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弱水（臺大歷史系特聘教授兼臺大文學院院長）

一、前言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到本院中文系的場合來演講。我個人的研究，無論在課題的選擇或材料的使用上，都和中文系同仁、同學有相近的地方，但我很少有機會在中文學界舉辦的活動中發表看法，來到本院中文系演講，更是第一次。我相當珍惜這個機會，希望能夠與老師和同學有好的交流。

今天要講的主題，其實是主辦單位提議的。我在受邀的時候，有點被題目吸引住，就馬上答應了。我收到的題目是：「唐史研究與文學的關係」，這個題目有點曖昧，不太清楚是什麼意思，但又好像跟我做的工作有些關係，我想，也許我就試著把這個題目講出一點內容，一點道理來。但由於公務忙碌，要講什麼，直到幾天前還是一片空白。我最後決定，主要以經驗談的方式來處理這個題目，說一些自己與文學研究有關的學思經驗，零星的認識和見解則依附於其上。

▲陳弱水老師與主持人康韻梅老師（右）

二、解題的嘗試

現在先要講，今天的演講題目對我所激起的一些想法。剛剛說過，我之所以在接到演講邀請時就立刻答應，一個原因是，我覺得我接到的題目很曖昧，意思不很清楚，好像值得推敲一下。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這個題目在不同的學術環境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涵以及不同的可能答案。略為說明這個情況，說不定會有助於各位考慮歷史研究與文學的相關問題。

我個人開始嘗試做研究，是在大學時代，大概是大二、大三的時候，1975到1976年。如果站在當時的環境，今天演講問題的意涵是非常清楚的。就當時臺灣的學術環境而言，歷史學與文學的區別是不言而喻的。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歷史基本上不研究文學現象，甚至不太研究文化現象，而且在研究材料上，文學與史學之間往往各有畛域。當時經史子集四部的觀念還很深，在傳統中國史的研究上，歷史研究還是常把史部的書籍，如正史、政書，當作歷史學的基本資料。研究比較晚期的歷史，譬如宋代以下，雖然大量使用文集，但歷史學家基本上只使用記述性的文字或有官方性質的文書，碰到詩賦或藝術性的文章，一般就跳過。

在文學領域方面，由於我不是唸中文系的，對中文學界的情況不太清楚，但我想也差不多：文、史畛域區別很清楚。當時的文學研究還是很重視作品外部的研究，譬如文學家的生平、作品與時事的關係，對於這類問題，文學研究者大都自己做考證，自己尋求了解，很少參考歷史學的研究成果。標準的做法是：查閱史料並找一些清人的學術成果或評論，至少從研究論著表面看來，好像跟現代歷史學沒什麼關係。所謂「文史不分家」，大概只意味文學研究者自行治史，歷史學者如果涉獵文學，也大抵出於個人興趣。學科間的關係是很疏的。

在1970、80年代，正是因為文學和歷史學畛域分明，好像是兩個分離的個體，「歷史研究與文學的關係」就會是一個意涵很明朗的問題。意涵大概是：歷史與文學研究有沒有關係？如果有，是什麼關係？關係需不需要加強？在那樣的環境之下，在歷史學方面，當人們談到陳寅恪先生（1890-1969）的一些著作，特別是比較晚期的《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就說他是「以文證史」。意思好像是，陳先生在他的本行歷史學之外，利用其他的資源來增強他的研究。「以文證史」的說法似乎也意味，這是一種特殊的、有別於主流的研究方法。

另外一位唐史名家嚴耕望先生（1916-1996）也說過，他做研究，注意利用詩歌史料。他的用意是在指出，歷史研究需要擴大材料的範圍。他對文學作品的使用，基本上是工具性的，從這些作品中摘取可以用以重建歷史環境的資訊，譬如唐代的交通路線。[1]這是另外一種形態的「以文證史」。相較之下，陳寅恪先生對文學作品的使用，主要是藉以探究比較複雜、隱微的活動與心迹。無論是哪種形態的「以文證史」，這個說法都是在史學與文學研究分離的前提下所提出的。

▲嚴耕望《治史答問》書影

可是，如果我們從現在或比較晚近的觀點來看「史學與文學關係」的問題，意義就不那麼明朗了。這樣的提法不明朗到，這個問題能不能成立，算不算是問題，都是可疑的。

由於我是學歷史的，還是要從歷史學方面來談這個情況。當前的史學觀念，和三、四十年前我在臺大文學院唸書時所經驗到的，已經相差很遠了。就研究的課題而言，當前的歷史學認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是無所不包的，歷史時代中所有的事象、所有的問題，都在史學研究的範圍之內。這種態度或立場，自從文化史、生活史、知識史興盛之後，變得非常清楚。

