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鴻（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第四場
第四場會議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林聖智先生主持，日本學習院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島尾新先生主講「日本畫聖雪舟與中國」，翻譯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郭珮君。林先生稱許島尾先生是目前國際學界公認雪舟研究的第一人，亦為目前日本新的美術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許多嶄新的見解，相當值得重視。
島尾先生考慮在場同學可能比較不熟悉藝術史，演講內容將側重在日本如何接受中國的美術，以及帶領大家進一步認識雪舟。島尾先生認為影響雪舟的繪畫風格有兩大要素：第一，雪舟移往山口後，有機會接觸中國、朝鮮的繪畫；第二，雪舟曾隨遣明使前往中國，得以觀察與學習當時中國的繪畫。這兩項要素致使雪舟日後成為擁有多種畫風的畫家。
▲第四場由島尾新先生（中）主講「日本畫聖雪舟與中國」，左為主持人林聖智先生，右為日文口譯郭珮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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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尾先生主張日本的美術史存在著「三種意義的中國」。第一，外於日本的中國，意味著異國的中國；第二，日本人認知的「中國」；第三，日本國內創作的「中國」，主要是日本模仿中國而進行的創作。由於日本美術受到外來文化高度影響，擁有卓越的轉換能力，將外來的元素予以重新配置與轉化，形成帶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可說是「和中有漢」。和、漢風格的交融常見於日本，例如漢詩、茶道等。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和中有漢」的創作，其實常常偏離了實際的中國，呈現的是日本對於中國的認識與想像。
雪舟的繪畫中，也存在著「三個中國」。宋元時期日宋之間的交流相當頻繁，透過跨國佛教僧人的交流，禪宗僧人將中國繪畫的知識、使用功能引進日本。然而，雪舟所處的時期，日本與中國的交流受到「十年一貢」的限制，日本無法即時認識中國，日本認識的中國與實際的中國有認知上的落差。雪舟年輕時期，跟隨京都相國寺僧人周文學習繪畫，主要透過「筆樣製作」的方式來學習、模仿中國的繪畫，而非實際觀察中國景物。周文的畫風相當纖柔細緻，符合當時京都的藝術品味。但是，這並不適合雪舟奔放、有勁道的畫風。
島尾先生主張雪舟畫風的轉變，與雪舟移住到山口有著極密切的關聯。當時統治山口縣的大名山口氏利用當地的地域優勢，與中國明代、朝鮮的貿易取得相當大的經濟利益。由於山口在當時也是中國畫輸往日本的重要據點，雪舟在此得以認識、觀賞到來自中國最新的繪畫。此時，中國相當流行浙派山水，雪舟可能看過浙派或近似浙派山水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雪舟曾創作近似浙派山水的作品。移居山口的雪舟，有機會接觸來自中國、朝鮮的畫作，或許成為刺激、鼓勵雪舟前往中國的動機。
影響雪舟創作風格的另一大要素是雪舟的中國旅行見聞與經驗。作為遣明使一員的雪舟，自寧波往返北京途中，有機會看見中國的景物以及觀賞、學習中國的繪畫。我們無從得知雪舟在中國如何學習繪畫，但應有較多機會參觀畫院或向中國畫家學習繪畫。島尾先生以《四季山水圖》為核心探討，他認為雪舟的畫作中，前景中利用大塊岩石、向畫面深處重疊岩石與山，構成「向深處疊加」的感覺，在日本過去的繪畫中前所未見。另外，島尾先生認為浙派的風格可能相當吸引、契合雪舟，雖然我們並不能說雪舟完全仿效浙派，但其創作可能受到浙派作品的觸發，換言之，浙派對雪舟的觸發比較可能是靈感式的。
