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冠穎（臺大歷史系碩士生）
| |
張帆教授專攻蒙元史，師承余大鈞， 1992年7月獲得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現任歷史系系主任。著有《元代宰相制度研究》，並與諸多學者合作撰寫《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元代文化史》等書。張老師長期關注元代政治史和《元典章》的研究，曾於2011年與陳高華、劉曉、黨寶海三位學者點校《元典章》。筆者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交換期間，有幸訪問張帆教授，收穫甚豐。茲將訪問內容轉錄如下，以饗學友。
採訪日期：2019年5月22日下午
地點：北京大學理科二號教學樓五樓教師休息室
|
壹、求學歷程
杜冠穎問（以下簡稱杜）：您選擇蒙元史的原因？
張帆（以下簡稱張）：
我原本的志願是北大中文系，但那年老家內蒙古沒有招考中文系，考量自己歷史學得不錯，於是報考歷史系。按照當時制度，邊疆省區的大學生畢業後必須回家鄉服務，我不太想回內蒙，唯一的辦法就是考研究生。我選擇沒人報考的元史，錄取率高，不必與其他熱門的斷代競爭。蒙元史的史料不太好讀，跟讀《史記》、《漢書》是非常不同的體驗。但讀到一定深度後，我發現問題是相通的。
我大學畢業的本科論文是做翰林國史院的研究，發現元代雖然不甚重視文化，但基於宣傳目的，還是願意聘用漢人儒士推動文化事業，於是我開始關注元代統治者對漢人的態度。
杜：老師求學期間如何學習蒙元史？
張：現今蒙元史研究普遍會使用多語文資料，但我求學時的北大，教學條件並不充足，學生也不易跨系選課，我基本上還是以英、日文材料為主。隨著北大教學資源改善，我和學生開始學蒙古語和波斯語，不過年紀大了，學習成果不如他們，所以我的研究題目比較不傾向使用多語言材料。
求學期間對我影響較深刻的老師，第一位是研究魏晉南北朝的祝總斌先生，他負責帶大一的「中國通史」，講課非常有條理，尤其擅長制度史。我跟著他做學年論文，選擇研究元代宰相制度。第二位是現在臺灣的張廣達先生。在我讀元史初期，導師余大鈞先生還未到任，先由張先生指導。張先生雖然不是專攻元史，但他會指引我閱讀其他學者的著作，這在我研究初期幫助很大。第三位是余大鈞先生，他在我大四時從內蒙古大學調來北大，指導我閱讀史料和相關論著，我跟著他讀研究生直到博士畢業。
貳、研究回顧
杜：《元典章》一直是元史學界關注的主題，您曾發表不少研究論文和校注工作，請問您對《元典章》和元代法律的研究有什麼心得？
張：《元典章》在史料性質上接近一手史料，內容貼近中下層社會的生活，可謂彌補正史、碑傳的不足，史料價值相當高。但《元典章》完全整理出來至今的時間並不長，有必要針對內容逐條分析。我承接教育部國家重大課題項目，處理《元典章》的校釋，除了標點、核對版本文字，並解釋每一條內容的歷史背景及其反映的訊息，這必須核對其他同時代的史料、理解前後制度的變革，工程相當浩大。《元典章》共有兩千多條，不少條目都可以單獨寫成一篇文章，可發掘許多尚待解決的議題。
京都大學和中研院的洪金富先生（1946-2019）都曾投入《元典章》（以下簡稱洪本）的整理與注釋，我與陳高華先生等人也合作出版《元典章》標點本（以下簡稱陳本）。[1]京都大學最早投入《元典章》的整理，雖然迄今尚無完整的版本，但已出版的刑部部分，學術價值很高，從標點到句式規範、專有名詞解釋等，皆成為後進研究者的標竿。陳本和洪本針對《元典章》整體進行整理，可能沒有京大刑部本深入，仍然頗具價值。因為《元典章》有許多條文互相轉引，透過這種鳥瞰式的梳理，可以注意到日本學者未及的問題。陳本出版較早，洪本吸收陳本的內容，並進行修正、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學術價值較高；不過洪本在部分解讀上有點武斷和過度校勘，雖然部分修正陳本的錯誤，但又產生新的問題，這點需要多加注意。
|
▲元典章校訂本。
左為洪本（2016），右為陳本（2011）
|