在實務上，即使到現在，歷史學並不是所有的重要現象都處理，有些專業性很高的問題，歷史學很少碰或幾乎不碰。譬如，語言史還是語言學的範圍，藝術史基本上是獨立的學科，音樂史跟歷史學也很少有交涉。此外，經濟史原來是歷史學的傳統領域之一，但是現代、當代經濟資料的量非常大，事涉專門，現代經濟史越來越變成經濟學的領域。不過整體來說，歷史學無所不碰、不自我設限的傾向，是相當明顯的，至少在臺灣是如此。在這一點上，臺灣跟東亞其他地方似乎有些不一樣，我們受當代西方史學影響是比較深的。

除了研究的課題，歷史學在研究資料上也是無所不包。就文字資料而言，已經沒有歷史資料與非歷史資料的分別了，當然，實際上的處理能力，又是另一回事。歷史研究不但包含所有的文字資料，而且希望突破文字資料的限制，能有效利用非文字資料，譬如圖像資料、器物以及考古成果，雖然這方面成功的案例似乎還是有限。章學誠在他的〈報孫淵如書〉中說過幾句很有名的話：「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姑不論這幾句的原意為何，現在歷史學的發展不但已經達到「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的地步，而且遠超過於此了。

我想說的是，由於歷史學近幾十年的演進以及當代西方史學在臺灣的傳布，「史學與文學的關係」這樣的問題，現在已經沒有明確的意義了。歷史學可以處理任何現象，包括文學現象，特別是作為文化現象、心靈現象一部分的文學現象。歷史學者依照他的需要，利用文學資料進行研究，更是沒有問題，沒有什麼方法論的障礙，只有技巧與能力的問題。如果說，研究文學現象，使用文學作品進行研究，是歷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那麼「歷史研究與文學的關係」何所指，就變得比較曖昧和複雜了。

以上，我是從這幾十年來史學觀念的變化，稍談歷史研究與文學關係的問題。接下來，我要從比較切身的角度──特別是個人的研究經驗，談談唐史研究與文學。我談的雖然主要是個人的經驗以及觀察，但我的陳述和反思，與上面所講應該是可以相互參照的。

三、研究生涯的反思

現在，我要從我個人的學術經驗來談，我的研究怎麼會跟文學──特別是唐代文學──發生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我的主要思慮是什麼。我很早就對歷史有興趣，基本上，是一種盲目模糊的興趣。我考大學時，最想唸的是歷史系，但由於這個意念有些模糊，對於歷史這門學問也缺乏明確的認識，考聯考時，也填了外文系和哲學系的志願。結果考上的還是歷史系，讀起來，覺得與自己的性向還相合，就沒考慮走其他學科的路，完全沒想到自己和文學研究會有什麼關聯。此外，我讀大學的時候，對唐史和中國中古史沒有發生任何興趣，也沒修過隋唐史的課，所以對當時的我而言，研究唐代文學，甚至閱讀唐代文學作品，完全是在意識之外。

不過，由於因緣巧合，我在大學時代，居然考慮過文學與史學研究關係的問題。這個因緣是，我大三時修了中文系的必修課：「中國文學史」，是葉慶炳先生教的，上課用的也是他寫的《中國文學史》教科書。其實，我對中國古典文學並沒有特別的興趣，讀過的作品也很少，為什麼會跑來中文系上必修課，我也記不清楚。大三那一年，在上「中國文學史」的同時，我也修了哲學系的必修課：「西洋哲學史」。所以，可能的原因是，我想讓自己在人文學科方面多打些基礎。

我上了一學年的「中國文學史」，受益頗多，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了大概的認識。不過，我當時對於歷史學（特別是歷史解釋的問題）已經略有認識，覺得文學史中有些說法很奇怪。舉個例子，在葉慶炳先生的書中以及課上，提到某種文學風氣興起，講述其原因時，其中一定有個原因是：帝王提倡。我聽了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帝王提倡的東西就流行？帝王為什麼要提倡A，而不提倡B？難道這不是受到時代風氣影響的嗎？

