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
(1997年3月25-26日，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談西書中譯與西英中重譯之問題
(論文集37.1-37.16)
一､前言
在臺灣﹐西班牙語文學吸引出版界的注意與受讀者青睞大概可追溯到一九八二年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贏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之後開始。十五年來﹐西語文學中譯成品在量方面雖不若其他外語蓬勃﹐但與前相較﹐則是相對論上令人雀躍欣慰的成果。不過這些成果泰半仍是透過英文迻譯的成績。這個現象披露幾個事實﹐誠如鄭樹森教授在<臺灣報紙副刊與諾貝爾文學獎回顧與隨想>一文中的分析一是英語以外的外語人才的不足﹐另一原因也可能是長久以來英語主導的趨勢或霸權所致(1997.1.10)。就西語層面而言﹐也可從余光中教授的<翻譯和創作>﹐分析翻譯界的毛病的論述裏找到端倪﹕「譯者的外文程度不濟﹐固然是一大原因﹐但是中文週轉不靈﹐辭彙貧乏﹐句型單調﹐首尾不能兼顧的苦衷﹐恐怕要負另一半則任。」(<<翻譯論集>>﹐133)。這也是出版界寧捨原文直譯而就人才濟濟的英文群英中找尋譯者的緣由。西語人才能嫻熟掌握外語及母語雙向溝通的書寫與表達能力﹐在量與質上的確也出現斷層與缺乏的瓶頸。在邁向以「知識的世紀」為本質訴求的二十一世紀目標中﹐以精通三種語言為標的豐富知識資源的遠景下(Crítica, 34)﹐在翻譯/教學上﹐我輩以西語為專業實應粹勵奮發為西語的發展開拓一個更寬廣的應用空間﹐讓西語作品得透過原文直譯﹐達到余光中一文所稱﹐將其精髓與意涵「傳真」成中文(121)。
本文意旨不在標榜樹立翻譯權威與法則﹐一如幽默大師林語堂在<論翻譯>中提到「譯學無成規」(<<翻譯論集>>﹐32)﹔亦非藉文評判各家譯者高下﹐從事譯介工作的學者或翻譯家也都坦然承認做翻譯的都會犯錯﹐劉紹銘教授的<方寸已亂論譯事之難>已提「任誰翻譯都有錯…除非自己一輩子不涉手翻譯﹐總會有出紕漏的一天」(<<翻譯論集>>﹐193-194)。但林語堂一文亦提及翻譯也有若干「標準」(32-33)﹐因此在西語翻譯/教學上也需建立若干基本共識﹐讓西文中譯能達到言簡意賅﹐妙筆生花﹐提供讀者由深轉易之理解能力﹐進而增廣閱讀西語作品的樂趣﹐並從中探索西語語彙之巧妙與文化意涵。本文探討的已是譯界殫精竭慮談論過的問題﹐鑑於相繼問世的譯本仍出現一樣的訛誤﹐為防範西語作品中譯的錯誤氾濫成災﹐我們未雨綢繆共同謀求若干譯法準繩﹐也藉此反省己身曾犯之譯筆錯誤以自勵﹐讓西語傑作得以雋永俊逸又簡潔的中文呈現出來。我將從譯界已深入探討的若干翻譯問題以及自己翻譯中遭遇的疑難尋求西語中譯的可能譯法﹐並以臺灣出版﹐譯者含括兩岸人才的西語作品中譯本為例枚舉數例說明﹐在教學與從事翻譯工作時或可參酌此方式討論﹐建立西語界翻譯共通原則﹐免去百家爭鳴而讀者無所適從的境地。
二､人名譯法
1.「從眾」與「從俗」
名詞譯法在中英翻譯汗牛充棟的研究論述中已然形成一些準則﹐諸多學者及譯界名家均主張名詞統一之必要﹐西文自然無須自立門戶。知名人物﹐既定成俗﹐蔚為風尚者﹐可從善如流。方馨在<翻譯名詞的統一>中提出「從眾」與「從俗」的方向﹕「由於出版事業的發達﹐為求達到更廣大的讀者﹐名詞的統一卻又是勢在必行之舉…。在整理這些名詞時﹐我們應該遵守以下兩個基本原則﹕(1)從「眾」有時一個名詞並不好﹐但既然為多數人接受﹐只好服從多數﹔(2)從「俗」有時一個名詞並不好﹐但既然已經成為習慣﹐也只好採納。」(<<翻譯的藝術>>﹐319-320)。舉兩例說明﹐如「唐吉訶德/堂吉訶德」與「唐璜」﹐長久以來讀者已熟悉這樣的譯名﹐雖然我們知道原文「don」既非「唐」亦非「堂」﹐而是「先生」之意（1995.9.21）﹐但舉目四望譯本﹐譯者慣將「don」一併譯出﹐使得所有以”don”尊稱的男性通通以「唐/堂」起家﹐乍看誤以為本姓。然而﹐如遇到上述兩名詞﹐翻譯時可能不太需要「力挽狂瀾」﹐即使譯名不是原文發音﹐宜遵照原已慣用之用法﹐另起爐灶恐怕只會「污煙瘴氣﹐混沌不明」﹐阻礙作品的普及與讀者閱讀的適應力﹐但有必要附註說明以正本清源教育讀者。「唐/堂吉訶德」﹐在魯迅<論重譯>中已有「吉訶德先生」之語(134)﹐許是後人不求甚解或不明孰是孰非只好將錯就錯﹐積非成是。