從中國法制史的角度觀之，元代法律基本上還是能跟中國傳統法制接軌，司法審判等理念有不少相近之處。元朝因無明文法典，主要依照判例審案，在量刑定罪、案件分級的隨意性較強，許多地方上的小案件只要稍有疑難，就會上報到刑部。這在其他朝代比較少見，體現的是元朝制度面的不足，以致司法審判效率低下、雜亂無章。
杜：近年來某些學者對「四等人制」有些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色目人的部分。舩田善之即指出很多資料顯示元代色目人的指涉並不明確，不僅《元典章》有爭論女真人是否屬於色目的案例，也有地方志將應該屬於漢人的契丹人納入色目人戶，顯示並非每個層面都是用四等人制。請問您對此討論的看法？
張：我傾向不以等級來看待元代以族群為單位的政策治理和法律規範。換個表述方式可能會比較好，像是不同人群、不同圈層；不是上下關係，而是內外／核心邊緣關係；或因基於歷史、文化的原因，必然不可能採取同樣的治理政策。元代對蒙古、色目的偏袒很明顯，畢竟蒙古是外來統治者，色目也是外來族群且擔任蒙古的助手；反之，漢人更常被視作統治對象。但要稱這樣的現象是等級，似乎又不是很恰當，許多分寸需要商榷。
關於色目人，首先要明白的是，它是一個模糊的指涉，並不是經由規範界定，而是自然情況下逐步確立的概念。四等人制也不是法定制度，因此在不同時間、地點、層次有不同處理和發展。忽必烈即位後，元朝基本上正式入主中原，統治對象主要是漢人，後來又加入南人，成為帝國臣民的主體；除此之外，也存在包括蒙古人和其他等非漢族人，因此以色目人概括之，泛指各式各樣的其他人。在許多記載中，色目人也包括蒙古人，需要強調蒙古人時才會分開，若只是區分漢人與非漢人，則蒙古人也被視為色目人。
隨著統治程度加深，契丹人、女真人等邊緣人群，雖然不是狹義的漢族人，但因長期在漢地生活、接觸漢文化，也被納入廣義的漢人。同樣的例子也包括高麗人。《鎮江志》將契丹人納入色目人，可能是鎮江在南方，契丹人是從北方來的人群，因此被當地政府列為色目人。由此可見，元朝對漢人的界定相當模糊，經常都是遇到問題才臨時討論，不同場合遂產出不同的表述，而這些表述在不同時間也會變化，呈現很混亂的現象。
杜：在北京的這一學期，我發現其他斷代、領域的老師也時常參與蒙元議題的討論。這些學者關注的議題、切入視角與蒙元史學者有什麼不同？又帶來什麼啟發？
張：北大歷史系除了我和黨寶海老師專攻元史，研究絲綢之路的榮新江老師和魏晉南北朝民族史的羅新老師也很關注蒙元史。蒙元史具備多維度的特點，除了有傳統中國朝代史的脈絡，在中西交流史、內陸亞洲史的歷史脈絡中，都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我想這是他們關注的原因。榮老師主要是從中西交流史的角度入手，帶領大家從事《馬可．波羅遊記》的校注工作，羅老師則是從內陸亞洲史的民族、歷史文化視角切入，從他原本專攻的北朝民族史一路向下延伸，自然也接觸到蒙元史。對於以傳統朝代史為核心視角的蒙元史學者來說，他們的視野提供了不少幫助，發掘許多以往沒注意到的細節。
我的學生跟著他們從事研究、討論，收獲很大，像今（2019）年畢業的博士生張曉慧即是一例。過往認為蒙古人撰寫的蒙古早期歷史很權威、可靠，但張曉慧質疑這些譜系有很強烈的建構成分。有些老師可能認為她的說法太過，但對我來說是很新奇的視角，為頗具意義的研究。的確不能因為史料出自蒙古人之手，就認為一定可靠，所有史料都可能有建構的成分，研究者必須審慎以對。我想她的視角多少受羅老師「民族是一種政治體」的說法啟發。
杜：蒙元史史料包含許多非漢文的材料，尤其波斯語的史料特別豐富。現今大陸蒙元史學界運用波斯語材料的概況如何？
張：大陸蒙元史學界的開山祖師，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韓儒林（1903-1983）、翁獨健（1906-1986）、邵循正（1909-1972）等人。翁、邵兩人雖因故離開蒙元史學界，但他們在20世紀上半葉留學歐洲，受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影響很深，重視域外史料，尤其是波斯文史料。隨著他們歸國，引進這些學術理念，可以說大陸蒙元史的學術起點跟其他斷代很不一樣。