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語詩壇的巨擘---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一九一四年在一個融合典型印第安血統（祖父家族）與西班牙血源（母親是在墨西哥出生的西班牙安達魯西亞人）的家庭中出生﹐在一個自由主義思想（祖父）﹑革命主義行動家（父親）與傳統宗教信仰（母親）的思想熔爐中成長。他誕生的年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點燃﹑墨西哥薩巴達（Emiliano Zapata﹐1883-1919）農民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八十三年的生命歷程﹐帕斯藉著文學之筆劍及履及抒發對人類的關懷與推己及人﹑放眼天下的遠見﹐實際體現了他的姓的真諦（PAZ﹐即和平之意）﹐不枉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頌辭---「人文主義的完整」的美譽﹐也讓一九八四年法蘭克福書展頒發的「國際和平獎」的肯定實至名歸（”El universalismo…”﹐ 223）。帕斯敏銳的思維與洞察力﹐除了家庭背景的薰陶﹐也來自他繁複多樣的人生閱歷﹐諸如童年的流徙引發日後對人類命運的思考﹔血氣方剛的年少時代參與罷課遊行（一九二九年總統大選中之學潮）﹐體認政治不僅是「活動」（actividad）﹐且要「行動」（acción）﹔三O年代目睹西班牙內戰他體會到博愛的真諦﹔四O-五O年代旅美見聞與法國超現實主義的洗禮找到知識領域的祖國﹔六O年代出使印度的外交生涯﹑與東方文化的交流豐富寫作的題材﹔七O年代英美講學溫故知新﹐重新鑽研墨西哥的文學﹔之後重返故國斯土善盡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Biografía política﹔Itinerario）。

從事文學創作六十餘年來﹐帕斯苦心孤詣﹐潛心經營文學的「兩道火燄」 （“Octavio Paz en Nueva York”）詩與散文藉以傳達他兩種身份的認知﹕詩性(詩人)的認知和理性的認知(思想家) (“La vigilia fervorosa”﹐ 265)。他在<<兩道火燄>>（La llama doble）的序文中陳述這兩種角色的關係時表示﹕「詩和思想是連通器系統﹐兩者的泉源是我的生活﹐我將過去的歲月和現在生活的點滴紀錄下來﹐生活是思考的過程﹐有時感性的思緒穿越理性思考的藩籬而彼此融合﹐便轉化成詩」（6）。盱衡帕斯創作迄今的二十八本詩集和和四十二部散文作品﹐可勾勒出帕斯念茲在茲關懷的主題﹐即歷史﹑政治與愛情﹐而這些主題的軸心則是詩﹑墨西哥﹑和人類的未來（Jean Franco﹐26）。他在八十大壽的訪談及自傳<<心路歷程>>中娓娓道來自己創作與關心這些議題的動機﹕

在執著歷史﹑政治﹑詩及「他的存在」（”Octavio Paz y el otro”﹐ 19-20）等議題的探索中﹐帕斯積極闡釋一個人類需要長（常）思的問題﹐便是時間的觀念。在散文評論與解析詩的創作裏﹐帕斯屢屢緊扣時間的主題思索﹐致力詮釋「現在」（存在/呈現）（presente/presencia）的時間觀（”El presente de Octavio Paz”﹐281-294﹔”El presente es perpetuo”﹐ 240-253）。在<清晰的過去>(“Pasado en claro”﹐涵意是將過去清楚地呈現出來)一詩中帕斯已然傳達他畢生關心的三個主題﹕ 時間的思索﹐歷史的省思和語言的追尋（“Pasión y reflexión…”﹐ 47）。

在死亡中我發現語言

宇宙自言自語

歷史是一起遊戲至死 (El fuego de cada día﹐ 282-283) 。

這首詩和他在<<仁慈的妖魔>>裏<為何談傅立葉>（”¿Por qué Fourier?”）的論點相互輝映。帕斯肯定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的理論﹐認同成年人的舉止是童年遊戲模式與經驗的反映（209）﹐因此每個孩提時代的遊戲便是歷史的內容﹐是一場模擬生與死的預演﹔而詩也是一種遊戲﹐一種跳躍死亡的遊戲。詩﹐歷史和語言的謎與真實在生命揚帆啟航的童年便相隨出現﹐亦是帕斯自一九二九年十五歲慘綠少年的年紀一直尋覓迄今的疑問。

