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遠義（臺大歷史系副教授）

嚴復是現代中國較有系統引介西方自由主義的第一位思想家，影響巨大。中年後，嚴復亦曾涉足政治、教育事務，親身參與現代中國富強的事務。老年時，目睹辛亥革命及其後中國動盪的政局、歐戰史無前例的酷烈殘暴，寫下許多憂憤深廣的思想文字，以此反省西方文化、思想的嚴重缺失處，以及省思在袁世凱主政與嗣後軍閥變局脈絡下，中國富強、自由之路，何去何從？在這些關鍵性的反省中，嚴復對中國傳統思想給予極正面的肯定，較諸維新、新政時期的見解，不啻今是昨迷，予人重返中國聖賢之道的印象。 拙文試圖要探討的議題是：嚴復的自由主義見解中，由於存在著某些關鍵處的不完整、模糊性，這些因素在20世紀中國政治、思想重大轉變時期，造成嚴復自由主義中個人自由的價值容易或趨向扭曲、弱化，甚至受不到應有的重視，而國力（state power）的振興方案，也因上述因素而難以清晰明確被認識理解，並由之產生出各種對他似皆合理的解釋。拙文希望將這些思想上、理論上關鍵性的模糊與不完整處，爬梳條理，予以較充分、合理的說明，俾以對這長期聚訟論辯的重要議題，提出一種新的、可能的闡釋。

關於拙文的興趣與主旨，由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1964年出版的In Search for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一書所引出。 該書反覆說明一個主旨：嚴復因將個人自由的價值作為獲致國力的手段工具，所以嚴復的目光與關切並不投射在個人價值本身，而轉在個人主義的政治、社會的結果成效上，於是這種概念或原則終導致諸種個人自由價值受到弱化、扭曲、邊緣化。嗣後許多中外學者接受史華慈的見解，而嚴復獨特的自由主義遂成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發展受挫不遂的重要原因之一。

拙文的意圖與主旨，係指出嚴氏在接受、提倡自由主義時，因受到天演觀的影響，往往將一國社會、政治演化程度的高低，作為中國（包括其他非西方國家）實行自由主義方案或模式的衡量。如此一來，嚴復便每倚對歷史演變中民質開化程度高低的判斷，相應提出自由主義在中國實踐實施的模式，而非純就自由主義理論原則與相應制度，反復進行思考、驗證。嚴復這種以歷史（即天演）演化考慮落實自由主義的方法，自然面對民德、民智、民力泰半仍屬宗法社會程度的中國（人）時，主張人民需得長時期的自為自主，才能符合西方（特別是英國）自由主義的前提條件或準備期。但是，誰來保證、保障人民長期自為自主的可能？以甚麼方法進行育成工作？此與政治上「訓政」的關係是相斥相異的嗎？這是拙文要深入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在幾千年的演化大流中，積累許多的性習，這些負面的文化與傳統，勢將如何被改造與消除？而嚴復雖承繼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帶有決定論的歷史觀、世界觀：世界必將從同遭列國競爭的天擇時代，而終走向世界大同。然而，史賓塞的演化模式或學說，轉用到人類的社會變遷時，無論符不符合自然科學，顯得鬆散、疏大，比不上同時代馬克思歷史變遷理論的決定論、「科學性」、世界性、意識型態性的論述——二十世紀的中國現代史事實說明了這個事實與抉擇。嚴復認為天演以千年、萬年為期，在列國競爭的天擇世局中，嚴復雖力圖以會通中西來歷經現代性運會，渡此國難民劫。但是他未能很簡潔、清晰說明，中國傳統與文化負面的積累，如何移改？與西方民主與自由相「會通」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風俗治制、地質民情相異不齊的國度中，如何進行林毓生所謂有生機的「創造性轉化」？ 嚴復在「會通」中西自由、民主時，幾乎是以肯定後的西方思想與價值為衡量，機械式地或自由比附地經由再肯定中國老、莊、儒、墨等思想、價值而謂之「會通」，宣傳上、實效上觀量，皆太薄弱了，成效不彰。尤其嚴重的是，當歐戰導致嚴復對西方文化許多基本價值的質疑或拆拒後，那些原先因嚴復肯定西方思想、價值而後才被「肯定」的中國傳統思想、價值，仿如原倚西岸繩鍊的海上之泊舟，斷了鍊繩，飄零大洋之上，這種危機，後來許多研究者不識，每轉視嚴復回到肯定、弘揚中國傳統思想、價值的自覺與省悟上。換言之，假若捨棄倚自由致富強的階梯，或略過躍過必經的富強的軍國社會天演階段，如何獨依儒道高明的思想與教化，在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下，過渡運會已成，「雖聖者亦無他術」的現代世界呢？

拙文第三個問題是在世界天演變化中，嚴復何以始終堅持君主立憲方才適合中國的問題。嚴復主張，「立憲非他，即是眾治。眾治則不得不用從眾、代表二制，凡此皆相因而生，無由解免……以聽也」。 嚴復依天演程度堅信君主立憲乃為中國新的國家形式，在上的君王與在下的眾民之間，有依代表、從眾成立的議院，溝通上下，並負有扶傾政府的權力。嚴復依此提出的國家形式中，政府居於在上治者與在下受治者之間，而議院對其間的政府具有正當扶傾的權力、職責。嚴復提出這種治者、扶持、受治三者關係的治國模式，當然是他長期考慮各國天演程度因不同，發展自由主義的塗術，遂終有不同的考慮與化裁。這種治者放任無為、受治者能自為自主、議院則僅行使扶傾政府的機關權力的見解、設計，使得嚴復不但不需要、亦忽略了研究完善精密政府論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之對於政府實踐自由主義的基本責任、權限幾無著墨詳論，更遑論對於行政、立法、司法三者間分權、制衡的商量、安排。換言之，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形式中，現代政府的目的與限制的理論與實踐，在嚴復的著作中，顯露出薄弱甚或消息至微的事實。 拙文希望經由上述嚴復思想中三個問題的解釋分析，俾以說明下列幾個重要的歷史問題：嚴復的自由主義特性是什麼？這個特性何以不易為當時與後來的人所理解？也因此何以嚴復的自由主義對當時與後來的影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