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弘音（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研習會簡介
「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由黃冠雲（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韋禮文（Oliver Weingarten，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時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傅揚（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時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人）於2016年2月在臺北創辦，這一年在臺灣及東亞各地舉辦二十餘場學術活動，邀請近百位來自各地、不同領域的青年學者參與。謹先就地域、學科、斷代、世代、雅俗五種不同層面的研習交流，說明「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的存在功能與意義，並將首度舉辦學術活動之會議概況整理於後。
（一）地域
跨地域交流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的重要特色與功能。本此精神，這一年來我們邀請了十多位在臺灣做研究的海外學者參加研習會，並邀請美國、日本及留日學者以專場的形式呈現日本、美國的古代中國研究學風特色。
此外，研習會也積極走出臺灣，除了「香港場」與「韓國場」，更到古代中國研究之「原鄉」——中國大陸，在武漢、廈門、北京、長沙、廣州、徐州、濟南、南京諸地舉辦研習會，與當地研究古代中國的青年學者交流。不僅提倡各地學術圈之間的往來，更加強了各地學術圈內部的進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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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研習會「武漢場」會場 |
▲第二十一場研習會「香港場」合影 |
除了面對面的工作坊，研習會亦嘗試在網路上推動交流，例如與「上窮碧落下黃泉：漢學Early China, Early Medieval China」臉書粉絲頁的主持人黃文儀（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合作，以「漢學專輯」的形式發布漢學資訊，在武漢大學簡帛中心博士生姚磊主持的「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上固定推送，同步轉載至研習會的臉書粉絲頁，促進各地學術圈之間的資訊流通。
（二）學科與斷代
西方古典學研究本身涵蓋了多個學科與斷代，古代中國研究亦然。張光直多年前便曾呼籲「先秦史」科系的建立，藉此實現跨學科的理想。[1]今日看來，建立獨立的「先秦史」學術單位的需求不僅更形迫切，就連秦漢史亦有必要加入其中。同時由於中國歷史的強烈延續性，「古代中國」與中古中國、近世中國乃至近現代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各斷代之間仍有密切交流的必要。強化研究古代中國的諸種學科與斷代彼此之間的交流，為研習會的努力方向，目前已嘗試舉辦戰國典籍簡與秦漢文書簡研究之間、青銅器研究的不同方法、「山城」在上古及明清的研究案例、跨斷代研究的方式及其侷限……數場跨學科或跨斷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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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場「湖南簡」研習會會場 |
▲第十場「跨斷代」研習會會場 |
（三）世代與雅俗
當代學術名家過去亦曾年輕，青年學者始終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得更遠。故研習會先後訪談簡牘學名家籾山明、[2]陳松長，[3]汲取前輩學者的學術經驗與智慧。林澐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三場「2016年傅斯年講座」，亦作完整報導，以饗學界。[4]
研習會也相信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才是學術的更高境界，嘗試將某些學術觀點淺白化，撰寫普及文章提供其他領域的學者以及社會大眾參考。[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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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既不「安內」，亦不「攘外」
研習會希望不安於現狀，力圖進取。除了持續舉辦目前的主流活動「小型工作坊」，還希望強化讀書會、學者個人演講、名家訪談、學術論文網路化等學術活動，更願意在行有餘力、水到渠成之際籌辦學術研討會、主編論文集、建立學術網站等各種想得到與想不到的學術活動。