輔仁大學研究生論文以楊絳譯的<<堂吉訶德>>為題研究翻譯技巧也重新洗禮譯為「吉厚德爺」以詮釋音之準確與時代背景之意/義﹐若題目仍以「(唐)吉訶德」為名﹐或副標加上原譯名﹐這部論述的讀者會在少眾中相對增加。「唐璜」一例則在去年出版的<<東煥•德諾略>>(Don Juan Tenorio)中「改名換姓」﹐對已「從眾」又「從俗」的讀者而言﹐似乎削弱了這本西文作品躍登琳瑯滿目的「唐璜」中文國度的知名度與影響力﹐雖然譯者在<例言>中「翻案」﹐以「與原文發音差別甚大」(9)而改譯「東煥」﹐但拜倫的Don Juan(1819-24)﹐【比索利亞(José Zorrilla)的Don Juan Tenorio(1844)早二十年出版】﹐莫里哀的Don Juan ou Le festin de Pierre (1665)﹐【比帝索•莫里納(Tirso de Molina)的El burlador de Sevilla y convidado de piedra(1630)晚三十五年面世】( 張淑英﹐1988)﹐一樣的原文寫法﹐英語與法語不同的發音﹐以何者為依歸呢?讀者又何所適從? 早期迄今已有「唐瓊」﹐「唐•奐」（林以亮﹐148-151）﹐「唐裘安」的譯名﹐可能還會有「唐胡安」和「『黃/璜』先生」的呢!以「與原文發音差別甚大」為由﹐那麼西文發音中譯更恰確應是「董煥」﹐而非「東煥」了。當然如此執拗則淪為無解且無謂的「正名」論戰了。對這樣一位已是舉世聞名的文學人物﹐雖然他的原創地是西班牙﹐讓他揚名國際文壇的還是英語國度居功。「從眾」與「從俗」的功用能使好作品不因讀者陌生而束諸高閣﹐乏人問津。至於其他詞類隨新作出現及時代轉變﹐皆宜以原文發音為準則。此外﹐”don”與”doña”兩字冠在人名前實不宜再繼續以「堂/唐」及「堂娜/唐娜」譯出。中文說法中若不直呼某人姓名﹐而以「先生」﹐「夫人/女士」稱謂﹐本就有敬稱之意﹐「唐」與「唐娜」充斥﹐卻不達意﹐只讓人滿頭霧水﹐實有必要正本清源。金聖華在<老頭､小子､可人兒>(66-67)一文中以傅雷譯<<高老頭>>(Le père Goriot)為例﹐法文原文的”femme”便依上下文關係譯出十餘種不同說法。西班牙文的”don/doña”自然也可以依行文意涵與人物特性給予適當的修辭﹐比不知所云的「唐/唐娜」更能詮釋文本﹐更能鮮活反映人物的特質。當然﹐其他尚未形成氣候之譯名也應發揮匡正與教育讀者功能﹐宣揚原文原意譯法﹐在我們正確的堅持下﹐錯誤的譯法與譯者自然也會尊重專業調整其譯筆而「改邪歸正」。
「從眾」與「從俗」的方向中﹐我願從中再析出「從史」的原則。宗教､史書､歷史人物的名字已然若刻印烙痕一般﹐在譯這些名詞時必備的參考書籍不能免﹐遇相同詞彙只需將已慣用之譯名「移植」﹐無需堅持以西文發音譯法而新創或穿鑿附會﹐混淆視聽（況且有些並不屬西文淵源）。例如<<希臘羅馬神話故事>>的人物﹐歷史人物與<<聖經>>等經典人物﹐這些泰半已成公案。<<動物禪>>(La oveja negra y demás fábulas)中「阿貝爾」(Abel)和「卡印」(Caín) (70-71)的譯法是依西文發音﹐但此乃聖經知名人物「亞伯」和「該隱」﹐搖身一變﹐形同陌路﹔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則音譯成「艾庇鳩勒斯」(85)﹐可能少了考證<<聖經>>譯本和哲學史書的工夫﹐所幸譯者附註說明澄清若干困惑。又如<<迷宮中的將軍>>(El general en su laberinto)訪馬奎斯的<附錄>譯文中提到「米開朗基羅」的「西斯汀」禮拜堂﹐譯成「米格爾•安赫爾」的「西克斯蒂納」小教堂(305)﹐乃因義大利文中”Michelangelo“﹐西班牙文為”Miguel Angel”﹐譯者尚且附註說明﹐標示生死年代(321)﹐卻忽略此為文藝復興名雕塑家與畫家「米開朗基羅」﹐以西班牙語稱謂與發音譯出並不恰當。同樣在<<愛情萬歲>>(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中﹐提到美國劇作家米勒(Arthur Miller)的作品<<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以西文音/意譯為「阿圖爾•米列爾」的<<一個旅行者之死>>(La muerte de un viajante﹐227)。