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羿彣、黃薇、吳珮羽記錄整理
劉巧楣（臺大歷史系副教授）校訂
大衛．班曼（David Bindman）為倫敦大學學院藝術史教授（Emeritus Durning-Lawrence Professor of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研究領域為18、19世紀的英國藝術，為英國藝術史界重要學者。他也是優秀的教育者，指導學生任教於許多歐美大學，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班曼教授近年關注產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種族議題及觀念史方面的研究，致力於讓藝術史的領域不限於對物品本身的研究，而能與社會有更多關聯和互動。
2017年11月21-24日，本系與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共同邀請班曼教授來臺，以「黑與白：西洋藝術中的身體與『種族』」為主題，舉行三場演講，與會師生迴響熱烈。茲將三場演講及問答摘要整理如後，期與學界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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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Was Uncle Tom an Uncle Tom? The Representation of American Slaves
湯姆叔叔真的是湯姆叔叔嗎？美國奴隸的形象再現 （陳羿彣／臺大歷史系B03級）
班曼教授為「西方藝術中的黑人形象」計畫的主筆者之一，近幾年的研究都和非洲後裔的再現圖像有關。此次演講，他結合其長期對於大眾圖像、海報和報紙的興趣，討論19世紀《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一書中的主角──湯姆叔叔形象的呈現和轉變。
1852年出版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作者為哈里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講者表示，經由小亨利．路易．蓋茲（Henry Louis Gates, Jr）的提醒，他注意到近幾年來由麥爾坎X（Malcolm X, 1925-1965）提出的「田奴和家奴」差異的論述再度流行：奉行非暴力行為的湯姆叔叔實為家奴，順應主人管控其他田奴，是奴隸制度中向奴隸主卑躬屈膝的共犯。麥爾坎X認為當時主張非暴力的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就像是認同主人的家奴，甚至是「湯姆叔叔」。這種說法讓《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主角──「湯姆叔叔」，在修辭論述中被轉化成罪惡的家奴和卑躬屈膝的刻板人物，儼然成為一種負面的形容詞。
然而「湯姆叔叔」真是如此嗎？講者選擇回歸文本及插圖，重新討論19世紀湯姆叔叔的形象，並和斯托1856年出版的《德雷得》（Dred）中的人物做比較。在《湯姆叔叔的小屋》和《德雷得》裡，斯托將自己對黑人解放運動的政治傾向投射在兩種象徵「暴力」和「平和」的相對角色上。《湯姆叔叔的小屋》中，憤慨的喬治．哈里斯（George Harris）與和平主義基督徒湯姆叔叔相呼應；而後的《德雷得》，她結合非裔美國人對《湯姆叔叔的小屋》的回應、丹麥克．維塞（Denmark Vesey, 1767-1822）和奈特．杜納（Nat Turner, 1800-1831）等起義反抗者的形象，以及自己逐漸轉變的政治觀，創造出相對激進的同名主人翁德雷得。書中雖然也有和湯姆一樣強調以和平對抗壓迫的米莉（Milly），但講者認為卑微而虔誠的老提夫（Old Tiff）更接近湯姆。以下將分析湯姆叔叔和提夫在小說插圖中的形象。
