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旨彥（美國賓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生）
吳挺誌（美國賓州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2018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等單位主辦的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移師西安及其周邊舉行，本次的考察重心為歷史上的關中地區，主題為「關中．外緣」。關中作為漢唐時期中華帝國的文明重心，卻在後代失落其核心地位，成為邊緣地區。此次研習營以「中心與外緣」為主題，即希望學員透過課程演講及田野調查，從長時段的觀察，反思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上的地位轉變。
營隊主要有兩項目標：其一，打破學科藩籬，講師所講授的課題及參與學員背景多元，涵蓋歷史、藝術史、文學、考古、民俗學等。其二，結合文獻與田野，著重田野考察與傳世文獻研究取徑互證。透過多方取材及跨學科視角分析，本屆營隊期許學員以歷史上的關中為研究客體，思考歷史場景上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從課程演講、田野調查及綜合討論各項活動進行時，學員都不時被提醒中心與邊緣這一組概念，並不能簡單視之為「從中心到邊緣」的線性發展。學員反而要思考「中心」與「外緣」是如何被定義的。在這個層次上，周、漢、唐所帶來的輝煌歷史記憶如何參與建構關中地區人民的地方認同，並不是本屆研習營討論的重心；相反的，講師與學員更為看重曾經生活在關中這片土地上的不同人群。在細細剝除籠罩在周、漢、唐輝煌歷史記憶上的大一統敘事後，我們看見的是奠基於當地族群多樣性的多元文化表現，這毋寧更貼近關中地區身為核心交通地帶的地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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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營全體師生合影於寶雞中國青銅器博物院（陝西師範大學會務組提供） |
實地考察能提供歷史研究者文字資料之外的視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王明珂老師在演講中提到，從單方面材料觀察，只能看到歷史情勢的表徵、表相，很難避免觀察者自身的文化偏見。他主張，研究者必須透過移動的多點田野，從不同資料中的差異與斷裂中尋求意義。關中為先秦至隋唐時期所謂中國文明發展的核心，本次營隊多次實地考察田野，即是為了藉由現代關中地區所存留的圖像、墓葬、碑刻、住宅、廟宇等考古資料，重新認識關中的輝煌與沒落。
舉例而言，營隊成員探訪的寧夏彭陽姚河塬商周遺址，被認為是西周王朝的大型聚落，但是考古發掘卻發現很多殷商文化的痕跡，姚河塬考古隊隊長馬強老師因而提出這處遺址可能是由被西周裹挾到西北殖民的殷人協助建立的。主持漢景帝陽陵發掘工作的焦南峰老師，在導覽陽陵外藏坑時，分享了最新的土壤檢測成果，指出當時漢景帝的食單中可能有海鮮、也有茶。無論是海鮮或茶葉，都不是關中地區傳統的出產品，可見當時南北貿易之發達。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林聖智老師從關中地區的北朝粟特墓葬中，指出粟特人一面接受中原喪葬文化的同時，一面又隱晦地保留了他們族裔拜火信仰的元素。此處有趣之處並不是「多元」，而是一個「隱」字，粟特人特意挑在石床不引人注目之處擺上拜火教的信仰元素，其動機與背景頗值得進一步探討。北京大學榮新江老師指出兩點發人省思：其一，關中是中國文化的要地，但唐代的關中滿滿是胡味，宮廷內有許多胡人侍衛，長安城內也有許多胡人將領及胡商居住。其二，所謂的「胡味」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單長安一地，就有各式各樣不同風格的胡人聚居。例如同樣拜祆教，波斯人和粟特人所拜的祆廟，可能就會有侍火跟侍祆神的不同側重點。因此，榮老師也認為長安的胡化和河北的胡化不可輕易一概而論。固原博物館內所見波斯及東羅馬帝國的出土錢幣，以及唐初史訶耽所擁有的一枚刻印有中古波斯文的印章，都從物質文化證明關中地區的文化多樣性。不同宗教元素的雜揉互動，也是陝西師範大學西部邊疆研究院王欣老師的講題。他以艾蘇哈蔔．凱赫夫麻劄為例，指出新疆地區伊斯蘭化的過程中，如何融合當地原有的佛教及薩滿元素，創造出獨特的宗教敘事來解釋這種不同文化元素共存的現象。
這些演講內容，促使學員於田野考察時，更進一步想像歷史場景的複雜程度。抱著這種認識，觀察寧夏須彌山圓光寺內的明代碑文，番僧的存在便顯得順理成章。根據寺中所遺留的石刻，可以察覺在明中葉藏傳佛教與漢地佛教可能同時存在此寺院中。閱讀須彌山圓光寺殘留的碑文及題記，可知此時番僧與漢僧尋求不同勢力的背書，顯示寺內多種勢力間可能在相互競逐。此外，也有學員指出，成化四年（1468）的〈圓光碑記〉碑陰將衛所眾人的題名列於番僧堅敦監參之後，也許暗示著衛所諸人為番僧勢力的支持者。上述推論，是否符合歷史？若否，應如何解讀這些文字？由於史料缺遺，學員們有各自不同的意見。無論如何，圓光寺石刻體現的是番僧與漢僧如何利用皇權為己背書，角逐寺廟話語權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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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須彌山圓光寺前讀碑的營隊師生，
左起韓樹偉（蘭州大學）、王鴻泰老師、黃庭碩、石昇烜、丘文豪和羅麗芳（黃旨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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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周公廟內的碑記是另一個考察重點。小組成員在田野導師的指導下，採集到許多碑文。第一小組特別分工抄錄碑裡的題名，得到許多有意思的材料，並藉以討論以周公廟為核心的信仰與地方社會的關係。首先是姜嫄信仰的影響力。以姜嫄信仰為核心舉行的廟會，以及姜嫄廟作為學子求學的空間，都讓當地識字或不識字的人士在不同程度上對姜嫄信仰產生情感認同，因而屢次支持翻修姜嫄廟。另一個饒富興味的問題則是地方社會中佛道雜揉的現象。清末姜嫄廟的翻修不但有名宿、進士、官員、商會、祈子會等不同的地方勢力參與，也出現以廟宇為名義的資助。立於民國期間的道人周崇貴碑中，將重修福興寺作為周崇貴的善行之一。透過碑文等地方文獻，學員看到佛道勢力並非判然對立，而是共存共榮的發展。
