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震華（臺大歷史系教授） 　

談到南宋的歷史，讀者心中可能浮現「重文輕武，積弱不振」的印象。史家以「文」與「弱」來描述南宋150年歷史發展的特色，不僅是由來已久的傳統，研究者要舉出相關的例證，也不困難。此種既定印象既根深柢固，難免使人覺得南宋是中國歷史上不甚光彩的時代，或認為在理學之外，南宋沒有太多值得注意之處。受此影響，即使是以宋史為研究專業的學者，在選題上多以討論北宋為主。本書作者在40多年前投入南宋史研究時，所面對的學術環境大致如此。因此，如何突顯南宋歷史的意義與特色，無疑為其研究的首要目標。

作者早期的研究以政治、軍事為主，透過討論南宋朝廷收大將兵權、接納北方「歸正人」來歸、建立地方性軍隊以弭平內亂、與高麗的交往互動等議題，呈現南宋歷史的特殊性。這些研究都要從零散的文獻中蒐集出龐雜的史料，特別是利用數量眾多的南宋詩文集，需要極大的精力和耐心，在當年實屬少見，遂能逐步建立個人的研究特色。但是，在此過程中，作者也敏銳察覺到整體史學研究潮流的轉向。1980年代以降，中國社會史研究成為顯學，政治、軍事史受到的關注減少。為了與更多的學者對話，作者開始進行南宋士人家族的研究，並與之前對南宋地方武力的討論相結合，呈現官方與民間力量在基層社會中既合作又對抗的互動關係。研究者不能閉門造車，自外於歷史學的新發展，但也要避免落入跟風搶進的陷阱。如何因應趨勢演變，並兼顧自己的學術興趣與特長，作者的學術發展歷程也許可供其他史學工作者參考。

1990年代以來，史學研究又經歷一波新的發展，文化史研究逐漸蔚為風潮，產生諸多影響。其中之一是促成以研究實物、視覺材料為主的藝術史蓬勃發展，進而獨立成為一門新的學科。本書〈研究篇〉的六章，是作者立基於過去的研究，參考藝術史的議題、史料與方法，從中發掘南宋藝文活動中的社會、政治與文化意義。這不僅代表作者在研究上的另一次轉折，對未來南宋史研究的開展也極具意義。就我個人觀察，作者的貢獻大致可分從四個層面來分析。

首先，文藝活動對於南宋君主與文臣的重要意義。宋代立國之後積極崇尚文治，除了廣納文士進入政府，圖書與文物的典藏也成為展現趙宋皇室「右文」的象徵。統治者深信書籍傳達的知識有益於治國，乃將藏書豐富的三館秘閣視為儲材之地。靖康之難後宋室南遷，昔日的典藏盡失，以各種方式重新蒐集文物、圖書，不僅具有象徵王朝中興的意義，文藝活動也因此變成君臣之間互動的重要方式，成為統治階層日常生活的一環。由於趙宋皇室特別喜好東晉王羲之（303-361）父子的書法，遂使〈蘭亭序〉成為宋代流行最廣的帖本，仿效王羲之等人「修祓褉事」的蘭亭雅集也成為南宋文士熱衷的聚會形式。本書利用與〈蘭亭序〉、蘭亭雅集相關的史料，呈現文藝收藏與相關聚會活動對於文士交游的重要性。這有助於改變過去以儒學為中心，來觀察南宋知名學者生平的習慣。在現代學術專業分工的背景下，史學家往往忽略了宋代的知名學者皆為「通儒」，具有廣泛學養和興趣，琴棋書畫、賞玩古物都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也許有時他們會稱書法等技能為「小道」，卻未必真有輕視之意；很可能是因為這些是士人必備的基本素養，才稱之為「小」。因此，藝文活動與南宋士人文化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順此脈絡，作者接續討論藝文活動如何協助人際關係的建構。作者透過對樓鑰（1137-1213）、尤袤（1127-1194）、王厚之（1131-1204）、沈揆、汪逵（1141-1206）等人的藝品收藏與生平活動，說明累世仕宦的名門致力培養子弟對字畫、古物的鑒賞能力，也憑藉資財收購大量的藝品和文物。藉由延請知名士人為自己的藏品作評論或撰寫序跋，藝文鑑賞成為擴張人脈的重要媒介。尤其文官在仕途受挫時，得以藉此排遣寂寞，並繼續維持聲望與人際交遊。作者注意到，透過藝文活動或興趣所建立的人際網絡有其特性；由於不建立在追求權力或利益的基礎上，此種情誼的維持往往不受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多數宋代文士由於追求仕宦，不免因政策歧見或權力之爭而陷入黨派對立。相對地，士人藉文藝聚會與活動所構成的網絡，往往可以超越政治立場的分歧，減少政治鬥爭造成的緊張，紓緩不同黨派之間的對立。如此一來，南宋雖然政爭迭起，卻不致於演生長期或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這一點是討論南宋政治時必須注意的。

