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遠　

本論文旨在勾勒9世紀至11世紀末，儒、道傳統之間曲折而複雜的思想關係，並藉此提出一個理解理學興起之背景與意義的新視角。

在中古的思想傳統中，士人一般更認同儒、道之間的融通性，而表現出兼容兩者的思想傾向。道家傳統對於唐代士人的世界觀、政治理念和文化生活，皆曾發揮極大的影響力。但自中唐以降，儒家復興思潮逐漸形成一股主體意識，批判並排拒其他的思想因子，儒、道關係於是發生了改變。晚唐皮日休主張政教秩序的完善，只能以儒家為依歸，道家僅屬於私人的追求，形成公、私二分的價值區別。但這項呼聲並未得到立即迴響，反而是晚唐道家所建立的儒、道融合的政教理論，成為此一時期的主流觀點。

五代宋初士人的政治理念，主要延續晚唐的道家論述，而非皮日休等人的主張。政治場域依舊瀰漫道家的思想氛圍，士人私下也有道家方外的追求，公、私領域皆同時接受儒、道的價值。包括古文家王禹偁，也有儒、道匯合的政教言論。當時的在野知識界，無論身分認同或學術傳授，儒、道間的界線也十分模糊。不過，宋初的儒學運動也源自這樣的環境。如果說陳摶是唐宋之際在野知識人的一種典型，种放則開啟了此下的新頁。种放學兼儒、道，同時提倡經術、古文，他的弟子更在下一代的政治、思想界扮演要角。种放師門的學術活動，提供了兩項重要的訊息，其一是宋初儒學運動和道家傳統仍有緊密的連結，而相對的把佛教視為大敵；其二是關中的儒學社群更早於山東地區，它一開始也不是以「純儒」作為訴求。同樣的，五代蜀地和南唐的士人文化中，亦表現出濃厚的道家風氣。他們與北方最大的不同是，振興儒道的呼聲不強烈，經常在文學性的活動中，展現對道家超俗的嚮往。宋初蜀地儒學的傳衍，則提供了另一個宋代學術思想實脫胎於儒、道兼融之環境的例子。

當然，並非所有士人都崇尚儒、道融合。活躍於宋初儒學運動中的柳開，就曾極力主張切斷儒、道的連繫。然而，士人對於儒、道關係看法的真正轉變，還是要到仁宗朝之後才發生。隨著儒學復興運動逐漸蔚為風潮，此時的士人隱然呼應晚唐皮日休的看法，視儒家之教為建立政治、文化秩序唯一合理的基礎。范仲淹是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他批評道家不宜作為治道的原則，要求根據儒家理念對政治進行改革，傾向「政教上的儒家一元化」。然而，此時士人仍未將道家因素完全排除在生活之外，范仲淹本人的私人生活中就仍保有濃厚的道家色彩。與他同時期的多數士人，仍沿著「公—私」的分際區分儒、道，而並未在宇宙觀和心性論等議題上，進一步析判儒、道的分野。

到了11世紀後半葉，雖然王安石在政治場域並不排拒道家思想，但道家的政治影響力已逐漸消失，儒家政治成為士人群體的共同追求。相對於儒家在政治理念上的勝利，關於宇宙性命問題的探索，當時士人卻莫不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王安石是北宋最早對宇宙性命理論提出系統性看法的士人，他的「道德性命」之學便有濃厚的道家色彩。王安石的學術雖一度成為批評的對象，但也引發圍繞宇宙性命之說的論辯風潮，儒、道思想關係自然也成為其中探索的焦點。本文嘗試就其中的不同觀點和立場，區分為三種型態：第一種型態以蘇軾、蘇轍為代表，相信儒、道同源，不強調儒家的主體性。第二種以邵雍、周敦頤為首，延續兼容儒、道的學術立場，但因較少偏離儒家的基本立場，在後世被納入理學的譜系之中。司馬光、張載及二程等人則代表了第三種型態，雖然也吸取道家資源，但更表現出一種辨明異端的立場，並相信自己正在尋回失傳已久的純粹儒學精神。在這三種對於儒、道關係的看法之中，第三種類型不但最具突破性，也直接促成了理學的發生。

總言之，以儒、道思想之糾葛為線索，本文希冀能對唐宋轉型時期的思想變遷和理學興起的背景，提出一個更為立體與複雜的思想史圖像。因而，本文一方面可以被視為唐宋之際思想的一個側寫，另一方面也可以視為對於「前理學」之思想史的一種補足。

（指導教授：吳展良；2015年7月獲得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