前衛主義（超現實主義）標榜釋出存在的個體與「他」（la otredad）的呈現。超現實主義的時間觀念是創新﹐也是一種追尋根源的嘗試。因此追溯過去的「變化/歷史」便成為必要的過程。西班牙哲學家奧帝嘉．嘉塞（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及墨西哥哲學家高斯（José Gaos﹐1900-1969﹐西班牙後裔﹐奧帝嘉．嘉塞的學生）的理念是帕斯思考歷史時間的啟蒙（”La casa de la presencia﹐55）﹐而帕斯探究歷史的時間的思想脈絡則架設在「破裂（ruptura）的傳統」的演變和觀念。此處所稱「破裂的傳統」是他在<<交替的潮流>> （Corriente alterna）的<創造﹑未開發與現代化>（”Invención﹐ subdesarrollo﹐modernidad”）與<<沼澤兒女>>（Los hijos del limo） 的<破裂的傳統>（”La tradición de la ruptura”）兩篇論述中解析詩的現代化傳統的詮釋。帕斯認為「現代化也是一種傳統﹐是另一種傳統……自浪漫主義運動起﹐「打破傳統」是尋求改變的方式﹐藉此重塑一個嶄新的開始﹐……與傳統脫離（決裂）是現代化的特色……現代化的傳統將古今﹑遠近的對立關係磨蝕﹐而「批評」的力量便是化解對立與矛盾關係的硫酸。批評過於理性和智化時﹐需和熱情結合。批評和熱情是迎迓現代化過程中矛盾弔詭的特質。批評的熱情……熱愛批評又隨時和自己的批評抗衡﹐否定所有的原則（這是自由的表現）﹐持續的改變就是原則。此種批評的特質唯有透過將瞬息萬變的風貌立即呈現出來的熱情始能體現﹐而「瞬息萬變的呈現」即是「現在」﹐一個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現在」。上述對「現在」特殊涵意的詮釋必須與時間觀念結合﹐否則便毫無意義……每個文明對時間的看法不同﹐古人的時間觀念中﹐現在是重複過去﹐時間是消弭改變的力量﹔而現代人則認為時間是推動改變的舵手﹐現代人習於否定現在的意義﹐將時間的價值觀建立在追求未來的天平上……「現代化傳統」的真諦是人類意識到歷史的存在的表現﹐質言之﹐便是批評傳統的企圖與嘗試﹐也就是歷史的批評」（Los hijos del limo, 19-25﹔Corriente…, 19-24）。 因此﹐現在/批評/歷史是帕斯整個思想體系的標竿。

從第一本散文論述<<孤寂的迷宮>>(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迄去年的<<印度憶往>>(Vislumbres de la India)﹐歷史的蛻變與意義﹐長久以來已是帕斯透視世界鏡頭的焦距﹐而歷史的關懷又以政治事件為核心。他認為政治最叫人為之迷眩﹐它展示歷史的臉﹐而歷史是人類的時間（”Paz﹕privilegios…”﹐12）。在歷史與政治演變的迷宮中﹐帕思追尋歷史的時間﹐探索政治的時間﹐繼而審視人類的發展及定位。這個時間的抉擇﹐一如前面的陳述﹐便是「現在」的時間觀念。今日人類潛在的威脅可能來自過去（緬懷過去的回憶或是重蹈過去的錯誤）﹐也可能源自一個完全否定過去﹑甚至否定現在的「未來」的時間觀（“La casa de la presencia”﹐ 56）。重視「現在」﹐活在當下﹐乃因「現在」的價值觀建立在兩種關係上﹕包容「他」(El otro)與批評「他」的互動關係。帕斯從醉心共產社會主義的熱忱到與之畫清界限的體認便是最好的見證。他直言道﹕「馬克斯和他的信徒全然無能吸收與融合兩種傳統的特質﹐一個是自由的傳統﹐一個是詩性的傳統」(El ogro filantrópico﹐327) 。這裏所謂詩性的傳統不是狹義的詮釋﹐而是他在詩學分析的論述<<弓與豎琴>>(El arco y la lira）中的意旨﹐即用心領會每個人都有追尋「他我」的渴望及領悟「他」存在的價值與驚喜﹐這也是詩追尋「另類」（la otredad）表現極至的功能﹔詩追尋「另類」因而發現世界的意像是以分散的個體浮現的事實﹐得從其中一個個體感受到另一個個體的存在並將它呈現出來（El arco…﹐261-266） 。「而這個能力的缺失正是共產主義在東歐﹐在西方及拉丁美洲失敗瓦解的原因…… 我並不是反對共產主義﹐而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官僚體系讓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極權專制的意識形態」（El ogro filantrópico﹐ 327）。 帕斯的時間觀﹐在政治與歷史的議題上是交集的﹐我們分別從幾部作品探討﹐便於具體闡述與理解。

