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語文學的世界﹐較之其他外語﹐其影響與普及可能是僅次於英語國度的範疇。西班牙語文學﹐概括而論﹐涵蓋西班牙與拉丁美洲﹐因此﹐從文學作品探索中西文化雙邊交互影響與關係時﹐本文擬從廣泛的西語文學作品尋訪彼此的影痕與交流﹐諸如﹐文學作品中中西形象之交互呈現﹐文化背景﹐語言﹐書寫風格或技巧在彼此的文本創作中的意義、內涵或影響。文學創作中﹐可以肯定的是﹐西語文學呈現或引介中國的形象與象徵的作品遠較中文作品呈現西語國家形象的書寫來得多且具體。中文文學承自西語文學的影響則在文學思潮﹐書寫題材與技巧上較明顯﹐以西語國家社會為背景者則較常見於旅行文學等遊記文類較多。西方(西語國家)書寫中國的現象與中國悠久的文化歷史息息相關﹐再者﹐從<<馬可波羅遊記>>初始﹐西方對遙遠又神秘的中國尋幽探訪的好奇心未曾褪卻﹐異國情調的書寫也曾風靡一時﹐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詩風﹐東方/中國是文人致力追尋創作的繆思﹐展現的多是唯美、神秘、奇異或雅緻的情境。

二十世紀前的西語文學﹐西班牙的表現遠較拉丁美洲豐富璀璨﹐尤其十六﹑十七世紀為西班牙政治與文化的黃金世紀﹐文學創作成績也以此時期最輝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九八年代」(指一八九八年西班牙喪失最後兩個殖民地古巴與菲律賓﹐文人起而揮筆疾書﹐期待以文學喚起國魂﹐復興西班牙文化的精髓與精神)是西班牙文壇創作另一高峰﹔而深受前衛主義風潮洗禮的「二七年代」(指西班牙詩人一九二七年於安達魯西亞塞維亞城紀念巴洛克詩人龔果拉(Luis de Góngora)逝世三百周年﹐爾後文壇便以此年代稱呼此輩詩人)堪稱西班牙繼十六、十七世紀後詩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中西文學的相互影響也以此時期較顯著﹐尤其是超現實主義的創作詩風從西方移植至中國的影響﹐其間也包括若干西語作家。

拉丁美洲方面﹐直至十九世紀末拉美各國紛紛獨立以前﹐為西班牙殖民統治長達三個半世紀﹐殖民時期的拉丁美洲﹐文學創作泰半為史料記載或編年紀事﹐純文學創作題材與技巧多受歐美影響﹐尚未真正走出屬於拉丁美洲本質與特色的文學創作潮流。拉丁美洲文學足以傲視世界文壇的顛峰期應屬二十世紀後半葉﹐六O年代起至本世紀末將近半個世紀﹐拉丁美洲作家的表現在國際文壇煜煜輝赫﹐歐美超現實主義在詩作傑出的表現傳至拉丁美洲後﹐拉丁美洲作家不僅在詩作脫穎而出﹐更在小說文類大放異采﹐魔幻寫實之風旋即披靡﹐塑造了拉丁美洲小說創作的圖騰﹐也在國際文壇樹立舉足輕重之地位。中西文學創作的交互顯影也以這時期較豐富﹐特別是小說文類。中/西兩種語言因文學創作而進一步在翻譯引介上的努力也更加蓬勃。

不過﹐翻譯文化交流方面﹐西書中譯的量遠比中書西譯的量多得多。一方面固然因出版趨勢所致﹐另一方面﹐專業人才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中書西譯迄今仍以古書或古典文學為主﹐如老莊思想﹐道德經﹐孔孟思想或針灸方面的醫學專書等﹐古典文學則有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等經典名著﹐以及唐宋詩人的詩作經其他外語轉譯成西文。當代則有北島詩集、唐恩美或虹影等人的小說﹐透過其他外語的引介(如法語﹐英語)而打入西語市場﹐直接由中文譯為西文的傳播媒介則是尚待加強努力之處。反觀西語文學中譯相對則較為活絡﹐古典當代均有涉獵﹐西書中譯在兩岸已漸形成出版潮流的一員﹐版權時代來臨以後﹐新的出版資訊的引介臺灣較之大陸則更積極﹔但譯事之專業與專注大陸則比臺灣佳。

1. 二十世紀前的文化交流

西班牙黃金世紀全盛時期稱中國為「國泰」(Catay)﹐在傳教士﹐殖民總督或商賈的回憶錄﹐旅遊札記等史料中經常會有關於Catay (國泰)的描述﹐Catay對西班牙人而言是一個富庶的國度﹐一個遙遠﹐充滿傳奇與奧秘的古都。西班牙也因為在東方有菲律賓這個殖民地﹐因地利之便試圖擴張殖民事業或進行貿易而與中國、臺灣、日本等鄰近國家接觸交流。西班牙且於一六二六年至一六四二年十七年間佔據北臺灣﹐直至遭荷蘭人驅逐而退守。這時期與臺灣(彼時稱美麗島)或中國的交流以宗教教化事業及商務貿易居多﹐流傳下來的史料文件也以傳教士的日記﹐書信﹐商賈的遊記或派駐督府上書尋求軍援的官方卷宗為主。中西雙方此時期的文化交流可以從西班牙安達魯西亞自治區首府塞維亞(Sevilla)的「印度殖民史料總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及馬德里近郊艾斯各里雅皇宮(El Escorial)的皇家圖書館珍藏追蹤探尋。塞維亞城是西班牙殖民時期官方總管一切殖民事業、商務買賣的聚散中心﹐因此殖民史料泰半保存此館﹔艾斯各里雅皇宮圖書館則珍藏明朝餽贈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圖書史料。這兩處豐富的史料在中文世界中迄今尚屬研究領域的處女地﹐值得吾人按圖索驥為中西歷史上的交流做更深入的研究。

