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典 森 林 經 營 理 論
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鄭欽龍教授
序言
近代「科學林業(scientific forestry)」始於19世紀初的日耳曼，當時主要用於管理各地領主的大片林地；後來擴展應用到歐洲強權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例如印尼（註釋1）、印度和美國等。這些新殖民的廣大土地被劃分成許多面積甚廣的國有林(national forests)，而以一套系統化的森林經營目標、森林施業手段加以管理。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從德國引進科學林業。台灣在被日本殖民統治後，大多數森林隨即被國有化，戰後，國有林仍沿襲舊制，都試圖以科學林業的方法來經營佔地甚廣的國有林。
本章要介紹的古典森林經營理論就是科學林業的核心：系統化的森林經營目標及施業手段。回顧從19世紀初以來直到20世紀60、70年代為止的森林經營專家，如何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面對彼等所認為森林經營的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明確目標，然後再設計出「分時」、「分地」系統化的（科學的）步驟，落實目標解決問題。
本章參考書目為：周楨 (1968) 森林經理學 序言及第1,2章。（註釋2：周楨教授為近代中國最早留學德國修習森林經理學的學者之一，曾任台大森林系主任、農學院院長。本森林經理學一書出版於周教授七十歲時，是其畢生授業森林經理學的總成之作。以下引號內藍色字係引用此書部分段落。）
一 森林經理學之要旨
「森林經理學係討論森林生產在時間、空間之部署，善用其蓄積與生長，以作成森林經理計劃，達成保續作業之學科。換言之：森林經理所以滿足人類對森林之需要並持續不斷給予人民最高福祉。」（序第一段）這段寫在周楨教授所著之〈森林經理學〉出版序言的開頭，有畫龍點睛之效，簡單而明確的指出古典森林經營觀念的要旨在於：「森林生產在時間、空間之部署，善用其蓄積與生長，以作成森林經理計劃，達成保續作業」。同時，也點出了森林經營專家的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即是：「森林經理所以滿足人類對森林之需要並持續不斷給予人民最高福祉」，並用來期勉這本森林經理學教科書的閱讀對象─森林學系的年輕學子。
十九世紀初，歐洲工業逐漸發展，人口漸增，木材需要增加，為解決木材短缺的問題，因此經營森林「希對一定生產期之林木，可分配於不同年間繼續伐採」。回顧西元前三世紀，孟子見梁惠王談仁政說到：「不違農時，榖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也講到「以時入山林」。都是有感於木材短缺造成民生問題，希望林木生產要能「留得青山在」長期持續收穫，而非求短期的最多收穫。
森林生產在時間部署(timing)即是討論：如何將長時間才能培育成林的森林資源持續滿足社會長期的木材需要，因而古典森林經理學發展出「輪伐期(rotation age)」理論。此理論的基本概念在於，林地分次砍伐，並輪流不已，而能保持長期連續不斷的收穫，亦即保續收穫(sustained yield)。
發展科學林業是用於大規模的林地管理，因此空間部署即是配合時間部署而將大片森林分地分時來持續生產林木。然而，森林生產的時間和空間的部署更要顧及「是否盡量伐採」、「使森林得以保續且或最有利益之收穫量」的保續收穫，即下述之：「但林木分期伐採，無非使木材不缺乏而已，至於所伐採之木材，是否適於利用，或合於利用之木材，是否盡量伐採，未之顧也。因此，需對各年齡林木之空間及伐期，有所規定，是即保續收穫，視為森林經理之最高原則。同時對於森林生產之經濟要求，自亦不容忽視。故森林經理之主旨，係依時與地之關係，制訂施業準則，使森林得以保續且或最有利益之收穫量。換言之，森林經理學乃一依保續與經濟之要求，以講求森林之空間規劃與時間規劃之學科。」
古典的森林經營觀念源自於十九世紀的歐洲，當時海陸運輸工具不若今日，難以負荷木材長途運送的鉅額成本，而木材無論用於建造房屋、車船或做為燃料，都是軍需與民生的重要物資，但「十年樹木」種樹成林需要甚長的時間，若將發生木材短缺，須預先綢繆，否則緩不濟急。因此，當時經營森林以生產林木為第一優先，並且維持木材長期的自給自足(self-sufficiency)，力求木材供給安定(supply security)，自然就成為經營森林的目標。所以，「保續收穫視為森林經理之最高原則」甚而，在保續收穫之上，進而要求「最有利益之收穫量」而有最大保續收穫(maximum sustained
yield)的森林經營原則。
二 保續作業(Sustained working)之意義
依據林木生產的保續收穫原則衍生出的森林作業方法稱為保續作業，而可分成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保續作業係指維持林地持續生產林木，然為保持地力，則未必要每年皆有木材收穫，如隔年作業，係在間隔年度伐採成熟林木。狹義的保續作業，則為木材供給之保續，每年伐採適量的成熟林木，並隨即於伐木跡地造林，如連年作業(annual working)。倘若為每年伐採同一數量林木之連年作業，則稱之為嚴正保續作業(strict annual sustained
working)。
除了林木收穫之外，保續作業尚被賦予更廣的意義，如A. Richter氏認為保續作業：「係森林對人類社會所滿足各問題，能永恆繼續並達最高程度。」，以及F. Paul氏認為：「保續作業所致力之點，非他，即從事於經濟作用與自然再生產作用之協調是也。」
三 作業種類