1. <<孤寂的迷宮>>

在<<心路歷程>>中帕斯敘述寫下成名經典作品 <<孤寂的迷宮>>的原由。童年三段心靈孤寂之旅牽引他思索墨西哥和人類與生俱來的孤寂問題。三﹑四歲時父親的革命運動使得家人三遷四徙﹐居無定所﹐泥濘積水的地面宛若一座水庫﹐空床漂浮晃動的情景是他第一個超現實主義的印象﹐也是國內流亡經驗的開始（El País﹐Oct. 12﹐29）﹔六歲舉家遷往洛杉機﹐不諳英語﹐備受同學嘲笑欺凌的卑微是異鄉流亡之旅﹔待他學會民以食為天的工具「spoon」代替西班牙文的「cuchara」時﹐墨西哥時局變換﹐舉家遷回故鄉米斯科阿克(Mixcoac)﹐依循家庭傳統﹐帕斯進薩爾斯法語教會學校就讀﹐殊不知在自己的祖國他卻變成了「外國人」﹐變成了「美國佬」(gringo)﹐「法國佬」(franchute)或「西班牙佬」(gachupín) ﹔栗色的頭髮﹐眼珠的顏色成為同伴奚落的話題﹐連父親友人都笑稱他是西哥德後裔……童稚的心靈﹐三種流離失所﹐「非我」亦「非他」﹐被否定身分的失落感﹐不屬於任何國度的孤獨讓帕斯成為一個「可疑的人物」。第一種孤寂是普遍性的﹐每個人都曾經歷過的感受﹐亦即外界的冷漠和同類的鄙棄﹔第二和第三種孤寂是歷史因素使然。帕斯帶著這個「可疑的身份」去尋根時﹐找到歷史的答案﹕「每個社會在自我認定時﹐同時也為別人下定義﹐然而這個界定恆常是將別人歸列在所謂的規範體制之外﹐也是亙古至今正統/異端﹑文明/野蠻涇渭分明的二分法」 (Sor Juana Inés…, 47) 。 因此他認為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流亡的人---人類都是亞當夏娃的後裔﹐流亡之祖的子孫---每個人﹐每個民族﹐出生便面臨流亡的問題。究其原因﹐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種懷疑﹑不信認的因子﹐也是人類共通的病源﹐擴散蔓延便是民族的仇視﹐排他的劣根性﹐一旦自我設防的陣線被突破﹐嗤﹑瞋﹑怨﹑恨之情緒油然而生。在宇宙的歷史中﹐在地球村的幅員中﹐每個民族心中都有根深蒂固﹑揮之不去的魑魅魍魎﹐例如﹐法國是西班牙的鬼魅﹐德國是法國的夢魘﹐拉丁美洲恐懼的幽靈是西班牙和美國。 這些群魔有的是過去的惡夢﹐有的則是未來的威脅（Itinerario﹐20）。

<<孤寂的迷宮>> （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從探討墨西哥的民俗風情﹑殖民與革命史進而環繞在現代人的孤寂問題上﹐在披露「新西班牙」（墨西哥）的孤寂與悲情時也傳遞了現代人的命運（Fernando de Toro, 401-406）。<巴丘哥族與邊緣人>（’’El pachuco y otros extremos’’）是天涯孤雛的失落感﹐面對美國社會的自我中心主義﹐巴丘哥族是邊陲的淪落人﹐茫然或刻意地追尋﹐試圖重新當另一種人（他我）的渴望（25）﹔<墨西哥面具> （”Máscaras mexicanas”）是缺乏自我定位的「模式」﹐利用面具或節慶將時間包裝（偽裝）起來﹐藉以反應自己尋求改變或革命的企盼﹔<萬聖節﹐掃墓節> （”Todos santos, día de muertos”）是面對節慶(生)和死亡對峙的冷漠態度﹔<瑪琳齊的兒女> （”Los hijos de la Malinche”）是墨西哥人孤兒身世的源起﹔<征服與殖民> （”Conquista y Colonia”）是脫離阿茲特克文明（孤寂的開始）與融入西班牙體系（壓迫窒息）的掙扎﹔<從獨立到革命> （”De la Independencia a la Revolución”）則是脫離西班牙文明（另一個孤雛心靈的開始）重回祖國懷抱（回歸根源）﹔<墨西哥人的智慧> （”La ‘inteligencia’ mexicana”）指出墨西哥人缺乏中心思維與模式﹔<我們的時代> （”Nuestros días”）是一個等待創造的「未來」﹐凸顯「此時此刻」墨西哥政治的困境﹐也是拉丁美洲﹑東方﹑非洲與所有邊緣弱勢國家的困境（172）﹔<孤寂的辯證> （”La dialéctica de la soledad”）探討現代人的孤寂與「我們的時代」的意義及主題﹐因為「離群索居﹐與世隔絕甚至脫離自我的孤寂感受並不是墨西哥人特有的﹐而是每個人都曾感同身受」（175）。這八個不同的歷史事件呈現一個事實﹕孤寂。誠如一開始帕斯便提到﹕「墨西哥的歷史是尋根的歷史……我們的孤寂跟宗教情感息息相關。那是無依無靠的孤雛的感受﹐一種被全部掏光﹐脫離一切的卑微意識﹐進而產生一種熾烈追尋的渴望﹐那就是逃避和回歸。試圖重拾最初和天地萬物融合的根與脈絡」（El laberinto…﹐18-19）。這個宗教情感的追尋是回到史前的時間﹐試圖由宗教儀式的虔誠重複過去的和諧或時間﹐但是這個史前時代的時間已經龜裂﹐徒留虛空的黑洞﹐此種被連根拔除的孤寂感受於焉形成 （”El tiempo de la historia…﹐23”）。