我甚至想，如果用歷史學的方法來寫文學史，文學史說不定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面貌。我當時並不是真的夢想自己要寫一部「中國文學史」，我根本沒有讀過多少作品。我當時想的應該是，可以利用「文學史」書中的資料，寫出一些不同而可能更合理的說法。

我這樣講，並沒有對葉先生不恭敬的意思。我當時心中的意念，也只是一個19、20歲年輕人的妄想。但是人生很奇妙，在我對中國古典文學、唐代文學幾乎毫無概念也絕無探究之心的時候，我居然思考了文學史與歷史研究的關係的問題，這些意念也跟我往後的學術生涯發生了一點牽連。而且，即使現在回顧，我當時所想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想，我當時的思考的含義是，文學史可以作為歷史學的一部分，文學史的研究如果加入歷史學的質素，說不定有些好處。

這裡再多說一句，就學術的發展而言，確實也有文學史與歷史研究發生關聯的情況。在19世紀的法國，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1804-1869)、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等人研究文學史，特別重視社會文化環境對作品的形塑作用，就對歷史學以及思想史領域的形成發生了影響，可參見Donald Kelly的 the Descent of Ideas。[2]

▲the Descent of Ideas: th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書影

再來談大學部以後的事。我於1981年到耶魯大學就讀歷史系博士班，一個副修領域（minor）是18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的西歐思想史。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這個領域中有很多內容與文學有關。我的副修雖然是西歐思想史，但由於我不能讀德文、法文，就以英國思想史為重點。但是我發現，這個領域非常難進入。我第一次上19世紀英國思想史的專題研究課（與指導老師Frank Turner一對一），老師就要我讀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法國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以及一本討論卡萊爾Sartor Resartus的書。

這兩本書非常難讀──即便其中一本是二手著作，我只能硬啃。難讀的原因是，這兩本書文學的意味很重，讀19世紀的文學作品或相關論著，對當時的我非常難，恐怕現在也不容易。The French Revolution雖然是一本歷史著述，但有強烈的文學風格。Sartor Resartus是小說，意思是the tailor re-tailored，有好幾種日文譯本，一般譯作「衣服哲學」。老師沒要我讀原作，大概是覺得對我會太難。

我後來知道，19世紀英國的知識分子領袖很多是文學家，我不曉得如何從歷史學的角度去理解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除了缺乏背景知識，如何恰當掌握文學作品與文學論述也是問題。當時在臺灣學習思想史的學生，除了歷史學本身的訓練，主要受哲學史影響，一下子面對這麼複雜深廣的文學現象，讓我很難應對。好在我當時的主要興趣是在政治社會思想，老師就沒叫我多讀文學家的著作。但是，這段經驗對我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我切實認識到，研究歷史不能劃地自限，文學現象不但是歷史現象的一部分，有時還可能是核心的思想與文化現象。我們觀察、檢視歷史現象，不要先做人為的分類。

有關文學與歷史研究的關係，我尤其受到一本書的影響：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1870。[3]這本書雖然出版於1957年，到1980年代，還是有關近代英國思想史的必讀書。這本書主要透過文學作品，包括大量的詩，來探討維多利亞時代早期和中期的心靈結構，作者Walter Houghton（1904-1983）是一位文學研究者。我後來開始研究唐史，就在想，是否有可能以唐詩為主要素材，來探索唐代士人的集體心靈，就是受到這本書的影響。我回到臺灣後撰寫論文，嘗試探討杜甫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多少也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其實，在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上，也有一本頂尖的經典作是從文學作品來考察集體心靈的，這就是津田左右吉（つだ そうきち，1873-1961）的《文学に現われたる我が国民思想の研究》（全四卷，1916-21；文學中所顯現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1870書影

除了19世紀英國思想史，在近代德國思想史研究上，涉及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想的成分似乎也不少，在這個領域，歷史學與文學研究往往是水乳交融的。我記得，我想了解德國浪漫主義的時候，Turner教授就特別要我讀René Wellek（1903-1995）的名著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8 volum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1992)的第二冊。

作為一位歷史學的學生，我是在1980年代前期於耶魯大學學習近代歐洲思想史的時候，第一次把文學現象──包括文學思想──作為歷史現象來瞭解的。在當時，我還沒想到自己可能從事類似的研究，但這個深刻的經驗顯然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起了作用。另外，事後回想，我留意文學作品對歷史研究的意義，應該也受到論文指導老師余英時先生的影響。我就讀博士班時，他曾從事陳寅恪詩文的考索，也曾再探方以智自沉之事，其中頗有解詩語，我有機會和他談論相關問題。

