為「天使」之意，爾後才統一改稱為「洛杉磯」，英譯的「音譯」也是截長取短，並未如數照音節全部迻譯出來。雖然美國若干州曾為西班牙屬地，地名亦多為西班牙文，有些知名的大城市已屬於「從眾從俗」的範疇，無須堅持用西語原文音譯。但是絕大部分的地名仍屬未知未譯的地域，可藉直譯的機會漸漸修正過來。「洛杉磯」(Los Angeles)如果一開始以意譯「天使城」譯出，「拉斯維加斯」(Las Vegas)以「平原城」譯名，相信其接受度應是一樣的，只是地名音譯是大部份的原則，故意譯名稱較少。其餘西語泰半的地名都尚未成俗，可以重新音譯，捨冠詞譯法的名稱呈現。

有一些人名冠上綽號的稱謂﹐不宜將綽號一律當姓音譯譯出﹐應意譯較明確。如不確定是指地名﹐抑或朋黨﹐族群的綽號﹐則更應斟酌。例如﹐Juana La Loca (瘋女璜娜)，"La Loca"是綽號，修飾此人物的特質、外貌，性情或形象。但是綽號(別號/暱稱)也有特例，例如El Greco (葛雷哥)，「艾爾」(el/El)是冠詞, 無需也不宜譯出。葛雷哥是西班牙十六世紀(1541-1614)知名經典畫家,「葛雷哥」原意為「希臘人」(葛雷哥來自希臘，因不詳其名，彼時以其地緣稱其名) [9]，而此別稱應予意義的情況卻因成為人物姓名的代稱而需採取音譯。葛雷哥也就變成畫家的名字，而不是意義中的根源地「希臘人」了。

吳兆朋在<談談重譯>中先替「重譯」正名﹐指出兩種解釋﹐一為重複翻譯﹔同一原文作品﹐將已有之譯本用同一譯語再次翻譯﹐或同時兩位譯者譯出兩種同語譯本﹐此為複譯﹐或稱新譯﹔另一種則是不以原文為根據﹐而以另一種語言譯本輾轉迻譯為第三種語言﹐此種重譯稱為轉譯或間接翻譯(<<各師>>﹐35)。本文這部分要探討的即為間接翻譯的重譯問題。我國翻譯史自嚴復以降﹐轉譯之貢獻功不可沒﹐我們無意淹沒轉譯事業繼續發揚的盛事﹐也認同轉譯之成績與拋磚引玉的用意﹐如魯迅在<論重譯>中提到﹕「懂某一國文﹐最好是譯某一國文學﹐這主張是斷無錯誤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國也就難有上起希羅﹐下至現代的文學名作的譯本了。中國人所懂的外國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譯﹐我們將只能看見許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學作品﹐不但沒有易卜生﹐沒有伊本涅支﹐[10]連極通行的安徒生童話﹐西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也無從看見了。這是何等可憐的眼界﹐自然﹐中國未必沒有精通丹麥﹑諾威﹑西班牙文字的人們﹐然而他們至今沒有譯﹐我們現在的所有﹐都是從英文重譯的。連蘇聯的作品﹐也大抵是從英法文重譯的。」文末他也強調﹕「待到將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然而必須那譯本比舊譯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譯』當作護身的擋牌。」(134-135)。[11]如今我們應該努力的﹐不是停頓在「他們至今沒有譯」﹐而是致力譯出比舊譯本更好﹐或者向前看﹐以原文譯出好的中譯本﹐雖仍難與出版界與英文迷魅相抗衡﹐但創造這樣的風氣與好評的積極態度卻是責無旁貸﹐閉門造車來評鑑重譯本的缺失未免流於空話與失責。