就歷史的時間而言﹐<<孤寂的迷宮>>並非集中探討過去的時間﹐而是現在。現在時間的思索則是針對未來的批判。如前所述﹐批評是自由的呈現﹐根植在語言文字的力量﹐是現代的特色（El ogro filantrópico﹐ 301-307）。<<孤寂的迷宮>> 從最特異的巴丘哥族延伸到普遍的現代人的孤獨﹐從墨西哥的發展看現代社會的面貌﹐進而批判資本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弊端﹐思索人類共同的未來（Biografía política… 92﹔Itinerario﹐38）。墨西哥的歷史一直在孤寂（封閉）與融合（開放）這兩種不協調的步調中發展﹐一次又一次的破裂與縫合﹐盼望跟自己也跟別人融為一體﹐而這種現象也正是每個民族的變革﹐然而「所有歷史的變革如果沒有批評的思想﹐沒有向權勢反抗的自由﹐沒有以尋求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來取代另一個政權的話﹐這種歷史的變革只是自我毀滅﹐是一種欺騙」(Posdata﹐ 100) 。帕斯在<再談<<孤寂的迷宮>> >（”Vuelta a 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El ogro filantrópico）中也指出﹐這部作品試圖提出道德批判﹐將被隱藏掩飾﹑而且具傷害迫壞力的事實具體描繪﹐並將之披露出來。此種道德批判是佛洛依德學說的 「相對…治療法」（20）。<另一種聲音>（”La otra voz”﹐8）與<<心路歷程﹐40>>中帕斯也再次肯定﹐世界﹑現代化和民主已是不可分割的三個名詞﹐人與人互相依賴﹐需要別人的存在。他深刻體認到墨西哥革命最大的啟示便是「我們在追尋自我中發現了別人」。<<烏雲>>（Tiempo nublado）中對時間的分析亦呼籲這個論點﹐他強調﹐人類在時間中生存﹐是時間的子孫﹐而時間便是希望的寄託﹐這個希望奠立在以現在喚省過去的記憶﹐並進而打開未來的門（136）﹐這正是<<孤寂的迷宮>>「現在」的追尋與思維的重點﹐發揮詩性的傳統與自由的傳統﹕

墨西哥革命讓我們走出自己﹐面對歷史﹐發現創造我們的未來和體制的 建立是迫在眉睫的任務……我們跟地球村的其他成員一樣﹐處在一個決定 性的關鍵時刻﹐我們是過去的孤兒﹐但擁有一個等待創造的未來。全球的 歷史是人類共同的責任﹐我們的迷宮也是每個人的迷宮（El laberinto…, 155）。