藝文活動既可建立友誼，作者進而呈現「朋友關係」在南宋時代發揮的影響力。作者指出，許多南宋士人面對複雜的政治局勢，會力圖建立多元的朋友關係，在遭遇政爭時可藉以趨吉避凶。至於劉宰（1167-1240）的個案，則顯示「友誼」所建構的人際網絡，能夠使一位賦閑鄉居的文官糾集官府與民間資源投入當地的賑災，進而獲致全國性的聲譽，產生廣泛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劉宰因長期拒絕出仕，從未身居要津，但當朝的文、武官員對他的揄揚，使其得以成為具有全國性聲望的「名賢」，不同時期的執政者皆有意延攬，以求展現朝廷「禮賢」的決心。這不僅使我們對宋代鄉居文官的角色有了新的認識，更顯示「友誼」造成的廣大影響。在中國傳統社會「五倫」關係的討論中，「朋友」一向較受忽略。這可能是因為相對於其他的「四倫」，朋友關係幾乎不受特定法律或習俗的約束，研究者無法像分析「父子」、「君臣」、「夫妻」或「長幼」關係那樣，從歷朝的律令規範或儒家經典注疏入手。再加上朋友關係的建立方式十分多元，「友誼」的內涵也很複雜，常令研究者有無從下手之感。本書雖未能系統性討論南宋時代的朋友關係，卻藉由劉宰、樓鑰等人的社交活動，具體呈現人際網絡對於士人生涯發展的重要影響。由此看來，「朋友關係」在未來具有很大討論的空間，是中國史研究上極具開展性的課題。

劉宰的生平既顯示朋友關係的影響力，也可促使學者重新思考基層社會研究的取徑。傳統的社會史研究，傾向將「政府」與「民間」、「中央」與「地方」當成二元對立的關係來看待。流行於美國學界的南宋士人「地方化轉向」（local turn）之說，正是此種研究方式的代表。此說主張多數南宋士人開始疏離中央政府，致力投入地方事務，藉由在家鄉建立的人脈與影響力，長期維繫家族發展。就劉宰而言，他長期拒絕出仕，卻積極投入地方公益活動，整合地方上菁英的力量，共謀造福百姓。除此之外，他又修撰《京口耆舊傳》，建立家鄉先賢的歷史，形塑鄉里意識與地方認同。據此，劉宰當視為「地方」或「民間」力量的代表，是「地方化轉向」的例證。問題是，劉宰在鄉居期間，與當朝的文、武官員保持良好關係，擁有全國性的聲望，朝中執政者幾度想加以召用。他也藉書信向當權者提出建言，甚至明白建議權相史彌遠（1164-1233）辭官返鄉，而不懼直言招禍。由此看來，劉宰身居鄉里，卻未曾「疏離」朝廷，因而同時擁有地方性與全國性的影響力，這一點正顯現中央執政者對地方社會力量的包容與吸納。因此，「政府」與「民間」的對立關係，或「中央」與「地方」的二分概念，實難以適用於劉宰。這是否代表在討論南宋基層社會時，應更為平衡地看待中央政府與地方民間力量之間，既有矛盾又相互合作的史實？本書作者目前正針對劉宰及其時代進行更為全面的研究，未來當可對此提出更深入的詮釋。