每一部作品，除了以本土統一的語言書寫與描述本土文化的題材外，泰半的作品我們都可以看到作者多多少少的題材都有跨文化與跨越國度疆界的敘述，因此，無論是直譯或轉譯，無論作者以何種語言書寫，都必須以所描述的國度及其文化為考量，不能以作者書寫的語言與文化直接詮釋他者的文化。譯者的責任便在於釐清不同文化的特色，否則以書寫語言以偏概全，何來凸顯作者跨文化書寫的用心?這個現象是未來翻譯事業最需注重的問題，尤其西語作品透過英譯轉譯的趨勢愈見明顯，英譯者又缺乏考證西語文化的流程，使得西語文化及語言均用英文的思考模式來傳遞，除了是強勢文化的侵略外，更是文化殺手，將西語的語言與文化特質抹殺殆盡。在第四章探討轉譯文本時，會再深入闡述。

談到轉譯會犯的錯誤，直譯就一定能避免這項錯誤嗎?答案是否定的。此邊的問題不在於直譯或轉譯的問題，而在於是否尊重與考量多重文化與多重語言的問題。譯者或讀者也會陷入語言主導的迷思，以作者的背景、書寫的語言來定位所閱讀的文本。這樣會抹殺跨文本書寫的用心與發展趨勢。舉例來說，贏得美國國家小說獎及美國國家書評獎的作品<<所有漂亮的馬>>(時報出版)是戈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邊境小說三部曲的首部﹝(另兩部為<<橫渡>>(The Crossing)和<<草原城市>>(Cities of the Plain)﹞，三部曲以美墨邊境為背景，以英、西文交錯書寫，描繪少年牛仔探險之旅與追尋實現夢想的願景。原著是英、西文呈現，英譯本會將西文部分翻譯成英文，西譯本(目前沒有)，如果出版社出版此書的話，會將英文部分迻譯成西文面世。處理此問題時，中譯譯者應分別處理英文和美國文化背景，以及西班牙語和墨西哥文化問題，不能以英語和美國思維概括西語和墨西哥的區域特色和歷史。這項問題在西語直譯中也出現以西語模式詮釋他者文化，造成文化混淆的情形。[12]

西英中重譯另一個問題是地域特色﹐民俗風情不易彰顯出來﹐連宗教背景也易產生混淆。余光中在<譯話藝譚—讀金聖華的<<橋畔閒眺>>>的序文中指出﹕「讀一本譯書﹐不僅是看故事﹑找資料﹑了解其內容﹐也是接觸一國的文化﹐包括熟悉該國的語文特色﹐心態應該是積極主動的。…其實﹐原文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r)就是譯文讀者的「異國情調」(exoticism)﹐正為翻譯文學的動人之處﹔如果一律加以「消毒」﹐就太可惜了」(6-7)。不過這地方特色卻是最不容易凸顯之處﹐除非譯者嫻熟又能說明其特色﹐始能讓讀者有「新得」與「新味」。西班牙語分佈國家二十餘國，中南美洲各國用法各異，舉凡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用語和用字各有差異，同一個詞彙也會因地制宜，有不同指稱，此種地方特色對未有親身旅居的實際經驗譯者，辭典的應用與取選益形重要。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辭典、拉丁美洲詞彙辭典和瑪麗亞‧莫麗內(María Moliner)的辭點都是必要的工具。

翻譯過程有一項重點﹐任何作品應以一人從一而終譯完﹐(也許短篇小說集尚可分譯)﹐不同譯者將作品「分屍」譯完﹐即使做到名詞統一﹐卻無法掩飾文藻﹐語氣雅俗不一的瑕疵﹔有些前後不對應﹐半路突然殺出許多「程咬金」﹐看得人眼花撩亂。譯作的「肢解」如無統籌校譯工夫﹐破壞了原著的優點﹐也就不知這位作家﹐這部作品究竟好在那裏﹐試圖傳達什麼訊息了。原作者鞭長莫及﹐只有三聲無奈了。當然﹐這是以「批評」的角度盱衡西語翻譯﹐[13]試看獨力完成的譯本原譯者都戰戰兢兢，隨時空變異一再檢驗自己的文本，例如，楊絳重譯<<堂吉訶德>>﹐傅雷三譯<<高老頭>>(金聖華﹐67)﹐余光中重譯<<梵谷傳>>﹐說明譯者也是隨時檢驗自己與被檢驗而更臻完善。因此，分譯現象更應嚴謹以對，尤其若已是轉譯的文本，再經不同認知的譯者分譯，原著文本經過如此幾翻「脫胎換骨」，其文意與風格不知尚殘留幾許?!對於譯者引介西語作品的用心我們絕對應予鼓勵與支持﹐也因有了這樣蓽路藍縷的工夫﹐才有翻譯事業蓬勃的發展﹐開拓我們閱讀的視野，但面對新世紀的翻譯學建構，有必要正視時效講求下分譯的缺失，以及可能力求完善的補正方法。

