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震寰　

本論文結合出土簡牘與傳世文獻，從勞動力運用的角度出發，論述秦漢刑徒制度的發展，並在此基礎上，探討變化的原因及對社會的影響。

戰國至秦朝的各個政府為了更加善用人民的勞動力，逐步廢除肉刑，採用徒刑。不過，秦代的徒刑不只是勞動刑，同時也具有貶降身分的意義。秦代刑徒等級分為：候、司寇、隸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其身分差異體現在相異的管理辦法與法律待遇上。秦政府似有意透過上述的差別待遇，在各級刑徒間劃出等級界線，以新的集權國家體制維持春秋戰國以來尊卑有序的等級社會。

秦代刑徒在官有勞動結構中佔重要位置。里耶秦簡顯示，遷陵縣的刑徒人數可能達到該縣編戶民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雖然遷陵縣是位於戰略要道、人口極少的小縣，從中仍可窺見刑徒勞動對秦政府有高度重要性。秦朝過度的擴張戰爭與土木工程，掩蓋了刑徒數量過多的問題。對秦的覆亡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漢朝吸取亡秦教訓，採行較寬緩的統治，號稱網漏吞舟之魚。刑徒的數量似乎在文帝改制前便減少許多，文帝制定刑期可能只是順應此種趨勢。從漢簡來看，改制後的諸刑徒名稱雖沿襲秦代，但在管理與勞動上都看不出明顯的等級差別。刑徒也不再有專門的主管機構，而是不分等級、散置於各基層單位中。漢政府為彌補刑徒數量減少造成的勞動真空，逐漸發展出與刑徒有別的官奴婢，以維持皇室貴族的生活品質。在行政系統方面，除了逐步增加有給職外，也大量使用雇傭維持日常行政事務。

由於雇傭比平民親自服役更加經濟實惠。漢政府考慮到經濟效益，允許甚至鼓勵服役者納資代役。西漢中期以降，納資代役概念延伸到刑罰制度上。眾多的贖罪命令使富人往往只需繳錢便能輕易免除刑罰，此種司法上的不公平，造成社會期待酷吏以激烈手段懲辦惡人，但少數酷吏終究無法逆轉司法的結構性問題。至漢末乃有恢復肉刑的呼聲，希望能藉由肉刑立即且無法恢復的特性，使罪犯無法因赦令或贖罪逃避應有的懲罰。

（指導教授：邢義田；2017年7月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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