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期   2014年 04月出刊   
 
 
 
左起:謝易璇、胡安美、游騰元、林立婷、林彥廷、邱如奕、李盈佳、彭梓桓、沈印娜、陳育麒、瞿正瀛、顏杏如老師、林欣穎。(2013年7月30日攝,林欣穎提供)


編按:
 本文由6位參與踏查學員之心得整輯合成,經羅士傑老師檢閱。6位執筆者分別為曾獻緯、郭婷玉、許秀孟(皆為臺大歷史系博士生)、林榮盛(歷史系碩士生)、柯佳蕙(歷史系大學部)及曾以恩(人類系大學部)。

2014年廈門、漳州田野踏查心得
曾獻緯、郭婷玉、許秀孟
林榮盛、柯佳蕙、曾以恩
緣起

近年來,歷史學家開始有系統地利用田野研究去發掘地方文獻,以建立新的歷史研究途徑。2013年羅士傑老師在臺大歷史系開設「歷史人類學與地方社會研究」,介紹近年來學者對「歷史人類學」與「地方社會研究」的研究成果,著重討論不同學者的提問方式與思考脈絡。該課程舉辦數次的講座,邀請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鄭振滿教授等學者演講,激發學生思考田野與文獻結合之重要性,不僅擴大歷史學史料運用的範圍,促使史學研究者從圖書館回到歷史現場,運用當地人民的觀點解讀文獻,了解他們的生活智慧與意識形態的限制,構築更全面性的歷史面貌。

在學期中,修課學生曾隨羅士傑老師、鄭振滿老師到大甲溪流域進行田野調查,學習在田野現場讀文獻,培養對田野現場的洞察力和問題意識。學期結束後,羅老師與廈門大學張侃老師、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長鄧文金老師規劃「廈門、漳州田野踏查」活動,讓我們身歷其境,將課堂上學習到的知識,在具體的空間中印證。

此次「廈門、漳州」田野踏查為期6天,自2014年2月10-15日,4天在廈門,2天在漳州。除了參訪廈門大學,共踏查廈門市區、鼓浪嶼、南普陀寺、漳州市區、雲霄縣等地。地理位置上從島嶼、海岸一直往內山丘陵,再從雲霄順著海岸回到廈門。

這次行程大概只能算是體驗性質,即如羅老師所戲稱的「刈香」。參與活動成員的經驗尚淺,所關懷的議題各異,行程設計在於感受田野經驗的入門式導覽。以下簡介6天田調行程,並以具體的事例說明田野與文獻的結合運用,兼及此次踏查的心得。

廈門大學一景(2014年2月11日攝,柯佳蕙提供)
▲廈門大學一景(2014年2月11日攝,柯佳蕙提供)

一、廈門大學和南普陀寺

2月10日,一行人循小三通模式,先搭機到金門,再由金門乘船,抵達廈門時已是傍晚時分。

2月11日,參訪廈門大學歷史系及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廈大歷史系在中國社會經濟史或是華僑史研究方面,皆有十分突出的學術成果,並從傅衣凌教授開始以社會史與經濟史結合的方法,注重民間文獻的搜集,開創以民間文獻證史的學術研究途徑。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延續此傳統,蒐集了許多祖譜、碑刻、契約文書,並將這些蒐集成果出版,嘉惠學界。

羅士傑老師(右一戴帽者)帶領學生解讀碑文(2014年2月11日攝,柯佳蕙提供)

▲羅士傑老師(右一戴帽者)帶領學生解讀碑文(2014年2月11日攝,柯佳蕙提供)