講者認為湯姆叔叔在小說中並不是一個卑躬屈膝的家奴，他的角色比想像中複雜。他有自己的信仰、勇氣和原則，願意犧牲生命反抗其邪惡的主人。在早期插畫中，湯姆叔叔其實不像現在以中老年慈祥男性的樣貌出現，而多是被描繪為年輕男子，如：哈馬特‧比林斯（Harmmatt Billings，生卒年不詳）、史塔佛郡（Staffordshire）、喬治．克魯尚克（George Cruikshank, 1792-1878）和約翰．安斯特（John Anster, 1793-1867）等人的版本。另外，綜觀相關插圖，最受歡迎的是湯姆叔叔和白人女孩伊娃（Eva）的互動，讓人連結到湯姆叔叔對於白人孩童的喜愛，它們都從書中被單獨取出重複繪製。一是伊娃替湯姆掛上花圈，二是臨終的伊娃在湖畔念《聖經》給他聽。雖然這些場景在不同畫家筆下有所差異，但就其流行原因來看，除了潛意識中對於性的渴望之外，講者提到其更可以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品味下虔誠孩童之描寫有關。
將目光轉至《德雷得》對提夫的描繪，講者認為提夫在斯托的論述中占有重要位置，這是先前沒有被注意到的新發現。提夫相關插畫出自不甚有名的前拉斐爾派插畫家愛蓮娜．維爾．博伊爾（Eleanor Vere Boyle, 1825-1916），以及帕黎安瓷器組（Warburg Parian）。透過分析兩幅插畫創作者背後的人際網絡，可以得知它們透過斯托、博伊爾和薩瑟蘭女公爵（Duchess of Sutherland，1806-1868）牽起關聯性。然而與甫出版就有插畫且相當流行的《湯姆叔叔的小屋》相比，《德雷得》何以只有19世紀的插畫版？講者引用保羅．H．D．卡普蘭（Paul H. D. Kaplan）的研究，指出因作品完成和出版的時間相距甚短，來不及做插畫。而博伊爾和帕黎安瓷器對於提夫的描繪，取材自故事的不同章節，提夫在原著中為醜陋邋遢但性格純良之人，但他在藝術創作的形象不全然和原著相同。如博伊爾雖將其衣衫不整的模樣畫出來，但相貌不如小說所言如此醜惡，可見畫家有意識地選取其欲著墨的部分。
提夫作為小說的次要人物，為什麼他的插畫在英美兩地會特別被強調？講者認為這必須將其置回《湯姆叔叔的小屋》和《德雷得》之間的互文性。提夫和湯姆叔叔一樣都是虔誠良善的基督徒，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影響周遭之人，兩者各在書中為較激進的角色做平衡。雖然斯托在兩本書的創作期間，政治傾向有了微妙且複雜的轉變，但並不影響英美讀者對於較不具威脅性的湯姆叔叔和提夫的喜愛。人們更可以透過對於湯姆叔叔（和提夫）不同時代的形象解讀，學習面對非裔美國人的態度，甚至延伸到現在美國的種族衝突問題。回顧斯托的「湯姆叔叔」，他可以是位和平主義者，但非卑躬屈膝、順應權威者；他有自己的道德準則，因拒絕鞭打另一個黑奴的命令，死於主人之手，以死殉道。在這樣的論述下，湯姆叔叔並非負面說法中的「湯姆叔叔」（Uncle Tom）。
問答時間
問：《湯姆叔叔的小屋》在臺灣出版的時間甚早，是相當受歡迎的學生教材。請問您是否能比較其在美國、英國的影響，它算是教育書籍嗎？
答：這本書在英國非常受歡迎，因為它和英國讀者熟悉的狄更斯寫實筆法很接近。它在英美兩地影響深遠，在歐陸也有很多翻譯版，我想這本書可能曾被拿來當作道德教育的題材。
問：在一般口語中，Uncle Tom一詞似乎出現轉變，而且是比較負面的？
答：是的，尤其是在非裔美國人的口語表達中。這可以連結到演講中提到的麥爾坎X並不相信非暴力反抗會成功，而那些支持非暴力者就像是「湯姆叔叔」一樣順從白人。但我還是認為回歸最原始的文本來看，湯姆叔叔不能只用這種角度來解讀，他是複雜角色。雖然書中有些令人尷尬的橋段，但湯姆叔叔的確有自己的道德準則，深具勇氣，始終對於自己的信念保有尊嚴。所以我認為這本書最初呈現的湯姆叔叔和後來中老年「uncle」形象是不太一樣的。
問：為什麼您會那麼對種族歧視（racism）感興趣？
