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永昌（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候選人）

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於2017年8月12-23日舉行。本諸歷屆強調地方視角的取徑，以地方社會的流動與停頓為主軸，選擇江漢平原一帶為研習對象。江漢為南北東西交通的匯流處，自古便有豐富的文化遺跡。先秦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在此交流，中古以迄近代，亦為南北政權爭奪的要衝。明末的王陽明思想，在此地孕育出有別於主流思潮的風氣；1911年的革命，更呈現兩湖錯綜複雜的思想與社會地貌。此次為期12天的營隊，囊括先秦至明清之考古、文學、思想及田野等層面，邀請導師與學員一同探索地方歷史的多元面貌。本屆研究營活動網頁請參見http://www.ihp.sinica.edu.tw/~CScamp/2017/index.htm。

主導著科舉、國家機器與文化詮釋力量的士大夫，在地方社會的角色，素來受到重視。營隊首日即由王汎森教授演講「明清兩湖一帶的思想活動」。湖北的王陽明心學，在晚明以後發展出與帝國全域較為不同的思想風潮。王教授以李贄為中心，指出激烈的心學傳統在湖北不絕如縷，使該地發展出有別考據學的風氣，也使湖北在乾嘉時期脫離學界主流，直至帝國晚期才又銜接起經世思想。不過，支撐這種地方學術風氣的社會機制為何，王教授不願太快下定論。李贄與耿定向的論爭、李本人在晚期帝國受到的歡迎，以及商人群體在湖廣地區的活動，對此有無貢獻，值得進一步討論。

知識菁英創造文本，並自成書寫與交流的系統，這是李贄與湖北在地社會士大夫反映的地方思想史。不同於知識菁英的視角，王明珂教授在第二日的演講中，提供另一種地方書寫與記憶歷史的方式。「盤瓠子孫記憶：文本中隱藏的景」比較《漢書．西南夷列傳》及〈評皇券牒〉對西南夷族源的記載。王教授指出，雖然《漢書》記載的盤瓠祖先，似乎是由漢人國家視角產生的經典文本，但逐漸為西南民族接受，而接受的契機，似乎源於對抗中原政權的賦稅制度，藉由接受經典的神話，強調盤瓠子孫不納賦稅的自治權利。王教授長年關注歷史文本表相與人類生態系本相的互動，盤瓠神話演示文本如何被不同的行為者挪用、增加與遺忘，背後反映出西南民族與中原政權的緊張與協商。

同樣涉及文本與文化表相的挪用與互動，胡曉真教授的演講「明清文人紀遊與南方土司的文藝之旅」則提供文本如何成為少數民族與中原士人交流的資本。湖北容美的田氏政權，在清初刻意將自身打造為知書達禮的知識菁英，並且積極邀請漢人文士造訪容美，以取得與朝廷官司協商的資本。田氏也在北京設立據點，引介帝國中心流行的文化，孔尚任的《桃花扇》即以此機緣，在偏僻的鄂西南戲臺上演。這皆非漢化理論所能解釋，而須更實際觀察個別人物在歷史脈絡中的行為與決策。

傳世文本的探索之外，本屆研習營也側重考古材料的討論，講師由不同的考古器物檢證東亞大陸文明多核心起源的理論。鄧淑蘋教授「從湖北出土兩周玉器探周、楚文化的差異與消長」一講，以史前時代以迄兩周玉器的「華東—華西」型制差異立論，指出華東的物精崇拜傳統，與華西的同類感通傳統在湖北一帶彼此互動、消長，表現為曾國文化中周與楚型制玉器的融合。以東西而非南北討論古代文明發展，是基於玉器的型制，但是否能適用於其他層面，值得未來討論。此外，何以會產生華東、華西的文化差異，鄧老師似乎暗示自然環境與地理的潛在作用，但具體原因尚須釐清。

余西雲教授「江漢地區的文化變遷」則以陶器為研究對象，指出僅僅依靠文化序列討論單一地區文明陶器的發展，頗有不足。以石家河文化的三期陶器為例，第三期的型制與前二期頗有不同，如僅以文化序列排比先後，則無法看出其間的動態歷史變化。余教授指出，第三期文化即可能已有中原地區文明向南發展的跡象，使本地的陶器製作發生重大變化，須由文化譜系方能較準確討論前後樣式的差異。鄧、余兩位教授的演講，都說明器物如何反映中原與兩湖地區文化的交流與消長，強調地方文化變動的一面。