雪舟的中國經驗還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雪舟並未見到以沈周為首的蘇州文人畫，日本的繪畫並沒有真正與中國同步。第二，雪舟所繪的中國自然，精確來說，是他往返於北京、寧波間所見到的自然風景，畫法表現介於「繪畫」與「繪圖」之間，這種畫法或為雪舟在中國所習得。第三，入明後的雪舟，可能與中國文人畫家接觸，並且認知其崇高的社會地位與聲望，這對於雪舟的畫家身分認同應有激勵效果。第四，關於雪舟歸國後「筆樣製作」，雪舟一方面運用他在中國的經驗，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己適應日本的「唐繪」系統。
最後，是雪舟與《山水畫卷》，島尾先生認為可從中觀察「和」與「漢」的融合表現。在這幅畫作中，雪舟將多個「夏珪」融合在一起，岩石與樹木明顯出自夏珪風的山水圖卷；岩石上塗著青色，可能是受到浙派的影響。其次，夏珪的畫作中並沒有四季，而運用岩石與霞光區分畫面，成為日本繪卷中的獨特表現方式。換言之，這幅畫添入了「和」的元素，「漢」、「和」與雪舟本人的個性與風格疊合與交融在一起。此外，這幅作品是雪舟獻給將軍的畫作，藉著如同宋代帝王收藏夏珪的畫作，將軍得以展現自己統治的合理性。綜言之，雪舟自覺地認識到中國與日本，在充分掌握「和漢的關係」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認知到雪舟畫作中的「和漢融合」。
在問題與討論階段，學員發問相當踴躍。關於帶有中國風格的山水畫在日本是否有庶民化的現象，島尾先生認為所謂日本繪畫的庶民化始於18世紀江戶時代的中期。此時雪舟的作品相當受到歡迎，出現許多贗品，甚至往後很多根本沒看過雪舟畫作的人所製贋品也開始出現。另外，關於「繪畫」與「繪圖」具體的差異，島尾先生運用模式來理解這個課題，他主張「繪圖」模式意味著畫作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呈現細節，「繪畫」模式則不強調細節。但是，一幅畫中時常混有「繪圖」、「繪畫」兩種模式的特質，並不同區塊中予以不同的表現。最後的提問是關於雪舟自中國返回日本後，如何受到日本人的喜愛。島尾先生表示雪舟回到日本初期的繪作多是「筆樣製作」的作品。雪舟回到日本所停留的地點是山口。在應仁之亂後，日本大名多回到自己的領地，大內氏的主君亦然，此時山口在文化上的主宰力量逐漸增強。在此時空背景下，雪舟獲得壓倒性的歡迎與支持，大內氏力量的強化，也鞏固了雪舟在日本的地位。另外，雪舟還必須顧慮京都與山口的喜好，這也可能是其創作多樣性的原因之一。當雪舟創作山水長卷之後，作品更受歡迎。
第五場
第五場會議的主持人是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胡曉真先生，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先生主講：「好德與好色——東亞文化交流的女性與身體」。胡曉真稱許衣若芬是東亞漢文學、題畫文學研究、中韓文學交流研究的重要學者，其研究擁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第五場由衣若芬先生（右）主講「好德與好色——東亞文化交流的女性與身體」，左為主持人胡曉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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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先生以作為文化中介者的女性為核心，探討東亞文化中的三種女性意象：孝女、妓女與貴妃。首先，是關於〈明代中韓「孝女」唱和詩的文化意涵〉的探討，衣先生聚焦探討《皇華集》中關於朝鮮孝女金四月的詩篇，明朝與朝鮮官員透過詩賦外交與文人集體書寫金四月的孝親事蹟，建構出明朝恩澤降布於朝鮮的德政政績意象。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與朝鮮文人筆下，忽視女性自殘身體的事實，而稱許金四月「斷指療親」是女性孝親的典範，背後其實隱含著中國明朝德化於朝鮮的文化意象。