 廈大歷史系張侃老師帶領我們環繞廈大一圈,介紹校園內的建築群、廈大水庫及創校的歷史。廈大本是鄭成功的練武場,校門正對面有演武場的紀念碑。廈門是著名的僑鄉,廈門市區常可見當時華僑對僑鄉建設的歷史遺跡。同樣的,廈大校園內,亦可看到創辦人陳嘉庚(1874-1961)與他的女婿李光前,投入許多財力及人力建設校園的成果;而校方以塑像、博物館等各種形式,表示對他們的紀念。校園裡也保存幾個與臺灣有關的歷史碑刻,其中之一是在嘉慶八年(1803)由閩浙總督王德所立,碑文說明當時為防禦蔡牽等海上武裝勢力,向廈門行商籌款築大小城寨的事,這些城寨即位於今廈大的校園範圍內。
 下午到緊鄰廈大的南普陀寺踏查。羅老師首先導讀廟內的碑,並與我們討論碑文內容。根據廟記,南普陀寺始建於唐代,歷經宋、元、明等各朝代,清代初期因戰亂廢寺,後於康熙年間施琅捐資修復並擴建,成為閩南重要的佛教寺廟。該寺後方山上有陳第、沈有容所題的石刻,與關於清末美軍船艦的石刻,以及數塊乾隆御製的滿漢文福康安出兵平林爽文亂事石刻,還有許多關於捐置寺田的碑記,碑刻十分豐富。廟堂中一塊碑刻,記載乾隆五十六年胡世銓倡議重修南普陀寺時文武官員捐款名單。其中許多商號在臺灣非常出名,將這塊碑文中的商人名單與文獻對照,即可發現這些商人活躍於兩岸,如金永順、註釋1德合號、註釋2同成號、協昌號、註釋3振源號註釋4等,在臺灣南部的碑刻中也可找到他們的蹤跡。以往前輩學者在討論臺灣商業貿易史時,大多都很能掌握臺灣的文獻,然而貿易是雙向的,可以多注意這些商人在原鄉或貿易據點所留存的資料,將一條貿易線的兩個端點都放到研究的範疇,追尋商人如何在兩地進行彼此有利的貿易,進而追蹤18至19世紀時期臺、廈兩地商業網絡貿易圈的構成。

重修南普陀寺捐題碑記(2014年2月11日攝,曾獻緯提供)

▲重修南普陀寺捐題碑記(2014年2月11日攝,曾獻緯提供)

2月12日,我們搭船到鼓浪嶼。當天氣溫回暖,又值中國旅遊熱季,遊人如織,正可觀察由旅客形塑出的觀光經濟與觀光文化。下午則到廈門最為熱鬧的大街──中山路,體驗城市的生活情境。在走訪廈門這幾天,我們感受到當地物價騰貴,特別是鼓浪嶼為高度商業化發展的觀光區,近年新臺幣貶值,臺灣旅客的購買力不若十年前。

當天晚上,羅老師帶我們拜訪廈大歷史系鄭振滿老師。鄭老師以其跑田野多年的經驗,認為田野調查的首要意義,在於回到歷史現場閱讀文獻背後的訊息。現今看到的碑刻與遺跡,在某個角度上可說是「成功者」的歷史遺留。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的是,成功者為何能夠成功?其所具備的歷史條件為何?他強調史學研究者應該在田野工作中,嘗試分析、探究各種不同時空下的諸多條件與限制,至於能否從中理出一些解釋性的通則,或許社會科學研究者更感興趣!

二、漳州市諸廟宇和蜑民王爺信仰

2月13日搭乘動車抵達漳州市後,由鄧文金教授帶領我們踏查漳州市區幾個重要的寺廟,如武廟、西橋亭廟、通元廟、文廟、中山公園與河邊蜑民的王爺信仰。

這座武廟供奉關聖帝君、玉皇大帝及三官大帝,廟內展示許多與臺灣關帝廟交流的資料與照片。此外,它有幾個顯著的特點,一、三官大帝不在廟裡陪祀,而是獨立設壇於對面,區隔出文武的分野;二、展示許多國家權力符號,除了清朝咸豐御筆匾額「萬世人極」,也有當代中國政府的諸多宗教規範守則;三、該武廟選擇隸屬道教體系,以此取得政府承認的合法性。如此不禁讓人想追問,向國家登記為合法道觀,能獲取什麼利益?抑或只是服膺於國家對宗教的控管?