宗教信仰是本次研習的另一項重點。陳偉教授「楚人的宗教世界──從楚簡資料切入」以包山楚簡討論楚地的各種祭祀行為。包山簡以歲貞與疾病貞為大宗，依據卜算事例的不同，以一到五次不等。此外，為了驗證卜算的應驗與否或者實施犧牲以驅免災禍，也需要保留卜算的結果。陳教授還討論楚簡所見的神祇體系，包括天神的泰一、地祇的社，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司命，此外還有各種人鬼、山川、祖先神。此外，針對不同的神祇，祭品的種類不同；同樣神祇的祭品也會因為合祭對象的不同而變化。

楚國的卜筮簡反映菁英與天地的交流，劉苑如、李豐楙兩位教授的演講「期待太平：劉宋、李唐創業、征戰與護國敘述」則展示國家政權如何以神祕信仰完成政治宣傳。劉教授指出，劉裕北伐的一系列記載，皆有營造一種神聖地景，以強化劉裕統治正當性的目的，但是劉宋並未以此發展出強而有力的護國神話。與之相反，李唐政權以老子為基礎，將國家政權與宗教信仰合而為一，使中古以來的李弘圖讖更趨完整。李教授更進一步呼籲學員，應以國家神話為研究對象，探究宗教如何嵌合地方社會與國家政權。

相較於國家對宗教的運用，數位講師則側重宗教在地方社會的意義。楊國安教授「『江西填湖廣』：明清湖北移民、生計與宗族發展」以多年的田野調查為基礎，討論湖北東南地區的聚居移民社會。楊教授認為此地因屬早期移民的目的地，較少受到戰爭與政府勢力的介入，家族聚居、一村一姓的情況較多，修建祠堂、纂輯族譜的現象亦較普遍，並以清代前期為重要發展階段。除了以宗法體系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宗族組織，本地也保留了「供太公」的信仰。以迎送祖先神「太公」至各地的支祠，串聯起地方的大小支派。不過楊教授也提醒，田野中所見未必真實，如宗祠的匾額可能遭到竄改，以符現實所需，迎太公的禮儀也往往是由今人所創造。總之，如以民間信仰為文本，仍將面臨表相與本相衝突。

鄭振滿教授主講「民間信仰與社會文化史研究」，回顧多年的田野經驗，並指出目前仍值得探究的課題。要言之，以祭祀圈為核心，學者如今多注意到祭祀行為反映的社會現實，即底層社會的衝突與協商；祭祀圈的運作，也並非與國家相對立的存在，而是行政儀式化與國家地方化的一種表徵。此外，鄭教授也提醒學員，宗教研究的標準化與多元化之爭仍值得後續關注。鄭教授對民間信仰的取徑，正與李豐楙教授互補。歷史人類學關注宗教行為表現的社會現實，但較少觸及信仰的神祕體驗；宗教學者則關注信仰行為者的體悟。這兩種取徑都有助於更進一步理解宗教在地方社會的意義。

田野調查是本次研習營的重點，諸位講師的題目也多立基長期田野的調查結果。徐斌教授規劃的田野考察，安排了鍾祥、襄陽、武當山、隨州四個地點，除了隨州以參觀博物館為主，其餘考察點皆秉持進村找廟的精神，實地拓碑、讀碑，對習慣田野調查的學員而言固然只屬小技，但對主要研究傳世文獻的青年學者而言，則是寶貴體驗。首站鍾祥為明王朝的顯陵，墓主即是世宗的生父興獻王。世宗欲尊生父為皇考，不惜發動大禮議，引起政潮。過去研究多關注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牽連其中的士人，對大禮議在地方的影響仍缺乏通盤了解。學員透過實地考察顯陵的布局、殘留的碑銘與傳世文獻的記載，意外發現皇莊的指定牽動著地方官府、守備太監、在地仕紳的競合，既揭示大禮議在地方社會的餘波盪漾，也為田野與文獻互證提供很好的示範。在顯陵的附屬道觀元佑宮，學員則由廟中現存的一方鐵鐘，觀察政權更迭對舊皇陵宮觀的影響。元佑宮在清初由一位出身軍旅的道士募化重建，鐵鐘記錄了捐獻者的籍貫與姓名，據學員與老師分析，可能是陝西一帶的流民軍轉型而來。朝廷的政爭、明末的流軍、清初的道士及意欲竊占土地的仕紳，多重力量交匯於元佑宮，在地方社會看見了國家，也窺見傳世文獻較難觸及的歷史現場。此外，元佑宮也有部分地方徵集而來的殘碑、墓志，筆者即見到一方狀態完好的北宋晚期墓志，墓主為荊門的地方菁英。類似的文物也是田野調查的意外驚喜。