不管是直譯或轉譯，目前書市中的譯本都有類似的問題，即文意邏輯的推敲不夠通順，受制外語語法連續關係子句的修飾，譯者譯出的中文便呈現冗長與堆砌的現象，產生「非中文敘述的中文譯法」，劉宓慶教授指出[14]，根據統計推算，讀者對漢語聽覺的忍受度是十八至二O個字，視覺的忍受度則是四十三至四十五個字。在這個忍受度範圍內，譯者應有「充分酌情權」，擺脫原文文本之表現結構與框架，顧慮修辭與審美的問題。現今翻譯的問題，在於出版事業快速與競爭，譯者的條件並未被充分重視，嫻熟外語者，中文的掌握未必完備，加上受制於外語和譯事經驗的欠缺，在審美意識、邏輯意識薄弱的境況下，譯者無法或不敢運用「充分酌情權」對文本做重組工作，使得語意曖昧不明，呈現中文的表象，卻沒有中文的精髓，冗長文句堆砌下，已不知敘述的內容為何。對原文本是一種傷害，對中文讀者也造成閱讀困擾。這種情況下，口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檢驗方式，口頌的朗讀可以彌補閱讀速度和書寫忽略的句法結構與邏輯通暢程度。

不論是原文直譯或西英中重譯的問題﹐兩岸適用與習用之準則或有不同﹐但將來兩岸文化交流勢必愈加密切﹐開拓視野掌握兩岸的訊息也變成當務之急的必修功課﹐尤其掌握與認識本地的資訊更是基本。諸多辭彙因有音近而字不同的情況不在少數﹐或有兩岸不同的習慣用語與譯法﹐我覺得人名﹐地名﹐作品名譯出後都應附注標示原文說明最理想﹐如此便可推廣原文直譯的層次﹐因為熟悉原文﹐對原文語彙及文化的瞭解應比重譯者更易洞察﹐對文本的詮釋始更鞭辟入裏。另外針對翻譯作品內容﹐文學作品我們可邁向「詮釋性」的翻譯努力﹐不僅是陽春式的將原文迻譯成中文﹐更進一步詮釋文本﹐加注說明﹐或導讀引介﹐分析作者與作品﹐多方面呈現作品的豐富與特色﹐對原文國度文化的推介也更深入﹐讀者也藉閱讀作品神遊異鄉異境﹐浸淫另一個文化的洗禮。楊絳的<<堂吉訶德>>﹐光是注解部份便是一部可觀的文化解讀書﹐少了這一部份﹐讀者閱這部跨時空的經典名著的難度倍增﹐也無法深刻理解彼時的西班牙文化與塞凡提斯表現作品的手法及恢宏氣度了。近幾年來的翻譯文本，詮釋性的譯作越來越多，顯示譯者在這方面的用心，考究文本間的文化銜接，對文化傳遞是一項貢獻。況且，有許多是不可譯的情況，唯有透過注釋解說始能為力。例如，魯本‧達里歐(Rubén Darío)的<阿波羅的七個私生女>("Las siete bastardas de Apolo")中，作者以音階第七音「si」要表示和西班牙語「是」(si)的相關語，同時呈現「問與答」的表述，並藉回答肯定問者的讚頌陳述─

最後一位沉默不語﹐我便對她說﹕「喔!妳在妳里拉母親御座的最高階﹐妳美麗善良﹐令人痴迷﹐妳一定有個像諾言那般溫柔﹐像王冠那樣雅緻﹐像水晶那樣澄澈清晰的名字。

—¡Oh, tú, que estás colocada en el más alto de los escalones de tu madre la Lira: eres buena, eres bella, eres fascinadora; deberás tener entonces un nombre suave como una promesa, fino como un trono, claro como un cristal:

這樣的情境，除非嫻熟西班牙語，而且領會文本間指涉意義始能理解，否則讀者必得透過翻譯注釋，這是翻譯過程中必要之「是」(事)。因此，詮釋性翻譯，除了艱難經典著作需如此外，一般文本若也能效尤，對跨文化的傳遞厥功甚偉。[16]

[1] 除了塞凡提斯的經典名著<<吉訶德先生>>（<<唐吉訶德>>）由英譯而成﹐得與其他外語文學並駕齊驅屹立書市外﹐西班牙語文學作品鮮有中譯本。早期留學西班牙的學者如朱炎及劉啟分兩位教授曾編纂選輯或摘譯若干西語作品﹐或概述文學史以饗讀者﹐或田毓英教授撰寫論述比較中西文化（<<西班牙騎士與中國俠>>﹐<<中西文學上兩個瘋癲人物>>等著作）﹐或陳雅鴻教授撰寫西班牙中世紀與黃金世紀文學概況等。八O年代前也僅有少數作家作品由英文轉譯﹐如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摘譯﹐如希梅聶茲（Juan Ramón Jiménez）﹐葉卻加萊（José Echegaray）及貝那勉特（Jacinto Benavente）等。旅西學人王安博先生算是以西語直譯的少數譯者﹐但這些作品大多專業教學引用﹐未能像今日一般在書市佔有一席之地﹐吸引文學人口的注目。

[2] 余教授一文乃廣泛探討所有外語譯者的問題。

[3] 林氏一文即從嚴復之「信雅達」為題闡述。

[4]本文著重在一些名詞翻譯基本原則﹐將可行譯法與訛誤之處提供參考討論﹐至於翻譯技巧﹑翻譯美學與句法結構問題﹐可再另為文探討。

[5] 楊絳譯之<<堂吉訶德>>中指出以<<西班牙古典叢書>>（Clásicos Castellanos）弗朗西斯戈‧羅德利蓋茲‧馬林（Francisco Rodríguez Marín）編注本為根據中譯﹐但據一九九六年西班牙ABC報文化版載﹐大陸出現第一本以西班牙文原文直譯之「吉訶德」﹐且請西國大使主持新書發表會﹐本人手中尚無此新譯本﹐若此新聞屬實﹐或可從中作一比較。

[6] 「唐/唐娜」的譯法﹐不僅英文轉譯如此﹐西文原文迻譯亦如是。近來有些作家學者撰文時其實已不寫「唐/唐娜」(張大春在評介<<亞卡利亞之旅>>的文章中便寫「吉訶德先生」﹐聯合報<讀書人>專刊﹐1995.12.28.)﹐反倒是西語人士仍未「解毒」﹐這點不能盲目的「從眾」與「從俗」。

[7] 夏皋在<新聞中各類專有名詞的漢譯>（<<翻譯的藝術>>﹐271-277）也有相同主張﹐可見不分類別﹐翻譯方針大抵一致。

[8] 此書探討雖是歐語翻譯問題﹐亦可從中找出語言間不同之用法及可斟酌省略之詞。

[9] 葛雷哥(El Greco)原名為多明尼哥斯‧德歐多科波洛斯(Doménikos Theotokópoulos).

[10] 指西班牙作家Vicente Blasco Ibáñez（1867-1928）。

[11] 吳文<談談重譯>亦引用此文肯定重譯之貢獻﹐頁39。

[12] 見第四章詳述，頁64-68。

[13] 魯迅<再論重譯>指出翻譯園地不能留白﹐無人耕耘亦會生荊棘﹐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培植或是刪除﹐使譯界略免於蕪雜﹐這番工夫即是批評﹐<<花邊文學>>﹐頁137-138。

[14] 2000年5月18日應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之談論<新世紀翻譯觀>之演講內容。

[15] 此篇譯文我發表於聯副「世界名家極短篇」譯作專欄，1997年3月15日。

[16] 原本被屏除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外的翻譯，現在也准予以研究翻譯及譯註計畫提出研究計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