現在轉到我的唐史研究與文學的關係。我動念以至於決定研究唐史，特別是唐代思想史，是相當晚的事，應該是在博二下學期，也就是1983年的春天。我這麼晚才決定投入唐代研究，完全是受到一個問題感的驅使，這就是探索唐宋之際的思想變化。就當時而言，這顯然是中國思想史的幾個重大變化中學界了解最少的一個，也是「唐宋變革」的一個重要面相。這個決定做了，就面臨非常實際的問題。我並沒有研究唐史的準備，如何儘速打底子，如何彌補自己的不足，且戰且走，變成很嚴峻的考驗。唐代的知識界有個特點，就是宗教（尤其是佛教）和文學活動特別興盛，地位也最高，如果要對唐代知識界與思想進行嚴肅的研究，在這兩方面必須具備基本的素養。

就當時而言，我對佛教有些基本認識，但是文學就完全沒有準備，尤其我自小對詩詞缺乏興趣，變成一個大漏洞。我決定研究唐史後，真的就在餐桌上放了一本《唐詩三百首》，利用吃完飯休息的時間一首一首讀。這是個非常elementary的事，看一本很多人小時候就能成誦的讀物。

不過，我終究對文學素養的重要性估計過低，博士論文寫完後，最不滿意的就是論文中有關文學思想的部分，我自己知道，缺乏厚積薄發的工夫。我開始決定加強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素養，是1988年到加拿大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之後。對唐代以及中古文學──尤其文學思想方面──下工夫，並在實際研究上比較深入處理文人社群與文學論說的問題，就要到1993年回國以後了。在加拿大期間及稍後，我又受到葉嘉瑩先生的影響。我在加拿大曾經和她同事，相處了幾年，以此機緣讀了（或重讀）不少她的著作。

在我個人以歷史學者的身分，從歷史研究的立場，嘗試瞭解唐代的文學界、文學現象及其歷史意義的工作上，還有一點可談。這就是Peter Bol（包弼德）的This Culture of Ours在1992年出版。[4]一直到現在為止，這還是一本極少有的以文學思想、文學家為主要探討對象的西文中國史專著。Peter Bol所研究的中晚唐到北宋這一時段，的確是文人在知識界領風騷的時代。作為歷史學者，他正面處理這些問題，對我也有激勵作用。

▲This Culture of Ours書影

四、唐代歷史與文學研究的實際關係

接下來，我想對唐史研究與文學之關係的實務層面，表達簡單的看法。我要講的有兩點。第一，在實務的層面，唐代文學研究與唐代歷史研究的關係其實相當密切，密切的程度遠超過有關中國歷史上其他時代的研究領域。大家可以試想：清史研究與清代文學研究有怎樣的關係？宋史研究與宋代文學研究有怎樣的關係？簡單來說，關係都是相當疏遠的。

對於這一點，我想提出兩個觀察。首先，唐代研究的工具書特別多，特別發達，而這些大大小小的工具書，大部分是文學研究者所編製的，我們歷史學者往往坐享其利，受惠很深。唐代研究工具書當中，比較早的有1950年代日本京都大學平岡武夫（1909-1995）先生等所編的《唐代研究のしおり》（唐代研究指南）。平岡武夫雖然主要研究經學，但也是白居易研究的名家，跟文學關係很深。在1980年代中國學術復興之前，這一套工具書可說是全世界唐代研究的寶典，最珍貴、最有用的工具。直到現在，還很有價值。唐代傳世文獻非常有限，需要充分利用，工具書是幫助我們深掘資料中訊息的利器，在數位資料庫興起以前，尤其重要。不過就我學生時代的觀察，在1970年代的臺灣學界，一般是不太重視工具書的。

1980年代以後，中國陸續出版了很多唐代研究的工具書，最早是1982年出版的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等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北京：中華書局），後來又有：郁賢皓《唐刺史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2000年另出《唐刺史考全編》，安徽大學出版社），方積六、吳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92），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等。除了方積六，這些工具書的編者幾乎都是文學和文籍的研究者。在我的印象裡，唐代研究工具書之發達，超過中國史大多數其他領域，原因無他，正是因為唐代文學是顯學，很多這方面的學者投注於工具書的事業，結果造福了所有的唐代研究者。

