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宏（臺大歷史系副教授）

在晚明耶穌會中國傳教區，有兩類主要的基督宗教聖像——聖母抱子像及耶穌像。其中，又以聖母抱子像所留存的相關紀錄，最能作為中國對歐洲圖像的深刻反應及自我解讀的例證，最早記錄明末中國人對基督宗教聖像反應的亦是聖母抱子像。基督教聖母在世界的傳播史中，在地、非歐洲觀者對歐洲聖像的回應，有一最明顯的特徵是將聖母像物質化——因此，跨文化互動下的聖像常被視為來自歐洲的「物品」，觀者傾向對聖像的物質條件產生反應。當神聖性被轉移或稀釋，非基督宗教觀者對圖像的解讀，就更遠離歐洲的意義脈絡。明末耶穌會脈絡中，有兩個聖母抱子像的icons遺存——擁有歷史性並因此能行神蹟或執行神聖保護力的特定圖像。一個是發現於西安的羅馬大聖母主教座堂的聖母像仿品，貌似一座抱中國孩童的白衣觀音，年代不明，但該羅馬聖像確於明末進入中國；一個是《程氏墨苑》（1610年版）所收仿西班牙塞維爾大主教座堂之木刻版畫，雖有日本版畫母本並附原題記，卻多了「天主」的標題，顯然是將聖母視為耶穌。在圖像表達上，這兩個icons對於聖母像的解讀，都遠離歐洲意義，也因此在文化互動的對話層次上，具有物質性的特徵：亦即觀者受物質層次吸引並轉化意涵，讓其產生中國化的意義。本研究對這兩個圖像所指涉的反應對話及圖像新銓做檢視，由所留下的相關線索，發現不論是西安聖母的貌似白衣觀音，或《程氏墨苑》將聖母女像視為天之「主」，都隱約暗示這兩個圖像所帶出的文化面向互動，可能超出傳統學界認知——耶穌會士傾儒抑佛，或駁斥民間宗教的立場。

本研究有以下三點小結，或可作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一、明末耶穌會士或許親近儒家，或以文人為傳教士定位，可是耶穌會士及天主教屢屢被視為類似佛家或民間信仰的宗教。第二、傳教士文獻的反對偶像崇拜信奉者，或許只是表面說法。中國之於圖像及義理的調適，傳教士是否在不同程度上默許？從這兩個聖母像來看，似乎是有。第三、有研究指出晚明士人的兩種宗教信仰，一是佛教，一是天主教。傳教士接觸的儒家士人，有相當多比例具有佛教信仰，明末耶穌會的儒佛關係，或許比傳統認知複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