林木生產的作業方式，依更新法來分有：(1)種子更新的喬林(high forest)作業；(2)萌芽更新的矮林或萌芽林(coppice)作業；(3)中林(coppice with standards)作業，亦即將林木分成上木及下木兩部分，上木以種子更新，下木以萌芽更新。喬林經營主要為培植長伐期之高價木材，一單位面積林地內有較多的林木蓄積。偏遠的山區一般多經營喬林，因林木單價高故扣除伐運費用之後，尚有利可圖。反之，一單位面積的矮林之林木蓄積較少，矮林作業如農業需要較多勞力，以生產薪炭材為主，一般多在鄰近人口多的地方經營，方能獲利。
喬林可分為伐區式作業(compartment system)及擇伐作業(selection system)。伐區式作業係各齡級的林木分別佔林地的一定面積，以便分區伐採林木，而可再分為皆伐作業(clear-cutting system)與漸伐作業(successive regeneration system)兩種。皆伐作業較簡單，需要勞動力少，但若伐區排列不適當，則對風雪等天然災害的抵抗力弱。漸伐作業係在完林木更新完成後才完全伐去老林木，而皆伐作業則在更新前完全伐去老林木，漸伐作業較皆伐作業多一更新伐。擇伐作業是各齡級之林木混合立於林地內，因此樹冠呈不規則的多段式，可充分利用林地垂直空間，保持林木郁閉，但需要投入較多勞力。
喬林的輪伐期越長則林木蓄積資本多，所以擇伐林既為資本密集作業又為勞力密集作業。矮林作業係利用根株萌芽，樹種多為闊葉樹，伐採林齡不高，大多採用伐區式的皆伐作業，木材蓄積資本較少。中林的上木採擇伐作業，下木與矮林相同，採皆伐作業。中林作業所需之林木蓄積資本及勞力則介於喬林與矮林作業之間。
（註釋1）
以下是一本研究荷蘭殖民時期印尼林業的書，由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出版社發行，書名「富裕的森林，貧窮的人民」道盡印尼人民被殖民統治的辛酸。第三章介紹「科學」林業在印尼的展開，有興趣者可上網點選閱覽。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by Nancy Lee Peluso 1994
Chapter 3: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Forestry in Colonial Java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a turning point in forest management and the forms of state control
over the teak and nonteak forests of Java. It was
then that a bureaucratic, colonial Forest Service drew boundaries between
forest and agricultural land—on maps and in the field—and established police to
restrict people's access to trees and other forest products. Through a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 regulations for profitable tree plantation management were
encoded in colonial law, as were the philosophies of forest conservation for
hydrological purposes. The ideology of "scientific" forestry was
embraced by the colonial state and its foresters, while local institutions of
forest access and property were gradually phased out of the legal discourse. 1 The
ideas of this period, and the impacts of these policies on the lives of
forest-dwelling people, remain significant today; the last forest laws effected by the Dutch government were drawn up in the late
1920s and continue to dictate contemporary Indonesian forestry.
This period was
also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esters' great concern with their eminent rights of
domain over land, timber, and the demarcation of forest boundaries. Their
possessiveness is seen today in the persistent use of the terms of exclusion
that criminalize customary rights of access to forest products and land:
"forest theft," "encroachment," "squatting,"
and "illegal graz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