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期   2019 年 4 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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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義信先生

 

日本與世界的窗口:斯波義信的學問與研究之路

   李季樺(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文學博士)  

 

  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教授是代表日本、揚名國際的歷史學者,專攻中國社會、制度史,研究的時代主要在宋代並跨及明清,關注的主題為華僑、華人的研究與商業史等。研究範圍除了中國,亦涉及日本、臺灣、東南亞等地。斯波教授在1953年由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畢業,進入該校碩士與博士班就讀,1962年取得該校的文學博士學位;其後曾任教於熊本大學、大阪大學文學部、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國際基督教大學教養學部。任職東大期間,曾擔任該校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1988-1990),並出任評議員。教授在大阪大學和東京大學任教時間不長,卻因其傑出的表現和成就,獲頒名譽教授榮銜,這在日本學界相當罕見。[1] 1990年教授成為東洋文庫理事,2001年以後,歷任東洋文庫理事長、特別顧問,2009年起擔任東洋文庫文庫長一職至今。

  斯波教授不只在治學上卓然有成,在文化與學術的交流、貢獻,也備受日本國內和國際學界的肯定。1992年他成為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外國人名譽會員,[2] 2003年當選日本學士院會員,2004年受勲二等「瑞寶重光」勳章,2006年榮獲日本「文化功勞者」名銜,2017年11月由日本天皇頒贈「文化勳章」,2018年9月成為臺灣「唐獎」漢學獎得主。

  本文將就斯波教授的學思歷程、研究觀點,及其事蹟、貢獻和影響加以介紹。除了希望帶給大家認識斯波教授的機會之外,文末羅列教授重要的著作目錄,包括主要的專著以及尚未收入專著的重要作品,提供教授整體學術思想的線索。文章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將以第一人稱敘述,從斯波教授的角度講述學思歷程,第二部分則以第三人稱敘述,從筆者的角度評介斯波教授的研究與貢獻。

一、斯波義信先生學思歷程

為何選擇東洋史?

我是在1930年,爆發柳條湖事件的前一年出生於東京,先祖斯波氏在14世紀成為建立室町幕府的足利氏集團中有力的世族,[3]即使到我父母親那一代,家中仍然對足利氏頗為敬重,尊稱其為公方様(くぼうさま)。不過,後來家族和足利氏反目,外祖父被迫遁入位於滋賀縣的東本願寺系統的佛門,閉關自省,成為僧侶。值得一提的是,專攻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森正夫教授,他的母親也是系出此門,我們算是親戚。[4]

少年時期我都是在中日戰爭中度過,舊制府立高等學校畢業後,我在1950年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就讀。為何會選擇東洋史,和在此之前的為學環境是很有關係的。小時候,位於滋賀縣的老家是所寺院,在那裡可以接觸到許多寫滿漢字的書籍,讀漢文對我來說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我的父親斯波義慧從東大文學部哲學科畢業之後,曾在舊制高校教過「倫理」。他翻譯過哲學作品奧古斯丁的《幸福的生活》,[5] 並撰述論文。後來他在東京大學任職,擔任過校內的學生部長、厚生部長。我的外祖父宍戶乙熊,在東大林學科畢業之後,赴德留學,後來成為北海道大學(前身為札幌農學校)的林學教授。我原本受到外祖父的影響,對理科感到興趣,即使到現在仍然喜歡生物學。不過我開始喜好東洋史,和身邊是否有人從事學問並沒有關係,主要是在府立高校時期上西洋史課時,受到松田智雄(1911-1995)的影響。松田老師後來成為著名的西洋經濟史學者、東大經濟學部教授,在他的啟發之下,我對德國中近世的商業史和經濟史產生了特別的興趣。那時我想念德國的經濟史,特別是商業史,於是和父親商量。父親認為要專攻西洋的學問,就要留學,無論如何還是得跟在西洋人後面努力的追趕,會很辛苦。若想要使用漢文,那可以選擇中國史或日本史。我最後選擇的是區域寬廣、歷史悠久的東洋史作為研究專攻的領域,並決定把中國當作對象來進行經濟史的研究。總之,我雖然對洋學有動念過,但之後決定涉足的則是「東洋史」和「漢學」的領域。[6]