這種相同主題﹐卻因跨語言跨文化而有不同的詮釋﹐譯者需掌握英/西語彙的說法與譯名﹐才不致造成誤解。<<亞曼達的世界>>(Etica para Amador)提到法國名幽默作家哈貝雷(Francois Rabelais﹐一般均稱哈伯雷/拉伯雷)的作品﹕「在當時歐洲排名第一的暢銷書中<<父與子>>的歷險」(58)﹐西文原文是”Un divertidísimo escritor francés del siglo XVI, Francois Rabelais, contó en una de las primeras novelas europeas las aventuras del gigante Gargantúa y su hijo Pantagruel” (Savater, 64)。這「部」作品其實是哈伯雷五卷諷刺小說﹐原名是Gargantúa y Pantagruel﹐因仿史詩巨人加爾岡圖亞及龐大固埃之名稱為作品名﹐或有譯成<<巨人傳>>。兩人是父子關係﹐但中文譯作中早有讀者嫻熟的屠格涅夫(Iván Turguéniev)的<<父與子>>(Otcy i deti)﹐或有較不熟悉的戈斯(Edmund Gosse)的<<父與子>>(Father and son)﹐譯文Gargantúa y Pantagruel譯成<<父與子>>未必錯誤﹐但難免引起誤會﹐而且對這部作品的詮釋也不夠清楚。文中作者向他的兒子說﹕「我鄭重推薦這本書」(58)﹐這在歐洲同文化背景的讀者或不難理解﹐而且原文也明示﹐但譯文對中文讀者可能就頗傷腦筋了﹐何況這是一本適合青少年閱讀的倫理書。當然﹐現有的專書､百科辭典或百科全書的中譯名也並非全然正確﹐最嚴謹的態度是向各學門專家請益﹐並掌握傳播媒體的脈動﹐找出已經為大眾熟稔的譯名。翻譯是一個跨文化的整合型工作﹐不能單以西文原著為由抹煞其他文化在文本中的功能與地位﹐如此也扼殺原作者欲詮釋的文化視野與嘔心瀝血的創作。
2. 冗長的原文姓名
人名中另一個翻譯問題是﹐大排長龍的原名是否需完全忠實到如數譯出?如何言簡意賅又不損其意的傳譯?思果在<<翻譯的研究>>中指出﹕「有時譯者要犧牲一些準確。這是一件危險的事﹐但是在某種情形下﹐不得不做。譬如人名太長﹐省略一部份的字音」(20)。另外﹐「外國人人名地名漢譯公約」中列出以音譯為準﹐不予意義的原則(張達聰﹐469)。至於音譯﹐可參閱<<姓名譯名手冊>>(金聖華﹐94)﹐只要不太離譜﹐倒無須堅持一定那個字才更接近原文發音﹐如馬奎斯/馬奎茲。冗長的姓名照單全收讀來累贅﹐詰屈聱牙﹐令讀者無法消受(林以亮﹐170)。例如<<索爾•胡安娜•伊內斯•德拉•克魯斯或信仰的陷阱>>(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o Las trampas de la fe﹐<<太陽石>>﹐491)﹐”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一般均以Sor Juana Inés相稱﹐而”sor” 乃「修女」之意﹐音譯之外﹐不影響其姓名準確﹐又可表示其特殊身份﹐不妨音意兼顧﹐以「璜娜(胡安娜)•伊內斯(修女)」之名似更能詮釋其身份﹐或「索爾•胡安娜•伊內斯」亦可。若原封不動直譯﹐不解原文或不知其人者﹐想藉此多深入瞭解其人其事﹐可能「眾裏尋她千百度」還不知從那兒「截肢」才好。此墨西哥巴洛克時期傑出女詩人可從”Cruz¨”及”Juana Inés(de la Cruz)”查得﹐因此”sor”, “de la”譯文的省略不僅無害﹐更有釐清冗長幫助理解效果。<<動物禪>>中的譯名「索爾歡娜」(127)則截錯了位置﹐複合名字不宜僅譯一部份。又如”Fray Luis de León”﹐也是此類型﹕「路易斯•雷昂（修士/神父）」。
