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宜　

本文主題為唐代司法官員的法律秩序觀，以「法典行用」與「斷案場域」為分析視角。「法律秩序觀」係指法典體系下的理想秩序、斷案場域與「法」的運用，以及司法官員的法律見解與變通性。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目的與概況。第二章「法典呈現的法律秩序觀」，闡明唐代法典的編纂與頒行。以唐律之篇章安排為主軸，討論國家統治藍圖如何在法典呈現。唐代法律權威之始為唐高祖頒行《武德律令》，「寬減」與「取其便」的法律思維貫穿整部法典，並確立「律令格式」的法典體系。面對不同時局的變動與困境，各朝皇帝必須調整與刪修法典內容，此舉意味著唐代統治者重視法典的落實及其實用性。

在探討唐代法典的重要性與時代背景之後，本文試圖從法典建構的法律秩序觀轉向司法官員，集中於司法官員在懂法、學法、用法三方面所形成的法律秩序觀。第三章「唐代司法官員與法典運用」，界定司法官員的身分、法律知識的取得及運用，進而分析法典之實施。首先，司法官員身分，分成中央司法官員和地方官員兩類。中央司法官員，如御史臺官員監督司法，刑部官員掌天下法典，大理寺官員折獄詳刑；地方官員掌行政、司法等多項職責，如使職官員、州縣官員、州府之司法參軍與法曹、縣尉等。此外，唐代官員的法律知識背景影響到法典的落實，他們結合法典內容，透過試判練習法律推理能力，並適時運用在司法審理上。司法官員必須懂法及善用法，斷案依據除了《唐律疏議》，也可能須參考判例或案例集，如趙仁本編撰之《法例》。唐高宗時期，朝廷有意頒行《法例》，但高宗否決此項提議，不願更動唐初建立的律令格式體系，呈現出法典行用上的困境，這也說明法典之外的「法」存在的可能性。

第四章「中央司法官員的司法經驗與形象」，討論中央司法官員對於重大刑案與地方案件的態度，他們是中央依法斷案的權威代表。國家的擇才標準影響到官員司法形象的構成，強調他們必須具備「公直良善」、「斷獄允當」、「法學素養」等特質，這些形象雖然是官方期待，卻使文本書寫與史實建構的過程中，形成潛移默化的效果。司法者形象的建構與他們親自處理的司法經驗有關，即平衡司法、依法論法的特點，尤以強調善用法典的特質，並且能在皇帝、權貴與官員之間找出平衡點。此外，中央司法官員的釋冤能力亦是重點，在許多唐代司法案例中，可發現絕大多數案例都與釋冤有關，釋冤是中央司法單位與地方官府的連結，透過審覆冤案與疑案，使其權威形象得以發揮。唐代官員在司法案件處理的期待與要求，主要和帝國法律體系的建立有關，即「依法斷罪」與「取證公正」兩個要點。「取證」為「釋冤」的致命一擊，意即取證不公會造成冤獄；相反地，取證公正且有技巧，則能平反冤獄，獲得斷獄允當的好名聲。

第五章「地方官員的斷案場域與官民互動」，以《折獄龜鑑》為參考文本，也引用唐代墓誌、《太平廣記》、《兩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大唐新語》等史料，補充司法案例的說明。從司法案例可知唐代地方官員在處理獄訟時，如何在斷案場域中和人民互動，尤其是針對案件當事人、官僚部屬之間的互動關係，或曉以大義，或善用法典斷案，或敏銳的辦案能力等，充分展現唐代地方官員與中央司法官員的差異。在官民的法律互動中，地方官員也可藉此建立良好聲譽，符合官方與大眾期待。地方官員斷案多涉及民事糾紛或人倫秩序，透過合理的推論與裁決，既可適當處理司法案件，亦代表官府在地方司法實務上的成效與名聲。

綜合而言，唐代司法官員從最初法典理想秩序觀的展現，到國家編修與頒行法典，又將此法典與法律知識運用在自已身上，並在實際案例的審理過程，善用法典、依法論法、平衡司法、剛正不阿、釋冤等。在法典、法律知識與斷案場域三者之間，唐代司法官員逐步建構其自身的法律秩序觀。

（指導教授：甘懷真、陳登武；2017年7月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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