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水荒到限水，從政府到市井小民，才深深體驗到台灣水資源是如此的脆弱，若非雷馬遜颱風帶來的及時雨，台灣的旱象更不知延續到何時，政府官員間的口水戰與民怨更無以寧日。經濟部水利署長於七月六日提出簡報，認為不論石門水庫或翡翠水庫所蓄飽的水量，也僅夠供七拾到一百一十天左右，若要讓台灣解除缺水的壓力，有必要繼續規劃興建新的水庫，並強調興建水庫不致影響生態環境。某報更以社論提出，避免缺水之苦應破除不建水庫的禁忌。認為日本本土有二千多座的水庫，正在興建的有三百多座，可見水庫何等重要。反觀台灣的水庫只有四十多座，與日本相較不成比例，建議台灣增加興建水庫，儲蓄水源以備不時之需，大家在飽受缺水之苦之際，提出此建言，實有其莫大的邊際效應，但諸不知，日本的現有或在興建中的水庫皆屬中小型式，不像台灣動撤以億噸計，要說其不致影響生態環境，是絕對難以令人信服。 大家記憶猶新的所謂埃及之母尼羅河流域，從1960年費十年的歲月興建完成的阿斯灣水庫，完工後造成下列的環境衝擊：(1）水庫完成後，下游土層深層嚴重的鹽化；(2）尼羅河沿岸產生大量的寄生蟲；(3） 尼羅河的三角洲快速的消失；(4）根據IPCC預測，因受地球暖化的影響，在2050年海水面將上升78公尺，三角洲從河口35公里將潛入海底，埃及農地將減少15％，約800萬人將淪為環境難民；(5）水庫興建後，尼羅河口之漁業受致命的衝擊；(6）目前埃及糧食的一半靠進口，其最大的原因在於水庫的興建，因此1970年埃及政府曾考慮炸毀水庫，但因經費上或工程上難以估計而作罷；(7）阿斯灣水庫是為了龐大經濟發展而興建，但在環境破壞上遭遇無法弭補的創傷。再看看日本朝日新聞，在2001年5月20日，為了反對日本多目標水庫的興建，轉述了美國的一篇報導：美國宣布「水庫建設的時代已過去」，資摘錄於下以供國人參考：
美國自1929年經濟大恐慌以來，在景氣恢復與開創雇用機會的新改革策略(New deal) 的一環下，興建大量大規模的多目標水庫。美國聯邦政府從1902年到1930年興建了50座多目標水庫，接著從1930年到1980年之間，興建了1000座以上的多目標水庫，但在1994年5月，美國開發局總裁宣布『水庫建設的時代已過去』，改變了興建大規模水庫的觀念，其所持的理由是：(1)與興建水庫所需的費用相比，農業用水與電力等之受益少；(2)過度的偏向農業用水，無法因應都市居民的需要；(3)土壤的鹽化，漁業的衰退，溼地的消失，原住民文化的破壞，因農業的污染，蓄水池的沉砂，壩體安全的疑慮等；(4）河川生態系、文化古蹟等環境的破壞。根據以上的理由，提案將計畫中水庫的興建於以終止，對既有的水庫採取開閘，甚至於以破壞的處理方針，根據此方針，不但不興建一座聯邦水庫，甚至擴大破壞現有水庫的運動，到2001年5月為止，拆掉主要的水庫或攔水堰，累計超過500座以上，今後尚有增加的趨勢，台灣地窄人稠，美國的水資源政策未必適合於台灣，拆水庫將造成二度傷害，不容仿效。但動撤興建4億噸級以上的超大型水庫，一但半年不雨，既剩不到一半，甚至見底，極不符合經濟效益。
台灣缺水的問題，已蔓延到全球，水資源的匱乏將是21世紀的最大危機，昔日捶手可得的水資源，今日竟成人類最大的困境，以文明生活的必需品-電力-瓦斯-水相較，一旦發生匱乏，其痛苦指數依序必是水-電力-瓦斯，足見缺水是最難令人忍受的環境痛苦指數。台灣年平均降雨量極為豐沛，仍難免於水資源匱乏之患，降雨時空分佈的不均，河短流急，皆是遁詞而已。事實上是我們五十年來，沒有善待山坡地所帶來的惡果。就如同防治土石流一般，為了因應今後澇旱之災的頻仍，建議政府一切應由根治源頭作起，要知上游不保下由難以安居，水資源也一樣的，如何確保上游雨水補注區，除了維護林木的生存之外，大量構築中小型水庫，取代超大型水庫，在不破壞自然環境下，分散山坡地的蓄水功能，農田是水資源循環永續利用的最大功臣，將農業視為高耗水低產值的產業，將是最大的錯誤，農地釋出與平地造林，唯有使水資源匱乏更加惡化而已。大型水庫不但淹沒了陸地生態系，使所有靠呼吸空氣生存的生物溺斃，其淹水區的村落農地全遭破壞，對常年居住在淹沒區的居民來說，是失去了代代相傳的土地，也違反了居民的意願，以『水』取代了原有的『土地』。更破壞了水庫上游的水生生態系，將原先充滿氧氣與陽光的流水，以水庫底部缺氧且陰暗的死水所取代，遭受如此激烈的生息環境破壞，幾無生物可以適應，即使對『水生生物』而言，亦難以適應如此環境的變化。因此吾人實不應斷言，興建水庫不至影響生態環境，在此多元化的社會，我們更要尊重專業的知識，其理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