東大文學部的修業生活

我在1950年進入東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19504-19533月)時,和柳田節子(1921-2006)、重田德、山崎利男、小山正明、岡田英弘(1931-2017)等是同學,與國史科的永積洋子則是同屆。當時東洋史的老師對學生的先決要求,是必須有批判與解讀文本的能力,我們在榎一雄老師(1913-1989)的指導下,學習如何利用洋文的書籍。田中正俊老師(1922-2002)則訓練了我們閱讀漢籍的能力。我也常和曾我部靜雄、青山定雄等大師在靜嘉堂文庫碰面。我一直認為若能每天翻讀史料,念頭自然就會進到腦袋裡,找到有用的資料。

在大學求學期間,一直到大二,我都在東大總圖書館閱讀宋元各種叢書的史部、集部,三年級則頻繁地到靜嘉堂文庫閱讀資料。除此之外,東洋文庫的自由開放與豐富的藏書,像是善本書、地方志、農書、叢書等館藏都相當充實,真的覺得受益匪淺。

1953年,我進入了東大新制的大學院就讀碩士班,當時的研究科科長山本達郎(1910-2001)曾說明研究科新制和舊制的不同,他認為新制除了必修科之外,也要有新的選修,才能達到畢業的條件;又認為現在的學院往國際化、科際化發展,所以要盡量擴展聽講的範圍,積極參加國際會議,多與不同的流派接觸、對話、比試,努力累積經驗。這些話日後成了我的座右銘。[7]

研究生涯:從商業史、都市史到華僑的研究

我在東京大學求學時期,成為周藤吉之(1907-1990)的弟子,周藤老師的研究著重在中國農業史、土地制度史,我則是專注在商業史、民眾史等社會史領域。之後,我選擇從宋代開始進行研究,主要是因為素仰專攻中國經濟史的東大教授加藤繁(1880-1946),他實證性的研究與立論,頗受海內外學界好評,[8]我很想跟隨他並繼續研究其所留下的課題。[9]另方面,如前面我已經提過,在高校時期受到松田老師的啟發,對12世紀西洋經濟史成為社會變動原動力的工商業、都市發展等動態與特性等很感興趣,希望也能從中國歷史中觀察這些課題。此外,雖然那時文學部的思潮是以馬克斯主義為主流,但是,我是對西洋學術尤其是社會科學特別的關心,當時,我心儀的是一橋大學的經濟學學者、專攻比較經濟史、歷史人口學的齊藤修,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社會科學為主的歷史分析,我積極的吸收這方面的相關知識。這時期的研究成果可以從我的博士論文《宋代的商業發展──宋代商業史的基礎研究》(1968年刊行成書)[10]中看到。

之後,我赴任熊本大學、大阪大學。在當時,我的前輩和同儕所注目與關心的研究課題,主要是為了因應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所帶來的劇烈社會變動。當時他們的主要想法有二個,一個是積極檢討並克服由西洋發起並定義的「亞洲停滯論」,認為在亞洲也有經濟發展的力量,和其自身轉變的契機。另一個思考的方向則是直接將新中國作為一個基點,將過去的歷史,以馬克斯主義歷史學的論述,重新建構其進化與發展。我對前一個想法產生共鳴,認為亞洲的背景也應該納入考量;對中國社會的論述需要平衡。關於第二點,我認為那是近代化比較史的問題。若使用以西洋歷史經驗為基礎所凝聚形塑而成的抽象式「理念型」去分析、比較中國的歷史,並不恰當,而且常會有似是而非的情形發生。除此之外,關於近代化與產業化的過程,也有學者認為並不能用教科書式的時代劃分和參考結構來說明,因為它是一種更長期、複雜漸進過程的總合。若以此來思考,那需要對照的參考結構和歷史跨距種類將會相當繁多。[11]

我在40歲後半到50歲初,開始進行地域史的研究,想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期間曾兩度到美國史丹佛大學訪問和研究交流,並得到史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教授的指導,進行以寧波、紹興為中心的地域社會史研究。這是一個重視都市化、區域史方法論和地方志史料論等細緻的體系化研究。我在美國的研究成果於1977年刊行在由史堅雅主編、史丹佛大學出版的論文集裡。[12]這時期的研究成果後來則集結在《宋代江南經濟史的研究》和《中國都市史》兩本書中。[13]