塞拉（瑟拉/賽拉）的小說La familia de Pascual Duarte的兩本中譯﹐<<帕斯庫亞爾•杜阿爾特一家>>及<<杜瓦特家族>>﹐在作品名稱及小說人物冗長的姓名﹐譯文「帕斯掛•杜瓦特」可能比「帕斯庫亞爾•杜阿爾特」較俾閱讀之效﹐且無損音意。小說人物姓名有暗喻意涵﹐則宜在文中敘述說明引導讀者﹐<<帕斯庫亞爾•杜阿爾特一家>>的導讀作了此方面的詮釋的優點則為<<杜瓦特家族>>遺漏。陪襯的小說人物更可以簡潔譯名帶出﹐例如<<愛情萬歲>>中「阿爾貝托•庫西甘基•阿佩斯特吉(Alberto Cusicanqui Apéstequi)和瓦西•蒂托•帕里納高卡(Huasi Tito Parinacocha)兩位警察」(132)﹐名字之外只有五個字詮釋文本﹐對一個想從中譯本研究尤薩(略薩)作品的人﹐閱畢此作﹐光是人名就已疲勞轟炸﹐作人物分析恐是「剪不斷﹐理還亂」。設若碰上冗長的人名與冗長的地名糾結一起時﹐可比三千煩惱絲還難梳理!?。如果作者刻意在文中凸顯其冗長姓名以鋪陳情節﹐或是太多知名人物同一姓氏時﹐方有必要全數譯出以區別﹐如<<亞卡利亞之旅>>中凸顯市井小民自比大人物的荒誕言行﹐「愛斯坦尼斯勞•可斯加•羅德里格茲•羅德里格茲」(138)。名詞音譯時﹐譯者除筆譯﹐也應口頌朗讀譯名﹐選出抑揚頓挫最不饒舌﹐最順暢自然的重音排列組合﹐如此即使名字稍長﹐讀來也能輕鬆舒暢。這些論點和張振玉的<<翻譯散論>>提到的<明白﹐簡潔﹐悅耳>的原則相吻合(39-42)。譯者是擔綱文化傳承的信使﹐有責為讀者去蕪取精﹐而此用心絕不僅是精讀全文即可﹐對作者作品的背景詳加考證方能作出恰確的取捨。
3.男女有別
金聖華在<<橋畔閒眺>>中談許多翻譯與創作的問題﹐其中<譯名手冊>一文提及按中國慣例﹐譯名是男女有別的(94-96)。的確﹐尤其是文學作品翻譯涉及美感與抒情﹐男女不分談起戀愛如何令人動容?（同性戀書寫另當別論）在名的譯法男女有別應屬必要﹐不過在姓方面﹐本文要探討的則屬實驗性質﹐可行與否仍待商榷。因為西語姓名少則兩單字﹐多則三至四個單字合成﹐基於上述原則﹐去長擷短以譯姓為主﹐但因姓均為父姓﹐譯男性時沒有這方面的困擾﹐譯女性時是否要將姓轉換成女性譯法呢?英文姓名通常較簡短﹐女名男姓一併譯出立即分辨﹐如珍•奧斯汀(Jane Austin)﹐湯妮(東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西語簡短姓名亦可循此原則﹐如卡門•拉佛列(Carmen Laforet)﹐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但在篇幅有限的文章引介中﹐為便讀者吸收與理解﹐譯長姓名時便下筆踟躕。英譯中也不乏折衷方式﹐如吳爾芙(Virginia Woolf﹐有個芙字添脂粉)﹐珍•奧斯汀的「汀」也有女人味﹐法文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則是「娃」､「絲」字見分曉。我曾嘗試以女性譯名翻譯墨西哥兩位女作家的姓氏﹐艾絲姬維兒(Laura Esquivel)(1996.4.4)及瑪絲德蕾妲(Angeles Mastretta)（1996.12.12）。如果名字可帶出女性身份﹐或許姓氏可依男性譯法﹐但總覺得不對味。
從作品中看譯名﹐除非文本刻意強調﹐或作者刻劃之人物有模糊性別用意﹐男女有別有其需要。金聖華舉「黛安娜」(Diana)為例﹐不將她譯成「戴安納」(95)。由此觀之﹐<<愛在瘟疫蔓延時>>描寫一對戀人歷經六十載的曲折愛情[佛洛倫蒂納•阿里薩(71)與費爾米納•達薩(43)(Florentino Ariza/Fermina Daza) ]_譯文中男女主角以姓「阿里薩」及名「費爾米納」貫穿全書﹐這「費爾米納」陽剛了點﹐跨時空纏綿悱惻的愛情在兩個男子姓名中鋪陳﹐那份淒美似乎也打了折扣。又<<愛情萬歲>>中「勞拉姨媽(Laura)﹐奧爾卡舅媽(Olga) ﹐加比姨媽(Gaby)」(29)﹐「薩里塔•蒙鐵爾(Sara/Sarita Montiel)的歌曲」(193)﹐「內格拉•特雷西塔(la Negra Teresita)﹐安海里卡太太(doña Angélica)」(275)…等。這些都是名字而非姓氏﹐更應斟酌譯出較貼切的名字﹐即使中文實無相對文字呼應﹐有時犧牲一點音準也是情有可原。爾後奧爾卡舅媽則譯成奧爾加舅媽（36）﹐勞拉姨媽變成「拉烏拉姨媽」(229)﹐前後不一﹐名字怪異﹐印刷錯誤難免﹐但前後不一的差異則是不同譯者合譯卻無統合的缺失。<<帕斯庫亞爾>>一書中「我妹妹羅薩里奧出世的時候」(18)﹐這名字讀來比哥哥「帕斯掛/帕斯庫亞爾」還要孔武有力﹐和文中某些敘述妹妹的細膩體貼性格也顯得格格不入﹐而”Rosario”還有「念珠」的象徵意涵﹐柔性特質益見明顯。<<杜瓦特家族>>譯名也不盡完美﹐取簡潔卻忽略說明象徵意義。”Rosario”簡譯成「蘿莎」﹐可能把象徵意義誤導成「玫瑰」了。<<亞卡利亞之旅>>中的「愛波麗公主」(253-254)實是冠「艾波里王子」之封號 (Princesa de Éboli, Cela, 221)﹐此處為求與其身份容貌呼應而分兩種譯法﹐便是先前提過的待商榷之譯法。也許如<<包法利夫人>>譯法﹐無須刻意區分﹐習慣成自然。
