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玲（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到了新的環境，最容易重新燃起學習的熱情。我在北大旁聽三門課。首先是鄧小南教授的「宋代政治制度史專題」。鄧老師相當重視與學生互動，例如我們在課堂上一起閱讀《宋史．職官志》總序，由每位學生讀一句，並進行白話翻譯，老師則給予及時的指導與講解。鄧老師也將宋代官、職、差遣的性質與演變，做了相當深入的剖析。在宋代的史料中，官僚制度無所不在，若對宋代制度沒有較通盤的理解，就不容易準確掌握史料。
其次是陳蘇鎮教授的「漢代政治與政治文化」。陳老師對漢代政治史的諸多問題，都透過講解關鍵史料，進行深入探討，邏輯相當清楚、綿密。例如藉由分析公羊學、穀梁學、《左傳》在兩漢的盛衰，把握西漢政局的發展與走向。我在博士論文中也嘗試結合政治史與經學史，因此陳老師的研究方法與觀點，對我相當有啟發。
第三門課是葉純芳老師的「中國經學史」。葉老師是東吳大學中文系的博士，我們同樣來自台灣，特別感到親切。葉老師教學相當認真，從製作ppt到編寫上課講義，都非常精緻、用心。歷史系的學生對經學較不熟悉，但經學構成傳統士大夫的知識大本營，可以說是打開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的一把鑰匙。因此葉老師在北大歷史系開授經學史的課程，對歷史系學生而言，頗具意義。這門課是開給本科生選修，但有不少研究生旁聽。
聽課之外，我與鄧老師門下的學生有較多互動。鄧門現有9位博士生（不含外籍生）、5位碩士生，選題方向主要在政治制度史、軍政史，少數幾位對藝術史、外交史感到興趣。他們如同一個研究團隊，在學術與生活方面，都彼此關心、照顧。我與其中幾位因參與2012年廣州中山大學舉辦的「宋史博士生研習營」、2013年「政治史新視野」學術會議已經認識，這次到北大也抱著見老朋友的願望。他們對我相當友善，幫忙解決生活上、學術資源上的大小難題，讓我很快適應了北京的生活。 |
▲與鄧小南老師合影於北大中國史研究中心。（編按：牆上三張照片，為該中心創始人鄧廣銘先生、周一良先生、王永興先生（由左至右），另二位為宿白先生、田餘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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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參加了鄧門學生組織的討論會，進行兩次報告，討論我的博士論文第三章、第四章初稿。與學術會議最大的不同是，討論會參與者事先花了較長時間仔細閱讀論文，我在討論會上只報告15分鐘，其餘兩個多小時皆為意見交流。鄧門學生的討論風氣相當好，以理解報告者的論文為前提，提出相當誠懇、敏銳、直接的意見；他們指出問題的同時，還懷著協助作者把論文處理得更好的誠意。兩次討論下來，感到獲益良多之餘，還有滿滿的感激與感動。
在與北大博士生交流的過程中，也很深刻的認識到北大與臺大博士班制度的不同。北大通常要求學生四年畢業，若延遲，不但學生的福利減少，導師也會受罰。在這樣的制度下，有相應的配套措施，主要在於解決學生經濟負擔。北大的獎學金直接抵免學雜費和住宿費；此外，有一個月2,000人民幣的生活費。搭配學校食堂價格低廉且選擇眾多，除非有較多其他花費，否則綽綽有餘。在畢業要求上，北大有所謂「期中考試」，學生須提交兩篇專題論文；以及「開題考試」，即口試博士論文大綱，兩種考試皆由5位相關專業的老師進行口試。此外，要求學生在畢業前發表兩篇論文或書評，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皆可。不少北大古代史（上古到明清）教授積極鼓勵學生發表論文，即為因應求職的現實需求。
這次在北京，筆者也走訪了王曾瑜教授、李華瑞教授、包偉民教授，他們在學術上、待人處世上，都是令人尊敬的長者。王曾瑜教授在宋代軍事史、經濟史、社會史，有重要且細緻的研究成果，我們過去在讀書會上讀《宋會要輯稿．食貨》就倚重王教授的研究。李華瑞教授對宋夏關係、宋代酒稅、宋代救荒、王安石變法的研究，為該領域的必讀經典，李教授也觸及宋代政治思想，研究範圍既深且廣。包偉民教授在宋代經濟史、城市史有很深入的探討，觀察敏銳，為大陸宋史學會的現任會長。 |
▲與王曾瑜老師合影 |
在離開北京前，鄧門學生特地為我餞行，其中幾位還陪我遊歷北京各大名勝，都讓我感到友誼的真切。鄧老師現在身兼國務院參事，同時必須照顧許多研究生，非常忙碌，但還是在百忙中抽空幫我看論文，提出精闢的建議。回台前夕，我與鄧老師從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走到勺園，邊走邊討論，她討論文章的態度認真而誠懇，讓人難以忘懷！
博士班的最後階段，若是充滿苦澀與孤獨，或許並不讓人意外，但我有幸走訪北京大學，過了近三個月相當快樂、愜意的時光。未名湖美麗的湖光水色、蔚秀園樸實寧靜的環境，以及這裡讓人銘感於心的人情味，在我的學生生涯留下很特別的一頁。
▲鄧小南老師門生為我餞行（2014年11月22日攝於秦門餐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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