1977年到1979年,我參加文部省「東亞與東南亞區域的文化摩擦」特定研究,負責函館和長崎的華僑與華人研究。我的華僑史研究,著重在現實的民間貿易的面向;此外,也考察了寧波出身頗眾的華僑集團,在方法上,則使用實地的調查來瞭解。這個研究除了想為之前的寧紹地域社會史研究增添廣度與厚度之外,也用比較分析的角度,對現代社會中華僑集團的產生、華人移住的戰略、世界各地的華僑集團作了系統性的論述。

期間,因為對於「移民」這個主題有興趣,我也曾數次造訪臺灣,當時由林衡道(1915-1997)陪伴,幫我導覽,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也提供地圖、調查報告等資料。在他們的協助下,我在臺南、鹿港、高雄等地順利完成調查。之後,發表了〈台南的生成與都市型態〉等文章。[14]這個研究計畫的成果後來集結成《華僑》這本書。[15]我在此研究成果中也談到1719世紀在臺灣的移民。

2005年至2009年,我參與小島毅主持的「東亞的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以寧波為中心」的大型跨學科研究計畫,擔任研究顧問。[16] 此外,我也在東洋文庫帶領文庫內的研究班,編修《中國社會經濟史用語解》,[17]完成了對理解中國社會經濟史具基礎性的研究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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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斯波教授帶領的東洋文庫「中國社會經濟史用語解」研究班成員,與來賓東北大學
名譽教授(專攻明清小說)小川陽一在研究會發表後合影。前排左起為大澤正昭、 小川陽一、
斯波義信,後排左起為大川裕子、竹内洋介、土肥祐子、濱島敦俊、石川重雄、渡邊紘良。
(青木敦先生提供,2017年10月27日攝於東京東洋文庫)

對於接下來我所關心的研究課題,如果把法國年鑑學派學者布勞岱的作品《物質文明、經濟、資本主義──從十五到十八世紀》(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的第二卷The Wheels of Commerce當作比較的目標來看,對我而言,現在可以說已經是日暮而道遠。但在研究上,我仍時常抱著這樣的疑問,歐洲商業史的發展對中國來說適用嗎?還是中國的事例不僅是複雜而且是特殊的呢?我認為這是最有意思的問題了。又,到了明代、清代,出版品無論在內容的類別或是數量上,比起宋代可以從數倍增加到近十倍之多,因此,若試著對這些資料悉加調查,有可能清晰地去解釋關於社會、經濟的真實情況與樣貌。還有,在商業史的領域,仍然存在著很多不明瞭的地方,期待年輕人去解決。[18]

 

二、斯波義信先生的研究與貢獻

以上為斯波教授的學思歷程,下文將以筆者的角度,評介教授的研究與貢獻。

研究取向、方法和史觀

由上述學思歷程中,可以瞭解斯波教授的研究取向與當時注重士大夫、政治、思想等的研究主流有所不同,他偏好民眾的社會史,重視庶民資料、商人團體、會館等研究。在方法論上,也不同於具有預設性理論框架的研究方式,斯波教授重視以史料為主的考證與實證的研究方法,認為要先有實證根據,才能談理論,同時著手基礎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斯波教授除了吸收社會科學的方法,早有多學科交流的經驗,他很早就體認到,現今歷史學已經到了必須與多學科相互交流、朝向跨學科的新領域挑戰,並擴展視野、做出國際性研究的時代。相對的,他也認為對於處理中國歷史因素的社會科學家而言,也需要歷史學者的協助。

值得一提的是,斯波教授的地域史研究並非單純以國家為中心的地方史,而是分析舊中國的實際狀態,包括經濟、社會、資源等,對中國基層社會具有綜合性分析的研究。在方法論上,著重社會史的研究途徑,以及社會科學與歷史地理的對話,認為日本中國經濟史既有的優點,在於對漢籍史料的嚴格訓練、大量觀察與對制度史的精通。對於地域史,斯波教授在意時間、空間的差異、歷史深層漸次的變化、社會經濟的變化和事件史等,對具普遍主義式假設的歷史解釋,則抱持疑慮。此外,在研究觀點上,超越一國中心主義,將整個東亞海域視為一體的歷史觀點,更成為後來教授關心的所在。[19]在研究對象上,除了中國之外,也涉及臺灣、日本、東南亞,教授也曾介紹過印尼的華僑文書資料。[20]