三､人名與地名中的”de”（德/狄/的/台）與冠詞”el/la”（耶爾/拉）
西班牙文名字一個常見的問題介係詞”de”與冠詞”el/la”的譯與不譯的取捨。如前舉過的例子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省略”de la”並不影響其意/義。我認為以各類百科全書﹐文學辭典等專書以原文姓氏排列的方式來中譯最恰當﹐這也是不分語言畛域的大眾讀者能得知這些人物訊息的方法。因此”de” “el/la”均可省略不譯( Teoría, 442-495) 。例如﹐羅貝•維加(Lope de Vega), 米格爾•塞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德蕾莎/泰瑞莎•帕拉(Teresa de la Parra)。需要譯出的情形則是”de, el , la”為其姓氏一部分。義大利文與法文姓氏較多此類﹐如De Amicis (Edmondo)﹐Del Buono (Oreste)﹐La Fontaine (Jean de)﹐La Bruyère (Jean) …等。以拉封登(La Fontaine)為例﹐「拉」之必要乃因另有Fontaine之姓氏(如Charles Fontaine)﹐其餘姓氏即使沒有雷同處﹐則譯出更便讀者理解與查詢。人名與地名結合時不妨明確譯出釐清人與地﹐如”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楊絳的<<堂吉訶德>>第一章標題「著名紳士堂吉訶德•台•拉•曼卻的性格和日常生活」(1)﹐如果譯為「曼卻地區（自治區）的著名紳士堂吉訶德的性格和日常生活」是否更利讀者知道西班牙有這麼一個地理區域﹐而此區域有如此一位「奇人」呢!? “la Mancha”是”Don Quijote”的補語﹐按順序音譯為「台」並沒有彰顯”de”的功能﹐若非「吉訶德」名滿天下﹐不免有人會以「曼卻」為姓去找這個「人」呢! ”de”迄今可見到的譯法大抵有四種德､狄､的､台然無論那一個字﹐單獨譯出的效果都不是很好﹐如果能形成詞或句﹐或變成所有格﹐那麼「的」尚有功能﹐否則泰半只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還不如省略。
地名中的”el/la”或de”﹐如代表特殊不同之行政區域﹐譯出區別仍必要﹐如加利西亞(Galicia)自治區一省為哥魯那省(Coruña)﹐此省省會為拉哥魯那市(La Coruña)。地理區域的劃分與特色即使原文沒有明示（如省﹐市﹐島﹐山﹐河…等）﹐因原文音譯成中文後多半是奇怪的字義﹐中譯時譯出不僅傳遞地理特色﹐也助理解﹐特別是一般大眾陌生的地理名詞。至於”de”﹐則可省略。例如<<為亡靈彈奏>>中的「帕爾馬•德•馬略爾卡」(504)﹐以「帕爾馬•馬略爾卡島/馬約卡島」(Palma de Mallorca)譯出﹐應比一成不變直譯更傳神。中間區隔的這個符號「•」其實多少已代替「的」的意義。地名音譯應仿照人名﹐省略部份字音﹐太長也是讀來費勁﹐喧賓奪主﹐削弱情節的氣勢與張力。
另外﹐有一些人名冠上綽號的稱謂﹐不宜將綽號一律當姓音譯譯出﹐應意譯較明確。如不確定是指地名﹐抑或朋黨﹐族群的綽號﹐則更應斟酌。例如﹐<<帕斯庫亞爾一家>>﹐「這次她…安頓在涅貝斯•拉馬德里萊家裡」(23)﹐原文人名為”Nieves la Madrileña”(La familia…, 45)﹐這個”la Madrileña”是綽號﹐多少與「馬德里」有點關係(可能是地緣﹐也可能是姓氏﹐此處是地緣關係)﹐連冠詞譯出沒能凸顯其特色﹐也沒詮釋其意﹐也許改譯成「馬德里妞涅貝斯」反而清楚。塞拉的小說人物習用許多別名綽號﹐在<<為亡靈彈奏>>中﹐諸多此類綽號的詮釋就處理的比較好﹐例如「葡萄牙女人瑪爾塔」(273) (Marta la Portuguesa﹔Mazurca…, 114)或「人們…稱為『甜蜜』」的喬妮妮亞(Choniña la Dulce﹔124)﹐因為她的丈夫是甜食店老闆」(309)等例。有些綽號的意義連接上下文意﹐意譯才能傳達串聯彼此的關係﹐顯現作品豐富的寓意與詞彙多變化的美妙。
