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厚羽、林聖峰、林子喬（臺大歷史系碩士生） 　

前言

「2016年歷史學研究生論文聯合研討會」，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史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政大史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史耘》三個研究生期刊於2016年7月2日聯合舉辦，藉此讓三校研究生有互相學習與切磋的機會。本次研討會訂有五個主題，分兩個場地同步舉行，「宮廷文化與政治」、「明代心學的演變與特徵」、「蒙書與孺子養育」在臺大文學院文二十教室，「政治、權力與文化再現」、「地域、空間與論述」在臺大文學院會議室。以下簡述各場次發表及討論概況。

宮廷文化與政治

首位報告人為何幸真（臺大歷史系博士生），發表〈明代嘉靖以前北京宮廷節慶宴遊的場所及其政治意涵：以元宵、端午為中心（1403-1566）〉。其研究動機是為了掌握制度的實踐與彈性，以及人在制度中的角色等問題，文章結合空間因素與政治背景，並且討論節慶遊宴的舉行方式、內容、地點及其政治意涵。明代宮廷宴遊形態大概在永樂、宣德年間底定，接著討論景泰到嘉靖年間西苑地位的變動，雖然仁壽宮地位下降，然宮廷節慶仍多在西苑舉行，至於東苑被放棄，也和皇帝本身經驗有關。

▲報告人何幸真

最後作者談到宴遊的政治意涵，包含「祖制」、端午射柳與皇帝軍事經營的關係、宴遊作為一種展演等。評論人為傅范維（臺師大歷史系博士生）建議作者可以對正德朝多加著墨；張居正提出增修《大明會典》的政治環境與歷史背景，可以作為討論「祖制」時的參考；文中應該梳理萬曆到天啟年間的政治變化。

第二位發表人為崔玲（政大歷史系博士生），論文題目為〈《千里江山圖》作為君、臣、宮廷畫家互動的媒介〉。文中指出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被後人視為大青綠山水畫的頂峰，卻沒有被宋徽宗收錄於《宣和畫譜》，而是被賜予宰相蔡京，發表人以蔡京題字為線索，推測或因王希孟身分低微或功力不足所致，並探討《千里江山圖》在畫家、皇帝徽宗、宰相蔡京三者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報告人崔玲

評論人林宛儒（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助理研究員、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主要從三部分給予建議，首先，在問題意識方面，作者應該叩問《宣和畫譜》本身編輯的要旨、收錄標準，並且建議作者回應前輩學者的論述；其次，在畫面表現，評論人認為以樹木母題的立論點應須斟酌；最後，在藝術作為與政治互動的媒介方面，作者預設皇帝的作為都帶有政治性，但前人研究徽宗朝文化與政治關係的意見相當分歧，就目前作者提供的材料，較難凸顯《千里江山圖》在藝術與政治互動的代表性。

其次由黃若瑤（臺大歷史系碩士生）發表〈舊制度時期的法國音樂與世界——《土豪新貴》中的階級與他者意象再現〉，以單部劇作《土豪新貴》分析劇作與法國王權、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作者簡介《土豪新貴》內容是諷刺新興中產階級想要成為貴族的附庸風雅行徑，指出在官方的王家音樂協會壟斷當時戲劇音樂發展的背景下，這齣戲反映的階級面向，並兼及法國音樂與絕對王權的關係；接著討論劇作中的再現的階級與文化他者。當時布爾喬亞可以冊封為貴族，但往往受到原本貴族階層的歧視與嘲諷，而透過這齣劇，體現了社會縮影。評論人韓承樺（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肯定此文將音樂的展演與生產放到法國17、18世紀的政治與社會文化中討論，是一種去熟悉化並且再脈絡化的嘗試。標題使用「世界」的概念，內容卻未清楚解釋；且部分用詞過於強烈，宜調整。接著評論人指出，作者運用過多篇幅討論再現的定義，反而沒有清楚呈現文章主旨，建議作者進一步開展嘉年華會的概念，例如可從Roger Chartier討論的target reader予以深化；音樂反映歐洲與土耳其的緊張關係這一點，也值得探索，還可以追問異國音樂元素如何進入法國音樂體系，是否影響西方音樂風格的發展等。