除了上述兩處官方史料中心外﹐中西歷史上的交流最廣泛與深入的往來為傳教事業﹐林林總總的史蹟與互動則可在天主教教會祖織的傳教史料中窺知﹐如最早的方濟會﹐爾後的耶穌會﹐道明會等。十七世紀西班牙與中國/臺灣的交流均透過菲律賓總督府及總會主教﹐因此探尋中西歷史往來脈絡亦可從現今馬尼拉的道明修院(Archivo del Convento de Santo Domingo de Manila)的史料館中追蹤。

若論文學作品裏中國形象的呈現﹐最熟悉的莫過於塞凡提斯的<<吉訶德傳>>。<<吉訶德傳>>第二部致雷莫斯伯爵的獻詞中﹐塞凡提斯以嘲諷的語氣譏評以阿隆索‧費南德茲‧阿維亞內達(Alonso Fernández de Avellaneda)為名出版的<<吉訶德傳>>第二部模仿作<<曼卻地區奇情異想的吉訶德>>(塞凡提斯的<<吉訶德傳>>共分兩部﹐其間間隔十年始完成)﹐並以中國皇帝急於展讀他自己正宗的第二部傑作自許標榜「最急著等吉訶德去的是中國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專人送來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說是懇求我把吉訶德送到中國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語學院﹐打算用吉訶德的故事做教材…」(取自楊絳譯之<<堂吉訶德>>)。文末塞凡提斯又以中國路途遙遠﹐己身既無盤纏又無強健體魄遠行﹐得雷莫斯伯爵的欣賞與資助於願足矣!由此可見塞凡提斯時代的中國印象與前面述及的貿易航行探險印象相符中國是地廣路遙但尊貴之地。

當代文學作品中﹐小說家試圖將中國形象(或小說家對中國形象的瞭解)嵌入文學作品中﹐其中多以描述貿易往來、中國商品或中國人的訊息。中國的絲製品及瓷器便是西國人民心目中兩種典型的珍品﹐十七世紀菲利普二世國王在位時﹐還親自下詔書命令下屬尋訪﹐自中國取回「栽培絲的種子」﹐足見彼時已對「絲路之旅」印象深刻。中國形象嵌入創作中自然多了異國風味的情趣﹐也反應彼時社會的動態。

十九世紀寫實主義代表作家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érez Galdós﹐1843-1920)在他的名著<<佛杜娜妲與哈莘妲>>(Fortunata y Jacinta)﹐刻畫兩對男女的愛情與婚外情的糾葛中﹐寫實筆觸也對彼時(1869-1876)的馬德里社會動態及十九世紀三O、四O年代的經濟活動翔實描寫。文中述及馬德里商家店頭買賣中國商品的交易活動﹐如人人喜愛的彩色繡花絲質披巾﹐檀香扇﹐象牙製品等飾物﹐以「該是天堂裏眾天使的玩具」來形容這些物品的稀奇罕見、細致或珍貴﹔描寫中國人的特色時則是圓臉﹐皮膚光滑﹐彎月眼(鳳眼)﹐笑容可掬卻有點憨傻﹐一夫多妻﹐女人裹小腳﹐指甲留長﹐一如舶來品瓷杯上的仕女圖等刻版印象﹔甚至用「中國人/的」詮釋一切奇異的現象或不可思議的人﹐事﹐物。文中也對中西貿易漸由英國取代而不勝感慨。貝雷茲‧加爾多士未曾親臨中國境地﹐中國訊息僅就商賈或旅人口述而得﹐在這部小說中中國形象的描寫不論正確與否﹐至少正面多於負面評價﹐尤其以繡花絲巾來稱許中國人的巧工與耐心﹐直稱是國家藝術的展現(參閱Bayo一書)。

九八年代名小說家巴洛哈(Pío Baroja﹐1872-1956)在他三部曲小說「海洋」系列中﹐兩部題為<<領航員>>(Los pilotos de altura)及<<齊密斯達船長的星章>>(La estrella del capitán Chimista)的小說中也述及中國沿海及臺灣(福爾摩沙)的地理位置。這兩部作品實則故事連貫﹐可視為一部小說之上﹐下卷。巴洛哈假以史料為根據的方式虛構這部小說﹐言明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家鄉找到一些塵封發黃的手稿﹐是恩比爾(Ignacio Embil)的航海日記﹐述及與其同名同姓的姪兒因納西歐‧恩比爾(Ignacio Embil)及他們心目中的水手偶像齊密斯達船長的航海冒險經歷。巴洛哈以虛構史料的手法開始描寫航海的經歷﹐以遙遠的中國沿海畛域為「海洋」系列畫下句點。

小說中若干章節特別著重中國的描寫﹐雖然這些仍只是小說家本身的地理知識認知﹐但多少可以看出此時西班牙人對中國的認識仍然限於歷史上航海的圖誌。而熟悉的省城仍以沿海城市島嶼為主﹐如廣東﹐香港﹐澳門﹐福爾摩沙…這些殖民時期較常接觸與經貿往來的地理區域。民俗風情方面巴洛哈提及中國人與客家人的宗教與習俗﹐這方面多少出現若干誤解﹐文化差距與民情迥異的認知鴻溝於焉出現。不過中國海域的題材至少印證巴洛哈創作的膽識與「冒險小說」的體現﹐西班牙文學史上一般咸認巴洛哈是以有尊嚴、充滿自信的角度描寫小說人物﹐將歷險小說題材表現的最傑出的作家。