周越(Adam Yuet Chau)研究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陝北龍王廟,也指出廟方極力爭取將把廟中牌坊列為「文物」,並將該廟登記為政府認可的合法道觀,如此廟方可以龍王廟的名義將勢力範圍擴展到地方教育、社會服務與環境保護計畫中,而地方政府則從中收取龐大的稅收。由此地方社會與政府從中各取所需,達成平衡共處的均勢。註釋5或許亦可以此觀點來進一步解讀漳州武廟與地方社會、政府的關係。

武廟中咸豐御筆的匾額「萬世人極」(2014年2月13日攝,許秀孟提供)

▲武廟中咸豐御筆的匾額「萬世人極」(2014年2月13日攝,許秀孟提供)

接著一行人走入有著類似臺南新化景色的老街,沿路的老洋房販賣著各式各樣的商品,不難看出昔日繁華;縱橫交錯的老街以外地地名命名,如「香港街」、「台灣街」。老街內有幾道牌坊,用以慶賀中進士,特別的是它一式兩道,羅老師提及難得看見一次有兩道牌坊。

我們又往名為「龍眼營」的街巷走去,這裡的路名基本上都經過翻新,只有「龍眼營」被保留下來,「龍眼營」之名源於當地龍眼多,且叫得順口。當地的通元廟,根據廟記所述,建於明朝,供奉晉朝宰相謝安與開漳聖王等神像;後於清咸豐四年(1854)由僧人慧照募資增建後進二層樓房,供奉觀世音菩薩;太平天國的侍王李世賢,因此處有水源、路段複雜,曾駐紮於此,故又稱「侍王府」(當時與李世賢交戰者即為臺灣霧峰林家的林文察)。可見該廟前後有不同的群體勢力介入。又通元廟而為何供奉較為少見的謝安神像?或可查訪當地是否也有其他謝安廟,觀察這些供奉者的需求為何,與其他群體或寺廟是否有衝突,當可一窺該地的權力關係。

令吾人感到十分興奮的是親眼一睹當代船上蜑民在九龍江口的實際生活與信仰。102學年度上學期課堂中曾討論過華德英(Barbara Ward)透過香港水上人的研究成果,提出蜑民有三種動態的、多重疊合的「認知模式」(consciousness model),即(一)對自身的社會以及文化制度的構想;(二)對正統社會與制度的構想;(三)對周圍其他社會社群的構想。註釋6而這三種認知往往同時存在,因而發展出不同的生存策略。劉志偉與蕭鳳霞則進一步實證水上人運用文化策略,把自己與真實想像的中心聯繫起來,建立身分認同。註釋7而讀這些文章時,還無法想像長期生活在船上的情況,現在實際上船體驗,才得以理解水上人的相關研究。

▲漳州老街上的牌坊(2014年2月13日攝,柯佳蕙提供)

上船後,大家興奮地與船上的耆老攀談,耆老熱心地解說。水上蜑民廟為九龍江進發宮代天巡撫,供奉朱池洪李四姓王爺,傳統上不遶境、不與其他廟宇刈香交流。蜑民在1949年後還舉辦幾次過火儀式,但中國政府一直鼓吹船上人上岸定居,以便管理。在文革時期,王爺信仰被嚴厲禁止,不能公開供奉,他們把王爺神像藏起來。近幾年來,政治氣氛鬆綁,才又把神像擺出來敬供,向民眾「公開」,開始「辦事」,提供信徒「求問」,信徒也慢慢回流。

九龍江口水上王爺廟(2014年2月13日攝,曾獻緯提供)

▲九龍江口水上王爺廟(2014年2月13日攝,曾獻緯提供)

水上蜑民廟為九龍江進發宮

▲水上蜑民廟為九龍江進發宮

 

 

回程時,筆者特別注意到在船門邊掛上「漳州蜑民習俗」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誌,船上王爺廟已為漳州市政府認可,他們的行為、住所及信仰,得以合法存在。然而,船上人家的文化居於社會邊緣,是否會隨著文化復振運動,展開文化重建與自我意識凝聚,如同臺灣的「平埔文化復振運動」一般,從過去隱藏自我文化認同,到彰顯自我文化,值得持續觀察。

