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先　

番∕蕃界是臺灣歷史上特別的存在，自18世紀以來陸續成型、固定的番界，標誌了清帝國的統治範圍，與非屬帝國版圖的界外之地。到了日治時期，官方透過五年理蕃計畫，將絕大部分的蕃地納入國家統治，並於1930年代左右確立蕃界與蕃地的範圍，有效掌控整個臺灣山地，而戰後的山地行政區基本上承繼自日治時期的蕃地空間。從清治、日治到戰後，畫界分治下的番∕蕃地與山地行政政策，其制度與實施內涵雖有延續但又各有異同，其間的差異反映了不同政權背後政治思維的轉變，也影響島內人群的往來與互動。

本論文想要釐清的問題是：在近代國家完全掌控臺灣山地後，臺灣的高山原住民族與漢人經歷了一段同中有異、性質相近的「文明化」歷程，然而長期以來政治上「原漢分治」的傳統，是如何影響日後的原、漢族群互動？戰後的臺灣史研究，多半傾向將原、漢隔離討論，是否有其他的研究取徑？

本文首先說明原、漢畫界分治的歷史背景與制度發展，並呈現制度運作下界線內、外人群接觸的實際限制。日治時期嚴密的山地管制在戰後一度鬆弛，至二二八事件、實施戒嚴後又趨嚴，主要是防範平地人民進入山地，其目的包括國家對山地土地利益的奪取，以及山地國防安全的需求。

臺灣的原住民與漢人經歷的「文明化」歷程，其中的「同」，包括透過教育，使原、漢可以使用共同語言，具備一定的文明智識，以及國家認同等。文中以初等教育為例，透過比較日治時期的《蕃人讀本》、《教育所用國語讀本》、《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二種》與戰後的山地用《國語課本》等專屬「蕃人」或高山原住民的教科書，與一般平地用教科書之內容，比對同中有異的部分。文中發現過去原住民族使用的教科書，有關「臺灣」的部分偏少，且幾乎看不到臺灣「漢人」的身影。大體而言統治者對蕃地∕山地文明化的手段更為直接、粗暴，這與官方對原、漢的定位不同有關。

原、漢「文明化」歷程中相同的部分，是蕃界內、外的非邊區人群得以跨越的基礎。本文亦透過《理蕃の友》的報導與其他報章、日記等史料，探討臺灣漢人與高山原住民彼此的接觸與想像。1930-60年代，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族雖然有著類似的文明體驗，但由於統治者長期採取分隔治理，加上諸多措施在有意與無意間強化族群刻板印象等因素，使得原、漢雙方在某程度上仍將對方視為異質的他者。

（指導教授：周婉窈；2017年1月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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