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中國史研習營由七所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2019年邁入第七屆，7月14至25日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舉行，參與學員為大學部學生，不限科系。營隊邀請中國史領域學者演講，並安排青年學者帶領學員研讀史料，亦有學術沙龍、田野考察等多元活動。營隊主題涵蓋上古至近代，領域包含考古學、歷史地理學、政治史、社會經濟史、環境史、民族史、思想史。研習內容豐富，因此撰寫心得，與師友分享。

上古史方面，李伯謙老師講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產生背景與目標，並指出古史觀須結合傳說、文獻史學、考古研究、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方能有更為全面的認識。常懷穎老師則簡述考古學家的養成與知識生產的過程，並說明考古報告的專業術語以及反省報告內文常見的技術性錯誤。常老師提醒在座同學，歷史學者運用考古報告進行研究，需要對報告全文通盤認識，不能只閱讀結論，唯有充分理解考古學的知識生產，才能避免一些基本的錯誤。

研究上古時期的歷史地理學者，也非常重視考古材料。徐少華老師以發掘報告中明確的考古出土地點推測古鄀國位於丹江流域或南陽盆地西側，再結合出土銅器的位置，確認丹江流域為古鄀國的所在地。于薇老師則提醒同學，梳理成組地名在傳世文獻和考古材料中的記載以後，必須注意地名的時代、讀音、意義與位置，因為地名考證可能涉及族群遷徙、交通網絡、文化交流等歷史問題。歷史地理學者透過考古材料和文獻的相互校勘，有助於從事更為細緻的研究。

牟發松老師的講座主題是漢代以前的政治史。老師在錢穆的基礎上，以《史記》、《漢書》、《後漢書》為核心材料，梳理從游俠到儒學之士的變遷。自漢武帝以降，「經明」與「行修」成為國家選材的主要標準。然而，士人群體仍未脫離俠氣，在兩次黨錮之禍中，士人透過講學與清議，凝聚輿論對抗宦官，乃至以身殉義，故牟老師以「俠儒」一詞形容之。為揭示黨錮之禍的複雜性，老師梳理由遊俠轉變為「儒俠」，而後再轉變為「俠儒」（黨錮名士）的過程，並特別強調兩漢選舉、教育制度對此的深刻影響。

進入中古時期，王利華老師從環境史的角度探問：「南方如何進入華夏文明系統？」除了以往從人口流動、經濟中心南移角度，他希望從南方華夏化的政治和文化意義著手，特別是中古自然知識的面向。欲了解中古自然知識，可透過漢賦、農學、本草、地學、小學、數術等文本。老師注意到，中古時代除涼州以外，北方幾乎沒有異物志，故南方異物志的書寫，顯示南方仍是觀念上的異地。而宋代以降南方不再有異物志，轉而出現博物志、方志文本，則是華夏化的展現。

鄧小南與楊念群講演主題為中國近世政治史。鄧老師闡述歷代官方修訂宋史的過程與史料解讀方法。首先，她區分「記載之史」和「纂修之史」，前者包含起居注、時政記、日曆、會要，相對貼近行動者身處的時空脈絡，但也帶有潤飾的色彩。後者則是經由後代官方的審訂與追改作成，如寶訓、聖政。解讀史料的重點不在於考訂具體材料的真偽精疏，而是試圖探討歷史記載被政治化的過程及其成因。同時，材料必須以「組」為單位進行分析，才能比對、對勘。老師也指出，宋代士大夫撰史常具有集體性的政治意識，富含「資治」目標，因而必須注意書寫者的政治意圖，本朝史觀也應在此脈絡下理解。綜合而言，史冊層累，研究者必須分層辨析，方能重建立體化且具體化的歷史敘事。

楊念群老師回顧清史研究當中，「漢化論」和「新清史」各自的不足之處：漢化論只談漢化，淡化明清的差異性；新清史脫離「體」而談「用」，只談行政技術而忽略文化正統的問題。正統性與行政技術的關係，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老師創造「主導性虛構」一詞，指涉皇帝在場、承天受命、五服、祭祖祭孔等文化象徵，主導性虛構決定了實際的治理技術，其中的體用關係必須辨明。結合漢化論與新清史，學者不能固守漢人儒教，而必須考慮以藏傳佛教為中心的另一個正統，雖然前者對後者具有優先的統屬作用。總體而言，清代統治核心是一個二元結構。此外，清代征伐邊疆不像西方帝國以宗教統攝征伐，也並非透過屠殺地方人口和掠奪資源來建立海外殖民經濟基礎，而是強調統治邊疆的道德教化意義。楊老師以雲南為例，探討文廟和軍事治理之間的關係，進而提出清代二元正統性的假設，往後將尋找更多材料進行實證研究。