與巴洛哈亦師亦友的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米洛‧何西‧塞拉(Camilo José Cela﹐1916-)﹐寫作風格與語境與巴洛哈頗為類似﹐他的作品中偶而會穿插一些中國人﹐例如<<蜂巢>>(La colmena)﹐<<耶穌與亞利桑那>>(Cristo versus Arizona)。<<蜂巢>>的結構像是紀錄片﹐隨時有不同的人物、事件鑲嵌匯入小說情節﹐敘述三天裏馬德里形形色色的現象﹐一個脫序的社會和茫然(盲目)穿梭的人群﹐描寫的泰半是中下階層人物﹐中國人在這裏面一如多達數百人的小說人物一般﹐是芸芸眾生一員﹐在蜂巢般的馬德里討生活﹐當然在如此社會背景下﹐人物較偏向負面素寫。

<<耶穌與亞利桑那>>是塞拉遊美期間聽聞若干謀殺事件而衍生出這部以獨白串連的手法的小說﹐情節鋪陳頗似<<蜂巢>>﹐但筆觸隱約更凸顯暴力﹐野蠻的張力。不易統合出小說情節的重心﹐作者的技巧實驗重於情節的爬梳。這裏敘述的中國人﹐尤其女人的職場非妓院即下女的角色﹐可能與西班牙內戰後中國人在西班牙的活動及一般對中國人的偏差印象有關﹔而西班牙的妓院區的稱呼便稱之為「中國區」﹐塞拉在一九九四年訪臺時接受專訪表示﹐西文寫法雖為「中國區」﹐但並非指中國人﹐至於其淵源由來﹐他也在進行研究。「中國/人」這個字在西班牙文中﹐尤其陰性用法便有許多不同涵義﹐可解釋為小石子﹐絲綢﹐瓷器﹐錢幣﹐女僕﹐奶媽﹐奴隸…等字義。這或許可解釋<<耶穌與亞利桑那>>文中老將中國人與黑人混為一談之故。西班牙殖民時期也是販奴買賣最鼎盛的時期﹐黑奴與各種不同種族聯婚各有不同稱謂﹐其中黑奴與白奴的子嗣和印第安土著聯姻之後裔便以「中國人」(chino/china)這個字稱之﹐究竟其意是否真指涉中國人或另有其種族類別詮釋則尚不明朗。因此﹐在研究西語作品的中國形象時﹐除了文化背景的考究﹐也應該在語意學上先斟酌一番﹐始能確知是描寫中國﹐抑或其他指涉。塞拉作品中雖有這些較屬輕蔑的言詞﹐不過他以第三者角色傳述時下的觀念﹐本身並未對中國/人有正負面的評價﹐這方面所幸他親自解讀﹐否則讀者閱來不免直覺他筆下對中國人的習性頗有偏見。

「二七年代」傑出詩人中阿爾貝帝(Rafael Alberti﹐1902-)一九五七年曾訪中國大陸﹐寫下<<微笑中國>>(Sonríe China)詩集﹐在<揚子江之歌>(“Canciones del Yang-Tsé-Kiang”)一詩裏可窺出此行的心境與流亡阿根廷的逆旅漂泊。阿爾貝帝見揚子江憶起流亡地阿根廷銀河流域的巴拉那河(銀河流域指流經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河灘流域﹐由巴拉那河和烏拉圭河組成)﹐繼而又憶起西班牙探險家索利斯(Juan Díaz de Solís)沿南美海岸直抵銀河流域河灘的路程﹐以為尼加拉瓜湖(又名杜西海﹐即甜蜜海之意﹐Mar Dulce)近在眼前﹐像一艘船承載他遊歷﹐彷彿有「夢裏不知身是客」之感﹔然江河遼闊﹐暫忘悒鬱﹐奔向大自然的懷抱以抒胸臆。

是巴拉那河麼?

是我流亡歲月之河嗎?

是它的水流﹐它的堤畔嗎?

我魂遊夢中嗎?

我奔向索利斯之海麼?

甜蜜海在這艘船上嗎?

最知名的二七年代詩人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1898-1936)也在童詩作品中以<歐洲的中國之歌>(“Canción china en Europa”)隱約傳遞西方人對中國仕女的印象。閉月羞花的姑娘少女情懷﹐風流倜儻的公子找尋典型的西方女子金髮碧眼﹐身材高挑為伴侶。詩末羅卡點出東方的女孩西進﹐西方的男士北征﹐隱約影射西方的優越﹐語意似也透露東西族群的特質與文化差異。

….

西班牙六O年代以後創作書寫迄今﹐值得一提是小說家璜‧馬爾賽(Juan Marsé﹐1933-)的<<上海幻夢>>(El embrujo de Shanghai) 。西班牙內戰後道德淪喪與物質匱乏一直是璜‧馬爾賽小說的主軸。<<上海幻夢>>可歸為西班牙後佛朗哥時代「混血文學」的一支西國歷史背景佐以異國風情。小說敘述戰後人心惶惶﹐無所適從﹐將希望與夢想寄託在一個遙遠神秘的國度是唯一不讓人絕望的方法﹐俾能熬過戰後的淒楚滄桑。小說情節架構在兩個城市﹕巴塞隆納與上海﹐兩個同是濱海的港口都會與工商繁榮的大城市。然戰後的巴塞隆納一如戰後的人民那般死寂荒涼。邋遢瘋癲的布拉伊先生與年輕小伙子丹尼爾在戰後的巴塞隆納尋找舊時回憶﹐見到一家名為上海的酒吧﹐小說中的小說由丹尼爾口述展開。