四､西英中重譯之問題
吳兆朋在<談談重譯>中先替「重譯」正名﹐指出兩種解釋﹐一為重複翻譯﹔同一原文作品﹐將已有之譯本用同一譯語再次翻譯﹐或同時兩位譯者譯出兩種同語譯本﹐此為複譯﹐或稱新譯﹔另一種則是不以原文為根據﹐而以另一種語言譯本輾轉迻譯為第三種語言﹐此種重譯稱為轉譯或間接翻譯(<<各師>>﹐35)。本文這部分要探討的即為間接翻譯的重譯問題。我國翻譯史自嚴復以降﹐轉譯之貢獻功不可沒﹐我們無意淹沒轉譯事業繼續發揚的盛事﹐也認同轉譯之成績與拋磚引玉的用意﹐如魯迅在<論重譯>中提到﹕「懂某一國文﹐最好是譯某一國文學﹐這主張是斷無錯誤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國也就難有上起希羅﹐下至現代的文學名作的譯本了。中國人所懂的外國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譯﹐我們將只能看見許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學作品﹐不但沒有易卜生﹐沒有伊本涅支﹐連極通行的安徒生童話﹐西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也無從看見了。這是何等可憐的眼界﹐自然﹐中國未必沒有精通丹麥､諾威､西班牙文字的人們﹐然而他們至今沒有譯﹐我們現在的所有﹐都是從英文重譯的。連蘇聯的作品﹐也大抵是從英法文重譯的。」文末他也強調﹕「待到將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然而必須那譯本比舊譯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譯』當作護身的擋牌。」(134-135)。如今我們應該努力的﹐不是停頓在「他們至今沒有譯」﹐而是致力譯出比舊譯本更好﹐或者向前看﹐以原文譯出好的中譯本﹐雖仍難與出版界與英文迷魅相抗衡﹐但創造這樣的風氣與好評的積極態度卻是責無旁貸﹐閉門造車來評鑑重譯本的缺失未免流於空話與失責。
1. 專有名詞的涵意
英文處於強勢領導地位﹐自然引領轉譯風氣﹐今日書市可見的西文作品中譯本﹐泰半是自英文轉譯﹐但輾轉迻譯的水準或有參差不齊﹐自然﹐譯者的雙語能力﹐涵養學識及筆下工夫是一原因﹐但對原文音/義的陌生則是造成錯誤詮釋的關鍵﹐而這些訛誤是轉譯譯者無法洞察的﹐因為諸多前面提過的原文問題﹐特別是專有名詞﹐英文譯本(甚至其他歐語譯本)是依樣「移植」﹐無需轉換成英文寫法﹐如此再轉譯成中文就各顯神通﹐五花八門了。譯者如能請教專家﹐用心推敲原文﹐彌補此方面不足﹐那麼重譯本的品質未必比原文直譯差。但是原文語言文字的運用與文化背景恆常是文本的精髓﹐重譯本如無法彰顯﹐又怎能看出原作者匠心獨運所欲呈現的文化介面呢?行雲流水的中文譯筆﹐讀者又怎察覺不符原文意旨的錯誤呢?遑論其他有象徵意涵的弦外之音了!
舉幾個西英中重譯的例子。<<智利秘密行動>>(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ín clandestino de Chile)中﹐譯者在每個專有名詞譯名後標示原文﹐熟悉西文的讀者有恍然大悟之感﹐不諳西文的讀者仍猶如置身五里霧中﹐不過譯者細心可見﹐恐因不諳原文造成錯誤﹐故列出原文對照。特別的是﹐這部作品的許多專有名詞即有涵意﹐而這個詞彙的意義牽引上下文的關係。張達聰在他的<<翻譯之原理與技巧>>探討外國地名之音譯時﹐歸納出六個原則(464-469)。 此六原則外﹐我覺得甚至「音義合併」都可以﹐既凸顯它專有名詞的特色﹐又精確地傳達它的內涵。然而對一個重譯者而言﹐這些多變化的美學無從著手﹐均只能從一而終選擇「捨義取音」的譯法﹐但又不知原文正確發音﹐便以英文發音音譯﹐對原文無疑是「二度傷害」。