雖然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大陸沒有學習、使用域外史料的條件，但學界深知這些史料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後，陸續有學者發展這方面的研究。例如南京大學的劉迎勝老師，1970年代末跟著韓儒林先生讀研究生，專門到北大來學波斯語。現今北大的語言學習條件、院系交流等改善許多，學界的視野也比之前開拓。我早年知道波斯語史料的重要，但基本上不太關注，現在受到趨勢影響，也學了點波斯語，開始關注相關史料。再如北大東語系王一丹教授等研究《史集》的學者，不少蒙元史的師生會跟她一起開讀書會、學波斯語。北大蒙元史學生的研究，大多都有使用到波斯語史料。
當然，只依靠波斯語材料仍有不足，還是要對基本史料有所理解，跟波斯語史料相比對、參照之後，才能有所收穫。
杜：對日本、歐美、大陸的蒙元史研究評價？
張：日本的優點是研究很扎實，下的功夫很細，史料閱讀也很細緻。像舩田善之等學者勤於蒐集各地的碑傳資料，大陸學者鮮少有人如此全心投入。歐美學者比較擅長宏觀分析，對波斯文、阿拉伯文、亞美尼亞文等多語言的掌握能力很強，在西方諸汗國、內陸亞洲、邊疆地區的研究上，優勢相對明顯。大陸蒙元史學界也有會這些語言的人，但一來人少，也未必熟練，我們的優勢還是在漢文史料的使用和挖掘。
最近大陸蒙元史學界的年輕一輩人開始嶄露頭角。像是南開大學的馬曉林，博士論文研究元代的祭祀，也有參加榮新江老師主持的《馬可．波羅遊紀》讀書會，出版專書《馬可．波羅與元代中國：文本與禮俗》（2018）。復旦大學的邱軼皓是姚大力老師培養的學生，曾在北大作過博士後，對域外史料的掌握非常熟練，研究伊利汗國史。廈門大學的李春園也是姚老師的學生，對於元代財稅制度下的功夫很深，蒐集很多資料，提出的宏觀看法很有意思。跟我同輩的劉曉老師是中年一輩非常優秀的學者，他最近研究元代軍事制度，對軍事鎮戍、萬戶府研究很深入。
參、教學心得
杜：老師教授北大歷史系本科的「中國通史」多年，撰寫過不少通史類書籍，請問您怎麼看待北大歷史系的教學？對於授課又有什麼心得？
張：在我看來，北大歷史系的教學風格跟其他大陸學校相比，並無獨有之處，如果有，也只是「量」的差別，而沒有「質」的差異。硬要說的話，北大的學風有「追根究柢」的精神，不滿足於表面解釋，希望挖出更具深度的東西。我在北大負責帶「中國古代史練習」，是在校方小班制教學的目標下開設的課程，配合基礎必修課，讓學生對歷史有更具體的了解。每位老師對練習課的教學不盡相同，有些是類似專題的課程，有些是閱讀專門的學術著作，有些則是閱讀史料。我個人是選擇帶學生閱讀史料、討論史料中的訊息、尚待探索的空間、史料的形成歷程、敘述的主觀性質，以及史料間的相互對比等。雖然本科生可能無法產出太高價值的學術論述，但至少可以讓他們理解史料的性質，懂得質疑、批判，而不會盲目迷信。例如我這學期帶學生讀《清太祖武皇帝實錄》，這個史料有多種版本，比對後可以看到很多差異，尤其是在文字優劣與早期明清關係的表述上。這些差異很可能是康熙、乾隆年間重新編纂《實錄》、篡改造成的。透過閱讀材料，我想學生可以對史料有更豐富的理解。
我從畢業留校後擔任講師，第二年接手「中國通史」的教學。當時主要是給非歷史系的學生開課，基本上按照時序、講解各個時代的個性和特點，難度不高，後來也寫了《中國古代簡史》的教材。 [2]回想起來，我現在的授課內容肯定比二十幾年前好。透過這種歷練，研究的視野更開闊，不會只專注在就事論事。總的來說，是很有趣、很有收穫的體驗。 |
▲中國古代簡史（插圖本）（1976）
|
杜：《元典章》一直是老師的重點研究，請問您如何帶學生讀《元典章》？入門者閱讀《元典章》需要注意什麼？
張：早期是將條目分配給學生進行標點，現在有標點本，則是將陳本與洪本並列，請學生比較兩本之間的異同、觀察標點有沒有錯誤。其次是請學生針對專有名詞、制度、外來詞彙、地名、族名、人名等撰寫注釋。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就在課堂上一起討論，逐條釋讀。理解這些細節之後，還要注意各條目的歷史背景，以及除了表面的文字之外，是否透露了其他信息。
我初讀《元典章》時沒有用到什麼工具書，後來知道有《吏文輯覽》，很適合初學者參考。《吏文輯覽》是朝鮮官員從《吏文》一書輯纂而成，保留很多元代法律的公牘文體、句法、詞彙，並針對專有名詞作出解釋。