答：我被邀請參與The Images of the Black這系列套書。同時我對於大眾圖像（popular imagery）很感興趣，之前就曾透過大眾圖像來分析英國贊助法國大革命，從那些圖像中可以看到一些偏見和刻板印象，是個非常有趣的主題。在獲邀請參與編纂該系列套書時，我發現兩者可以相互結合。
問：想請問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藝術家如何吸收故事內容並將其轉化成插畫？因為讀者群還是會受到識字率和文學教育多寡所影響，而我想黑人可能不太能閱讀，他們是否能透過圖像來了解故事內容？這些文學作品和插圖的力量有多大？
答：《湯姆叔叔的小屋》在英美廣受歡迎，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這本書的文字書寫方式和狄更斯非常接近，喜歡斯托的讀者大多是有接受教育，且對狄更斯和英國文學有一定程度的熟悉者。而不識字者的確可以透過插畫去理解故事，但這應該不是當時插畫書的準則，插畫並不是為了讓讀者更能知曉故事發展，加強他們的理解，而是要讓書本身看起來更吸引人。而且插畫家往往和作者沒有往來，他們不過是把自己理解的畫下來，並沒有諮詢過作者。現代的出版品也會特別強調彩色插圖等，但這些目的同樣不是為了幫助讀者閱讀理解，而是讓書在書架上更有可看性、更吸引人。
問：這本書有很多女性讀者，這能反映出部分讀者的政治看法和傾向嗎？
答：的確，這部作品吸引很多女性讀者，但並不僅限於他們，它被廣泛的閱讀，且可能是被視作和狄更斯的創作相仿的作品。而其傳播和流行，與後續造成的迴響，恰可反映女性在公領域上可能發揮的影響性。雖然林肯所謂「《湯姆叔叔的小屋》直接影響美國內戰的爆發」是有些誇大，但我們不能否認作為女性的斯托在這方面的影響深遠。
問：近幾年來《湯姆叔叔的小屋》還有影響力嗎？
答：我想沒有，近幾年「湯姆叔叔」被當做負面的詞語使用，我想在短時間內是不會有所改變的。
問：斯托的作品仍是美國教育的教材嗎？
答：我認為近幾年來應該沒有，未來會回歸也說不定。《湯姆叔叔的小屋》在評價上仍有不同看法，很多非裔美國人不太喜歡這本書。加上斯托身為白人女性，她書寫黑人的方式有些爭議，所以我想這本書應該不會被拿來做為教材。
問：在插畫方面，插畫家如何呈現或不呈現湯姆叔叔和提夫之間的差異？
答：某些面向上，他們是非常相似的。在關於提夫的描寫中，讀者可以發現他是非常醜陋的，但畫家可以選擇呈現他們想表現的東西。文本和插畫出現差異，插畫反映了不同時間的人們對於非裔美國人的看法，而湯姆叔叔的形象轉變，從原本文本描述的青年，到後來中老年如「漫畫」般討喜的角色，甚至是家奴，也反過來影響人們如何認識該角色。
問：《湯姆叔叔的小屋》一出版就在歐美各地造成很大的迴響，但英國早就廢除奴隸制度，這本書對他們的意義似乎不是著重在宣揚廢奴，而是在道德教育方面。而這又可以和當時英國的讀者群做連結，很多家長都將這本書當做孩童道德教育的教材。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是否可將《湯姆叔叔的小屋》在英國的書市中定位為兒童文學？
答：《湯姆叔叔的小屋》在英美算是寫給成人閱讀的小說，因為它屬於類似狄更斯的寫實書寫，且是要推廣廢奴和特定的政治想法，作者一開始預設的讀者群就是成人。但確實很難解釋為什麼這本書在英國會如此流通、廣受歡迎。若能從兒童閱讀這方面來看，說不定可以找出原因。
問：湯姆叔叔和提夫在我們看來都和基督教或耶穌有關連，如此一來，讓我很好奇19世紀有多少黑人是基督徒？而基督信仰是否也存在於當時的黑人圖像中？
答：在18世紀的紀錄就曾看過黑人上教堂，且基督教信仰在美國有很深的黑人傳統，如福音歌傳唱等。作者斯托來自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可能已經注意到當時黑人的基督教信仰，《湯姆叔叔的小屋》反映基督教信仰和黑人之間的緊密關係。而美國的靈魂樂、爵士歌曲、非裔美籍畫家的創作，甚至他們日常的打招呼，都有信仰的投射。
第二場：White Skin, White Marble: Sculpture and Race in the Romantic Period
