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期   2015年 04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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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以來,東亞文化交流成為東亞諸國人文學界關注的熱門話題。交流過程中,中介者諸如僧侶、翻譯、通事、商人等,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透過對中介者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文化的交流型態與論述形成,為東亞文化研究提供一重要取徑。為鼓勵青年後進共同參與東亞文化交流研究,提升學術視野,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與中央研究院「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主題計畫於103年10月2日、3日假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合辦「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東亞文化交流的中介與跨界」研究生研習營,國內外研究生、年輕學者就相關議題對話與交流,拓展學術視野,為將來東亞文化交流研究另創新猷。

「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東亞文化交流之中介與跨界」
研究生研習營紀實(上)

鄭雅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次研習營在議程設計上,邀請對東亞文化交流研究夙有專精且引領學術前沿的國內外學者進行專題演講,涵括藝術、歷史、文學與宗教等,呈現跨領域且具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另外針對有志於東亞文化研究的年輕學子,安排專題介紹如何利用相關的網路資源進行東亞資料的收集與研究;此外,主題演講則邀請中央研究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石守謙教授與在座青年學子談東亞文化交流研究中關於「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形塑的問題。

第一場

第一場演講由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主講「被遺忘的中介者:明清時期的海商、僧侶、通事」,主持人為臺灣大學日文系徐興慶教授。廖老師首先從域外漢籍與重寫經學史談起,舉出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因被盧文弨、阮元、翟灝等清代學者所關注,從而得知日本尚有皇侃《論語義疏》傳世,值得注意的是《論語義疏》又經由商人汪鵬傳入中國,因此在談東亞文化交流與傳播問題時,商人的文化形象值得進一步考察。其次談到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宗教,特別介紹明清時期的黃檗宗。明末清初日本黃檗宗的成立,源於海上貿易發達,17世紀福建海外移民風氣興盛,同時日本對天主教的鎮壓,江戶時代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景慕,兼之明清鼎革易代等種種因素,福建黃檗山得以到日本京都宇治萬福寺開山,並於日本在地化發展的過程發揮影響力。作為文化群體的渡日黃檗僧人,在文學、藝術、宗教思想及出版文化方面,皆有不可抹滅的影響。最後,廖老師談到另一種東亞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中介者「唐通事」,其起源於德川幕府,有明確的職司組織,其中介角色體現在官話課本與白話小說的傳播。在唐通事的知識系統上,以俗文學作為唐話學習的教材,白話小說為很重要的材料,因而間接影響了明清白話小說在江戶時代的流行;此外,與朝鮮通信使的文化交流中,白話小說亦為很受歡迎的讀物。唐通事在文化傳布過程中能發揮很大作用的原因,要之亦與中土的家族網絡有所關聯。在廖老師精彩且圖文並茂的演講中,透過海商、僧人、唐通事三種文化身分提點在場學員如何認識中介者的重要作用,最後並拋出一反思性的提問:漢文(包括漢詩)在東亞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與作用為何?除了記事、抒情、言志,還有什麼值得注意的特殊性質?其彼此之間取捨選擇的原因何在?不同地區鎔鑄產生的文化理想或道德典範是否不同?異文化取捨、選擇的標準何在?交流之後是否又有變化。

在問題與討論時間,學員以書面提問踴躍,廖老師現場一一回應。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序楓老師並補充唐通事的政治認同問題,唐通事祖先為中國人,後歸化為日人,起初的政治認同為中國(如自述祖先為大明),其後中國認同意識愈來愈淡,到了鴉片戰爭、明治年間,唐通事幾乎為外交官(擅中英滿文);在階級問題上,唐通事為長崎奉行使轄下的地方官員,後期的唐通事文化水準愈趨低落;在經濟條件上,因擔任貿易的中介者,藉機收取賄賂,擁有大量的金錢。主持人徐老師則談到近年東亞研究視域很熱門,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對話的空間,如思想上的變化;若再縮小範圍,可著眼在長崎,16、17世紀長崎具有東西文化交會的地域特色:從貿易場域到文化交流傳播的場域。廖老師提出一個關鍵字「文化商人」:人的越境所產生的文化傳播、書籍往來與雙向的文化交流。另一個東亞視域為朝鮮,書籍流傳路徑不止於中日往來。又如中朝使節的漢詩,漢詩為使節必備技藝,東亞視域中的漢詩也可思考朝鮮的問題;日本經學著作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反之亦應如是。黃檗宗與中日文化交流亦值得進一步思考。