以上的討論著重於闡述本書在開創新議題上的貢獻。回顧1990年迄今史學研究的重大變化，除了議題的推陳出新外，研究方法的改變更是明顯。受益於數位化資料庫的不斷建立，研究者藉由檢索工具，可以快速取得大量的文獻資料。與此同時，諸多古籍經點校出版，使得部分研究者只使用點校本，不再注意文獻的成書時間、版本流傳等問題。《全宋文》的編成出版，更加速此一發展。一些研究論文不再引用個別文集，只使用《全宋文》，儼然將其視為宋代文集最佳且唯一的版本。針對文獻使用上的問題，作者在〈議題篇〉中反覆舉例，強調研究時必須注意文獻的性質、成書脈絡與版本流傳；引用墓誌、行狀等傳記文獻，必須多方比對，不可輕信記錄者的一面之詞。唯有留意分析文本產生的時間背景、作者與傳主之間的關係、傳主生前的人際網絡等事項，才能較為確實的掌握史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指出的書寫時之避諱與評價前後不一等問題，在古代中國的各個時期都曾發生，只是南宋傳世文獻的數量遠過前代，不同文本間的矛盾更容易被比對出來。因此，作者對研究者的箴言，值得所有史學工作者警惕。顯然，高品質的史學研究無法只靠快速翻閱或利用關鍵字檢索來達成，利用傳記資料庫固然可以得出量化數字，或繪製出複雜的人際網絡線圖，但是，若要呈現這些數字或線圖的具體意涵，仍必須回到實際的例證之上。讀者透過閱讀本書，當能感受到作者引用史料的豐富與分析的細緻，從而理解為何作者要反覆強調深讀、細讀宋代文獻，而非先有想法，再尋求快速在史料中找到支持想法的證據。

〈議題篇〉的另一貢獻是指出南宋中後期研究的可行方向。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來觀察南宋中後期的歷史，不免認為這是一個政局動盪、外患嚴重的時代：南宋自嘉定十年（1217）起，先後與金及蒙古政權交戰，直到亡國而後已；國內政壇則因皇位繼承與對外政策造成爭議迭起，當權者箝制異議，打壓政敵，持續造成朝廷人事的動盪不安。但是，這樣的印象卻未必符合當時士大夫的實際感受。作者指出，寧宗嘉定（1208-1224）以後，雖面臨外患與政爭，但對於江南地區士大夫生活的影響不大。這是因為南宋政府在邊境大量修築城堡，在多數的時間裡，戰火被有效限縮在長江以北的地區；至於政爭雖造成朝廷人事的不斷更迭，卻未造成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在此環境下，長江以南地區的經濟持續成長，士大夫受惠於此，得以繼續投入藝文與學術活動，使得新知識的建構有顯著發展。本書的〈餘論〉即針對這一點，提出對南宋學術的新觀察。作者指出南宋社會的移動性超過前代，行旅往來的見聞為士人提供新知，進而衍生出系統性知識的建構，例如書寫各種實物的「譜錄」，將各色物品結合飲食、繪畫，形成以「物」為中心的知識體系。此種傾向也反映在士人對書畫文物的掌握上，關於特定文物的真偽鑑別與研究論辯，成為南宋時期士人藝文交流的顯著特徵，這對其後的士人文化發展有奠基之功。由此可以看出，本書側重說明南宋時期在學術與文化上的新發展，強調南宋對於元、明時代的影響；而作者早年研究則是從政治、軍事措施來闡述南宋史的特殊性，著重於突顯與北宋傳統間的差異。儘管側重的層面前後有別，作者的意圖都是希望脫離對南宋政治史的刻板印象，引導讀者關注此時期歷史的多元風貌。

以上對本書的討論都是從專業史學研究的角度出發，部分的讀者可能只想要對南宋的歷史有概括性的理解，而無意於詳讀專題式的論述。我會建議此類讀者閱讀本書的〈代緒論〉。這一章是作者藉由彙整近年來重要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對南宋歷史特色的看法。全篇先以南宋立國情勢與政局發展為背景，接著鋪陳出當時士人的社會活動與群體意識，最後以士人在文學與藝術上的多樣風貌作結。作者處理宏觀議題的能力與視野於此展現無遺，也讓讀者一窺南宋文化所具有的承先啟後特性。至於本書的〈評述編〉介紹與評論陶希聖（1899-1988）、鄧小南（1950-）這兩位著名學者的學術內涵。陶希聖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推動者，尤其是創辦和經營《食貨》雜誌，提供學術發表的平台。作者因長期協助《食貨》的編輯，得以根據親身觀察，對陶先生的為人與貢獻進行詳細描述。鄧小南對於宋代「祖宗之法」的研究，是廣受重視的作品，作者與鄧先生相交多年，在四次細讀全書後，對於本書的內容與貢獻，作出詳細的介紹與評論，其深度非一般書評可比擬。事實上，一位學者研究風格的形成，固淵源於自身的性情、關懷與努力，也和師友的引導與砥礪密切相關。透過〈評述編〉，讀者不僅可對陶、鄧兩位的學術有所理解，也能對本書作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簡而言之，本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不僅介紹南宋歷史的整體脈絡，也有細緻的專題研究，更對研究方法提出獨特的見解。讀者可依自身的興趣與需求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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