下午一行人搭公車來到薌城區浦頭新村運河邊,短短一百公尺內,竟有八、九間寺廟,包括定潮樓、文英樓、祥慈宮、媽祖廟、丈蒲亭、有應公媽廟、土地公媽廟、文昌帝君廟與蒲頭大廟,奉祀不盡相同的神明,十分奇特。問過當地人後,才知道這些廟多是地方各地的「角頭廟」,在空間不足的情形下被強行集中至此。其中浦頭大廟是當地重要的寺廟,原先就在碼頭邊,主祀關帝,並陪祀地方神藍理公。藍理是清朝章浦人,何以在當地被祀奉,應與藍氏後代在浦頭的勢力有關。該廟旁另立有一碑,說明其為山西解州關帝廟的分廟,此為該廟於1995年遠赴山西分香,有崇升自己的位秩之意。

該處最大的廟宇為崇福宮,至今每年端午節仍舉行划龍舟的活動,這又讓人想起鄭振滿老師關於水仙尊王與龍舟慶典的研究討論,在漳州九龍江一帶相當盛行。寺廟周遭和大廟中保留許多碑刻,這些碑文未必會收錄於地方志中。由於是碼頭邊,商業運貨糾紛時起,大廟中保留許多調解後的文字宣誓,諸如議訂船價、載貨量與過路費等碑刻,同樣是研究明清時期地方商業網絡很好的文獻資料。

在走訪各式廟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在中國,國家與宗教系統似乎有著比在臺灣更密切的關係。許多廟宇都張貼官方授予的掛牌或口號標語,字句間透露了國家對「宗教」的期望與政策。另一方面,廟宇作為傳統社會村落中重要的公共空間,除了回應地方民眾基本的信仰需求,往往也行使、支配公共事務的權力運作,重要性不言自明。羅老師常說「廟的背後都是一群人」,信徒源自各地,組成紛雜,不同的人群如何進入這一個場域,相互的合作、共存,又如何處理村落中的公共議題;並且透過祭祀活動與外界接觸,擴展信仰腹地,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漳州蜑民習俗」非物質文化遺產標誌(2014年2月13日攝,許秀孟提供)


三、雲霄看元宵巡安
 2月14日一大早,我們租來小巴,驅車前往雲霄縣,參與開漳聖王祖廟威惠廟的元宵巡安活動。途中碰到數個遶境隊伍,各個馬路上都是滿滿的鞭炮屑,可見元宵活動是當地重要的節慶。到了雲霄縣,我們跟著神轎穿梭於巷道之間,沿途見到家家戶戶置香案祭拜。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當神轎經過時,當地民眾人人舉香跪拜,且踴躍地捐獻香油錢。讓人聯想到黃美英所說的:儀式使人暫時脫離現實的離迷若得(liminoid)的作用。註釋8這樣的動作與既定的印象相差甚大,過去都覺得中國在文革後,倡導無神論,民間宗教信仰已式微,沒想到民眾還是如此虔誠與熱衷。不禁讓人想追問,中國的民間信仰在文革後如何重建儀式傳統?在這過程中,地方社會與政府扮演的角色為何?又遶境、廟會活動中,廟宇有不少香油錢收入,而廟方或地方社會如何運用這筆金錢,這樣的運用又與地方社會有何關連?廟宇既然作為地方上的一個人群聚結地,在地方經濟的層面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香油錢的捐獻,又對於地方上的人群,有什麼意義?