白皮膚、白大理石：浪漫主義時期的雕刻與種族（黃薇／臺大藝史所碩一）
班曼教授在此次演講中，結合他對種族和19世紀雕刻家Antonio Canova（1757-1822）、Bertel Thorvaldsen（1770-1844）的研究成果，藉由白大理石雕刻觀察藝術史家如何梳理藝術和社會的關係，以及美感上的純粹論如何轉向種族上的純粹論。
在歐美地區，有色人種是用以指稱白人以外的膚色，而在種族理論出現的18世紀末後，出現大量以白色大理石為媒材的雕刻作品，此二者間是否有關？雖然當時的人不關心種族問題，卻普遍有著崇尚希臘且排拒埃及人的思想。1987年Martin Bernal（1937-2013）就提出歐洲取代古希臘，成為新典範的理論，歐洲的「白皮膚」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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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David Bindman回應與會者提問，左為主持人劉巧楣老師 |
歐洲繪畫中的白皮膚，看上去是粉色與褐色的變化，但有著膚色（haut）與肉色（inkarnat）兩種表現。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所繪的皮膚屬於後者，他以豐富變化的黃、紅、藍色表現表皮下包覆的血肉變化，格外生動。粉色肌膚在18世紀被視為「有表情」的白皮膚特徵，能顯示出皮膚表層底下的血液流動，與「無表情」的黝黑皮膚成為對比。粉色，特別是在女性身上，代表了人的美、青春與生命。種族主義的先驅Charles White（1728-1813），在1799年就提出擁有白色皮膚的歐洲人為最美麗，且較其他種族優越的論述。中世紀以來，以黑色為對比，白色被視為道德的代表色彩。白色被用於描繪耶穌基督，以及代表純潔的聖母瑪麗亞。
19世紀以來，人們一直誤以為希臘人也自認為是白皮膚。但近年Jeremy Tanner的研究顯示，希臘人將具有極端膚色的雅利安人和非洲民族視為野蠻，認為希臘人介於中間，最為適當，且有能力治理其他野蠻人。1735年，蘇格蘭的Thomas Blackwell就主張希臘為歐洲之起源，溫克曼（Johann J. Winckelmann）也表示其認為希臘人為白色民族。儘管古代大理石雕是否上色仍有爭論，其肉體仍以白色展現，但這種表現是否代表了希臘的白色皮膚？溫克曼指出，最好的帕洛斯大理石為最接近肉體的潔白，與拉丁文albus相當，而非Canova和Thorvaldsen所使用卡拉拉大理石所呈現的「閃亮白」，暗指希臘人的膚色確實為白色。
Canova可能知曉溫克曼的說法，因此以蠟降低了卡拉拉大理石的白色亮度。但溫克曼同時也批評光滑的大理石表面，認為應採取像《孔勞》一樣的直接雕刻法，才符合古希臘人的皮膚。不過Canova也可以合理地主張，在大理石表面上蠟或潤色，能增加溫暖感，更能展現白皮膚真實的美感。另一方面，Thorvaldsen不修飾大理石雕的表面，引用洪博（Wilhelm von Humboldt）的理論，強調大理石的純白，無需模仿人類皮膚。他所追求的是卡拉拉大理石的「閃亮白」，而不是古希臘較溫和的潔白。Thorvaldsen的作法除了批評Canova之外，拒絕模擬人類的大理石人像產生出一種不真實感，能激起觀眾思緒到更高的思維層次。
Canova和Thorvaldsen雖未直接參與當時的種族討論，但皆以不同的方式，增強了白作為美的價值。Canova將古代希臘人自然化，Thorvaldsen的人物則表現出純粹性，暗示古希臘與北方國家的文化關聯，也是後來納粹挪用Thorvaldsen的作品強調日爾曼民族與古希臘連結的基礎。從這兩位藝術家的例子，顯示藝術作品並非獨立於社會，無論多麼隱微，都會和當時代的所有事物相關聯。而梳理藝術作品和社會之脈絡，便是藝術史家的責任之一。
問答時間
問：藝術中的種族問題，歷史上白被定義為美是從何時開始的？