▲左：學員解讀明顯陵碑文；右為鄭振滿教授解讀元佑宮鐵鐘銘文

考察次站為襄陽的米公祠與山陝會館。襄樊為商業重鎮，四方往來的商人流動頻繁，人口組成也複雜。這些不同背景的移民與在地社會如何互動，是本次考察的重點。米公祠據傳為宋代米芾的祠堂，後來則做為地方社會協商的空間。祠中保有明至清的多方碑刻，其中多有涉及襄陽一帶水利建設的史料。在地商幫一方面合資基金，定期維修堤防；另一方面則需與政府時時協商，避免基金遭到挪用。也有碑刻提及湖南商幫合資，建立同鄉死者的葬地。凡此皆呈現商業移民到達湖北後，與在地社會的互動。其中最具體而微的表現，或者即是山陝會館的建立。襄陽山陝會館建於康熙晚期，本是該地的關帝廟，可以想見山西、陝西商人以共同的關帝信仰為基礎，開創常設的商業組織。會館如今納於襄陽市第二中學，大部分建物已經拆毀，但仍保留多方碑銘，記錄此地由關帝廟演變為會館的過程。此外，會館也保留各地徵集而來的殘碑。學員即拼湊出一方同治年間的屠宰業規約，其中記載外地屠戶商售的限制，兼及違約者應支付酬神賽會的費用，凡此皆呈現商業活動與信仰的密切關係，以及移民與在地社會的關係。

考察第三站為湖北西部的道教重鎮武當山。武當山主祀真武大帝，真武為明朝之護國神，成祖永樂皇帝更視真武為切身的守護神，朝廷屢頒敕典，修建宮觀。山腳的玉虛宮，佔地廣闊，如考慮明代時占有的莊田，不啻一小型地方政府。玉虛宮如今保留多方御敕碑銘，詳載明皇室屢次封贈、頒降金身，國家的宗教活動需徵集地方的人力物力，從而牽動地方社會的經濟活動。大型碑銘反映的是國家的資助，武當山金頂的文物則反映信眾的狂熱。金頂金殿的148根銅柱，刻有獻納人的名氏與籍貫，其中多來自雲南，這既反映真武信仰在國家支持下廣及帝國各地，也反映臣民對信仰極其熱衷，願意負擔大筆運費將銅柱奉獻於此。國家力量與個人信仰在此地交織，揭示武當山宗教活動的活力。清代以後，此地已難見皇室主導的祭祀與頒贈，但仍不乏在地官員的奉獻與祈願，亦可見國家力量退位之後，民間信仰力量的長久不衰，與元佑宮形成對照。

▲左圖：敷上麵粉以利解讀山陝會館襄樊三義廟章程碑；右圖為武當山金頂銅柱

考察的終點是隨州。本地是曾侯乙墓的出土地，雖然大部分文物已轉藏於湖北省博物館，但學員仍得以親見發掘現場，觀察墓葬的布局。更可貴者，是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黃鳳春教授帶隊，進入隨州博物館的庫房，近距離觀察青銅器與文物修復的過程。藉此身歷其境，在最後一天造訪湖北省博物館時，也更能領略文物的發掘與展覽脈絡。

總結而論，本屆研習營以地方為視角，從國家權力、經濟活動、文化表徵等層面，帶領學員一窺江漢地區地方社會的面貌，尤其側重流動的人事與在地社會的合作、衝突與協商，不僅調整由上而下的視角，同時也藉由比較數個不同考察地點，看出地方社會內部的多元。經由田野考察，受帝國大敘事遮掩的歷史現場也於焉展開。而田野現場的實作經驗，上至時間與資源的配置，下至如何以麵粉有效凸顯碑刻文字，對於習慣操作傳世文獻的青年學者而言，不啻為一新鮮的研究取徑。但田野或器物也並非文獻的敵人。本次研習營的諸位講師擅長結合傳世文獻與田野材料，推引出帝國境內的種種故事。本組學員也使用傳世方志，結合田野所得顯陵正面已風化的碑銘，勾勒出地方侵占皇莊、太監與地方官角力的故事。田野材料與傳世文獻相呼應，擴大研究的視野，也強化論證的依據，是研究方法上的刺激與收穫。

以筆者個人而言，本屆研習營的所得，既探究歷史上江漢一帶人口流動與地方社會的關係，體驗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也深獲益於營隊本身的第二重流動，此即來自四方、各有專精的年輕學者，齊聚於武漢，密集交流與辯論。青年博士生往往因研究壓力，學業益進而見識益專，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提供學者走出舒適圈的機會，與不同領域的菁英交流，是極其寶貴的經驗，對於未來研究的課題，亦有多方助益。　

▲左圖：隨州博物館，文物修復一景；右圖為隨州曾侯乙墓發掘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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