我的另一項觀察是，唐代文學研究者還對唐史研究做出了相當大的直接貢獻，最明顯的課題就是選舉（包括科舉、制舉、銓選）。選舉制度在唐代經歷了長而複雜的演變，在政治、社會、文化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影響久遠，這是古來人們都知道的。但是，各位現在大概很難想像，在1980年代中後期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對於唐代選舉，包括科舉，可靠的研究非常少，少數比較嚴謹的研究大多是日文的。很多基本事實都弄不清楚，學者行文，有關的錯誤非常多。中文方面的系統研究，是從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和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開始的。他們之中，最早的程先生和傅先生都是文學研究者。在他們之後，唐代選舉制度與選舉文化的主要研究者中，諸如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陳飛（《唐代試策考述》，北京中華書局，2002）也都是中文系出身的文學研究者。

何以文學研究者對唐史研究有這麼大的貢獻呢？原因當然是，文人居於唐代士人的主流，文學研究者研究文人、他們的作品以及他們所處的環境，對了解唐代歷史非常有幫助。我在這裡想表達的是，從歷史學者的觀點看來，唐史研究在很多地方集結了歷史學與文學研究者的力量，這是唐史研究在近二十多年有重大進展的動力之一。

關於唐史研究與文學研究的關係，我想講的另外一點是，唐史研究雖然已經受益於文學研究的業績，專業史學的成果應該也會對文學研究有幫助，文學領域的學者可以再多吸收一些。我想，無論文學理論如何演變，文學文本的外部因素，諸如作者、文化潮流、社會經濟環境，在文學詮釋的工作永遠會有一席之地。對於歷史專業知識的適當掌握，未必能對文學詮釋帶來多大的突破，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錯誤──為詮釋或理解帶來破綻的錯誤。

我想，所有從事人文研究的人都知道，處理文本的一個核心工作是文本（或文獻）批判，這是人文研究所共通的，只是由於研究或學科性質的不同，批判方式會有差異。歷史學透過文獻批判所建構的歷史知識顯示，一般文本的表述，往往與我們非常確定的知識相差甚遠。此外，歷史環境就像世界的各種存在，無時不在變異之中，同樣的文字表述，在不同的歷史環境，意義可能相差很遠。我的意思是，對於歷史環境的恰當理解，往往不是靠閱讀歷史文獻──即使是大量的文獻──就可以獲得的。這方面的素養需要配合長期吸收專業知識才能養成。我以前偶爾閱讀英文的文學研究著作，覺得有些學者的歷史認識還真不錯，在這方面，華文學界應該可以再提升。

最後，我以我十幾、二十歲時所經驗的一個案例來結束這次演講。我年輕時看過一些關於李白出身背景的討論，爭論很多，有好幾種說法：山東人、隴西人、蜀人。其實，如果仔細檢查李白的生平資料，他的出身問題並不太複雜，最合理的推論就是成都一帶人（似乎是綿州，在成都東北），先祖曾待過安西四鎮之一的碎葉，他也有可能在那裡出生。

稱李白為山東人，似乎與杜甫詩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有關（〈蘇瑞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但真正來源並不清楚，或許因為他曾寓居魯地。無論如何，在唐代，「山東」所指寬泛，不是出身地的恰當說法，加上李白有具體的出身資料，此說其實不值得深究。至於隴西人之說，明顯是依托士族郡姓，這大概是北朝晚期開始有的風氣。隴西李氏在北朝中晚期和隋唐是著名士族，很容易成為依托的對象，唐代皇室即自稱隴西李氏，李白家族看來也是如此。在唐代，士族還存在，而且力量很大，是否為依托高族，辨別並不太困難，依托往往無異於美化，人們大概是心知肚明的。李白家在成都一帶，確切無疑，資料中雖有客居之說，未必可靠，因此，以李氏為蜀人是最穩當的講法。

總之，關於李白家族的爭論，絕大多數是無謂的。如果了解南北朝隋唐的郡姓概念以及家族與個人出身的指稱方式，很多文章是不必寫的，學者可以拿這些省下的精力，去對文學作品做更好的鑽研。

以上是我受到「唐史研究與文學的關係」這一題目的引發，所做的研究經驗回顧與反思。演講的開端提到，在當前的知識環境中，「史學與文學的關係」似乎缺乏明朗的涵義。不過，它雖然不能算是確定的議題，但是個有用的視角，從這裡出發，可以探採許多風景，觸及許多重要的問題。這次演講所談，只是我個人經驗所及的一小塊。

▲工作坊演講現場（2013年9月25日攝於臺大文學院第20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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