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長義（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日本昭和天皇於二戰投降時被迫公布「人間宣言」以前的近百年間，「大義名分」一詞是在東亞儒學大脈絡下，內部由於大和民族自覺的特殊國體意識及民族主義崛起、社會政治的動盪，以及外部西方帝國主義的逼近，在江戶時代後半葉加快速度發展成型。之後與「萬世一系」、「八紘一宇」等東亞漢字文化圈中，日本擅長獨用的其他相關的「四字熟語」，一起成為日本天皇權威及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侵略的意識形態與宣傳口號。

內藤史學中，日本「近世」的江戶時代初期，大和民族在經過一千餘年過程中，天皇名位其實是長期處於被「奸名犯分」、窮蹇不堪的歷史事實下，尤其是日本戰國時代「下克上」風潮中，不止天皇與豪雄武士間，即各豪雄武士與其屬下家臣間，「臣弒君，子弒父」各種奸名犯分層出不窮的歷史經驗之後，漸有知識人物極而劇反，自豪於其所謂萬世未曾改變的「天皇」系統，與中華民族、朝鮮民族等「外朝」諸國異姓革命不斷、朝代更迭頻繁情況相較，其君臣上下尊卑之嚴，古往今來上下天地無出其右。認為人世間「最大」至要的「義理」，無過於「君臣」的名分。尤其到了創業英君德川家康算起三代盛世之後，不但漸漸技窮於安內，更無堅船利炮攘擊西方列強。官方與民間知識人在長期鎖國條件下，浸淫於中國「近世」開頭的北宋以來，不斷輸入的以朱子學為首的中國載籍。部分極端的國學者、神道家從日本固有的國學神道載籍，重新喚起對天皇的記憶與感情，進而著作言說，向全民宣傳；加上政治外交局勢的鼓盪，「攘夷」的緊迫性，更助成「倒舊幕，重尊王」以救國圖存的全民運動。社會上，知識人在中國傳入的載籍中，擷取《春秋》、《左傳》「大義滅親」中的「大義」，及以春秋時代孔子的《論語》「必也正名乎」開其端，歷經戰國莊子「春秋以道名分」之說，到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與朱子《資治通鑑綱目》等書中所凝鑄成的「名分」兩字，以大和民族擅長的「和製」功夫，作成了「大義名分」這樣帶有天皇權力權威絕對一元化色彩、煽動性強烈的口號型的「四字熟語」。有助於「大政奉還」與「王政復古」的政治運動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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