佛爾卡戰後歸來﹐探視好友金先生之妻女(安娜與蘇珊娜)﹐為了安撫無依無靠的母女及染患肺結核的蘇珊娜﹐佛爾卡編織一個美麗的故事﹐說金先生遠渡上海執行艱鉅任務。自此中國美侖美奐的雕樑畫棟﹐上海明媚風光像七彩彩虹射進病榻中的蘇珊娜﹐燃起希望的憧憬與嚮往﹐暫掃病痛陰霾。然而舊友戴尼斯歸來階開金先生上海之旅的真相﹐上海幻夢原是海市蜃樓﹐平添夢碎的無奈與落寞。

姑不論璜‧馬爾賽針對戰後西班牙的描寫﹐當代上海的影象已躍然紙上﹐陳儀﹐杜月笙﹐清幫﹐國共之戰﹐旗袍﹐中國俚語或成語都在小說中顯影﹐這部小說隱約回到黃金世紀的中國形象﹕神秘、富庶﹔不同是因政治介面的瞭解﹐已攙入國共之戰的歷史﹐西方/西班牙人知識分子階層對毛澤東的認識頗深刻。

八O、九O年代的西班牙文壇﹐何蘇士‧費雷洛(Jesús Ferrero﹐1952-)應是將中國文化著墨最多的作家。何蘇士‧費雷洛專攻上古希臘史﹐這樣的學識背景讓他跨越疆界研習東方的歷史、宗教與思想。宗教思想方面則不是狹隘界定為中國宗教﹐因為談及佛教﹐必然溯及印度及婆羅門教等教義。<<陰貝貝>>(Bélver Ying)和<<歐必姆>>(Opium)兩部作品均以小說中人物為名﹐陰貝貝與陽妮雅為眾女神之母德加(Durga)之子女﹐她為她的兒子取名陰貝貝(貝貝Bélver原意為美麗的視覺)﹐陰性柔和的命名與其天生陽剛相輔相成﹔女兒則取名妮雅﹐偉大的女神之意﹐但以「陽」相佐以使其特質陰陽合一。兩位兄妹在友愛手足情及神旨間互示忠誠忠貞﹐好比毗濕奴和希瓦神一般﹐兩人在中國境內循天道修練﹐最後圓寂涅盤境界﹐兩人陰陽圓融合一﹐發出燦爛的光芒。<<歐必姆>>則以西藏為背景﹐再擴及中國內陸﹐也是以宗教證悟達到空的境界來描述班布(Bambú﹐竹子之意販賣罌粟的韃靼人)與歐必姆(煙草鴉片之意)面對愛情的挑戰﹐時時以「甕﹐犘﹐呢﹐卑﹐塺﹐吽」的梵語來定神﹐以便昇華為超越生死與肉體的救贖。何蘇士‧費雷洛此種題材的創作是一般西語作家較熟悉且喜嘗試的東方風情﹐尤其東方宗教裏﹐性愛的極至便是宗教空的境界﹐更為西語作家樂於探勘的創作新樂園。

何蘇士‧費雷洛的<<戰國時代>>(Los reinos combatientes), 則以六十四個單元串連﹐用八卦乾/天﹐坤/地…等符號圖誌依序敘述﹐從戰國時代商人呂不韋在邯鄲巧遇秦國太子子楚開始﹐繼而敘及始王政﹐太后與呂不韋掌權勢力之消長﹐李斯任相滅六國﹐繼而與太監趙高殺扶蘇扶胡亥之陰謀﹐故事以劉邦開起漢朝新紀元終結。何蘇士‧費雷洛這部以戰國時代為背景的小說是一部中國歷史小說的濃縮改編﹐是西班牙歷史小說文類中最道地的「異國/中國風情」﹔重點側重敘述秦朝短暫十五年的內政庶務與權謀﹐原以為可以傳諸千秋萬世﹐卻是曇花一現的歷史。作者至少展現他對中國歷史某種層面的認識與研究﹐即使未必完全精確﹐但既名之小說﹐便容許虛構的空間。西語世界裏漢學家原已付諸闕如﹐文學創作中能有何蘇士‧費雷洛這樣對中國的興致與認知殊屬難能可貴。

2. 拉丁美洲文學作品的中國情

拉丁美洲文學的中國形象書寫仍以二十世紀較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拉美作家與中國文化的接觸除了個人創作以外﹐也從迻譯中國文學作品介面著手。語言的隔閡並不構成障礙﹐反而因為其本身也從事寫詩創作的天賦才華﹐透過其他外語(法語﹐英語)譯本巧妙地將中國詩轉譯為西文﹐例如哥倫比亞詩人基耶莫‧巴連西亞(Guillermo Valencia﹐1873-1943)與一九九O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在意象﹐詩韻﹐對仗的考究上都頗傳神﹐表現出原詩作的風格﹐當然意境多少比原文稍弱些許﹔中文的文字精簡﹐涵意深遠的用法﹐西文迻譯或詮釋的詞彙恆常是中文的一倍﹐一首五言絕句以西文翻譯後可能像一首七言律詩的格式了﹐或更冗長。一般西文迻譯的作品以唐宋詩人名作居多﹐如李白﹐杜甫﹐王維等人﹔帕斯則更恢宏﹐擴及蘇軾﹐韓愈﹐竹林七賢劉伶…等人之詩詞作品。

 