在〈禮樂與女色——明代出使朝鮮文臣的「卻妓詩」及其影響〉的課題中，衣先生從朝鮮女樂存廢的論爭中，討論中國、韓國如何看待女樂，以此進一步探究中韓兩國對於性別、身體與國家的禮樂制度的看法。衣先生認為明朝使節透過書寫卻妓詩，除了表達不接受女樂招待外，也彰顯明朝使節的民族優越性與自尊心，強調明朝雅正的禮樂文化，歧視女性為粗俗、不文明。對於朝鮮而言，女樂自始便存在，是祖宗制度，也可以讓明朝使節採風知俗，女性是東亞交流的中介者之一。然而，當顧慮女樂的娛樂作用與女性的美色會損壞外交禮儀，朝鮮最終廢除以女樂招待明使。在中、韓兩國外交禮儀的場域中，為了滿足中國明朝使節的民族優越感，女性被賦予不文明、低俗的形象。
最後，是關於〈白居易〈長恨歌〉之經典化及其東亞相關圖繪簡論〉的討論，衣先生利用中國、韓國、日本三國對於白居易的〈長恨歌〉圖像資料進行分析與探究。在中國與朝鮮，〈長恨歌〉具有濃厚的道德批判，認為唐明皇因寵幸楊貴妃而亡國，比較強調其歷史借鑑的意義；日本則看重〈長恨歌〉中的愛情與浪漫，站在比較正面且欣賞的立場。透過分析東亞三國對於〈長恨歌〉截然不同的看法與評價，反映各國如何看待楊貴妃與女性的身體，也讓學員察知中國文學經典在東亞各地形成的特殊面貌與在地品味。衣先生最後特別勉勵與會學員放眼東亞，更加深刻地認識自己的文化，相當具有啟發意義。
在問題與討論時間，同學們的發問相當熱烈，衣先生一一回應。衣先生首先表示我們應該注意性別與書寫的課題，最近南京大學張伯偉先生已經編撰朝鮮女性作家的作品，相當值得參考。關於中國、日本使節對女樂態度上差異的課題，則可從朝鮮看待日本為蠻夷之邦的立場發想，朝鮮起初並未廢除女樂招待日本使節。除了女樂外，貢女作為中國與朝鮮的中介者也受到學員關注，衣先生表示女性將身體貢獻給另外一個國家確實是一個有趣的學術課題，值得未來持續關注。
第六場
第六場會議由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藍弘岳副教授主持，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朱秋而教授主講「江戶後期的俳句與漢詩——和漢的融合與新變」。
藍老師推崇朱秋而先生是台灣少見研究江戶文學的專家，演講內容可以拓展我們對於日本江戶文學的認識。朱先生認為研究東亞文化，除了繪畫、史學，詩歌也是重要的元素，課程內容簡介江戶時代俳句的興起與漢詩之間的互動，並特別聚焦在詩歌的跨界現象。這個課題的研究，已有諸多優秀的前輩學者打下研究基礎，如中村幸彥、日野龍夫、高橋孝之、揖斐高、尾形仂、高橋博巳、鈴木健一、小西甚一等都相當重要。漢詩帶有比較強的文學性質，俳句則是比較通俗且不具有藝術的文體；漢詩與俳句的互動與跨界，有兩種跨界的關係，一為漢詩從俳句汲取靈感，二是俳句向漢詩吸收養分。從漢詩到俳句的關係，往往是俳句採用中國故事、漢詩文的意象，轉化為俳句的表現方式。同時，俳句的創作常常轉化中國既有故事原本的意象，轉變為帶有日本民間生活趣味的文藝表現，他強調這樣的文藝創作常能帶給讀者新穎、驚奇的感受。
至於從俳句到漢詩的關係，朱先生認為俳句也成為漢詩創作的資源之一。江戶時期，已有俳句創作者認為俳句不能只停留在俗文學的層次，應追求文學的真誠。對於漢詩的創作者而言，知名的俳句也進入詩人的視野，成為創作漢詩的靈感來源之一。換言之，江戶時期出現俳句入漢詩的情形，俳句已經超越俗文學文體的限制，進入傳統視為典雅的漢詩文體之中。
至江戶晚期的韻文學界，文學創作者主張文藝上的感受不一定要用漢詩，也可以用俳句來表現。如菅茶山是江戶時代非常重要的漢詩作家，並在明治時期受到人們的歡迎和重視。在菅茶山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和漢跨界」的現象，俳句已納入其漢詩創作範疇中。值得注意的是，俳句帶有的俗民生活的文化意象進入漢詩文句中，漢詩的風格不再受限於典雅的文體，也成為表達庶民文化的媒介之一。
