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麗崴（臺大歷史系碩士生） 紀錄整理
2016年9月23日，臺大歷史系與法國遠東學院台北中心合辦圓桌論壇，主題為「近代華人社會的宗教問題：回顧與展望（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邀請法國遠東學院台北中心主任柯蘭（Paola Calanca）教授、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及宗教政教關係研究所副所長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康豹（Paul Katz）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王見川助理教授以及本系羅士傑助理教授齊聚一堂，和與會學者進行一場近代中國宗教議題的深度對話。（以下省略敬稱）
高萬桑提到對宋至清的道教以及近代中國宗教史研究興趣的起源，他發現中國廟宇十分普及，但從戊戌變法後，卻有「廢廟辦學」與毀廟的政策出現，想了解其中的變遷。同時，反省使用現代田野調查資料來解釋古代文獻的研究常忽略近代的情形，如清末以來出現許多新的宗教史料，應納入近代變遷的討論與重視其連續性。另外，高萬桑發現《劍橋中國史》從民國以後便無「宗教」一詞，他希望補足「宗教」議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缺乏。
接著，他提到四本著作的貢獻。第一本為其與人類學家宗樹人（David A. Palmer）合作的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此書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觀點，討論20世紀中國新宗教的創造，並將清末以來不同地方、時期、宗教放在一個框架下探討。與康豹合作的《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接續前書的研究，更深入探討「廢廟辦學」與新宗教等變遷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以及地方社會的回應。即將出版的第三本論文集與王大為（David Ownby）合作，討論在政權轉換的20世紀中國，為什麼還持續創造出宗教領袖與聖人？同樣待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討論當代法國的華人宗教情況，法國的華人宗教活動活躍，卻沒有中國因血緣關係形成的祠堂、土地公等傳統組織，是中國宗教文化現代化的良好例子。最後，高萬桑希望延續第一本著作的方式，把所有的宗教現象放在一個框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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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康豹根據幾位學者的研究，反思湘西苗族的宗教制度與地方社會等議題。首先，勞格文（John Lagerwey）的文章使他思索是否能在中國不同地區看到一些共同的現象，這些現象的轉變與差異性為何，為什麼有些模式可見於中國、有些則無法？另外，研究宋元地方社會的周紹明（Joseph McDermott）曾提出四種地方社會的主要制度：社、廟、寺觀、宗族，此四種制度是否出現於湘西，造成什麼影響？ |
科大衛（David Faure）的論述則使康豹關注地方與國家的流動、內部與外部的差異、正統與不服從的分水嶺等。奠基於上述研究，康豹提出七點方向：（一）標準化與文化整合的問題，（二）權力的流動是上而下或下而上，（三）地方社會包含哪些人、主體性為何，（四）文本的出版、傳本，以及被接受的程度，（五）西南社會的宗教興盛程度、其宗教生活模式為何，（六）語言、族群與性別的議題，（七）文化互動（Reverberation）。
沿用丁荷生（Kenneth Dean）的想法，康豹發現若套用單一的標準或問題意識於不同的地區，將使結果受到限制。例如「湘西為何沒有像華南標準化？」，此問句的癥結點在於為什麼湘西需要標準化？因此，不可以單一標準看一個區域，應考慮不同的因素，如國家機制、宗族、民間信仰、跨地區聯合等，以及這些因素在不同的社會、地區與時間下的差異與變化。隨著康笑菲（Xiaofei Kang）的研究，康豹開始反思不同的意識形態、人群及信仰如何互動，產生那些抗爭，在這些互動中地方菁英的角色為何等問題。謝曉暉的研究則提出與康豹相似的問題意識：「為什麼湘西仍維持傳統信仰與文化？」如湘西雖未配合標準化而有漢姓，但民間實際重視的仍是苗族支系。另外，Ｍegan Bryson研究雲南大理時，發現其信仰人物有白姐聖妃、白姐婦人、白姐阿妹等稱呼，代表地方與外界多元的互動，並在不同脈絡中做「主動」的調整。綜合上述，康豹總結其關注議題：村寨與家族、姓氏與婚姻、寺廟與土地堂、神職人員與性別。其中神職人員進行宗教儀式的方式各有不同，如使用漢語或苗語、是否使用本子等，而不使用本子並使用苗語的神職人員地位高於使用本子和漢語的神職人員。另外，其祖師多是祖先，男性的法師為父傳子，女性的仙娘則傳自往生的母舅或妻舅，性別議題值得關注。