答：種族的概念是從19世紀開始。雖然自古以來就有以外表區分種族的狀況，每個民族都有視外族為「有色的」的歷史。大約從18世紀開始，生物學、人類學等學科展開對所有事物的分類，當時將人依膚色分為四種：白、黑、紅和黃。後來種族分類又和國族混同，欲從生物學尋找種族∕文化優越的證據，例如納粹就曾試圖證明日耳曼人在生物上和古希臘人有所關聯。二戰時的日本延續了對人種分類與研究的興趣，在展覽會中展出再現種族外表差異的藝術作品。總的來說，18世紀以後，生物種族主義者試圖以生物性去定義本質上的優越，種族問題才成為危險的議題。
問：黑白膚色的種族問題感覺非常「美國」。Bindman教授是英國人，想請問英國如何看待黑人？而提到歐洲的種族問題就令人想到猶太人，請問猶太人是從何時成為一個種族的？
答：猶太人在19世紀雖然是宗教信仰上的少數，但在生物學上似乎沒有自白種人分離出來。到了20世紀才開始將猶太人往生物學上低劣的方向推去，特別是德國的種族分類。
英國的黑人種族問題目前似乎沒有相關的研究。1960年代，美國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蔚為風潮，但為何英國沒有建立起自身的黑人研究？英美兩地的差別，首先是奴隸所處位置的遠近。美國基本上是建立於黑人奴隸制度的殖民國家，但英國的奴隸都存在於大不列顛群島外部，並將島內黑人視為大英帝國內的移民看待。同時，在英國的非洲裔移民並不將自己定義為「black」，且兩地對「black」的定義不同，「black」是一個成分複雜的族群。
問：請再多談談有關大理石的上色技巧和美學的關係。
答：雖然現在已經被抹去，但Canova確實對他的大理石作品敷彩。這點可由贊助人與他的通信得知，但他的做法也給當時的人帶來困擾。敷彩是為了使白大理石像更接近人體的膚色，藉此追求對真實的再現，可說是繼承了Bernini的傳統。不過，對當時的人，尤其日耳曼地區的觀眾而言，Canova的作品被評為太過肉慾。Thorvaldsen的作品則是要擺脫寫實主義，和Canova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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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現場（2017年11月22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
第三場：Confronting Blackness: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Project
正視黑色：西洋藝術中的黑人形象計畫（吳珮羽／臺大藝史所碩一）
主持人陳弱水教授致詞：此次很榮幸邀請David Bindman教授，來分享他在其著作《西方藝術中的黑人形象》（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中所討論關於西方藝術如何呈現黑人形象的一些議題。David Bindman是倫敦大學學院藝術史榮譽教授。過去於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和倫敦大學Courtauld研究所完成學業。Bindman教授在美國進行了廣泛的教學和講課，並在耶魯大學、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蓋堤研究中心（Getty Institute）和哈佛大學杜波伊斯研究中心（Du Bois Institute）進行研究。他主要研究關於18世紀英國藝術，出版了研究黑人和威廉．賀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的書籍，也是《英國藝術史》（耶魯大學出版社，2008）的編輯者。在他傑出的職業生涯中，他的興趣轉向了非歐洲族群在西方藝術中的再現。我們也要在此感謝科技部與臺灣大學文學院對本次Bindman教授來臺訪問的贊助。