我們更希望做到不畫地自限、排斥異己。學術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唯一的存在目的，凡是忠於學術的研究者便是研習會的同道。因此研習會積極與各種學術群體或組織合作，如上古秦漢史讀書會、四分溪簡牘讀書會、先秦至隋唐出土資料研讀班、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明清制度與地方社會工作坊、上窮碧落下黃泉臉書粉絲頁、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等等。我們希望透過各種合作方式，與世界各地的學術同道共存共榮，一同激發出具有21世紀特色的學術研究成果。
二、「誰的古代中國？——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一）」紀實
2016年2月2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聲」工作坊、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駐臺北中心舉辦的「誰的古代中國？——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一）」，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的開端，頗具象徵意義。
這次研習會共請到9位青年學者報告，分成思想文化、禮樂祭祀、政經社會三組，與會者來自臺灣、歐洲等不同地域，歷史系、中文系等不同學科，充分說明研習會的目標是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讓世界各地有志於研究古代中國的青年學者溝通往來、相互激盪，鼓勵參加者分享自己目前未必成熟的研究興趣與思考，並且著意關注不同地域的古代中國研究傳統的差異。
（一）古代中國的思想與文化
第一位發表者韋禮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的講題為「古代中國勇氣與暴力的初步探索」。他根據春秋戰國文獻，對古代中國的「勇氣」提出幾個觀察的角度：古代中國人定義的「勇氣」是否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感到恐懼？還是明明恐懼卻仍不受情緒動搖？以今日觀點視之，古代中國的「勇氣」似乎更加暴力，古代中國人是否比現代人更習慣暴力？是否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暴力是合乎理性的行為或手段？孟子認為禮壞樂崩導致春秋時代的暴力行為層出不窮，此邏輯是否正確？還是春秋時代的暴力行為更常肇因於貴族的榮譽感與資源爭奪？當代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傾向認為文明的進程取決於暴力行為的有效控制，但古代中國似乎並不是如此。「勇氣與暴力」也許是另一種認識中國文明獨特性的觀察視角。
黃冠雲（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主講「出土文獻與聖經傳統」。他指出西方研究出土福音書的模式，十分值得研究中國簡帛的學者參照借鏡。出土的靈知學派福音書已成系列，如Gospel of Mary（瑪莉福音書）、Gospel of Judas（猶大福音書）等，被Rudolph稱為「protest exegesis」（抗議的注釋）。靈知學派透過己身的觀察或經驗追求知識，有別於數學、科學等學問。那麼中國的先秦學術又是何種取徑？黃冠雲強調，新材料的出現逼迫學者重新思考既有的學術脈絡，在所謂的正統背後、主流之外，學者是否忽略過往曾有更豐富、多元的意見存在？在這樣的考慮下，正統或主流的出現顯然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經過融合整併、鏟除異己的過程。從此視角重新審視中國簡帛，郭店楚簡《老子》與〈太一生水〉的關係，它們會不會也是一種經典與「抗議的注釋」呢？
武致知（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發表「寫本文化：戰國時期言論的文本化」。武致知認為戰國秦漢墓隨葬簡帛寫本的大量出土，已非文物未損壞及考古發現的隨機性可以解釋，而是反映當時有一種「寫本文化」興起且流行。從跨文化的研究角度觀察戰國寫本文化的興起與流行，必定有某種原因尚待探索。武致知認為寫本文化的概念有助於學者探討寫本的內容，例如隨著寫本日漸流行，書冊的元素會漸漸進入傳統的故事之中，重新書寫舊的故事，像清華簡〈金滕〉、〈保訓〉都有這種變化的痕跡。
（二）古代中國的禮樂祭祀
第一位發表者鄭雯馨（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的題目為「古代中國祭祀類型與包山楚簡」。她提出兩種解讀祭禱簡的思路。第一是楚簡與禮書都兼具理想性跟現實性，兩者價值不相上下，其間存在對讀的可能性；第二是禮儀實踐與社會結構會彼此交互影響，字句的解釋必須回歸到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追求通解。循此，鄭雯馨分析包山祭禱簡，並與傳世文獻的相關材料對讀，指出在特殊情況下，諸侯可以祭祀天子先王，而不視為非禮。
第二位發表者顧永光（愛丁堡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的講題是「先秦文獻中『祭祀』與『德』的概念及其演變」。他指出「德」的內涵從青銅銘文到口傳寫本時發生轉變，「德」從私人祭祀的脈絡進入《詩經》、《尚書》、《左傳》、《國語》之中。與「德」的內涵轉變相應，青銅銘文中「臣」的角色，被天下的「民」取而代之。「德」應當理解為一種「政治神學」的表現，其演變反映統治者對神學概念的反省和詮釋。