2. <<印度憶往>>

<<印度憶往>>是帕斯東方之旅的見證﹐承襲<<交替的潮流>> 中 <人與規範> (“La persona y el principio”)一文的論述﹐也是<<結與解>>（Conjunciones y disyunciones）中東方宗教與哲學題材的續曲。帕斯在追憶印度見聞的點點滴滴時﹐指出東方這個文明古國的信仰與時間觀念的空白阻礙了現代化與發展的腳步。他所見所思的印度是「一座人種與歷史的博物館﹐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館﹐但卻是一個在時間中停頓的文明……她最大的特色既非經濟亦非政治﹐而是宗教。兩個不相容的宗教---印度教和回教---在同一個國度裏並存﹐一個繁複的多神意象和一個極端激進的一神論同時呈現﹐這不是歷史的弔詭或矛盾﹐而是一道深深的傷痕」（44﹔87）。帕斯藉著印度之旅（1951-1952﹔1962-1968）的經驗﹑對東方文化的接觸與認知來剖析印度教（婆羅門階級）的信仰與西方宗教時間觀念的差異﹐進而論究其發展。他認為印度教﹑佛教（小乘﹑大乘﹑坦特羅教）及耆那教的傳統倫理與教義基本是相通的﹐即利（artha）﹐業（karma）﹐法（dharma）與解脫（moksha或nirvana涅盤）﹔基督教則是創世﹐原罪與救贖﹐可比擬東方宗教的利﹐業與解脫（涅盤）三階段。帕斯認為時間觀念上﹐印度教的「因」是時間內在因素（與時間是重合的）﹐時間本身的定義是否定的﹐是馬雅（maya﹐即虛幻）﹔基督教的時間是原罪之果﹐經過贖罪始得拯救﹐時間是懲罰﹐也是證明。<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黑山（Krishna）向阿周那（Arjuna）說梵我合一﹐藉馬雅力量與宇宙的奧祕得以解脫﹐跳出輪迴（帕斯認為這種修行是小我的自我解脫﹐而非大我的博愛）﹔而佛教則是「無我無常說」始向涅盤境界。印度教的時間是沒有意義的﹐或者說它的意義是在存在的瞬間完全消失﹐此種形而上否定時間的觀念可以說明印度人歷史觀念的缺乏﹐尤其根深蒂固的「種姓」觀念（jati﹐即階級）更造成社會停滯﹐致使整個國家無法活動起來﹔相較於印度教和佛教超越時間的觀念﹐中國儒家思想的時間觀則如孔子自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訓﹐中國人的完美境界是「典型在宿昔」﹐建立在過去的時間﹐在先聖先賢。回教徒的歷史則是年代記事性質﹐較不著重時間的思索﹐但是伊本．卡爾頓（Ibn Khaldun）的編年史仍將回教徒社會區分為原始文化與文明文化。原始文化民族﹐不管游牧或定居方式﹐總是生活在同一個時間定點﹐而文明文化則是文明產生﹐繼而發展至高峰﹑然後衰微消失的循環。文明文化的內涵根植在一個不受時間限制的元素﹐便是宗教。回教徒的完美之路不是時間﹐而是宗教﹐是聽認真主﹐為阿拉獻身的實踐與典範。基督教的時間觀念不是循環不息﹐而是直線﹐與其他宗教相同之處是在時間之外修得正果。但是這個時間不是儒家思想的過去﹐也不是婆羅門教或佛教的虛幻或輪迴﹐而是某個特定的未來（時間的終結﹐不一定是所謂的永恆）。現代的時間觀念是從基督教精神衍生而來﹐意即持續向前推動的直線時間觀﹐而帶給人類一種「未來即進步」的意象﹐這便是帕斯思索的「時間的陷阱」（210）﹐一如他在<<烏雲>> 中的警語﹕「進步是幽靈」（29）。在東方思想與信仰的「過去」與超越時間觀念的「虛」和西方「未來」的「盈」中﹐富裕的文明相對的是非洲的饑荒﹐納粹與共產主義的失敗相對的是民主弊病的產生﹐「未來」可能不是一個燦爛的諾言﹐而是一個憂鬱的疑問!帕斯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我們人類現在是生活在什麼時間中呢﹖在思索印度遲遲未民主化的歷史與其信仰的時間因果中﹐念及同是印歐民族後裔的印度與墨西哥時﹐帕斯認為一味追尋過去的價值觀是阻礙這兩個國家面對現在的絆腳石﹐現世主義的時間觀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是印度的出路（也是東西方﹐全人類的契機）（El País, June15﹐15﹔Lázaro Carreter﹐7）﹐如同甘地畢生執著的理念與奮鬥的宗旨一樣。甘地認為文明反覆去來﹐唯一可茲憑藉僅剩「法」（dharma）﹐即非暴力。「非暴力」意謂宇宙的道德秩序﹐而「法」則是此時此刻的身體力行﹐如此方能滿足「種姓」的功能和倫理（Vislumbres…﹐210）。隨著<<印度憶往>>的追憶﹐帕斯重伸現代文明的思想體系需建立在已經遠離的過去和不可知的未來的中間﹐也就是「現在」（211）。這個不變的堅持也正是他在<<沼澤兒女>>的<前衛的沒落>（”El ocaso de la vanguardia”）文章中的論點﹐他指稱﹕「現在的意義證明結束並不是開始的對立﹐而是互補﹐結束與開始彼此是不可分割的另一半。生活在現在意謂面對死亡的生活。人類發明永恒與未來藉以逃避死亡﹐此種發明是致命的陷阱。「現在」指引我們跟現實調和（妥協）﹐認清人類不是不朽的﹐每個人終要一死﹐死與生相連﹐兩者都是真實﹐結果是一樣的」（Los hijos… 204-205）。

在政治議題上﹐帕斯秉持作家需用文字批評的力量掀開權勢和在位者的面具﹐以文人的良知諍言為社會把脈。在<文字與權杖>（”La cetra y el cetro”）一文中他語重心長慨歎：「現代文學史﹐從英﹑德等浪漫主義文人迄今﹐是一個長久對政治的熱愛卻不幸結果的歷史……可是我們不能否定政治﹐向天空吐痰怒吼則更糟糕﹐此舉無異是朝自己臉上啐痰」(El ogro filantrópico﹐303) 。 回顧一生政治思維的薰陶與蛻變﹐他在自我剖析的作品<<心路歷程>> 中也表示：「愛情和政治是一座拱橋的兩端﹐聯結這兩端的維繫便是人」（6）。政治與人息息相關﹐彼此互動。而在兩次相隔不過一年的訪談中﹐去歲他重伸自己對政治的解讀﹐他認為政治不是科學﹐而是一種藝術﹐一種與人相處的藝術（”Paz﹕privilegios…﹐17﹔”Conversación con el alma…”）。透過這些認知我們再從幾部政治論述來看帕斯的時間觀。