明代心學的演變與特徵

首先由丘文豪（臺大歷史系博士生）發表〈從王畿之「經世」與「入世」論其「處世」之道〉，指出目前學界對明儒不問世事與覺民行道兩個研究取徑之外，另一種理解王畿行為的方式。儒家的「修身」與「經世」對儒者而言，是現實中難以協調的兩端，王畿也不例外，研究者應該關注在面對出、入世與否而產生緊張之際，士人如何調節自己的思想。透過王畿面對的三種拉扯，即「枯靜」與「功利」、「經世」與良知學、良知與實際處事，作者討論王畿何以提出回歸良知本心以應事。 ▲報告人邱文豪

評論人張菀苓（臺大中文系博士候選人）建議發表人界定「經世」、「入世」、「處世」三個概念，以便讀者了解題目的用意；文中頻繁出現「功利」∕「心性」，「內聖」∕「外王」，「出仕」∕「入世」等相對概念，也應該進一步區別。最後評論人對王畿一些帶教化性質的活動提出自己的看法。

▲報告人張嚳桓 其次由張嚳桓（臺大中文系碩士生）發表〈從〈聖學宗要〉看劉蕺山的道統觀〉。有鑑於劉宗周對宋明理學道統觀的理解，前人較少從道統的角度切入，本文以〈聖學宗要〉為核心，分析其文字、體例、內容等面向，討論劉宗周道統觀的形成、影響，及其與前代、當代思想家的關係。劉宗周的思想吸取了周敦頤、程頤、張載、朱熹、王陽明學說，並對五子的思想加以闡發。劉氏認為，只要掌握五子學問，就能接近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的心法，而聖道就等於孔孟之道。然而道統的合法性需要經由回歸經典本文以及證明「理」具有永恆的特質。論文強調劉宗周接受理學家的道統建構，因此其道統觀是理學道統論。

評論人黃聖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認為發表人注意到許多足以突破前人研究的細節，例如〈聖學宗要〉形成的時間與構想過程，以及劉宗周談論宋儒的思想基礎等。也建議作者解釋選擇〈聖學宗要〉這份常見但少人討論的文本的原因，且應適當地參考前人研究。並應解釋為什麼劉宗周要以周、程、張、朱等五人為系譜，又是如何串起這五人。

第三位發表人為陳泰西（臺大中文系碩士生），論文為〈以王龍溪思想中的兩層保任功夫探討其學說中的「正心」之學觀〉。作者從先後天工夫為中心，透過「意」、「念」的分別，釐清王畿思想中「正心」與「誠意」功夫之別，以及王畿對於保任一念靈明的論述；其次，以「專一翕聚」、「以虛靜胎育」為分析工具，討論聶豹與王畿對於「虛寂」定義的差異，主要的差異在於兩者是否刻意區分經驗與形上；第三部分則使用〈東遊會語〉等文本討論良知的「虛寂」實體與王龍溪思想中保任功夫的關係。最後，作者從王畿強調良知的「自然」面向來討論兩種保任功夫的意義。通篇論文論證王畿所談的「正心」之學，以及其思想中與王陽明不同之處，即良知如何自我呈現、自我回歸。 ▲報告人陳泰西

評論人顏瑞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建議作者注意註腳的完整度，應多加論述天擇的定義與自然如何相對，才能使論證成立，並建議把王畿的學說放在陽明學世代傳承的脈絡下討論。

▲報告人潘虹智 最後由潘虹智（臺大中文系碩士生）發表〈晚明儒學的宗教化——以龍溪思想中的「生死」為考察對象〉。論文主旨為考察王畿對生死議題的說法和解決之道，作者認為王畿常將良知與生死結合，分成「任生死」與「超生死」兩個層面討論，前者將生死視為自然的規律，後者則強調良知超越生死的絕對性。王龍溪以前的儒者討論生死，多是存而不論。宋代儒者持比較開放的態度，但仍不願多提，而晚明由於政治關係，儒者常面臨生死威脅，開始轉向討論生死之學，如王龍溪認為良知可以做為超越生死的向上一級。