回應康豹的發表，研究西南洱源的王見川認為在區域或民間信仰的宗教研究中容易有兩個盲點。第一，處於天子腳下的華北地區在明清社會架構下極少被提及，然而中央政權的強弱常影響地方信仰，華北地區近中央政權，模式與江南不同，應更重視。第二，研究區域的宗教活動時常忽略教派宗教，但持續活動的教派宗教其宗教人才文化水平較高、組織性較強，有許多宗教的經典著作與文書可供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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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王見川介紹六套史料供學者參考，包括版本極佳的《中華珍本寶卷》、王見川編輯的《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資料彙編》（博揚文化公司出版）一、二輯、與范純武合編的《近代中國民間宗教經卷文獻》（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2017年將出版的《明清以來善書叢編》與《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資料彙編》第三輯。有別於以往民間教派研究，王見川開始關注善書的研究，他發現民眾不一定會進入宗教世界，但生活中有許多想法來自善書，善書已成為宗教界向民間傳播的媒介。因此《明清以來善書叢編》嘗試觀察同一個版本的善書在不同時間與地區將如何呈現。最後，王見川也與本系陳慧宏副教授討論在《中國叢報》中可以找到民間宗教人士對基督教與天主教論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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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羅士傑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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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士傑接著提出在田野調查中的思索：「歷史家為什麼要跑田野？」他認為進到田野才可能以社會整體的角度去理解文獻的意義，在歷史現場運用當事人的觀點去讀文獻，了解他們的生活智慧與意識形態的限制，並克服理解地方文獻的極限。而今天還能在田野看到的現象，往往是歷史上重要的問題，可從今日田野的發現反思過去。鄭振滿教授曾提到地方社會研究的七個脈絡：自然環境、營生模式、宗族組織、公共建設、寺廟儀式、跨地域儀式系統與地方政治。 |
羅士傑認為這七點有助於了解地方社會如何被建構，並將地方社會資料放入文獻中探討，但容易產生「歷史似乎沒有變遷」的盲點。在研究地方社會時，常談許多機制，卻忽略「人怎麼活」的根本問題，百姓在生活中是憑什麼或相信什麼而存活？每一尊神的背後都是一群人，當人們在討論宗教時，是在討論哪一群人的宗教？由哪一群人所定義的宗教？所使用的語彙是研究者的他稱或當事人的自稱？是在宗教、菁英或常民的框架中討論？羅士傑認為這些問題將宗教視為組織一群人的力量，宗教動員實與套利問題密不可分，如何在這個制度中讓彼此產生利益？這個宗教對社會是否有利？由此可知每座廟的背後其實都是一連串的社會制度問題。另外，羅士傑也開始關注宗教與人的流動，如在東南亞地區，宗教在人們高度流動的情形中發揮什麼作用？又從帝國晚期至今，人的血緣組織與地緣組織的應對關係產生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在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宗教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甚少被關注。許多研究關注儒家對地方的影響，卻忽略佛、道如何被庶民化。羅士傑認為若將百姓放於佛、道影響後高度流動的背景中，或許有可能看到中國的另一個面貌。
在4位發表者與學者們的交流中，回應佛光大學歷史系范純武副教授關於喪葬文化在19世紀的變遷問題時，高萬桑提到從傳統宗教嚴格的禮儀規定，到近代社會百姓可自由決定喪葬、婚禮儀式進行的方式與神職人員，制度的瓦散是很大的社會變遷。此變遷帶來的影響為傳統社會反對的競爭，如門徒與門徒、房與房、寺與寺之間的競爭。廣州中山大學吳滔教授也提到喪葬文化與材料的形成有關，將田野資料、宗教和制度結合的討論將是很好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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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肅献老師（中立者）介紹與會者（2016年9月23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
學者們亦關注到一貫道的議題。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吳政哲詢及一貫道在法國是否嘗試擴及華人以外的族群，或為了順應環境而做任何改變。王見川指出一貫道在海外發展，除了南非、韓國、日本稍有成效外，其實飽受挫折，在歐洲亦無翻譯的宗教書籍出版。高萬桑則補充在法國的一貫道華人信徒其實對法國人不甚感興趣，極少擴及其他族群。而在國內，王見川提到一貫道信徒在民國40到60年代常遭受政府打壓，此時多透過勸善的雜誌傳播理念，這些善書是針對一般百姓而非門徒書寫，為民間化的產物。
另外，在與范純武、本系博士生施昱丞及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林敬智助理教授討論到宗教中的女性時，康豹強調湘西雖有母舅、妻舅傳承的仙娘制度，但並非母系社會，女性在民間宗教或文化傳播中的確扮演著特別的角色，女性的訪談資料或史料也值得關注。
最後，回到「人怎麼活？」、人的生活空間是如何被建構，以及該如何詮釋的問題，羅士傑認為面對不同的宗教，百姓其實一直在做選擇與適應，與其去界定教義與教派，不如更關注百姓生活實際發生的變遷，將宗教作為一個關注政治與社會變遷的討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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