1. <<後記>> （Posdata）

<<後記>>探討1959年至1969年十年間發生在墨西哥的政治事件與現代化的衝突。這裏的時間定位是對未來的批評。<奧林匹克運動會與特拉特洛可廣場> （”Olimpiada y Tlatelolco”）與<金字塔的批判> （’’Crítica de la pirámide”）兩文均由政治活動來批判時間的演變。1968年墨西哥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是一個展望未來的企圖﹐一個向世人公告墨西哥的政經﹑文化已然升堂入室﹑打開國際大門的宣言﹔然而十月二日學生在特拉特洛可廣場的示威運動（呼應五月法國學運改革風潮）﹐要求落實民主及釋放政治犯﹐政府卻以鎮壓屠殺的暴行回應則是退化的野蠻行為。兩者之間浮現另一個「黑洞」﹐一個時間的鴻溝。這個時間的鴻溝不是<<孤寂的迷宮>>中與史前時間脫軌的裂痕﹐而是「開發與未開發」之間的時間衝突（’’El tiempo de la historia…”﹐ 25）﹐是「積極迎向未來/發展海市蜃樓」和「批評/回顧金字塔的歷史文化」二項式的思考（’’Posdata﹕signo…”﹐648）。 特拉特洛可廣場是阿茲特克文明的遺跡﹐也是墨西哥市市中心三大文化廣場（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有阿茲特克文化﹐西班牙殖民文化和現代文化的古蹟建築）。阿茲特克文明的金字塔建築是古阿茲特克的權力與精神堡壘﹐也正是今日首都墨西哥市所在地﹐墨西哥市建於阿茲特克的特諾帝南（Tenochtitlán）廢墟﹐山巒環抱﹑沒有外流河川的墨西哥河谷低地﹐一個鴻溝的意象。阿茲特克族的金字塔象徵用犧牲來換取時間的持續（人類的時間和宇宙的時間）﹐是生命產生的空間﹔金字塔是時間的化石﹐是阿茲特克的意象與使命﹐是以戰俘的生命活祭太陽神的地方﹐也是阿茲特克族創造宇宙生命的泉源（Posdata﹐118-120）。 然而阿茲特克的祭獻犧牲卻導引了新的犧牲﹐特拉特洛可廣場的屠殺造成200位知識分子被監禁﹐325位莘莘學子的性命犧牲﹐成千的受傷者﹐此舉是壓抑「現在/批評」的力量而將時間倒退﹑回到過去的行為。這是過去在現在重現（阿茲特克金字塔/特拉特洛可廣場）與現在要憑眺未來（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市蜃樓）的衝突。帕斯藉著祖國這個殘忍的暴行為殷鑑﹐如果人類不知反省警惕﹐不能容忍批評的空間與時間﹐過去野蠻的屠殺不會因文明而滅跡﹐他提出警訊﹕「特拉特洛可廣場的屠殺告訴我們﹐一個我們以為已經掩埋塵封的過去活生生地矗立眼前﹐每次在公眾場合出現﹐總是帶著面具和武裝……只是毀滅和報復」（40）。帕斯劍及履及﹐以具體行動展現他的時間思想﹐屠殺翌日他寫下<墨西哥﹕1968奧運會>（”México﹕olimpiada de 1968”）的批判﹐譏諷距奧運開幕僅十日的特拉特洛可廣場的屠殺﹐就是舉世矚目的墨西哥奧運會﹐並向政府抗議﹐憤而辭去駐印度大使職務。帕斯撕毀自己的過去﹐封閉未來的仕途﹐大使角色儼然死亡﹔緊握現在---代表國家的官員公開譴責政府的錯誤﹐聲援死者的訴求﹔打開另一個遠景---作家（詩人）的角色自此海闊天空﹐更無畏無懼地發揮（Biografía política…﹐114）。

……

羞恥是

（市府員工

清洗獻祭廣場的

鮮血）（El peregrino en su patria﹐709）

這首詩體現「現在」時間的真諦﹐就是批評精神﹐而批評的精神便是自由的夢想 （Posdata﹐155）。帕斯這個分析提供一面清晰的鏡子讓我們思考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正如二十六年前他在這本書中的評論（<<後記>>於1970年出版）﹐對共產政權提出鞭辟入裏的診斷﹐他直言道﹕「那些盲目信仰毛澤東思想順便一提﹐平庸的學院詩人（指毛澤東）的狂熱年輕人﹐不僅犯了美學和智慧的錯誤﹐更犯下道德的錯誤﹐不能為了加速經濟的發展或標榜領導者的革命思想﹑聲望﹑將他美化成不會犯錯的完人﹐或類似的不實幻想而犧牲言論批評的自由與精神 ……所有的獨裁﹐個人或政黨﹐都是通往精神分裂症的兩種形式﹐不是自言自語就是走向墳墓的死胡同」（30-31）。