<<智利秘密行動>>中提到﹕「…我在入境單填上『康奎斯泰達』(El Conquistador)旅館…完全是因為那是商人最喜歡投宿的地方」(30)。下面一句”y era por tanto el que más correspondía a nuestra falsa imagen” (La aventura…, 26)中文譯本則漏譯﹕「也因為這個飯店/旅館的名稱和我們喬裝的形象/身份吻合」。漏譯這句比前句「商人最喜歡投宿的地方」更明示此處必需義意譯的涵意。意譯為「征服者大飯店」與下文的連帶關係豁然開朗。又如「摩尼達宮…一面向著坎斯特得遜廣場(Plaza de la Constitución﹐70)﹐此處亦需意譯為「憲法/憲政廣場」﹐乃因其具歷史背景﹐音譯無法透視這個廣場的歷史或政治層面(除非能夠再附注說明或音義兼並譯出)。另外﹐在文中出現的其他地名﹐如「這房子座落在一個叫洛斯納隆荷斯(Los Naranjos)的地區﹐那兒到處可見茂盛的九重葛﹐空氣也總是飄著濃濃的苦橘香」(169-170)。 ”Los Naranjos”本是「橘庭」或「橘園」之意﹐也是西語國家庭園景觀的特色﹐譯名僅以音譯釋文﹐卻缺乏與前後文對應關係的意涵﹐使得譯文呆板了些﹐也許不解為何「茂盛的九重葛」怎麼跟「濃濃的苦橘香」搭上線了﹐此處意譯若不能凸顯地名名稱﹐不妨音義兼顧以達「辭盡乎情」。其他尚有不少例子﹐如「伊斯塔都街(Calle Estado)和赫法諾街」(Calle Huérfanos, 34)﹔「龐蒂街」(Calle Puente﹐51）﹔「洛斯赫羅斯地鐵站」(Los Héroes﹐72)﹔「皮塞瓜集中營」(Pisagua﹐85)﹔「大眾醫院」(Clínica de Nuestra Señora de las Nieves, 125)﹔「普維得西街(Providencia)和洛里尼(Los Leones)街」(153)等。這些在文本中僅賴音譯不足以詮釋﹐而且多半是普通名詞轉為專有名詞使用﹐音義參半或捨音取義的彈性譯法始能達意﹐與文本更貼切。本書中提到詩人聶魯達故居﹐也是他引為詩集<<黑島憶往>>(Memorial de Isla Negra)名稱的地方。”Isla Negra”純為詩意象徵﹐此處譯者譯為「黑人島」(108)﹐意譯比音譯傳神﹐彌補音譯「伊斯拉內瓜拉」的生澀 (1996.12.17)﹐賦予詩性的內涵與臆想。
地名外﹐重譯者對人名也會有僅猜其音﹐不知其意的困惑。因此所有的姓名便無法如前所述截長取短或僅譯姓的抉擇﹐只好照本宣科﹐如數譯出﹐難免有前述的累贅﹐詰屈聱牙之病﹔不通其意便不知作者是否有藉名刻劃人物特徵的意圖﹐而將冠詞､綽號一併都視為姓氏譯出的缺失。舉<<伊娃露娜的故事>>(Cuentos de Eva Luna)為例﹐「伊爾•尼格羅•提斯納奧」(24) 和「伊爾•穆拉托」(25)﹐”el Negro Tiznao”與”el Mulato”以其膚色血統「黑人」與「黑白混血」特色當稱謂﹐音譯成中文變成姓名﹐缺少義的詮釋。黑人/黑白混血的題材﹐自十九世紀迄今在拉美小說中佔有重要地位﹐中譯如無法透視此介面﹐讀者自然無法瞭解這樣的殖民/文化背景與源由。有些姓名均有象徵意涵﹐以引喻下文﹐僅賴音譯又削減上下文的關係與美感了。如「多琪•羅莎」(239), “Dulce Rosa” 意為「甜美的玫瑰」﹐與後文「連遠方城鎮裏的詩人﹐都為幻想中的美少女多琪•羅莎﹐寫了一大堆十四行詩」(240)相輝映﹐譯文音譯並沒有錯誤﹐文意也通暢﹐但少了原意的詮釋﹐便少了詩性的寓意﹐也刪除了作者的用心。小說人物姓名的象徵意涵在西文作品中是極豐富的一環﹐除了字本身的意義﹐也反映該地域姓名運用的文化背景。馬奎斯在希瓦(José Asunción Silva)的小說<<茶餘飯後>>(De sobremesa)的序文中指出﹕「我總有一個觀念…如果小說家無法替他塑造的人物找尋有說服力且適意的名字﹐那麼沒有人會相信這些人物在小說裏表現的言行舉止。…名實相符是基本原則﹐讓讀者不僅相信作者鋪陳的故事﹐也相信他所刻劃的人物」(25)。這翻話無疑道出姓名涵意的重要與文本的平行關係﹐阿言德在小說人物命名上也頗用心思﹐是她小說創作一個特色﹐而此介面在重譯本中則易被忽略(除非原作者在文本中詳加敘述)。當然﹐原文直譯也未必影像重現﹐但我們總要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那麼原文直譯能達到的目標應比重譯快且準。
西班牙文一些字詞也是重譯無法避免的訛誤﹐例如”don/doña”(前已敘述), “Santa X”, 冠詞”el/la”以音譯譯出的缺失。以”santa”為例﹐如果是地名﹐音譯尚可通﹐如果是人名﹐常以「聖塔」冠在名字前面並不十分貼切﹐但幾乎所有英文的轉譯本都是如此譯法﹐只因這個字以大寫的專有名詞寫出﹐而且與某聖徒名字相連﹐男聖徒不致發生錯誤﹐但因拉丁語系的陰陽性使用有別﹐女聖者”Santa”出現時便來個音譯﹐真是一個「塔」字了得!
