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傑、倪紹恩、
莊勝全合撰
2017年11月9日至13日，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主辦的「兩岸研究生歷史人類學田野工作坊」在珠海、廣州等地舉行，指導老師為中山大學劉志偉老師、吳滔老師及廈門大學鄭振滿老師。臺灣方面，由本系羅士傑老師及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李仁淵先生帶隊，參與學員涵括政治大學、暨南國際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及本系共10位研究生。
兩岸師生11月9日首先考察廣東省中山市古鶴村、翠亨村和崖口村的聚落格局和土地圍墾，從碑刻中瞭解20世紀初古鶴居民在日本、東南亞與北美等地從事貿易活動的痕跡，以及中國華南沿海地方在全球貿易中扮演的角色。11月10日前往番禺大穩村和沙灣古鎮，探訪疍民從艇居到寮居的歷史變化，體驗地方歷史的層次感；從沙灣何氏宗族的敘事及北帝信仰的建立，理解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互動過程的具體例。11月11日參觀南越王宮博物館、廣州都城隍廟、陳家祠以及廣州三大宗教的寺觀殿宇，實際走訪、見證羊城起源傳說，外來宗教的生根與廣州城兩千年的歷史延續性。11月12日，驅車前往瀾石鎮石頭村及佛山，踏查石頭村霍氏祠堂與佛山市祖廟，親身領略明代廣州城外地方社會對外發展的圖景及歷史變遷。11月13日，一行人前往淇澳島考察祖廟和天后宮，透過指導老師解讀碑刻，對於清代沿海地區沙坦開發及商貿發展歷史有初步的了解。臺灣學員撰寫之田野踏查心得，彙整為二篇紀要。
11月9日：中山市古鶴村、翠亨村、崖口村（楊朝傑／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11月9日，午膳後，開始此行的田野踏查。首站我們來到廣東省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村口矗立一座二層綠瓦的牌樓，以松鶴長青圖彩繪磁磚鋪面，兩圖中間處有大大的「古鶴」二字浮雕，還有兩隻小巧的石獅 。進村的道路兩旁都是新式的現代樓房，路的盡頭是一條與其垂直的石板鋪面的道路，稱作角頭街。這條街道兩旁的民居，新舊夾雜，較舊者可溯自清末民初，是一些立面簡單裝飾的黑磚樓房。我們大夥在一處露天、白石打製的社壇前駐足，壇形類似臺灣傳統建築的馬背，占地約有2坪 ，上頭刻有「南安社稷之神」，壇前有一石香爐，為道光十二年（1832）冬由張陀及其子所敬獻。由此可知是南安社所在，為古鶴最早的四社之一，據說以前曾設有泥閘，派人駐守，是村頭的位置，其功能就如清代臺灣的隘門一般。
昔日古鶴作為官道所經的通衢，是往南洋、澳門必經之路，交通地位重要，因此也促成 居民對外經商，並留下一些歷史跡證。我們一行沿著石板古道，來到三鄉新民學校旁一處刻有「福緣善慶」的碑亭，庭內佇立著民國十一年（1922）「古鶴鄉建築石街之緣起」碑記，即為實例。這組碑記，由 4片石板組成，首塊敘述建築石街緣起，第二、三塊則錄有捐款氏名，並依照壇香山埠、雪梨埠、神戶埠、橫濱埠、美國京文埠、天津埠、西貢埠、楂華吧城、杭州埠、大呂宋華摩埠、印度河歪埠、漢口埠、直隸唐山、上海埠、坊子埠、青島埠、山海關、香港埠、金邊埠、蜆港埠、廣州城等排列，由此可知20世紀初葉該地對外貿易的情形。最後一塊為經理、紳董、耆老等氏名及開銷。此外，亭旁尚有二塊石碑，惟字跡模糊，難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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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鶴鄉建築石街之緣起」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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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海鄭公祠」及石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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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這些捐款提名的石碑中，出現了鄭、陳、曾、許等姓氏，他們各建有宗祠。我們踏訪位在古鶴下街、建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瀾海鄭公祠。最後來到了石板路盡頭處的閘門，旁邊矗立一座光緒元年（1875）的「樂善好施」石牌坊，相當雄偉。
第二站我們來到孫中山故居所在的中山市翠亨村。當地政府為了實踐對以孫中山故居和翠亨村落為核心的歷史文化遺產，及其環境的有效保護與永續利用，遷移原居於村中的居民，以孫中山故居為主體 ，將整個翠亨村保存下來， 使之成為博物館化的物件。 村子裡還有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楊殷故居、陸皓東故居、中山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帥傅遺居等多處景點。雖然整個村子被完整保存，但居民全數外遷，村落歷史去脈絡化，僅空有硬體，以人為本的文化、知識等層面，早已蕩然無存。