2. <<烏雲>>

<<烏雲>>探討的也是對未來時間的批評﹐針對不同國度與不同地域的時間觀予以分析﹐重點則是今日萬目睢睡的未來的象徵---美國。在<帝國的民主>（”La democracia imperial”）一文中﹐帕斯預見這個沒有過去的世界強國的破綻與危機﹐他說﹕「美國從一開始便是一個不斷向未來前進的民族﹐所有的歷史大業像一匹永不疲憊的駿馬迎迓希望之鄉馳騁﹐一直奔往未來的王國。美國不是一塊泥土構成的大地﹐而是瞬間即逝的物質﹕時間。稍一觸碰﹐未來便煙消雲散﹐即使是短暫停頓片刻﹐不多時又立即出現﹐繼續向前進。進步是幽靈……進步是冷酷無情的﹐無視特色﹑差異和嘲諷﹐言論是公告和口號﹐快速的步伐永不歇息﹐除非偶而踢到鐵板」（29-30）。在<墨西哥與美國﹕形勢與對峙>（”México y Estados Unidos﹕posiciones y contraposiciones”）中則深入探討墨西哥和美國的對峙與衝突﹐一如<<孤寂的迷宮>>中 <巴丘哥族與邊緣人>及<<少作>>（Primeras letras﹐1931-1943）<美洲﹐是一個大陸嗎﹖>（’’América, ¿es un continente?”）的論述﹐審視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衝突。墨西哥和美國南北對峙（東/西是不同文明的對立與衝突﹔南/北是同一個文明內的差異衝突﹐142）﹐形成貧窮與文明極端的差距﹐一個是追尋過去根源的民族﹐一個是展望未來的現代化國家。兩者鮮明的對比是被動與積極的迥異態度﹔一個喜歡觀察﹐一個熱衷瞭解﹔一個享受（緬懷）歷史的傷痕﹐另一個則享受新的發明﹔墨西哥人希冀向世界贖罪﹐美國人汲汲要改善世界（El laberinto…, 22）。 然而兩個地域卻有一個共同點﹐均忽略現在的意義。在<<塗鴉與符號>>（El signo y el garabato）裏帕斯點出這個唯一相同的特點﹕「我們拉丁美洲人命中註定要走在摸索根源或是憑空想像根源的不歸路上﹐如果拉丁美洲人和美國人有什麼類似之處﹐就是我們都對現在感到不舒服」（El signo…, 164﹔”Octavio Paz﹕ La invención…”﹐27）。墨西哥看美國從好奇﹑鄙視進而欽羨喜愛﹐最後轉為恐懼嫉妒等情緒交錯的情結。墨西哥的情結正是拉丁美洲（美國的「後院」）看它的「前廳」的情結。美國之於拉丁美洲無異是尼布甲尼撒王（Nabuchodonosor）再世﹐是波利菲莫斯（Polyphemus）﹑龐大固埃（Pantagruel）和歌利亞（Goliath）的化身﹐也就是進步巨人的威脅（Posdata﹐66）。拉丁美洲和墨西哥的現代史是獨立革命運動挫敗的痕跡﹐政治上雖然脫離西班牙的統治﹐卻無法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El ogro filantrópico﹐148）﹐而今美國的「泛美主義」像一片烏雲籠罩﹐企圖將美洲意識模糊﹐帕斯五十餘年前在<<少作>>便已預測的潛伏危機爾今依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美國創造性的模糊徐圖腐蝕拉丁美洲民族的自決（覺）﹐意欲將「他」蠶食鯨吞。帕斯認為這是舊國家主義（帝國主義）的復甦﹐不僅危害墨西哥﹐也危害美國﹐更危害整個世界（”Conversación con el alma…’’）。在整個國際關係中﹐帕斯呼籲美國應發揮詩性的傳統﹐亦即「美國如要恢復她的莊嚴與光輝﹐必須自其根源自我復甦﹐而自我復甦必須包容他人﹐包容內外所有被她忽略（歧視）的民族與文化」﹐也就是從她未來的政策中退一步﹐回到現在的思索（Tiempo…﹐ 159）。