2. 地方特色
西英中重譯另一個問題是地域特色﹐民俗風情不易彰顯出來﹐連宗教背景也易產生混淆。余光中在<譯話藝譚讀金聖華的<<橋畔閒眺>>>的序文中指出﹕「讀一本譯書﹐不僅是看故事､找資料､了解其內容﹐也是接觸一國的文化﹐包括熟悉該國的語文特色﹐心態應該是積極主動的。…其實﹐原文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r)就是譯文讀者的「異國情調」(exoticism)﹐正為翻譯文學的動人之處﹔如果一律加以「消毒」﹐就太可惜了」(6-7)。不過這地方特色卻是最不容易凸顯之處﹐除非譯者嫻熟又能說明其特色﹐始能讓讀者有「新得」與「新味」。以<<伊娃露娜的故事>>為例﹐「聖功醫院是個邪惡的組織」(229)﹐原文是”el Opus Dei era una organización fatídica”(Allende, 196)﹐”Opus Dei”是天主教中一個頗有權勢的龐大組織﹐中譯為「主業會」﹐譯文看不出這個組織的特色﹐便先入為主覺得它壞了﹐也不知一般人為何對此修會的負面觀感了。宗教題材(西班牙殖民主義的文教擴張)又是閱讀拉美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譯文忽略宗教層面的影響﹐也就塗抹掉作品的精髓。宗教譯法仍有必要將「上帝」與「天主」說分明﹐西英中轉譯時常容易將天主教改譯基督教﹐「基督徒」與「天主教徒」不分﹐結果就有「基督徒…加入修道院﹐做一名見習修女」(250)的不同教義的混淆了。另外﹐在<<伊>>書中﹕「他們改用瓜亞巴果實和芒果製作餡餅」(157)﹐”guayaba”(瓜亞巴)就是「番石榴」﹔「第三杯冒牌大麥茶」(237)﹐”del tercer vaso de falsa horchata”(Allende, 202)﹐”horchata”是西語地區典型的清涼爽口的飲料﹐(西班牙瓦倫西亞自治區亦是特產地)﹐或可譯為「荸薺杏仁汁」(或再音譯以凸顯此飲料特色)﹐”horchata”變成英文是”barley water (flavored with almonds)” (Allende, The house…, 4)﹐移至中文就成了「麥茶」。另外﹐俚語或習俗用法也可能因轉譯而無法識別跨文化之不同﹐例如<<精靈之屋>>(La casa de los espíritus)中提及「戴綠帽」的義大利技師與一群孩子和鄰人取笑他妻子綁在車庫的公羊角(130)﹐西文的字義關係”el Gran Cornudo/ató unos cuernos de carnero”(Allende, 119)﹐在英譯為”the Big Cuckold/took a bunch of ram’s horns”(Allende, 121)﹐中譯可能看不出「綠帽子」和「公羊角」的關係了﹐這層面就有待譯者來詮釋了。這些或被視為不影響文意﹐但卻無法呈現地方特色﹐也無從得知遙遠國度與我們彼此民情與地理特色的異同了。然這些均為原文譯者輕而易舉可以得知的文化訊息﹐反而變成重譯者最大的障礙了。
五､結語
前面探討的問題容或有些是無傷大雅的瑕疵﹐但仍是譯界常探討的問題﹐應予重視與改善﹐也是使翻譯水準更上層樓的態度。對於翻譯過程﹐尚有一項重點﹐任何作品應以一人從一而終譯完﹐(也許短篇小說集尚可分譯)﹐不同譯者將作品「分屍」譯完﹐即使做到名詞統一﹐卻無法掩飾文藻﹐語氣雅俗不一的瑕疵﹔有些前後不對應﹐半路突然殺出許多「程咬金」﹐看得人眼花撩亂。譯作的「肢解」如無統籌校譯工夫﹐破壞了原著的優點﹐也就不知這位作家﹐這部作品究竟好在那裏﹐試圖傳達什麼訊息了。原作者鞭長莫及﹐只有三聲無奈了。 當然﹐這是以「批評」的角度盱衡西語翻譯﹐楊絳重譯<<堂吉訶德>>﹐傅雷三譯<<高老頭>>(金聖華﹐67)﹐余光中重譯<<梵谷傳>>﹐說明譯者也是隨時檢驗自己與被檢驗而更臻完善。對於譯者引介西語作品的用心絕對應予鼓勵與支持﹐也因有了這樣蓽路藍縷的工夫﹐才有翻譯事業蓬勃的發展﹐開拓我們閱讀的視野。
上述諸多問題﹐不論是原文直譯或西英中重譯的問題﹐兩岸適用與習用之準則或有不同﹐但將來兩岸文化交流勢必愈加密切﹐開拓視野掌握兩岸的訊息也變成當務之急的必修功課﹐尤其掌握與認識本地的資訊更是基本。諸多辭彙因有音近而字不同的情況不在少數﹐或有兩岸不同的習慣用語與譯法﹐我覺得人名﹐地名﹐作品名譯出後都應附注標示原文說明最理想﹐如此便可推廣原文直譯的層次﹐因為熟悉原文﹐對原文語彙及文化的瞭解應比重譯者更易洞察﹐對文本的詮釋始更鞭辟入裏。另外針對翻譯作品內容﹐文學作品我們可邁向「詮釋性」的翻譯努力﹐不僅是陽春式的將原文迻譯成中文﹐更進一步詮釋文本﹐加注說明﹐或導讀引介﹐分析作者與作品﹐多方面呈現作品的豐富與特色﹐對原文國度文化的推介也更深入﹐讀者也藉閱讀作品神遊異鄉異境﹐浸淫另一個文化的洗禮。楊絳的<<堂吉訶德>>﹐光是注解部份便是一部可觀的文化解讀書﹐少了這一部份﹐讀者閱這部跨時空的經典名著的難度倍增﹐也無法深刻理解彼時的西班牙文化與塞凡提斯表現作品的手法及恢宏氣度了。未來新世紀在「知識的世紀」潮流引導下﹐在資訊快速傳達/轉換的競逐趨勢﹐西語世界的新作斷不可能一直停留在等待英譯本出現﹐再將之轉譯為中文的間接流程。原文與文化詮釋方面﹐原文專業的譯者應該且可以比重譯者做的更完備詳細﹐法文在這方面已漸開拓原文直譯的市場趨勢﹐西班牙文應也是可以努力與期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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