有關斯波教授的論著,重要的論文都已經過精選集結在專著中,但在主要的專著陸續出版的1988年之後,教授仍持續發表重要的論述,例如,1992年發表的〈移住與流通〉[21]、〈中國移住史中的華僑〉等。[22]

事蹟、貢獻和影響──學問的帶領與行政長才

斯波教授對日本學界主要的貢獻與影響之一,在於學問的帶領,他除了繼承日本既有的傳統訓練,包括訓讀、考證與實證方法之外,個人在研究方法上選擇以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人口學、地理學、人類學等作為研究途徑,並向日本學界介紹西洋研究成果,例如史堅雅的中心地理論等。在以馬克斯主義為主流的左派思潮中,斯波教授不隨波逐流,獨樹一幟,另闢蹊徑,結果引領時代,帶動日本新一波的學術風潮。

另一方面,斯波教授成了日本中國史學界與世界進行交流的窗口,也影響了世界的漢學界。日本早期並不太重視博士學位,比較重視現實層面的就業與著述等實質表現,斯波教授的時代也是如此。不過,斯波教授很早就拿到博士學位,與國際學術標準接軌。其研究著作廣泛地引用國際漢學界的研究成果,並積極在課堂上譯介。另一方面,其研究也是西方學者共同關心的主題,在西文的中國經濟史文獻裡,可以看到其論述廣為西方學界引用。特別值得一書的是,斯波教授與其他日本學者稍異的是,發表不少具有影響力的英文著作。例如,前述收錄在1977年施堅雅所編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書中的 “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 一文,及最近與劍橋大學Joseph P. McDermott合寫《劍橋中國史(第2卷第2部):宋史,960-1279》第六章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960-1279” 等。[23]此外,其作品並透過多國的譯文,廣為世界漢學界熟悉,2018年更得到「唐獎」漢學獎的殊榮,備受海內外的禮遇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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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斯波教授獲頒第三屆唐獎漢學獎殊榮,頒獎典禮會後,與夫人、家人等合影。
  前排左起為鍾淑敏、斯波夫人、斯波教授和女公子,及弟子許紫芬;後排左起為
  女公子和孫女們。(鍾淑敏女士提供,2018年9月21日攝於臺北國父紀念館)

除了學術上的事蹟,斯波教授對於社會也相當有貢獻,並因此得到「文化功勞者」等多項殊榮,其中主要事蹟在於讓「東洋文庫」得以永續經營並獨立發展。教授自2001年起陸續擔任東洋文庫要職至今,發揮其學術行政長才,在三菱集團的協助之下,他重新改建東洋文庫的大樓,並讓東洋文庫的經費可以穩健存續,在經營上又能獨立自主的拓展,還有積極推動學者間的國際交流。此外,斯波教授並提出多項具有代表性的計畫,例如《中國社會經濟史用語解》的編修與公開、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文庫的研究計畫等。[24]

結語

斯波教授從1953年進入東大大學院成為研究生,對中國經濟史感興趣,到以中國商業史為主題進行研究,其學術生涯一步一腳印地走來,至今已經過了六十多個年頭。他曾向弟子和年輕世代的學者有過如此的建言:研究是一輩子的事業,要用長期性的眼光規劃,有毅力地持之以恒。對於研究動機,希望能「和而不同」,對周圍的順應固然重要,但也要照顧到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性,可以有多一點的野心。[25]又,在研究方式上,不要只是一個人單打獨鬥,因為容易陷於獨斷,應盡可能的在可以掌握的範圍內,和幾個同志共同研究是比較好的方式。[26]

斯波教授已經高齡八十八歲,仍現役在職中,每天精神抖擻地到東洋文庫上班,處理公務,並做導覽。最近有弟子向他請益,如何保持這樣的工作熱情與長壽之道,教授的回答是:學著過沒有壓力的生活,共勉之。

