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大歷史系學術活動
  「走出東德」座談會隨筆紀錄  
 
  • 主講人:謝東寧 導演(《我的妻子就是我》導演)
  • 主持人:花亦芬 老師 (臺大歷史系教授)
  • 日 期:2011年12月20日
  • 紀錄者:臺大歷史系三年級 林盎然
臺大歷史系
座談會在謝東寧導演簡單的自我介紹中開始。謝導演留法多年,鑽研表演藝術中「身體」的概念與運用。對他而言,「看戲」其實是一種儀式性的集體行為,而非孤獨的個人行為。戲劇讓一群人在劇場中相遇,這群人的身體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裡會共同處在黑暗之中,但這群人的情感與思想卻能夠盡情地隨著舞台上的演員遨遊在另一個沒有侷限、沒有拘束的時空之中。
如果說,走入劇場看戲和走入電影院看一場電影同樣是讓身體處於一個黑色的盒子、讓思想移轉到另外一個時空的話,那麼,看戲和看電影究竟有甚麼區別呢?謝導演認為,劇場的魅力在於戲劇並非完全寫實地呈現其所指,在戲劇中,更多的是象徵性的意象,而這些意象是觀眾必須要透過想像力來加以具象化的。換句話說,觀眾不只是「看到」,在看戲的過程中,觀眾還必須發揮想像力將舞台上代表了某種意象的符號、手勢、動作在腦海中組織、增補而成為具象化的事物;而由於想像力運用的過程往往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因此演員透過不同的語調與肢體語言使得一人分飾四十個角色成為可能。

「走出東德」座談會隨筆紀錄

▲主講人謝東寧先生(右)、主持人花亦芬老師

談到這齣戲的劇本時,導演一再強調,導演與演員就像是劇本創作者的思想傳遞者,將劇本中的核心概念展現給觀眾看。然而,正如同受過歷史學訓練的我們知道文本有其脈絡性,劇本也會有其自身的脈絡,而劇本自身的脈絡很有可能和觀眾的脈絡之間是存在著落差的,因此,居於劇本與觀眾之間,作為傳遞者的導演與演員便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謝導演認為,在呈現劇本的過程中,「導演」這個角色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既保留劇作家創作原初的精神,又必須使所處脈絡不同的觀眾能夠透過戲劇理解這個精神,甚至再在戲劇中表達出導演自己想要表達的意義。

走出東德」座談會隨筆紀錄

▲主講人謝東寧先生演講風采

走出東德」座談會隨筆紀錄

▲主講人謝東寧先生演講風采

而在座談會後半段開放提問後,我提到自己有注意到並很喜歡本劇開頭演員入場時,對白敘述和演員動作呈現出兩條時間進程有落差的平行線的表現手法。對此,導演說明這部分是他受到德國著名的劇作家Bertolt Brecht的影響而特意編排的。他希望透過對白敘述和演員肢體表演之間的時間落差等技巧營造出一點距離感,給予觀眾反思、批判的空間;若使用Brecht的語彙的話,這就是「疏離的效果」(Verfremdungseffekt)。有同學亦提出對於本劇的感想,認為這齣戲所要表達的是一種「人想要成為偶像」的心態:劇作家Wright透過創作將跨性人Charlotte偶像化的同時,其實也是希望透過他自己訪談、停筆、以及完成劇作的過程偶像化劇作家自身。

走出東德」座談會隨筆紀錄

▲同學提問

▲同學提問

對於該同學的觀察,主持人花亦芬老師更進一步補充,認為Charlotte在開放多元的德國社會,並非是一位舉國盡知、被視為英雄的文化傳奇人物。對於整齣戲以及謝導演所分享的內容,花老師更提出了幾點看法:如何正確理解東德社會文化長達半世紀的變遷?Charlotte被允許擁有自己的博物館、以及開設男同志小酒吧,這與Doug Wright所持的冷戰刻板印象,是否有所差別?再者,就這齣戲與歷史之間的連結而言,花老師認為,在1990年代,在前東德時期的人權運動者Joachim Gauck帶領下,全面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提供民眾公開查閱,讓九零年代的德國可以好好處理由東德走向民主德國轉型正義的問題,這應該是促使Doug Wright面臨不知如何論述Charlotte曾與秘密警察合作的事實,因而有了長達六年的創作瓶頸。

▲前東德時期的人權運動者Joachim Gauck

最後,導演亦闡述其對於「藝術」的看法。謝導演認為,從城市中的小細節──諸如新鋪好的馬路──我們都可以發現台北與歐洲城市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便是藝術涵養的一種體現。由此推論,藝術不只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心靈,如果一個社會擁有大量具有藝術涵養的人的話,這個社會便有可能變得更細緻、更美好。而在追求藝術的過程中,對於藝術的開放是相當重要的,藝術不該只是文化創意產業概念下有經濟利益的商品。歐洲城市的劇場往往有將戲票在開演前最後一刻以低價賣給學生的傳統,這樣的傳統係奠基於「每個人都有權接觸藝術」的信念,充分體現了歐洲人對於藝術的開放態度。 (活動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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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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