基耶莫‧巴連西亞的中國詩集譯作題為<<國泰>>(Catay)﹐即前提過十六世紀開始西班牙對中國的稱呼﹐「國泰」(Catay)儼然已成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圖騰。基耶莫‧巴連西亞認為中國人書寫創作一如中國人繪竹﹐刺繡那樣精工巧妙﹐呈現出淡雅﹐優美﹐細致的特質。他從李白或王維的詩作中發現中國詩的特色山﹐水﹐田園﹐月影﹐鳥語花香等大自然的意象反映中國人的心境與生活﹐直陳中國詩比西方的詩韻來的細膩精緻。除了詩作迻譯顯現他對中國文化的嚮往外﹐他的詩作<<儀式>>(Ritos)也經常引用東方與中國珍寶作為象徵﹐包括中國詩人經常寄情明志的月亮﹐他用來詮釋大地的幅員﹔香水的馥郁芬芳﹐玉器寶石的高貴稀奇﹐絲巾刺繡…等用來詮釋人、物高雅的特質。

 

基耶莫‧巴連西亞的時代正是「現代主義」(盛行約在一八八O年至一九一四年間)興起與式微的時代。現代主義詩風源於法國浪漫主義詩人雨果(Víctor Hugo, 1802-1885)﹐高蹈派詩風為藝術而藝術的勒孔德(Leconte de Lisle, 1818-1894)與象徵主義的維爾藍(Paul Verlaine, 1844-1896)等人的影響。此風潮標榜的創作文類以詩為主流﹐由尼加拉瓜詩人魯本‧達里歐(Rubén Darío, 1867-1916)引進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在西班牙現代主義適逢與西國「九八年代」以散文小說創作為主的潮流並行﹔在拉丁美洲則有不少作家耕耘此派詩風﹐兼具表現在散文小說創作上。現代主義標榜用字唯美華麗﹐崇尚高雅與上流社會特質﹐描寫精緻珍品﹐稀有奇特之物﹐展現異國風味﹐援引神話歷史典故﹐詩韻鏗鏘悅耳等特色。異國風味中「遠東/中國」則最具神秘色彩﹐中國歷史上的公主后妃﹐雕欄玉砌的皇室宮闕﹐五彩簷牙建築等都是詩人汲汲探尋的世外桃源。

 

玻利維亞詩人哈梅斯‧佛雷伊雷(Ricardo Jaimes Freyre, 1868-1933)的<<夢即人生>>(Los sueños son vida)詩集裏的<蘇俄>詩篇中便述及中國﹐描寫她遙遙偏遠的地理形象﹐尤其是與蘇聯西伯利亞接壤的北方﹕

 

俄羅斯農民﹐主人統馭的子民

炯炯目光令人震懾

從朦朧的波羅的海至遙遠偏僻的中國

所有城邦皆在她腳下蜿蜒匍匐。

 

魯本‧達里歐的<小奏鳴曲>(“Sonatina”)中描寫如花似玉的公主深居宮中﹐愁眉不展﹐心中盼望的白馬王子是東方或中國的王子﹕此處詮釋的中國形象是文化悠久﹐文明高貴﹐門當戶對﹐理想的駙馬爺人選﹕「公主莫非思念高貢達或中國的王子?/想念那位銀馬車守候的王子?」一九O七年出版的<<流浪之歌>>(El canto errante)的<代辦>(“Agencia…”)詩篇裏﹐對應世界其他地域跨世紀的景象與蛻變例如﹐西班牙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政權攻守戰導致巴塞隆納城的緊張狀態﹔歐洲銀行世家羅思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世代金融業的擴張﹐魯本‧達里歐則以子嗣亨利‧羅思柴爾德是詩人為對比誇飾﹔而中國﹐魯本‧達里歐透過筆觸描繪﹐也透露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型態與轉變﹕

 

……

巴塞隆納不復美

炸彈炮聲轟轟響…

中國刀剪斷長辮。

詩人羅思柴爾德。

 

在<漫談臆想>(“Divagación”)中﹐達里歐更將現代主義詩人喜把詩文與音樂﹐繪畫等藝術結合的特色展現﹐以法國詩人高迪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的詩畫才華歌頌中國的仕女﹐以象徵中國的特產描繪愛情意象﹐再以李白詩韻詮釋中文之美﹕

 

莫非是異國戀情麼…?

妳像東方玫瑰令我著迷﹕

絲絹﹐黃金﹐綢緞取悅我

高迪耶崇拜中國美公主。

喔!屈膝跪拜美麗的愛情

瓷土的高塔﹐嘆為觀止的腳柱﹐

茶具﹐烏龜﹐蛟龍﹐

綠油油恬靜的稻田!

用中文愛我吧!用李太白

鏗鏘悅耳的中文愛我

我會和那些詮釋命運的睿智詩人一樣﹔

與妳紅唇相依﹐吟誦抒情婉約的情歌。

 