▲2017年11月,斯波教授接受科技部、臺大歷史系及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邀請來臺參訪,於臺大文學院
舉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師生座談。會後由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邀宴,此為宴後斯波教授(前排右
三) 和賓客合影。(青木敦先生提供,2017年11月19日攝於臺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附錄:著作目錄

一、專書

《宋代商業史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8。(中譯本,臺北:稻鄉出版社,1997)。

《函館華僑関係資料集》(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22卷)。大阪:大阪大学文学会,1982。

《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88。(中譯本,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華僑》。東京:岩波書店,1995。

《中国都市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

主編《モリソンパンフレットの世界》(東洋文庫論叢第75)。東京:東洋文庫,2012。

主編《中国社会経済史用語解》。東京:東洋文庫∕東方書店,2012。

The Diversity of the Socio-economy in Song China, 960-1279. Tokyo: Toyo Bunko, 2011.

二、1988年專書發表之後的主要論文

〈1930年代寧波の都鄙人口〉,《東洋文化》第69号,1989。

〈宋代湖州の聚落復原〉,《劉子健博士頌寿記念宋史研究論集》。京都:同朋出版,1989。

〈浙江省餘杭県南湖水利始末〉,《布目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東京:汲古書院,1990。

“Correlation among levels of Productivity, Population and Urbanism in Sung Kiangnan.” In China, Dimensionen der 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Tilemann Grimm anlässlich seiner Emeritierung. Tübingen: Attempto, 1990.

〈宋代の都市にみる中国都市の特性〉,《歴史学研究》第614号,1990。

〈宋代の消費.生産水準試探〉,《中国史学》第1号,1991。

〈移住と流通〉,《東洋史研究》第51巻第1号,1992。

〈宋元代糧食消費與生產水準之探討〉,《國際宋史檢討會論文選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

〈都市用水と管理団体〉,《比較都市史研究》第14巻第2号,1995。

〈南宋における「中間領域」社会の登場〉,收入佐竹靖彥等編,《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6。

“Environment versus Water Control: The Case of the Southern Hangzhou Bay Area from the Mid-Tang Through the Qing.” In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国における幣制の展開―宋・元・明時代を中心として〉金融研究》(日本銀行)第15巻第3号,1996。

“Chineseness”は存在するか―歴史における中国人性〉,《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2号,1997。

〈三江幇と日本華僑〉,《孫文と華僑》。東京:汲古書院,1999。

〈比較研究の視点:Wang Gungwu教授の評論を手がかりに〉華僑.華人史研究の現在》。東京:汲古書院,1999。

〈宋代の都市化を考える〉,《東方学》第102輯,2001。

〈モリソン文庫の逸品選〉,《東洋学報》第84巻第4号,2002。

〈オランダ統治期のバタヴィア華僑とカピタン庁文書─1772–1978華僑社会史の究明に資する画期的な新資料〉,《華僑華人研究》第3号,2006。

“The Managerial Aspects of Chinese Trading Junk from the Song through the Qing,” 收入方行主編,《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吳承明教授九十華誕記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長江流域史の可能性〉,收入青木敦等編,《宋代の長江流域》(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8集)。東京:汲古書院,2006。

〈中国における都鄙連続関係の発生と展開〉,收入妹尾達彦編,《都市と環境の歴史学》第4集。東京:中央大学文学部東洋史学研究室,2009。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2, Sung China, 960-1279. Edited by John W. Chaffe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中国商業.華僑研究と社会学〉,《日中社会学研究》第24号,2016。

 

   *  *  *  *  *  *  *  *  *  *  

 

作者非常感謝日本青山學院大學青木敦教授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鍾淑敏女士對本文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與修改的意見。

[1] 在日本學界,雖然各校規則不同,不過一般慣例,在校任職20年、25年甚至30年以上的教授,才會獲頒名譽教授。斯波教授自1969年至1988年任教於大阪大學,共17年;東京大學則是從1986年到1991年,共5年,相對短於慣例。

[2] 請參見美國歷史學會網頁 https://www.historians.org/awards-and-grants/past-recipients/honorary-foreign-member-recipients (accessed June 3, 2019),Honorary Foreign Member Recipients, Honorary Foreign Member, 1992, Yoshinobu Shiba, Japan.