▲第一場由廖肇亨老師(右)主講「被遺忘的中介者:明清時期的海商、僧侶、通事」,由徐興慶老師主持。

 

第二場

第二場演講由中國文化大學韓語系許怡齡助理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林桂如助理教授主講「東亞研究資料與網路工具」,主持人為劉序楓老師。許教授首先主講「韓國漢文資料庫選介」。許老師為首爾大學國語國文學系博士,他表示,以東亞為單位來思考文化交流,若資料愈豐富,年輕研究者將產生新的研究起點,而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其次,網路資料庫的優點為利用關鍵字引起新的學術聯想。接著介紹韓國漢文文獻主要收藏機構:奎章閣、藏書閣、國史編纂委員會及國立中央圖書館等。許老師並提醒學員,朝鮮史與中國史朝代對應的基本認知,如高麗朝對應唐宋元,因此唐宋研究者可從高麗史文獻找到有趣的關照點;朝鮮重要的漢文文獻,如《高麗史》、《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同文彙考》、文集、朝天錄、燕行錄等,亦可提供豐富的東亞研究資料,藉以考察朝鮮漢文知識分子的存在跨度。上述文獻已經影像化並建置在資料庫中,如「韓國古典綜合DB」建有《韓國文集叢刊》全文影像,以及高麗、朝鮮使臣前往中國時留下的文字紀錄「朝天錄」及「燕行錄」、御製文集等;「韓國學綜合DB」涵括從統一新羅到近代韓國漢文知識分子創作的詩、書、上疏文等各種文體,亦可免費使用資料庫中的《韓國文集叢刊》;另有《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可透過關鍵字檢索,再至圖書館查詢需要的紙本。「藏書閣」則收有各司謄錄、儀軌、語言學習書、宮中文書資料。「韓國古典籍綜合目錄」則是韓國及海外韓國漢文古籍收藏機構共同目錄。

接著由林桂如老師主講「日本研究資料庫及網路工具的使用」。林老師介紹若要檢索日本漢籍的收藏情況,可使用「全國漢籍database」(京都大學)、「日本漢文文獻目錄database」(二松學舍大學)、「Cinii」(国立情報学研究所NACSIS)以及「NDL-OPAC」(國會圖書館)等網站。其次,日本漢籍依據出版刊刻情形,可分為日本漢文、和刻本漢籍及準漢籍等;據文獻性質又可分為國寶、重要文化財、貴重書等。林老師重點介述幾個重要的日本漢文獻資料庫及其收藏特色:「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提供所藏的漢籍目錄查詢、「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有江戶幕府儒官林家關係資料;「東洋文庫」所提供的漢籍檢索除了日本漢籍外,另有越南本及朝鮮本漢籍檢索,以及岩崎文庫(有和書及貴重書)、G. E. Morrison文庫、續修四庫全書及拓本檢索等,值得注意的是另收有中國祭祀演劇關係寫真資料;「國立公文書館」則有「內閣文庫」藏書目錄可供檢索,內閣文庫收藏有和書(908-1945)、漢書(13-20世紀)及洋書(18-20世紀)等;「早稻田古典籍綜合database」藏有大量明治期漢文獻及中國民間文學資料,並有相當數量已影像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朝鮮通信使紀錄文獻;「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可檢索館藏中世古文書、近世古文書、紀州德川傳來樂器、歷博圖書目錄、研究成果、論文目錄等;近代研究的部分,則有「讀賣歷史新聞」、「日本近代文學館」兩種資料庫有全文影像檢索可供利用。

問題與討論時間,在座師長學員對於東亞研究資料庫的資訊分享很熱烈,主持人劉序楓老師補充,若不懂韓文,在使用韓文資料庫時,可用網路翻譯軟體翻成日文介面,正確率很高;此外科技部人文司有「第二外國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日本各資料庫的整理相當豐富及完整,中研院圖書館有購買韓國研究論文資料庫「kiss」資料庫,皆可多多利用。另外,日本學者仲尾宏則設置了「朝鮮通信使關係資料目錄」網站。在座有研究越南漢文學的學員補充,關於漢喃文獻,可搜尋「越南國家圖書館」、「漢喃文獻資料庫」(有提要可供閱覽)、「胡志明國家大學的人文社會學院」可查尋越南方面的研究論文等。

▲第二場由許怡齡老師(右)主講「韓國漢文資料庫選介」,林桂如老師(中)主講「日本研究資料庫及網路工具的使用」,左為主持人劉序楓老師。

 