第三位發表者陳弘音（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生）的講題是「樂制與古史傳說」。她以「六樂」制度為題，探索歷代經學家反覆討論的「六樂」問題，包含：「六樂」到底是哪幾首樂曲？為何名之為「六樂」，《周禮》卻記載了七首曲子？哪首曲子呼應哪位聖王，為何《周禮》、《禮記》、《呂氏春秋》的內容不完全一致？她從經學的脈絡切入，指出鄭玄以「六代之樂」一詞注「六樂」，勾連「六樂」與歷代聖王的譜系，為「六樂」此一制度性的名詞增添了時間與歷史的元素。其後的經學家追隨他的腳步，最終誤打誤撞構成一個全新的古史∕古樂體系。剝離歷代經學家對「六樂」問題添加的元素後，作者又以今日之史觀，重新回答當初經學家們對「六樂」制度所提出的問題，指出《周禮》、《禮記》、《呂氏春秋》的內容之所以彼此歧異，又與經學家整理出的古史∕古樂譜系無法完全對應，是因為聖王譜系的發展、完備是漫長的歷史過程，以上諸文本形成的時間不同，故對於上古聖王譜系的理解∕想像並不一致。
（三）古代中國的政經社會
劉欣寧（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的講題是「律令與基層社會」。藉由分析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置後」一詞，探究秦漢代法律中對「家」與「戶」的範圍界定以及對親情倫理的預設。她指出，不同於後世諸子均分的繼承原則，漢初社會有設置單一繼承人的習慣，「父後」或「後子」不僅是爵位或戶主身分的繼承者，也繼承絕大多數財產。其繼承自有一套優先順位，並不考慮繼承是否具有祭祀資格，因此，婦女、長輩、甚至棄婦子均可能繼承。「為父後」者則往往享有賜爵上的優待，鼓勵繼承者奉養父母。這之中反映秦漢法律對家庭倫理的認識、重視親子關係與孝道的特質。
游逸飛主講「包山楚簡與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他首先介紹包山楚簡的研究現況，指出古文字學家不重視制度史，導致包山司法簡仍有極大的研究空間，而當代楚文字研究的高度發展，已為歷史學者研究包山司法簡提供良好基礎。包山司法簡是建構戰國楚國政治制度的絕佳史料，戰國楚國政制又是周秦漢政治制度史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因此包山司法簡研究是歷史學家責無旁貸的工作。然後他以自身研究為例，企圖說明包山司法簡的研究價值。例如根據包山〈受期〉簡公文日期的歸納，論證楚國政府休假制度的內涵；楚文字材料常見的「  大夫」應為爵稱，而且具有行政職能；戰國楚國司馬的職能與經濟事務關係密切，不應僅從官名就認定司馬只是軍職；戰國楚國地方行政的特色是多頭馬車、權力分散，似乎反映了戰國楚國仍是貴族制政體，貴族之間相互制衡，就連楚王也沒有專斷獨裁的權力。
第三位發表者傅揚的講題是「古代思想中的經濟論述」。他嘗試從「經濟論述在先秦思想中的角色」、「從經濟論述看先秦思想家∕文本的互動」、「古代經濟論述和政治思想：個體追求與集體秩序」、「比較研究」幾個角度切入，指出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多種可能性，並介紹古今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
（四）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環繞多項議題，除了探討各篇報告的內容，更著重於兩大命題；一、方法論的建構與適用；二、不同地區的歷史學研究環境與訓練有何不同。
黃冠雲作為綜合討論的主持人，首先指出本次研習會報告內容，不約而同援引人類學、社會學、或者是不同歷史領域的理論以進行比較與方法論的參照。有意識地運用方法來進行研究固然可喜，但從其他領域中借來的方法如何被接受？這是接下來即將面臨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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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方法的使用與反思，引發與會學者一波熱議。趙晶（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指出，中國大陸現在開始舉出「反理論」大旗，理論是否一定適用恆久不變，是近年來中國學界認真反思的問題。游逸飛以自身研究為例，指出楚國的貴族政治缺乏研究材料，若能以理論輔助，或許就能建構更完整的框架，從此角度而言，方法的使用，是為了拓展研究的進程，但是若無史料支持，方法便無從說服他人，這兩難的局面，是方法為何被接受、又為何不被接受的具體縮影。胡頎強調，西方理論的關懷其來有自，中國史直接借用難免存在隔閡。
武致知認為「理論不是個魔法書，只是溝通的工具」，方法的使用必須保證盡量不脫離文本。他坦言中國文化並非根植於西方歷史，在西方的學術市場裡，若要保證中國史研究有足夠的閱讀者，便不能不引進他人的理論。
諸位學者的討論，揭示了不同地域對於使用方法的態度、原因各有不同，由此，傅揚則進一步提問：不同地區的歷史研究風格有何不同？
留學於日本的劉欣寧分享她個人的觀察：日本的學術風格習慣從小處著眼，書寫小而具體的問題，集合而成個人的論文集；陳弘音則比較自己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念書的經歷，認為臺灣的教學強調對他人研究的閱讀與吸收，而中國大陸專注於鑽研文獻本身與版本分析，這點也恰好呼應兩地學者對於方法的不同態度。武致知指出，西方的歷史學訓練會使得他們先熟悉古希臘史、羅馬史，對於中國史的啟蒙較晚，很自然地會仰賴西方史的知識來建構中國史的框架。
受限於時間與規模，該活動只能進行初步交流，參加人數較為有限。但與會青年學者希望以此為開端，成立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日後繼續廣邀海內外青年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史料研讀、工作坊、座談會等形式不拘的交流活動，溝通文史哲乃至考古學、藝術史等學科，建立一個研究古代中國的青年學者的交流平臺，為古代中國研究的發展略盡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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