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駿（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2019年1月21-24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近代政治史新探」研習營在南港舉行。此次研習營旨在幫助學員擴展政治史研究的新視野，包括政治學理論、中央與地方關係、政治制度的形成、政治與文化及族群與政治的關係、口述訪問在政治史中的角色等相關主題。研習營安排8場專題演講，由8位資深學者擔綱，以及3場學員報告各自的研究計畫與討論。37名學員則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日本、英國等地，研究領域包括歷史學、社會保障、勞工研究等。筆者很榮幸參與此次研習營，以下是活動紀要。
第一場專題演講，由張瑞德（以下省略敬稱）主講「政治學理論與民國政治史研究」。政治學理論與政治史研究的關係一向充滿爭議，以理論觀史實，稍有不慎便可能產生削足適履或張冠李戴之誤。張瑞德先以既往國民政府性質研究為例，展示政治學理論對歷史研究的影響：中共官方將國民政府定性為官僚、地主、資本家之政府；而柯博文（Parks M. Coble）關於江浙財閥和國民政府關係之研究卻指出，國民政府施政自主性非常強，不可簡單以官僚、地主、資本家代言人目之。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以統合主義（corporatism）詮釋國民政府的社會治理，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以發展型政府解釋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都頗具說服力。此外，張瑞德還結合政治理論，具體討論了政府決策過程、效能評估、軍事財政、殖民體制對後續發展之影響等諸多議題。
第二場，楊維真主講「民國時期的中央與地方關係（1912-1949）」。基於長期研究雲南地方政治，楊維真對此議題有深刻認識。他指出，民國肇建，中央與地方延續清季格局，外重內輕，關係緊張。兩者關係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12年至1915年，地方翊贊中央、伸張國權、不敢截留財稅，大體上支持中央施政，直至袁世凱稱帝。第二階段從1916年至1928年，地方獨立競逐，假借南北政府之招牌爭衡天下，雲貴川地區的內戰就是典型案例。第三階段從1928年至1945年，中央羈縻控制地方，通過財政、黨務等的中央化，逐步削弱地方勢力，例如雲南有色金屬礦產收歸資源委員會管理。第四階段從1945年至1949年，部分地方派系，如川系、滇系與國民黨中央決裂；桂系、晉綏系和西北三馬則被中共武力終結。楊維真將中央與地方關係總結為「合則兩利，分則兩害」，軍隊應當實現國家化，而兩者互動模式應當在憲法中加以規範。
第三場，吳啟訥主講「族群政治與中國的近代轉型」。族群政治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連續性議題，主講者從上古開始講起。最早的族群政治可以說是華夷之辨，華即後世所言東亞性的代表，大致區域在胡煥庸線以東；夷即內亞性的代表，大致區域在胡煥庸線以西。[1]先秦時期，中原未曾一統，華夷未能明辨，兩者區別在於禮。自秦漢至隋唐時期，大統一王朝以多種手段實現對邊疆的羈縻，而在分裂時期發生的「五胡亂華」可視為慘烈的華夏化。至宋遼、宋金對峙時期，各方皆以中國自居；元朝通過軍事征服，第一次真正連接胡煥庸線兩側，其帶來的內亞性部分為明所繼承和確認，因此隆慶開關以後，明與韃靼開始轉向中央與地方關係。清代族群關係更為複雜，統治策略也與時俱進，例如在蒙區與貴族通婚、廣封汗王、推廣藏傳佛教，以北京的物質生活吸引蒙古王公；至清末，面臨列強激起的邊疆民族主義的挑戰，又有行省改制。北洋時期，表面上中央力量從邊疆退卻，但在政區調整中，仍以漢人聚居區為中心。國民政府執政後重推行省制，並在抗戰中形塑中華民族。中共建政後推行的民族識別、民族自治，卻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部分少數民族形成特殊利益團體。
劉維開接著主講：「從訓政到憲政體制」。首先是訓政概念的提出。民國理論上為民眾之國，民眾如何行使權力卻為現實問題，為此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其後，訓政概念隨著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擴大，逐漸發展為訓政體制，由胡漢民首次提出，並在1928年頒布〈訓政綱領〉，這一體制主要在中央層面調試。圍繞約法，國民黨內多次發生激烈衝突，而蔣中正打敗各路挑戰者，實現以軍領黨、以軍領政。抗戰開始後，演變為戰時體制加訓政體制，國防參議會和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打破訓政體制下「黨外無黨」的局面。抗戰結束後不可能回到原初，因此以1948年國民大會召開為標誌，進一步轉向憲政。劉維開特別指出，這一過程中，政權逐步放開，行憲後總統之權力並不如後人想像得大。
洪長泰以「新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改寫歷史、重塑空間、鞏固權力」為題，將其對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研究，展示新政治文化史的魅力。首先，政治文化即官方創造的大眾共同價值觀、願景，新舊文化史之間並無優劣之分，僅有材料、學科、動靜、層次之別。而博物館是講述歷史的場館，洪長泰以三個角度切入：第一是空間，即在什麼地方講歷史。中國國家博物館位於北京中心點的中軸線旁，與人民大會堂相對，一虛一實，一過去一當下。第二是內容，即用什麼理論講歷史。博物館始建於大躍進時期，落成於大饑荒時期。如何展示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為一大理論難題。第三是方法，即用什麼實物講歷史。其中特別介紹了油畫創作如何受到政治干預、作品畫面如何為之改變。最後，洪長泰提出了幾點反思：政治史為誰而寫？為人民，抑或政黨？藝術是否要為政治服務？
其次由常成主講：「從平民與士兵口述中重探1949政治史」。講述的主角是韓戰共軍戰俘，內容著重於他們被俘前後的生命經歷。韓戰1950年6月爆發，至1951年7月為第一階段，此後轉入談判階段，邊打邊談，直至1953年7月停戰。曠日持久的談判圍繞的重點之一，就在21000多名共軍戰俘去向。最終7000餘名返回大陸，14000餘名來到臺灣。常成通過長期對戰俘的口述訪問，再結合檔案等其他史料，一方面還原戰爭當時和戰俘營內的歷史場景，另一方面探索戰俘的心路歷程。常成分享許多富有傳奇色彩的案例，以及口述研究的困難和應對之道。
最後一場專題演講，由陳永發院士主講「延安體制的形成」，介紹關於延安體制的最新研究。首先，他談及自己幾十年的學思歷程，包括如何看待理論、萌生對中共研究的興趣、探訪史料的方法，以及以何種角度構思、撰寫自己的專著。其次，關於延安整風的一些新看法，他重點介紹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在延安召開的西北局高幹會議。這場會議可以說是之後中共高層整風的預演，會後西北局書記高崗即被捧為「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燈塔」。
此次研習營還包括連玲玲副研究員介紹「研究計畫的要領與寫作」、3場學員討論會。學員討論會的前兩場係分組報告、討論各自的研究計畫，包括憲法制定、戰時動員、勞工運動、書刊審查等涉及國家、社會、文化方方面面的議題；最後一場則為全體學員綜合座談，簡單介紹、總結小組討論的情況，發表對研習營的感想。
為期4天的研習營非常充實，能聆聽諸多師長的經驗講授，與優秀同儕對歷史研究的看法，筆者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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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全體成員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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