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980年代我在歷史系讀書時，曹老師與其《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就很有名，我也買了一本，但讀得很吃力，因為當時對16、17世紀的臺灣史並不熟悉。
我第一次見到曹老師，是碩士畢業後，在中國時報文化中心當編輯時。1996年臺灣第一次舉行民選總統，3月要投票，我策劃「台灣頭人四百年」系列，針對每個歷史時期，請一位學者撰文，荷蘭時期的「頭人」，當然就想找曹老師寫。我不知從那裡找來曹老師家的電話，聯絡後，他很爽快地答應，並約定某天取稿。當天早上在老師家門口，首次見到曹老師，他拿稿件給我，並說是連夜趕寫的，我看到他臉上明顯的鬍渣，不過稿紙上的字體相當工整。我一直留著這份手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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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永和老師應邀撰寫〈「台灣長官」開創東亞貿易〉，登載於1996年3月18日的《中國時報》 |
再次見到曹老師，是同年9月我回到臺大歷史系讀博士班。最初兩、三年要上課修學分，是我最密集與老師接觸的期間。剛進博士班，我本來想延續碩士時的研究課題，跟著黃富三老師研究清代臺灣史，但當時臺灣史的課不多，加上曹老師的名氣很大，所以就選修老師的課。老師開了二門課，一是「臺灣史專題研討」，另一是「日文史學名著選讀」，我記得同學有陳俐甫、黃美娥、林淑慧。曹老師上課話不多，大部分時間由同學報告，老師講評時輕聲細語，聽起來很吃力。但是有一次上課，老師卻好像變了一個人，帶給我很大的震撼。
那是1998年的某一次「日文史學名著選讀」課，原本是由修課同學們各自選擇喜歡的文章，共同翻譯、討論，老師再提供意見。那天翻譯一篇東南亞史的論文，老師卻一反常態，好像是講16、17世紀東南亞史的變化，足足講了一節課，且聲音洪亮，神采奕奕，神情、氣度與平日上課不同，我覺得很不尋常，心想這似乎是老師內心喜歡的課題，是他鑽研已久的領域。我聽著老師的講述，神遊其中，下課後回家還想著上課時的奇異感覺。於是我到圖書館找一些與16、17世紀東亞貿易史有關的書籍看，慢慢的看出興趣。可以說，那一小時的課程影響了我往後的研究取向。一直到現在，我還能感受到那一天上課的奇妙感覺。
我讀博士班時，兩年修了四學期的「臺灣史專題研討」，課名編號是「三、四、五、六」，我和陳俐甫商量，要請老師開新的課，否則新學期的課名會是「臺灣史專題研討（七）」，好像怪怪的。於是兩人找老師討論，最後老師決定新的課名是「東亞海域與臺灣」專題研究。我自己很喜歡「東亞海域」此概念，覺得這個課名最能表現老師的研究思維，後來也用做我的博士論文標題。1997年11月，老師在荷蘭萊頓大學的期刊Itinerario發表 “Taiwan as an Entrepôt in East As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陳俐甫與我在1998年一起將此文翻譯為中文，「東亞海域史」的概念可能從此文衍生。曹老師「東亞海域與臺灣」這門課共開了四學年度（1998-2001），後來改開「東亞網絡專題研究」（2002-2004）。
2002年我博士畢業，為了口試與找工作，經常跑老師家，請老師簽名或寫推薦信，件數有點多，但老師很有耐性地協助我。後來我進入國家圖書館工作，與老師的聯繫較少，2004年回到臺大歷史系任教，又可以常見到老師。有時我會等老師下課，與同學們陪他走回家。我在臺大5年，發表的論文多半是16、17世紀臺灣史的研究，當中有一年又拿起《臺灣早期歷史研究》來讀，其中有篇〈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敘述近代初期歐洲地圖對臺灣的描繪，我先前讀過幾次，總覺得混亂，抓不到頭緒，乾脆將文中所附地圖影印放大，一張張地看，總算讀懂老師的意思，但也看到老師沒講的部分，此段經歷引發我研究古地圖的興趣。曹老師過世後，他的藏書及資料由中研院臺史所圖書館收藏與整理，我去看過老師收集的古地圖，有些是荷蘭友人贈送，有照片圖像，也有影印的，顯然他曾費心收集，不過限於當年的複製技術，圖像不夠清晰，很難進行較細緻的研究。
2008年我想到中研院臺史所應徵，又找老師寫推薦信，向他報告我的想法，但他沒聽我講完，就說了幾句話，用字、語氣不似平時，我想老師知道我的想法，於是轉而閒聊。我問老師，是否受桑田六郎與岩生成一的影響，他答以應是受到臺北帝大史學科研究傳統的影響，當時我還不大能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另外，我不知何故，說了句「老師是臺灣史專家」，老師竟然回答說不是，笑笑地說是「雜菜麵」，後來有一次在路上閒聊，他又說了同樣的話。2009年2月，為了感謝老師幫我寫推薦信，某天下午前去致意。閒談中，我問到《臺灣文獻叢刊》編輯的緣起，老師說周憲文因研究現代經濟問題，在當時有禁忌，於是轉而研究歷史；見到曹老師投稿，遂想到據伊能嘉矩引用之書，開始刊印臺灣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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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3日，同門學生為曹老師祝賀九十大壽，在老師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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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臺史所工作後，又較少見到老師，常是經由李毓中聽到老師的近況，而我自己的研究題目也變得雜了。2009年鍾淑敏開始幫老師整理舊稿〈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這份稿子寫於1951年，當時老師31歲，也是他進入臺大圖書館工作的第四年。此稿一直沒有正式發表，很多學生都見過，我在臺大歷史系工作時，老師也曾拿此稿給我看，我說要幫他整理、出版，他說想再修改。但要修改自己的陳年舊稿，等同改寫，並不容易。2010年查忻也參與整理此一手稿，2011年張隆志問我是否願意整理，我立刻答應，多年來受老師照顧，有此機緣，自是榮幸。
我找方真真與鄭維中幫忙謄寫，抄錄完畢後，我再作注與寫解題。為了作注，我根據手稿的注腳，找出當年老師參考過的文獻；為了寫解題，心裡好奇地想著老師當年為什麼會寫出這篇論文？我去問老師時，他已不大能講述，我想時間有點晚了。還好有曹銘宗寫的《自學典範》，以及鍾淑敏、詹素娟與張隆志訪談老師撰成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老師自己也寫過一些追敘往事的文章，可資參考。另外，我還透過臺大圖書館，找到老師當年的同事柯環月與王鴻龍。在整理上述文獻的過程中，我見到一位好於「濫讀」的青少年，怎樣經歷戰爭與政權交替，面臨二二八事件的動亂，卻選擇走入臺大圖書館，進到學術世界。何斌是他臺北二中的學長，也是士林協志會會長，二二八事件後，選擇到中國，加入第二野戰軍。數十年來，老師未有好友音訊，我找到何斌晚年照片，特別拿給老師看，他拿到眼前細看，然後沉默。
最後我以〈曹永和早期的研究生涯〉一文作為解題，在《近史臺灣鹿皮貿易考》出版前夕，我想到「光與熱」的意象，遂置為主標題，並在文末寫道：
在戰後初期的動盪中，一個青黃不接的年代，曹老師憑藉臺北帝大遺留的師資與圖書，意外地成為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承先啟後的先行者，懷抱並散播知識的光與熱，也許微弱，但持續不輟
言之有物才有光，率性而為才能發熱。我很高興成為曹永和老師的學生，感受到老師的光與熱。臺北帝大的史學傳統形成不易，維繫亦難，同學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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