在問題與討論時，主持人藍先生稱許朱先生深入淺出且精要地探討漢詩、俳句在文體上的跨界與交互轉換現象，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日本江戶時期的文學發展。藍先生請教朱先生關於中國清代文人是否知道日本俳句入漢詩的情形，以及日本的狂歌與俳句是否也有交流。朱先生表示中國清代文人應該沒有注意到日本俳句入漢詩的情況，但是必須考慮日本帶有俗民色彩的漢詩並不受到中國文體編輯者欣賞的可能性。另外，狂歌的通俗性更強，狂歌與俳句可能擁有共同的題材，值得未來關注。
▲第六場由朱秋而先生（中）主講「江戶後期的俳句與漢詩——和漢的融合與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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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時段，主持人甘懷真表示非常榮幸，本次研習營可以和中央研究院合作，聚焦在東亞文學、藝術與文化交流的討論。透過研習營，希望可以幫助學員、研究生掌握當下東亞文化交流的研究課題與成果。甘先生強調東亞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反省過去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研究，透過探究東亞文化的中介者與文化跨界，將有助於深入認識中國、日本、韓國的歷史，許多重要的學術課題有待開展與探究。
石守謙先生表示東亞研究有其研究上的困難與門檻，勉勵學員們努力跨越研究門檻，東亞仍有許多重大學術課題相當值得探究。另外，石先生也鼓勵同學善用電子資料庫，提升研究能力。
廖肇亨先生強調今日的東亞國際關係與近代的東亞不同，他以琉球王國為例，強調東亞歷史上曾經存在著兩屬的關係，這樣多重的外交關係，相當值得未來進一步深思與探究。
島尾新先生表示，他所提出的日本美術中的三個中國，並不是要強調「和漢融合」的結論，他希望學員多注意「和漢融合」的過程。有關「和漢融合」的研究課題，則應多注意和漢融合的細節，分析和、漢元素的分佈，而非只專注在和漢差異。
孫衛國先生分享目前根據《燕行錄》使者行走路線的田野考察影片，讓與會師生更進一步認識中國與朝鮮使者交流的歷史。
衣若芬先生鼓勵與會學員投入東亞研究，提示東亞研究必須完成兩個基礎。第一，掌握東亞各國語言與文化，也要擁有閱讀日本、韓國、越南學界研究成果的能力；第二，必須注意東亞各國的主體意識對於歷史的詮釋。
朱秋而先生提示進行跨界研究除了需有決心外，還要有方法。關於「和漢融合」的課題，他建議可以注意跨界的過程與變化，這將有助於深化對於和漢融合研究的認識。
許怡齡先生表示過去韓國多數的文集內容都是漢文，我們可以善用韓國的電子資料庫掌握這些資料。
劉序楓先生提示學員研究最重要的是興趣，有興趣方能有熱情投入研究。另外，他表示目前琉球研究還比較少，可多多利用電子資料庫、線上資源研究琉球的歷史。
林聖智先生認為東亞文化有兩個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第一是重視東亞文化的形塑過程，第二則是關注東亞文化的「重層」文化堆疊的現象。
藍弘岳先生鼓勵同學學習外語，強調不應過度仰賴中國漢字來思考東亞文化。另外，他表示江戶儒學是個重要的學術課題，值得投入研究。
研習營尾聲，由與會學員自我介紹，並發表參與兩天課程的感想。許多學員都表示對於東亞文化的課題高度興趣，並希望這次的研習營所學能應用在未來研究。
甘懷真先生在閉幕式表示，現在是東亞研究向下扎根的時刻，希望同學們未來可以持續關注相關資訊，以利於往後東亞研究的開展。本計畫成立的「台大東亞文化研究論壇」部落格，亦持續提供東亞研究的最近動態，同學可多參考利用。
最後，廖肇亨先生勉勵大家保持研究的熱情和初心，才能讓自己的學問更上一層樓，也期許未來有更多同學投入東亞研究，在傳承之外，開創出新的研究視野。
▲綜合座談，左起：甘懷真先生、廖肇亨先生、島尾新先生、孫衛國先生、衣若芬先生、朱秋而先生、許怡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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