讀《元典章》時，要盡可能掌握全書整體。閱讀時要作摘錄，並整理、歸納關鍵詞彙，以便日後查核。此外，《元典章》包含很多蒙文直譯體，尤其是涉及高層的文書。這種直譯體公文，日本、大陸已經有不少研究，亦鄰真先生的《元代硬譯公牘文體》有詳盡的介紹，值得一讀。《元典章》需要花時間閱讀，長期下來必有收穫。起初許多不明白的內容，看久了自然會有一定理解，大概可以讀懂八、九成的內容。
肆、展望與建議
杜： 您最近關心的研究課題？以及蒙元史尚待開發的領域？
張：近幾年因為擔任行政職務，學術部分都有點荒廢了。我比較關心的議題有兩個方面：一是蒙元史的縱向拓展，即蒙元和前後朝代的關係，尤其是向下延伸至明朝的部分。元朝前中期的史料比較豐富，後期相對稀少，然而元朝後期有很多問題尚待深入研究。因為明初很多史料涵蓋了元末的歷史，我認為要研究元代後期的歷史，必須結合明初的歷史來做一個整體、較長時段的考察，才能把握一些過往沒發現的問題。
另一個議題是元朝的政治史研究。受限於史料，表面上元代政治史已經沒有太多題目可以發揮，但從各種零散的碑傳資料來看，還是有一些政治進程、制度的課題值得討論。魏晉南北朝和蒙元史都有史料受限的問題，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學者深入研讀材料，進而提煉出表面上看不出來的線索。就此而言，很多蒙元政治史研究如果按照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標準，亦可有更深層次的突破。以我的研究為例，我最近對忽必烈時代的政治史有點新的看法。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突然下令罷免所有宰相，任命新的宰相。《元史》相關記載只有幾句話。過往認為，忽必烈由熱衷學習漢法轉而傾向蒙古本位政策的原因是李壇之亂，但我認為轉捩點恰恰在於至元二年的罷相事件。很多潛邸幕僚被撤換，背後的原因、政治鬥爭非常複雜，雖然之後部分官員得以復出，但基本上政治生命已畫上句點。這個事件象徵忽必烈與其潛邸幕僚的蜜月期終結。
此外，像是以阿合馬為中心的政治鬥爭，過往普遍視作「漢法」和「回回法」之間的對立，但我現在認為與「回回法」無關，因為阿合馬的政策問題跟「回回法」沾上邊的很少，很多都是漢地既有制度，如官營工商業、專賣、紙幣等，雖然部分確實有「回回法」的色彩，但不宜將阿合馬的所有政策簡單冠上「回回法」的標籤。在我看來，圍繞著阿合馬的政治鬥爭，本質上仍是官員爭奪權力，並不單純是政策原則上的對立。
這些是我曾經想過，但限於時間而沒有具體寫出來的課題。
杜：最後，請問老師對現今立志從事蒙元史的研究生，有什麼建議？
張：蒙元這段歷史，即便加上早期的大蒙古國，也不過一百五、六十年，跟前後的宋、明相比，史料稱不上豐富；同樣長度的時間段，蒙元的史料數量也不比宋、明多，研究選題可能會是問題。攻讀蒙元史的研究生，除了要對史料、前人論著有基本的了解，眼界還必須開闊。主要方向有兩個，一是橫向的擴展，關注蒙古時代整體的歷史、邊疆的動態、其他汗國的發展，以及這些汗國彼此之間的聯繫，如此一來就能看到傳統朝代史視野下注意不到的問題。但要從事相關研究，必須充分掌握語言工具。二是縱向的擴展，關注蒙元和前後朝代的關係。一方面要明白蒙元的特殊性、非典型性，也要了解蒙元基本上仍然接受漢地的制度，與前後朝代接軌。觀察這些制度的變與不變、接軌得良善與否；思考這樣的發展是制度本身自然發展的結果，抑或蒙元本身特性的影響，可以發現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遼、金、元同是北方民族，經常並列來談，但就制度而言，金和元的關係比較近一點，因為兩朝都入主中原，主要採用中原模式，再搭配本民族的一些傳統。遼就比較特殊，基本上是草原王朝，但也占據一點點中原地區，因此遼的二元性特別明顯，體系上很難與前後王朝接軌；但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遼和元仍然有一些繼承關係值得注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