第三站我們來到崖口村，地處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市南朗鎮，與翠亨村接鄰，據說這個村子已經有 700多年歷史。在進村處設有一門樓，上頭刻有「敦和里」三字，門樓裡端立一塊民國十四年的「重修敦和里閘門圍牆碑記」。在這個村落中，有珠三角地區難得一見的萬畝圍墾海域景觀。 與珠三角其他的村莊相比，崖口村的獨特之處在於，自1970年代末以來，該村的生產糧食土地一直沒有實行分田到戶， 至今仍是由生產隊負責耕作，保持「人民公社」的生產模式。我們在踏查的過程中，見到村子裡有通知居民「8奌牙门园割禾兩部机」及「暫不清理口糧」的告示。此外，近幾十年來，村裡通過圍海造田形成的土地和養殖場，由村集體負責對外出租經營，成為中國社會集體經濟的重要例證。 村中留有兩間比鄰而建的古廟建築，分別是瑤靈洞及武侯廟。不過，這兩座廟僅留下空殼，據說原本供奉於廟內的神像，已被遷到村外豬仔山下，稱作「集益寺廟群」的地方，形成 五廟一區的信仰分布。最後，我們一行在竹塢譚公祠前結束今天的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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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敦和里閘門圍牆碑記 |
11月10日上午：東湧鎮大穩村（倪紹恩／臺大歷史系碩士生）
11月10日上午，一行人前往東涌鎮的大穩村。東涌的土地是由江河帶來的泥沙沖積而成，也就是所謂的「沙田」；從明代後期開始，此地長期被順德碧江蘇氏家族以報稅承墾的方式所控制。根據曾惠娟及劉志偉的研究可知，蘇氏家族作為不在地的業主，採取包佃轉租制，將沙田交給「大耕家」承批包租，再由他們轉租或雇用農夫來耕種。這些佃農，很多都來自原本「以艇為居」的疍民。疍民們透過向大耕家承種沙田，也取得在沿河涌基圍搭建茅寮的權利，從而脫離遷徙不定的生存方式，在陸上形成相對穩定的聚居點，並進一步建立起龐大的親屬社會網絡。[1]
對大穩村的實地踏查，不僅有助於理解研究者所謂疍民「從艇居到寮居」的歷史過程，也能看見論文未提及的後續發展，體驗地方歷史的層次感。例如，不只是少數幾間處於水陸之間、由樹皮鋪成的茅寮（早先是以甘蔗葉鋪成），我們還在岸邊看到一些磚屋，以及大量新建、外觀華麗、牆上掛有「文明戶」或「文明家庭」牌子的樓房。除了茅寮之外，此行途中所看到的磚屋及樓房，都有力地顯示出當地的生活空間與生計方式發生巨變。這些離岸不遠的磚屋與樓房，亦有助於說明政府近年來在當地推行「茅寮磚屋化」的政策成果。
細想起來，大穩村居民雖然不再像祖先那樣以艇為居或以寮為居，卻也沒有棄祖先的歷史於不顧。如今，與疍民歷史緊密相關的棹艇，成為當地用來發展「鄉村旅遊」、「生態旅遊」的重要資源。不禁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大穩村居民如何看待當地所經歷的歷史變遷？那些近年來被請求遷出茅寮的老村民，又是否適應了所謂「文明」的生活方式？
11月10日下午：番禺沙灣（莊勝全／政大臺史所博士）
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區，大抵是在明代之後才陸續開發而成，同時在沙田區與民田區的交界上，逐漸匯聚出一批人口聚集的鄉鎮，我們在11月10日午後造訪的番禺沙灣，即為其中代表性的聚落。當地的何姓宗族（沙灣何），是在清代至民國時期，透過開發沙田大量地產並發展成財勢雄厚大宗族的典型代表。
在沙灣為數眾多的何氏祠堂中，何氏大宗祠「留耕堂」為當地祠堂建築的典範，堂名典出明代碩儒陳獻章撰寫的「陰德遠從祖宗種，心田留與子孫耕」的對聯。走入祠堂大門，即可見陳獻章所題「詩書世澤」的牌匾，其背後刻嵌「三鳳流芳」，體現沙灣何氏自宋代直至元末明初，透過科舉晉升之道，發展成幾十名成員仕宦的家族。祠堂的中、後座掛滿了歷朝的功名匾，其中最知名者乃距今600餘年、明初官賜的「大宗伯」原匾，記錄八世的何子海榮登明朝開國首科的「洪武辛亥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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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大宗祠「留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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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官賜「大宗伯」原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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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中後期後，何氏的祖產明顯增加，這與他們開始人工圍築沙田，拓展新地有關。目前在留耕堂內還存有兩隻長76公分、高28.5公分，重約70公斤的鐵牛，上頭鑄有「乾隆伍拾壹年何思賢等置」、「乾隆伍拾壹年何肯堂等置」的字樣。在圍築前先將鐵牛沉入海灘內，而後墾成沙田時，鐵牛便成為產權地界的標誌。而這兩隻鐵牛所圍築的白水潭沙和青罟沙佔了留耕堂沙田的半數面積，乃何氏宗族在清代中期大規模開發沙田的最佳見證，並通過向官府呈報，使其佔有權合法化。
為了管理田產與強化族人的凝聚意識，何氏宗族每年都會舉辦大規模的宗族活動，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乃為一年一度赴廣州東北郊幄山祖墓群與廣州白雲山「姑嫂墳」的祭墓活動。「姑嫂墳」為何氏的始祖何人鑒之妻子與妹妹合葬之墓，據傳兩人同以孝聞，親如手足，在同日先後去世而聞名，並經由何氏每年舉族祭祀而源遠流傳。目前在留耕堂後座裡除了存有明代成化年間的「沙灣何氏墓磚」外，另掛有一幅「姑嫂孝親圖」。
在何氏大宗祠旁，有一「玉虛宮」，為留耕堂建築群的一部分，原為偏祠，今已成奉祀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習稱北帝）的廟宇。北帝信仰在明代列入國家祀典，成為正統化的意識形態，並在朝廷的推崇下漸次普及，相傳北帝司水，珠江三角洲又屬水鄉，因而沙灣尊為鎮鄉之神（稱為「村主」），並透過本地化的靈驗傳說（仗劍赤足的水神營救永樂皇帝、北帝塑像失而復返）與祭祀安排，不僅將地方社會的文化整合進國家的正統性之中，也將標準化的神明信仰予以地方化。沙灣何氏的發展與北帝信仰的建立，恰好提供了一個理解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互動過程的具體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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