作者總結，王龍溪將生死解脫之道納入良知的功夫，雖然良知自救的說法佔有一定地位，但不足以解決經驗世界。最後作者拋出一個疑問，龍溪強調良知自信，但也認為自家火災是鬼神對於自己的警示，顯示兩種思維在實際生活中難以接軌。評論人廖晏顥（臺大歷史系碩士）建議作者需界定宗教、道德理性、道德原理等具有特殊意含的詞彙，特別是宗教作為論文主題，本身即蘊含複雜概念的詞彙；這些界定不只是向讀者交代，也有助於釐清論述時所使用的概念工具。部分史料的解讀與推論之間存在落差，作者應該更清楚地建立兩者的聯繫。

蒙書與孺子教育

首先由周皓旻（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發表〈《明心寶鑑》與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作者介紹《明心寶鑑》的版本、流傳、翻譯，如西班牙、朝鮮、日本、越南等地皆有流通；其次概述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發展，指出三教在宋代出現調和，並且在明代初期透過皇權力量而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最後比較明初《明心寶鑑》全本與萬曆年間重輯本，發現重輯本中儒家成分的比例較全本多。發表人解讀箇中關鍵原因是編纂者身為儒士的立場，其次是萬曆朝發生白蓮教之亂後，官方希望將《明心寶鑑》推廣到民間。 ▲報告人周皓旻

評論人謝政修（臺大中文系博士生）從題目、問題意識與架構等方面提出建議。例如應該避免使用三教合一，改用三教匯通、三教匯融較恰當；題目建議聚焦在該書三教思想特色的析論；該書相較其他勸善書是否特別有影響；用統計方式無法從內容說明三教思想的特色，可以從編者、體例與編排；整理該書20篇內容、核心要旨；兩個版本作為論述的重點。

▲報告人陳皓均 接著由陳皓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發表〈方逢辰《名物蒙求》的教育意涵與啟示〉。本文研究南宋方逢辰編纂的《名物蒙求》，是宋代理學的蒙書創作產物。發表人介紹方逢辰及其寫作背景，就「名物」與「蒙求」進行解題，指出該書體例仿唐代《蒙求》，目的是教導兒童認識事物名稱與特徵、傳達理學格物思想。內容包括博物知識與道德教育，並且結合兩者，反映當時理想蒙童的形象。最後談到該書對於現代社會的啟示，如統合式課程與科際整合。評論人吳政龍（臺大歷史系博士生）建議本文可從幾方面進行調整，包括指出這本書值得研究之處、價值，以及蒙書發展歷史中的定位；而且方逢辰是生活在後朱熹時代等細節，或可從此突出該書的特色等。

第三位發表人為陳詩瑋（政大歷史系碩士生），論文為〈況情之所鍾者耶？——明代士人筆下「子殤」的情與禮〉。作者欲討論社會大眾對於小孩的情感與夭折的悲傷是否有不同態度？明代如何表現和書寫？以及他們如何協調矛盾的方式。首先，作者從禮制中的殤的定義與限制著手，包括殤與成人的差別，生理發育、社會認可等；接著論述禮教中的殤的情感規範，例如過哀逾禮的限制、對於過哀的批評等。對於子傷的自制與反省，在明中葉發生轉變。這樣的現象與明代中葉出版業的興盛有關。而明代子殤墓誌銘與前代差異為出現敘事兼抒情病重的書寫，顯示在明代思念與懷念殤子成為可以公開表現的情感。 ▲報告人陳詩瑋

評論人游勝輝（臺大中文系博士生）則認為作者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哀痛情感的書寫出現在墓誌銘的現象相當有意思，但對於明代之前墓誌銘文本的引用不足，無法多作比較；另可以注意墓誌銘與哀詞、誄文性質的差異，以及如何與西方兒童史對話。評論人注意到文中引用史料，父親會將殤子的死視為自身惡行的報應，進而建議作者可以從這個角度觀察當時父子關係的觀念。

▲會場實況（2016年7月2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文二十教室）

back to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