詩作之外﹐魯本‧達里歐在他的短篇小說集裏(Cuentos)有一篇對中國形象的描述也相當豐富﹐除了展現異國情調外﹐可以窺見彼時外國人印象裏的中國﹔雖有若干看來似偏頗的刻板印象﹐魯本‧達里歐所欲呈現的仍是中國的高貴、優美及精緻。這篇題為<中國女皇之死>(“La muerte de la emperatriz de la China”)敘述一對恩愛的新婚夫妻﹐雷卡雷多和蘇西蝶﹐你儂我儂﹐如膠似漆﹐雷卡雷多是一位雕塑家﹐他寵愛妻子﹐崇拜她﹐妻子沉思不語時覺得她像浮雕上的拜占庭女王。雷卡雷多的工作坊裏﹐他最喜愛的作品是關於中國和日本的雕塑。他遍尋書籍參考圖樣﹐做出中國樣式的刀子、煙斗、醜陋又詭異的臉譜像遭催眠的臉龐、有著胡蘆肚腹、圓滾懾人的眼珠子的侏儒、張牙舞爪的妖怪、黑褐色臉孔的韃靼士兵…等。有一天友人旅遊至中國香港﹐寄來一份中國禮物﹕「我以加州進口商的經紀人身份來此地﹐他們進口中國絲絹﹐胭脂腮紅﹐象牙﹐以及其他中國特產。隨信附上一份禮物﹐你所熱愛的這個黃色的國度的珍品…」。原來這份禮物是個可人的塘瓷娃娃﹐挽著髮髻﹐肩上披著一條繡滿龍的圖案的絲巾﹐名為「中國女皇」。雷卡雷多嘆為觀止﹐愛不忍釋﹐讚嘆為巧奪天工之藝術品﹐是天堂的公主﹐特地為「中國女皇」做一個珍藏的框架。自此妻子鎮日愁眉不展﹐鬱鬱寡歡﹐原來醋意心生﹐嫉妒「中國女皇」搶走丈夫的關愛。雷卡雷多表示愛她的心一如往昔﹐心中絕無另一個「她」﹔雷卡雷多不知真正原委情況下﹐遂其所願﹐答應妻子讓她親手毀掉情敵﹐以便證明兩人愛的路上無阻礙。霎時﹐筐啷破碎聲響﹐蘇西蝶扔掉「中國女皇」﹐腳下猶踩著塘瓷娃娃的碎片以消妒火。

 

這篇短篇小說刻意呈現中國工藝與藝術的魅力﹐拜占庭女王不敵中國女皇﹐真人嫉妒娃娃﹐中國仕女的典型與獨特的技藝在現代主義刻意強調異國風味的書寫下益見風采。從中也看出此時中國的形象仍是絲、瓷、國劇臉譜這些代表圖騰﹐事實上這些觀念迄今依然如此。

 

魯本‧達里歐之外﹐墨西哥詩人小說家阿馬多‧聶爾伯(Amado Nervo, 1870-1919)的詩集<<輕聲細語>>(En voz baja)的<舊鑰匙>一詩中﹐將鑰匙擬人化藉以喚記憶尋舊情﹐所有美好的回憶都由這把鑰匙深鎖珍藏。提及珍品則有中國飾品﹐這現象除了反映先前提過西方人對中國絲的喜愛外﹐也述及西班牙商船遠征中國探險從事貿易尋寶的歷程﹕

 

然而﹐你知道

昔日的光榮歲月裏﹕

優雅又瀟灑的

西班牙大商船

遠從中國帶給我們

精緻的絹絲披巾。

 

諸此中國形象的書寫在現代主義詩作中均常為詩人援引以烘托詩的意境﹐呈現的中國風貌也多是美侖美奐。

 

二十世紀與中國文學淵源最深的拉美作家要算是墨西哥詩人帕斯了。帕斯曾任墨西哥駐印度大使﹐與東方的接觸於焉具體展開。他寫詩﹐寫散文﹐從事翻譯﹐三種文類均有中國文化的痕跡。印度之旅讓他對東方宗教深入瞭解﹐婆羅門教﹐佛教等輪迴涅盤境地與人民生活思想與信仰。超現實主義的影響及「他者」的詮釋也引發他深入剖析詩的創作與中國詩的格律詩韻﹐繼而研讀孔孟、老莊思想﹐從<莊周夢蝶>的情境中啟發許多創作﹐探索「他我」的存在與「有/無」、「實/虛」或「滿/空」的世界。對中國詩人詩作的喜愛則將其作品迻譯為西文﹐並闡釋中國詩的禪意與心靈層次的修練。他對歷史與政治的熱情使他不斷潛心探討東西方的差異﹐進而解析西方與東方/中國不同的時間觀﹐而不同的時間觀則主宰國家的命運發展。

 

縱觀帕斯的作品﹐詩作中<<東坡>>(Ladera Este)詩集蘊涵印度與中國類同的宗教哲學思維﹐因此作是帕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八年駐印度大使任內完成的作品。<<東坡>>詩集有些或譯成<<東山坡>>或<<東方之斜面>>﹐但帕斯之用意﹐一來指地球之另一面東方﹐表示與他的發源地西方不同之介面﹔另外﹐深究帕斯的文學創作生涯﹐從他為數頗多的譯作中可以探尋「東坡」雙重涵意的美學﹕帕斯對蘇軾的作品極為欣賞﹐從英、法文譯本轉譯不少唐、宋、五代詩人的作品﹐尤其對蘇軾以詩詞獻畫的讀畫詩給予高度評價﹐對蘇軾之生平與名號想必熟悉﹔中國詩人詩作中﹐他翻譯最多蘇軾的作品﹐「東坡」這命名(譯名)就頗耐人尋味﹐更能詮釋他與中國文學的因緣際會。帕斯<<東坡>>詩集靈感多來自印度的宗教文化與種族﹐其間也引用中國詩人作品﹐在<陽台>(“El balcón”)詩中便有李後主<相見歡>裏「無言獨上西樓」的意境﹐再者引用李後主俘虜歲月中追憶故國往事的愁思哀意﹐如<破陣子>中「最是倉皇辭廟日」的心境﹐藉以移情詮釋時光之流逝及印度德里城的影象﹐多少也對己身客居逆旅的旅程抒發感懷。

 