第三場

第三場演講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孫衛國教授主講「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交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主持人為廖肇亨教授。孫老師表示,上午兩場演講提供方法論與視野的啟發,而其則以中朝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人物李尚迪為核心來討論。從李尚迪與張曜孫的交往可以觀察到:道咸時期中朝學人的交往出現新的特點,交往雙方是否見面已經不重要,甚至根本未曾謀面,但是長期保持書信往來;且交往並非兩個人的事情,而是形成群體化、家族化的現象,張李二人的交往正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李尚迪與以張曜孫為代表的清士人群體之交誼,體現在尺牘、詩會雅集、雅集圖題詠上,中朝雙方交流進入雙向互動、彼此都很積極主動的階段。在清代中朝交流史上,北學派洪大容在乾隆朝開啟了「融冰之旅」,道咸時期,朝鮮文人則與清朝士人更廣泛的交流思想、探討學術、評點詩文、議論時政,當朝鮮士人回到朝鮮後便提倡北學,提出改革現實政治的主張。最後孫老師特別提出,中朝士人交往背後的家族身影相當值得注意,張曜孫致李尚迪函中不厭其煩地提及家人的情況,包括家族中的每一個人,不管男女老少,孫甚至向李尚迪請求為其家人之詩文集作序,這種情況在以往的中朝學人交往中實為少見。道咸時期之後透過這些新的交往形式,中朝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

問題與討論時間,孫老師回覆學員提問,關於朝鮮如何由反清到與清朝士人交往?孫老師表示,清朝對朝鮮一直採取德化政策,減輕歲貢,正式外交往來後,有譯官進行翻譯,士人交流則以筆談為主。而明清之際的中朝關係有很大的斷裂,朝鮮士人與滿洲人至道咸時期才有較為頻繁的交往,滿語通譯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可以進一步關注。

現場則有學員提問:夫馬進研究中朝關係史,談及乾隆以後的轉變,從洪大容起中朝關係有根本性的變化,然而在燕行資料中卻看到若干反例。孫老師回應,北學派在朝鮮學術史上為少數,但代表朝鮮近代學術史的發展,乾嘉學派如何影響朝鮮與日本,值得關注。廖老師則補充:北學派實與現代性相聯繫;晚明影響最大的是復古派,而非公安派,五四時期方把公安派標舉出來。廖老師並認為本次研習營目的在於啟發東亞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的反省,有所反省,視野與角度才能完全不同。

▲孫衛國教授主講「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交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

 

主題演講

本次研習營的主題演講,特別邀請到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守謙院士主講「關於『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形塑的一些思考」,主持人為臺灣大學歷史系甘懷真教授。石老師提到舉辦此次研習營之目的是期望在東亞文化意象方面做一點研究,提供給各方學界參考。在東亞文化研究中,除了確認哪些東西被傳播,還需要確認意象的在地化過程,因此希望大家多注意過程;此外,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可以用形塑來理解,因此主題計畫特別提出「中介者」的角色,以及不同的中介者對於形塑的過程發揮什麼作用。是故,這次的演講主要集中談論14至16世紀間,透過中介者的角度來看東亞文化交流的過程。石老師以東亞藝術史幾個案例來談,首先是宋代禪僧牧谿的山水畫,傳到日本後被如何使用,與代表何種文化意義。牧谿畫在中國的評價並不高,在室町文化中卻很重要,備受日人重視,原因在於臨濟宗禪僧在日本有極大勢力,禪僧在政治文化上的影響體現在外交、文化藝術與宗教傳播上。此外,《瀟湘八景》傳到日本後,其文化意象亦有轉變,產生多景同圖的特性。與《瀟湘八景》在東亞的命運截然不同的則是青花瓷,元代發展成熟的青花瓷,在室町時代卻缺席了,這些都與中介者有關。   

在問題與討論時間,學員提問: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禪僧具有重要的作用,日本禪僧的文化揀擇取向(即為何是圖畫,而不是青花瓷)原因為何?石老師回應,青花瓷的傳布與蒙古世界有關,而蒙古與日本的關係較為緊張,然而到了蒙古時代中期,日元關係改善,青花瓷卻未引進日本,原因在於青花瓷與禪僧之間缺少關聯,故禪僧持守著原來對宋瓷的品味,以符合將軍的喜愛,較不在乎青花瓷在中國已成為新的時尚精品,且有全球化流行的趨勢。另有學員提問,在近世東亞世界有無更多東亞文化意象形塑的脈絡可追尋,石老師表示,隨著時代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觀看方式與新的文化體驗,都需要放進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過程來考慮與觀察。

▲石守謙老師以「關於『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形塑的一些思考」為題,發表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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