班曼教授講述關於這幾年他在哈佛進行的研究項目──《西方藝術中的黑人形象》，該研究於2010至2014年間出版了共10冊的專書，而別冊《非洲與亞洲中的黑人形象》（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African and Asian Art）於今（2017）年初出版，2019年預計出版《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的黑人形象》。
相關研究在1960年代初由多明尼克．曼尼爾女士（Dominique de Menil, 1908-1997）的推動下開始進行，主要指導思想是：數千年來，許多歐洲最傑出的藝術家創作出展現人性尊嚴及深度的非洲人或非裔形象，透過收集這些視覺材料，其使黑人或白人都可以放下從19世紀到1960年代普遍存在的貶低黑人種族主義的刻板印象。
在遠古的例子中，我們即可看到黑人在宗教藝術中的形象受到敬重，例如「賢士崇拜」（The Adoration of the Magi）與馬格德堡主教座堂中的聖．莫里斯（St Maurice）雕像。講者引用1987年出版的《黑雅典娜》（Black Athena）中的研究，指出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希臘文化中的非洲起源受到古典學術界刻意壓制的現象。而關於16到19世紀的研究，則藉由討論出現在莊園中的黑人僕役、具寓意及裝飾性的黑人形象、西方畫家，如林布蘭和維拉斯奎茲筆下的黑人、廢奴運動時期的諷刺版畫等多樣的視覺材料，來完整描繪此時期的黑人樣貌。而關於20世紀的研究，以攝影材料為中心，討論人們如何透過新媒體來表達他們對非洲移民的關注和文化混合。在中國議題的部分，則有在中國文獻中研究黑人的權威Don Wyatt教授釐清黑人形象在中國的變遷。
講者結語道：透過藝術史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並揭示隱藏在這些圖像後的真實含義。在不同的族群之間對異族的圖像描繪，展示了不同族群之間對彼此的態度與意識形態的基礎。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在眾多分歧中，能跨越不同媒體和文化界限的主題。
問答時間
臺大歷史系劉巧楣副教授：剛剛談到中國文獻中，用「崑崙」一詞來稱黑皮膚的人，今天的主持人陳弱水教授剛好也對唐代文獻非常有研究，可否請陳老師對崑崙一詞作詳細的補充？
陳弱水教授：「崑崙」一詞可以用來稱中國南方的地域，也可以用來稱黑皮膚的人。崑崙通常擁有較深的膚色與捲曲的毛髮，在古代中國多為僕役階級。由於中國地區也有出現深色膚色與捲曲毛髮的民族，所以崑崙指的並不一定是來自非洲的黑人。
臺師大美術系楊永源教授：演講中提出了許多表現黑人形象的繪畫，請問在雕像中有無這樣的例子？
Bindman教授：有的，但就像我提過的，黑人在圖像中存在寓意性的意義，在雕像中也大部分是這樣的表現。通常代表著地理上的非洲大陸，與代表其他地域的雕像一併展示。由於非洲大陸在早期與西方往來不頻繁，這些雕像有時在裝飾上會呈現西方人對非洲的神祕想像，譬如加諸象牙、寶石或黃金。
臺大歷史所同學：請問在您關於20世紀的研究中，有無出現關於當時較次要的畫家？
Bindman教授：我們盡可能地全面地收集資料，在處理文藝復興時期的部分，也就是俗稱的新黑人文化運動時，討論到許多新興畫家。當然，就如演講中所提到的，伴隨著全球化，現在有很多非洲藝術家會拒絕被貼上西方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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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會場一景（2017年11月24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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