散文作品中談論中國思想的部份則比詩作更具體。從早期的<<交替的潮流>>(Corriente alterna)至<<結與解>>（Conjunciones y disyunciones）及<<印度掠影>>(Vislumbres de la India)的相關論述中﹐藉剖析印度教（婆羅門階級）的信仰與西方宗教時間觀念的差異﹐進而論究各個民族、宗教信仰與其國家歷史發展的關係。相對西方基督教信仰講求永生的信念直線/進步的時間觀﹐帕斯認為中國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承襲孔子自謙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訓﹐而培育中國人完美境界的理想與時間觀是「典型在夙昔」建立在過去的時間﹐在先聖先賢﹔而佛教涅盤境界或老莊思想的「無我無常說」也主導中國人的思維。因此﹐他認為不論是西方「未來」的「盈」的時間觀或中國「過去」或超越時間觀念的「虛」的思想與信仰均非人類應追求的目標﹐而是活在當下的現在(呈現/真實存在)的時間觀。

 

帕斯現在時間觀的理念也用來詮釋政治介面﹐過去除了「典型在宿夙」的完美涵意﹐也意味未開發野蠻的一面﹐因此一九七O年出版的<<後記另一個墨西哥>>(Posdata)論及墨西哥的歷史與政治沿革時﹐也兼批判中國共產獨裁的弊病﹕「那些盲目信仰毛澤東思想順便一提﹐毛是個平庸的學院詩人的狂熱年輕人﹐不僅犯了美學和智慧的錯誤﹐更犯下道德的錯誤﹐不能為了加速經濟的發展或標榜領導者的革命思想、聲望﹐將他美化成不會犯錯的完人﹐或類似的不實幻想而犧牲言論批評的自由與精神…所有的獨裁﹐個人或政黨﹐都是通往精神分裂症的兩種形式﹐不是自言自語就是走向墳墓的死胡同」(<<後記>>﹐三十三十一頁)。帕斯近三十年前對共產主義的批判爾今一一得到事實的明證。

 

帕斯的理念也延伸述及愛情的時間觀。<<兩道火燄>>(La llama doble)散文論述中(論政治與愛情)將<<紅樓夢>>裏的愛情與<<源氏物語>>及希臘羅馬神話故事中的邱比特與賽姬﹐鮑喜絲和菲勒蒙的愛情故事做一番比較闡釋﹐強調珍視剎那即永恆的美感與喜悅﹐而剎那片刻因「呈現/存在」(present/presence)的真實益見愛情的真諦。

 

翻譯方面﹐帕斯的<<翻譯與趣味>>譯作(Versiones y diversiones)迻譯竹林七賢中稽康﹐劉伶等人的作品﹐以及李白﹐杜甫﹐王維﹐蘇軾等唐宋幾位大家的詩詞﹔<<莊子>>則節譯部份莊子學說思想﹐帕斯認為莊子其人其思維是人生的「解毒劑」﹐不僅是一位哲學家﹐不斷與自己的思維提出對立矛盾的辯證﹐卻又充滿機智幽默﹐是觀念和證悟的橋樑﹐更是一位優異的詩人。從王維的<鹿柴>、<竹里館>等詩中以無人稱方式表達動作與影像的境界﹐帕斯則解釋王維的佛/道因緣與禪之意境﹔李白的<月下獨酌>幾乎是愛詩人最喜迻譯的詩作﹐包括前面提過的哥倫比亞詩人基耶莫‧巴連西亞。帕斯融合老莊思想與佛學的禪意﹐不僅譯詩﹐亦懂得解析中國詩的情境與氛圍﹐直認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藝術最高境界﹐蘇軾的題畫詩如<書李世南所畫秋景>等詩﹐帕斯便覺文字緊扣構圖和意境﹐從詩中浮現一幅美圖。

 

帕斯之外﹐拉美作家中在作品中引述中國的題材尚有阿根廷小說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波赫士的作品泰半傾向於知識論﹐形上學等學識探究。他喜探索時間和空間的問題﹐認為時空不論其大小幅員﹐均是無限大﹐無限延長的元素﹐也是一個周而復始的螺旋循環。和帕斯一樣﹐波赫士寫作中也喜書寫中國襯托文意思維﹐他對中國的哲學﹐易經或道/佛禪理也頗有領悟﹐其間論時空無常無盡的說法﹐將他受西方哲學影響的時間觀論點相結合。<歧路花園>(“El jardín de los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中波赫士描寫一個中國的官員崔本欲創造書籍和迷宮來詮釋宇宙時間之無窮盡﹐而「歧路花園」是時間中無數個分叉和無限個可能。花園歧徑和迷宮則象徵這些無限繁衍的時間。詩作<<鐵幣>>(La moneda de hierro)詩集中<易經詮釋>(“Para una versión del I King”)則藉易經來詮釋時間去來之不定與無常﹐似永恆又捉摸不定﹐冥冥之中生死命已定﹐定中又有動﹐天意悠遊其間。

 

未來無法改變阻止

一如昨日逝去無情。萬事萬物

均是一個沉默的文字

無法辨識的永恒書寫

這本書叫時間。遠離家園的

人已歸鄉。我們的生命

是未來的路﹐也是已走過的路。

沒有向我們說再會﹐什麼也不留。

莫屈服。奴隸的寓所晦暗陰鬱﹐

堅固的紡線是不斷的鐵絲

在你隱居的某個角落

總有漏失之處某個裂縫﹐

路像箭矢一發那般命中注定

然天主於罅隙中泰然窺伺

 

另外﹐短篇小說<波赫士與我>(“Borges y yo”)﹐<他者>(“El otro”)以波赫士敘述波赫士的手法而產生「他我」與「自我」的混淆互動﹐此種人格雙重/分隔手法﹐和以夢境詮釋實虛的<莊周夢蝶>的情境則異曲同工。

 