另一個本次研習討論的重點是文學與史學的關係。歷史學家已經習於用文學作品研究歷史。榮新江老師的演講中就提到如何用唐人的詩歌研究唐代的長安。小組成員在討論中也提到文學家在研究時，會調查作家在撰寫作品時的歷史環境，希望深刻理解其寫作時的心境。然而，進一步的問題是研究者可否用小說重建過去的歷史，以及了解歷史有助於創作小說嗎？這是哈佛大學東亞系王德威老師的演講，以及當代著名作家賈平凹老師的演講與座談會中不斷被提起的問題。王老師強調陝北的土地及其中發生的事件帶給賈老師許多創作的靈感與根據。賈老師認同這點，也有出身西北地區的學員表示，賈老師作品中人物的口氣與形象，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反映了當代西北地區的實況。然而，賈老師描寫的主題是西北，但他關懷的重心，如個體與社會的想像、人與環境的關係、家國之情，卻又是跨地域的課題，這不只反映了當代西北人的心態，也是當代中國人、當代地球公民所關心的議題。正是這些議題與當中的歷史，使賈老師的作品有了跨時代、跨地域的價值與美感。當然，這也許不完全符合學院派歷史學者所定義的歷史，但是，其中書寫的感染力以及影響力可能猶有過之。
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我們而言，中國歷史僅僅只是一個研究的客體。但經過多次田野考察以及與其他營隊成員的互動交流，臺灣出身的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所謂的中國史，其實就是不同在地人群的日常生活經驗所疊加而成的敘事。如果要具體描述這種感受，就應該以我們的親身經驗為例。唐長安城規整如棋盤格的地圖是許多研究者耳熟能詳的，但只有在我們親自花了二個半小時，從鼓樓（唐長安城皇城區）一路沿著唐代的朱雀大街向南走到陝西師範大學啟夏苑（唐長安城南啟夏門一帶）後，才能體會唐代長安城規模的宏大。我們因此對於唐代漏夜上早朝的官員產生了強烈的同理心，同時也對唐代長安不同地區的房價產生了好奇心。對於研究正要起步的青年學者而言，獲得這種認識的好處是無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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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庭碩、黃旨彥、石昇烜、吳挺誌、丘文豪長安城夜行路線圖（黃庭碩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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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嚴耕望先生曾在《唐代交通圖考》中提及：「涼州東南至長安，有取蘭州、取會州兩驛道，可謂南北道。」[1]南道即秦州路，取道蘭、臨、渭、秦、隴及鳳翔等州府，是唐代長安赴安西最主要的幹道。[2]我們從西安至寶雞，走的是渭河谷地，沿途參觀漢陽陵、岐山周公廟、周原博物館。次日參觀完寶雞中國青銅器博物院，再前往固原市，這條路線相當於唐人取道秦州路的鳳翔府及隴州段。北道會州經原州、涇州、邠州至長安，為漢代以來的通衢大道。[3]原州即今固原。我們在固原參觀固原博物館、秦長城、須彌山後，自彭陽縣姚河塬遺址出發，走G70福銀高速公路沿著涇河谷地返回西安，路程約略與唐代原州至長安的古道相當。據嚴先生的資料，原州至長安古道約為唐制800里，而福銀高速公路自固原經平涼、咸陽而至西安，全程423公里。即使有導航地圖，司機仍然有迷航之虞，最後總共花了8個多小時才平安抵達陝西師範大學。幾乎所有學員都對這段路程印象深刻，其一，我們很少有機會走這條路西行，在現代科技的輔助之下，都需要花費8小時之久，一趟走下來，特別能感受古代人沿著絲綢之路出行的艱難。其次，我們的來回路線涵蓋許多著名的歷史地點，諸如五丈原與陳倉，雖然並未停車遊覽，但也足以令我們這批初出茅蘆的學徒心嚮往之。
更大的收穫在於，透過參加本次研習營，我們親身體會所謂關中地區的多元文化表現。對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者而言，中古域外交流的頻繁其實是不須多說的常識，但是當研究者用 “cosmopolitanism” 來概述時，這種文化的包容性及活力似乎只停留在思想與認識的層次。然而，當我們跨出教室及書齋，實際走入博物館、走入墓葬區、走入清真寺，親自看到祆教的圖示及不同語言如何在不同的載體上留存，才能真正感受到域外文化真的是唐人或關中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代的廟宇和遺跡，在人民生活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博物館和石窟仍作為當地人的觀光資源和他們追溯其起源的象徵物；秦腔、皮影戲仍是生活中的重要藝文活動；作為著名觀光景點的大雁塔仍然充滿著在地信仰活力；而因應一帶一路的新政策，須彌山石窟有了新的當代意義。當然漢唐之際的歷史及當時歷史人物的精神也許不能完全保留在現代的關中，但現代關中人仍透過種種前人遺產，試圖重新書寫一段當代的關中史、陝西史、中國史，以及世界史。對於他們而言，歷史並非不動的展覽品，而是仍在不斷重生的有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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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旨彥隨隊於尚友秦腔茶樓聽秦腔及
皮影戲（新加坡國立大學耿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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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挺誌於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下的
阿拉伯文牌坊（黃旨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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