3. <革命﹐騷動與造反>（“Revolución﹐revuelta y rebelión”）

革命﹐騷動與造反是帕斯墨西哥主題論述中不可或缺的重點﹐也是烙印心路歷程最深的政治痕跡。在<<交替的潮流>>﹐<<結與解>>﹐<<後記>>及<再談<<孤寂的迷宮>>> 中帕斯將<革命﹐騷動與造反>的因果定義與時間的追尋作一比較。他解釋「革命」的時間定位是直線前進的﹐革命是試圖以新制度取代舊制度的運動﹐是一種強烈而決定性的改變﹐革命是發展的結果﹔「造反」（叛亂）和「騷動」是邊緣弱勢個體或組織的行為﹐造反的人並不想改變秩序或體制﹐只想革除暴君或獨裁者﹐追尋另一個真實的現在取代現有的現在﹐造反者通常是離群索居﹐他的角色可比啟明星﹐錯在偏愛自己﹔而「騷動」則是時間循環的結果﹐通常是群體的行動﹐是人民反抗不平等制度起而抗爭的舉動﹐試圖找回時間的原點﹐回到最初的立足點﹐人人平等的時代﹐「騷動是對面具的批評﹐真正對話的開始﹐也是創造自己的臉的契機」（Corriente…﹐223）﹐但「騷動」有如夏日午後雷陣雨﹐來的急﹐去的快﹐過度義憤填膺的激情使之迅速暴發﹐也迅即消散。依此詮釋﹐墨西哥1910至1929年間的動亂中﹐1910年推翻狄亞茲總統（Porfirio Díaz）的革命運動是屬於激進向前的時間推移﹔1910-1919的薩巴達農民運動屬於追溯時間源頭的「騷動」﹔前年墨西哥恰巴斯（Chiapas）印第安農民的「騷動」﹐向政府要求平等對待的訴求也是圖謀回歸過去的時間﹔前年總統候選人柯洛西歐（Colosio）被暗殺的事件則意謂人們心中魑魅魍魎的浮現﹐是另一種時間的過去﹐退化野蠻的行為。當然﹐革命﹐騷動與造反這三種運動都不是墨西哥特有的﹐而是每個地域皆可能發生的動作﹐而人類需追求的是﹐要避免過去暴動﹑獨裁﹑脫序威脅﹑野蠻混沌時代的重現﹐也必須避免激進向前而毀滅一切的行為。帕斯憂心忡忡﹐直覺今天東西方「進步的模式」可謂災難恐怖事件接踵而至之因。核子武器的發明已經將未來轟炸粉碎﹐人類應塑造新的﹑符合人性價值的模式﹐而唯一的方法便是建立現代民主的價值觀（自由﹑平等﹑博愛）與和平的措施（”Paz: privilegio…“, 19﹔”La voz fundamental”﹐12）﹐如同他在<<大時代小紀事>>（Pequeña crónica de grandes días）中殷殷期許﹐呼籲體現「現在」的精神﹕「未來的訓示是批評和自由……新世代終要快速吸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遺產﹐制定出新的政治哲學」（167）。

從這幾部散文作品的闡述﹐可窺知帕斯論究歷史與政治的時間觀﹐他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堅持和期待。今日已逾八旬年紀﹐他依然熱愛生命﹐遵循自己詮釋時間的理念﹐對生死處之泰然﹐他認為死亡不是生命的對立﹐而是它的完成﹐「面對死亡﹐我不會閉上眼睛」（”Paz﹕privilegios…”﹐20）﹔依然關懷人類與歷史的演變﹐企盼人類能從歷史學習經驗與教訓﹐誠如他在<<語言下的自由>>（Libertad bajo palabra）詩集裏<中斷的輓歌>（”Elegía interrumpida”）詩篇（細訴家人的死亡）所思量的問題﹕「我會是他們的錯誤中最後的錯誤嗎」? 也許此生創作最後的結晶<<作品全集>>（Obras Completas）中的序文及一生經歷的心得與智慧<<心路歷程>>給人類提供思考的典範﹕

未來是不存在的﹐質言之﹐它是現在的創造。人類的任務是每天不停地創 造。有些世代不敢創造﹐只是機械式地重複過去﹐徒變成僵硬的化石﹔有 些則是懷著對過去的恨意而著魔尋求改變的意念﹐將未來變成一個可怕的 惡魔。未來的創造並不意謂毀滅過去（”La casa de la presencia”﹐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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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餘年來﹐我發現我的心路歷程又將我帶回原點。盱橫當代世界局勢﹐ 和年輕時的感受一樣不滿意。我仍然堅持需要改變﹐舊的模式證明不僅 無效﹐而且變本加厲。歷史時間的幾何圖形是一個螺旋﹕持續回到起點 的轉動﹐然後越轉越遠﹐永遠不再回來。我們永遠不可能回到過去﹐所 以回歸就是開始……歷史改變的意義何在﹖一個國家的產生和一個國家 的滅亡的意義何在﹖……天地宇宙是無辜的﹐惡是人類的問題﹐所幸人類 不全然是惡。惡的窩巢就在良心意識﹐在這個自由之處﹐也正是提供解救 之處﹐良心意識就是對抗惡的解答﹐與惡對抗便是與人類自己對抗﹐這就 是歷史的意義（Itinerario﹐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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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現代詩選>>﹐ 陳黎﹐ 張芬齡譯﹐ 書林出版社﹐民78。

帕斯﹐ <<太陽石>>﹐ 朱景冬等譯﹐ 桂冠圖書公司﹐ 民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