接著進入明清社會經濟史的領域，鄭振滿老師提示明清史的重要研究方向。在全球的空間架構中，應當充分考慮明清與外來文化在各層面的流動，例如人口流動促成中國的城鎮化，也隱含政治體制的轉型與禮儀秩序的建構。在海禁的脈絡下，人民除了與外國商人結合，藉朝貢招牌進行貿易外，也經常走私。貿易所得的白銀從廣州運送至中國各地，促成一條鞭法，將實物財政轉化為白銀財政，再轉成田地利益的重新分配。明代初期以來里甲與里社制度構成的地方權力也面臨重組，人口不必死守田地，而能四處流動，形成市鎮。此後政府推動糧戶歸宗，華南地方公共事務以宗族解決，理學思想則透過禮儀制度轉型成為宗族組織，也促使士大夫地方化。

劉志偉老師以「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以一條鞭法和圖甲法為例」為題，指出「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關鍵不在於制度的論述與實踐的差異，而在於從實踐層面理解制度。劉老師首先以張居正的文集、《明實錄》、《萬曆會計錄》為材料，說明一條鞭法並非由戶部確立且全國統一的賦稅制度，更不可能由張居正推動。《明史．食貨志》提到「皆計畝徵銀」，其實是以相當複雜的方式實現的。老師認為一條鞭是經過1426年至1566年平米、均徭、均平法的推動而逐漸形成，至萬曆年間正式推行，在此過程中，戶從原本指涉的家庭戶口，轉變成納稅戶口；收稅單位由家庭轉變成宗族，影響至後代，宗族常作為清代圖甲制度中繳納賦稅的社會實體。老師運用文集、奏議、試卷、契約、家譜、財產紀錄，說明一條鞭法其實是各地方官參照民間分攤戶役的方式，調整明初里甲「配戶當差」的作法，轉變成按丁糧徵銀，背景是白銀在地方社會流通廣泛。最後，老師以自己的田野經驗告訴學員，要了解一種國家制度，需要從這種制度下人們的生活經驗出發去理解，這正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

另外，姚大力老師介紹北方民族史研究的精髓，提醒學員可嘗試在乾嘉考據傳統深厚的漢語語音學基礎上，配合比較歷史語言學方法，進行審音勘同的研究，循名責實，挖掘詞彙的名義變遷。茅海建老師講述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民主思想。黃道炫老師講述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與軍事力量深入鄉村社會的過程。

▲作者向姚大力老師請益

史料研讀方面，除了常懷穎老師介紹考古報告的閱讀方法以外，張循老師四庫全書總目為例子，說明版本比對的重要性。周健老師以奏摺為材料，講解清代宮廷檔案的歷史、種類、撰寫格式，並介紹臺北故宮和北京故宮所藏清代宮廷檔案與資料庫概況。馮筱才老師以中共檔案為例子，希望同學理解史料中的幾個重要概念，並注意在不同時間脈絡中的制度，以及如何從制度的論述與實踐脈絡詮釋人群的互動。夏炎老師以唐代碑刻為例子，帶領學生們認識碑的書寫體例與閱讀要點，需先考察題名、撰文者、書寫者、字體、創作時間，再閱讀碑刻的內容。其次，老師要求同學輪流朗讀碑文內容，並指出碑文中的異體字，最後介紹碑文呈現的制度，提供閱讀這塊碑的知識背景，引導大家討論。

研習營也安排為期一天的田野考察，由吳滔老師和張侃老師帶隊，前往崖山、崖門砲臺參訪。考察之前，工作人員和老師節錄萬曆《新會縣志》、康熙《新會縣志》、道光《廣東通志》、同治《新會縣志續》、光緒《新會鄉土志》、《崖山志》、崖山當地碑刻以及地圖材料，提供知識背景。在制度層次上，得注意衛所軍戶、海禁政策和遷界令對於明清崖山地區的影響；在信仰層次上，得注意楊太后、抗元名將祭祀背後的人群網絡，而陳白沙、湛若水等士人對於上述祭祀群體的影響，也值得注意。

比對文本與田野，讓我對於崖山祠的廟宇空間結構自清代至民國的變化有了認識，行前閱讀崖山祠的文獻著重於明清時期，經田野考察也知道20世紀祠廟空間的變遷。吳滔老師也提醒我們，應注意對日抗戰和共產黨如何重塑崖山祠的空間結構。另外，我們注意到趙氏和林氏很可能是明清崖山地區重要的宗族，很可惜未能多做停留，拜訪附近村落、尋找族譜或進行訪談，探討地方宗族網絡與廟和信仰之間的關係。

中國史研習營集結中國史領域學有專精的講師與學員，透過十天密集的課程，互相討論、激盪，展示各自最擅長的研究領域。感謝羅士傑老師分享營隊訊息，以及李尚仁老師、張嘉鳳老師、呂紹理老師的推薦，讓我得以參加這個富含意義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