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　

本文是1949年以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的案例研究，研究的案例則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雖然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只是1949年以前中國經濟學界的流派之一，卻只有這個流派努力追求經濟學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者將「中國化」的目標稱為「民族形式」），因此，本文以「經濟學的民族形式」概括馬克思經濟學說追隨者致力的目標。

又由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經濟，而近代中國（1840-1949）的沉淪，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發展，乃是同時代中國人民所獲得的具體感覺，因此中國近代沉淪觀與馬克思經濟學說之間的矛盾與調和是本文敘述時的線索。

本文第一章以中國近代沉淪觀的形成為主題。中共為了替農村階級鬥爭提供理論武器，並論證廣大的中國農民因受剝削而有革命的潛能，故以「Feudalism」的概念描述「地主－農民」之間的階級對立，並將這種對立的性質以「封建」名之，甚至把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解釋成具有「Feudalism」內涵的概念。但無論「封建」或「亞細亞生產方式」，都意味著中國屬於非資本主義經濟或者中國無法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蘊含沉淪或停滯的意涵。

第二章分析馬克思經濟學說如何在不改動的前提下直接用來研究農民經濟。自中共關心農民問題以來，始終以資本主義階級分化的方式分析農民經濟，試圖從中規定農村的革命動力和被革命的對象。分析方式有二，一是把農民經濟當成資本主義由外部加以侵蝕的對象（本文稱此見解為外因論），另一種則認為農民經濟本身就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本文稱此見解為內因論）。雖然中國農村經濟確實在「資本主義」的研究視角中獲得部分分析，卻也留下無法分析的部分──即農民經濟之所以為農民經濟的邏輯。

第三章討論馬克思經濟學說調整其研究對象的歷史過程。恩格斯提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主張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限於資本主義經濟，因此理應最適合支持中國近代沉淪觀，並調和中國近代沉淪觀和馬克思經濟學說之間的矛盾。但是，恩格斯死後首先風行全球的卻是主張政治經濟學只能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經濟學有限論」。直到1920年代末期蘇聯農村因為集體化而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廣義政治經濟學才在蘇聯取得合法地位並壓制了有限論。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也首先以有限論的姿態在1920年代傳入中國。直到廣義政治經濟學在蘇聯合法化，廣義政治經濟學才開始在中國普及。將廣義政治經濟學實際應用於中國的第一人是《資本論》漢譯者之一郭大力。如果說，馬克思運用其「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為資本主義經濟建立了思維具體，即《資本論》，郭大力則是第一個用馬克思的方法為前資本主義的中國農民經濟建立思維具體的學者。

第四章是第一至三章的綜合。1940年代，中共提倡的民族形式口號、廣義政治經濟學在蘇聯的合法化、蔣介石版的經濟學民族形式（《中國經濟學說》）、官僚資本問題的尖銳化，以及國民黨政權最終敗北等因素，在在影響了中國左翼經濟學家的理論進路，而本章著重討論的（共產）黨外左派王亞南，就是集中反映了這些時代因素之影響的代表性學者。如果說郭大力以「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研究中國農民經濟，與郭氏合譯《資本論》的王亞南則另外採用「在比較中發現差異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整體的經濟，也就是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來與前資本主義性質的中國經濟相比較，並發現中國的不同。郭、王兩人各自採用的方法以及獲致的成果，是1949年之前將馬克思經濟學說移植於中國的里程碑。而他們的理論成就與1949年以前出現的各種思想趨向，將伴隨著「現代中國」（1949-）經濟建設的各種成就和挫折不斷再現。

（指導教授：古偉瀛；2017年1月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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