[3] 斯波教授家的家紋為足利氏所賜的「引兩紋」(丸に二つ引(足利二つ引)),象徵將軍家的權威。

[4] 青木敦先生於2018年10月18日在東洋文庫訪問斯波教授時,由教授告知。

[5] 斯波義慧譯,アウグステイヌス(Aurelius Augustinus)著,《幸福なる生活》(東京:南北書園,1948)。

[6] 有關教授的為學環境、修業與學生生活等,茲參照〈学問の思い出―斯波義信博士を囲んで〉《東方学》別冊,座談会特輯號(2014年5月)「出席者:斯波義信(Shiba Yoshinobu)、青木敦(Aoki Atsushi)、小島毅(Kojima Tsuyoshi)、妹尾達彦(Seo Tatsuhiko)、相田洋(Sōda Hiroshi)、Joseph P.McDermott」。

[7] 斯波義信,〈唐獎受賞記念インタビュー─これまでの研究、これからの研究〉,《東洋見聞錄》〈斯波先生「唐獎」受賞記念号〉第23卷(2019年1月25日),頁3。

[8] 加藤繁教授於大正、昭和初期於東大任教,為中國史研究的開拓者。其有名的著作,例如《唐宋時代における金銀の研究Ⅰ、Ⅱ》(東京:東洋文庫,1925、1926)、《支那経済史考証》上、下巻(東京:東洋文庫,1952、1953)。

[9] 斯波義信,〈中国商業史と私〉,《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7号(2002),頁196。斯波義信,〈中国と商業〉,《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第48巻(2008年3月),頁5。

[10] 教授在1962年通過審查的博士論文為〈宋代における商業的発展-宋代商業史のための基礎的研究〉。該論文於1968年刊行成書,見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8)。

[11] 斯波義信,〈唐獎受賞記念インタビュー─これまでの研究、これからの研究〉,頁4。

[12] Yoshinobu Shiba, “Ningbo and Its Hinterland,”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88)。斯波義信,《中国都市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

[14] 斯波教授曾接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提供,林衡道編輯的《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査報告書》(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等資料的協助。〈台南の生成と都市形態〉,收入《華人の台湾遷住に関する調査報告》(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85)。

[15] 斯波義信,《華僑》(岩波新書)(東京:岩波書店,1995)。

[16] 小島毅主持,「東アジアの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統文化の形成-寧波を焦点とする学際的創生-」,2005-2009年度日本文部科學省研究計畫。

[17] 斯波義信編,《中国社会経済史用語解》(東京:東洋文庫,2012)。

[18] 斯波義信,〈唐獎受賞記念インタビュー─これまでの研究、これからの研究〉,頁7。

[19] 斯波義信,《国際シンポジュウム「伝統中国の日常空間」》,記念講演:〈交通と中国─水運・海運の十字路として寧波〉(東京:東京大学文学部,2005)。斯波義信,〈序文〉,收入新編森克己著作集編集委員会編,《新編 森克己著作集》(東京:勉誠出版,2008)。

[20] 斯波義信,〈オランダ統治期のバタヴィア華僑とカピタン庁: 1772-1978—華僑社会史の究明に資する画期的な新資料〉,《華僑華人研究》第3号(2006)。

[21] 斯波義信,〈移住与流通〉,《東洋史研究》第51卷第1號(1992)。

[22] 斯波義信,〈中国移住史のなかの華僑〉,《シンポジウム華南・華僑・華人の故郷》(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地域研究センター1992)。

[23] Yoshinobu Shiba and Joseph P.McDermott,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2, Sung China, 960-1279, ed. John W. Chaffe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4] 斯波義信編,《中国社会経済史用語解》;斯波義信編,《近代アジアとモリソンコレクション》,《東洋文庫論叢》第79(東京:東洋文庫2016);斯波義信、岡本隆司編,《近代アジアとモリソンコレクション》改訂増補,《東洋文庫論叢》第81(東京:東洋文庫,2017)。

[25] 〈学問の思い出―斯波義信博士を囲んで〉頁25-26。

[26] 〈学問の思い出―斯波義信博士を囲んで〉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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