和帕斯、波赫士一樣﹐拉丁美洲另一個和東方或中國有宗教因緣的作家則是古巴小說家塞維洛‧薩爾度(Severo Sarduy, 1937-1993)﹐他的作品不斷在語彙上創新﹐試圖展現巴洛克式的華麗﹐時而較重語彙的文字遊戲而不重視情節的張力與故事性質﹐承襲西班牙巴洛克詩人龔果拉(Luis de Góngora, 1561-1627 )與古巴近代詩人小說家巨擘雷薩馬‧利馬(José Lezama Lima, 1910-1976)的影響甚深。不過小說情節中亦可找到揉織東方與西方的背景為襯托﹐尤其是西藏的宗教文化﹐如<<歌手來時路>>(De donde son los cantantes)﹐<<柯布拉>>(Cobra)及<<瑪伊德雷亞>>(Maitreya)等作品。<<歌手來時路>>描寫存在古巴的三種文化﹕西班牙﹐非洲和中國。西班牙因幾世紀殖民者身份而擴張文化﹔非洲因黑奴買賣而落地生根﹔中國因一八七O年代左右苦力輸入取代黑奴而落腳。小說敘束這三種不同文化的人的追求﹕年老好色的將軍莫爾塔(意為必朽/致命)前來哈瓦那找尋中國區裏一位名喚「蓮花」的戲劇名伶﹐殊不知「蓮花」是個技窮的冒牌貨﹔女黑人朵洛蕾絲(意為痛苦)則嚮往追求權力﹔兩位西班牙女郎奧西麗歐和蘇可柔(其意分別為協助和求救)前來找尋意愛的男人﹐最後變成潛心修行的教徒。<<柯布拉>>用兩則故事穿插﹐將東方和西方融合交織﹐神秘又帶點荒誕。一位名叫柯布拉(有眼鏡蛇之意)的人妖﹐懂得化身變形﹐但是這樣的現象在西方的世界找不到邏輯解釋的原因。第二則故事中柯布拉分身變形﹐分以四種不同名稱出現(凍原﹐天蠍﹐圖騰和老虎)﹐背景從巴黎越界﹐變成西藏喇嘛的一支教派﹐從性愛的活動探尋宗教儀式的空的境界﹐柯布拉也在這過程中死亡﹐依據西藏生死書的觀念﹐柯布拉回到西方在阿姆斯特丹舉行喪葬儀式。<<瑪伊德雷亞>>(此名源於班亞明克姆(Benjamin Creme)於一九七O年代以來提出的說法﹐指瑪伊德雷亞是世界的導師﹐人類的救世主﹐是各個宗教領導的化身﹐從喜馬拉雅山出現)則敘述解決人類的苦難與問題有賴救世主瑪伊德雷亞﹐他是西藏未來的達賴喇嘛。結果未來的喇嘛救世主拒絕滿足追隨者的願望﹐也對己身被選為真主傳人之事斥為無稽的諷喻。在這些作品中薩爾度試圖將宗教儀式與性愛的關係同時呈現﹐將西藏喇嘛宗教的奧秘傳遞他的創意和繁複﹐而中國的景致似乎最能表現別出新裁的企圖。

 

3. 西語文學與中文創作的交流

如前述及﹐中書西語形象的書寫早期泰半以旅遊札記為主﹐或翻譯旅遊指南一類的書籍﹐與近來「旅行文學」書寫的風格仍有差距。較屬文學性質書寫者為徐鍾珮的<<追憶西班牙>>。相較西語作家以中國為題材嵌入文學創作中的情形﹐中文文學作品以西語國度為背景者較少。倒是西語文學思潮、作家的創作技巧與風格對中文世界的作家則或多或少都帶來衝擊與影響。作家也從事翻譯西語文學作品。西班牙詩人羅卡的詩作頗得臺灣現代詩人的欣賞﹐戴望舒﹐楊牧等詩人均迻譯過羅卡的詩作﹐中文作家在譯其作、讀其詩的歷練中﹐在題材、詩韻、風格上多少激發創作的靈感。詩人亞弦且表示頗受羅卡影響﹐仿其詩韻轉而描寫中國北方的景致。羅卡以外﹐二七年代流亡詩人霍赫‧基嚴(Jorge Guillén, 1893-1984)與詩人葉維廉則以詩會友﹐基嚴一九八四年過世時﹐葉維廉譯其姓以「歸岸」歸向彼岸為中文稱謂作輓詩。七O年代以後﹐智利詩人聶魯達(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詩人帕斯等人的超現實主義詩作對臺灣的詩壇也帶來技巧創新的嘗試。詩人陳黎並迻譯許多聶魯達和帕斯的詩作。

小說方面﹐一九九四年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訪台談論旅行文學復甦之必要﹐爾後其旅行文學代表作<<亞卡利亞之旅>>(Viaje a la Alcarria)中譯本面世﹐的確對台灣的旅行文學書寫有推波助瀾之效(<<中國時報開卷周報報導>>)。旅行文學走向更深度的書寫﹐越過僅止於提供資訊的旅遊指南﹐各式旅行文學獎相繼設立﹐邀請作家實地探勘後撰寫遊歷紀實與文學兼智識層次的報導(如<<中時人間副刊>>)。現代旅行生活的特質﹐透過文學創作的筆力更活絡展現出來。

另外﹐小說創作最顯著的影響應屬拉丁美洲「魔幻寫實」的風潮﹐這股旋風在哥倫比亞小說家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於一九八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於焉形成。超現實主義走入拉丁美洲的國度﹐繁衍出揉織神話﹐歷史﹐大自然﹐夢境和打破時空順序與邏輯的「魔幻寫實」﹐變成國際文壇辨識拉美文學的標誌。臺灣八O、九O年代的青年作家或文學知音或多或少都受「魔幻寫實」薰陶﹐或試圖以此寫作技巧新繪小說結構﹐張大春的作品隱約也反映馬奎斯若干影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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