▲大廟碼頭邊的碑刻(2014年2月13日攝,許秀孟提供)

在跟著遶境隊伍時,我們趁機向工作人員請教儀式活動的基本問題,包括主辦廟宇、舉行的時間、巡安範圍、參與者等。根據工作人員表示,該儀式是由威惠廟主持,從農曆正月十二日到十五日,每天早上5點「起鑼」、「請神」,6點開始巡安,歷時4天。而巡安共停留76個據點,包括社廟、宗祠、市場、工業區、學校等。

雲霄縣威惠廟巡安繞境

▲雲霄縣威惠廟巡安繞境

 在巡安過程中,我們發現巡安儀式的進行在各地仍是以「社廟」為單位,即明清以來基層社會中的「里社」組織。這反映了村廟系統的發展變化與國家制度體系的里社制度之密切關係,可驗證課堂上討論鄭振滿老師從福建莆田地方研究得出的「地方行政體制的儀式化」,從明以來「里社」制度和民間的「神廟」系統相結合過程,註釋9而此結合過程至今仍在繼續運作。除此之外,從隊伍巡遶的路線及範圍來看,也可以觀察威惠廟的基本信仰腹地,其中包含哪些人群?與各地社廟間之關係與各自的層級為何?威惠廟如何與外地信徒、分廟建立關係?這些分廟會不會參與祖廟的重要慶典?

限於時間,我們未全程看完巡安儀式,即轉往「威惠廟」。由於開漳聖王一家人正在出巡遶境中,廟中只有開漳聖王的母親神像留守,令人聯想到在戰爭逃難時,往往都是母親留守家園,等待局勢平靜後,家人回來。這其中都深含性別的意識與差異。

威惠廟中掛滿了與臺灣各地開漳聖王廟「交誼」的證據,有不少臺灣政商名人的匾額、交流照片與布幔等。特別的是,廟方將「開漳唐將士府兵現存名錄」掛在牆上,這份名錄根據《唐開彰龍湖宗譜》整理,如此刻意凸顯這些將士的名字,有何目的?是否與地方權力控制有關?欲解答該問題,須進一步追索此地空間與人群形成的層次感,釐清唐代至此開墾的人群與陸續移入該地的人群之間,存在何種關係。

遶境期間,開漳聖王的母親神像留守看廟(2014年2月14日攝,曾獻緯、許秀孟提供)

▲遶境期間,開漳聖王的母親神像留守看廟(2014年2月14日攝,曾獻緯、許秀孟提供)

 由漳州回廈門途中,我們順道參觀青礁慈濟宮,可惜慈濟宮正在進行大規模整修,無緣得見內部殿堂。慈濟宮奉祀保生大帝,從最外部的高大牌樓至近山的高聳石階上的巍峨雕像,顯示該廟的氣派壯闊及香火鼎盛。廟旁的捐獻碑及早期的整修芳名錄上,皆可看到臺灣各地政府機關、廟宇及善男信女的添緣奉獻,顯示民間社會交流與互動,遠非政治政策力量所能規範束縛。

威惠廟中的「開漳唐將士府兵現存名錄」(2014年2月14日攝,曾獻緯提供)

▲威惠廟中的「開漳唐將士府兵現存名錄」(2014年2月14日攝,曾獻緯提供)


四、心得總結

此次參訪行程,雖然所見僅是中國的一小角,但對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實態,仍有莫大助益。實地的走訪,仍不同於在傳媒上聽聞到關於中國的種種情況。繁華的沿海大城市廈門,與較古樸的漳州便有不同;在廈門所接觸到的服務業從業人員,體現了內陸居民們到沿海打工的情形;漳州和廈門所見街景、房舍的差異,也呈現出經常聽聞的城鄉差距,或現代化歷程下不同處境的道路。

總結此次參訪行程,由於多數成員都是在學習歷史人類學結合田野與文獻之研究方法後,初次實地參訪村落,老師為成員設定之參訪目的,首重廣泛獲取田野經驗。因此,我們在有限時間中盡量接觸城市、鄉村的商業、民間信仰等異質生活型態,並將之與課堂所學比較、印證。在廈門,我們見識到城市在開港之歷史轉變下,人群分化、商業發展,卻仍保留了延續數百年的蜑民生活習俗,讓成員對地方社會如何因應整體國家制度轉變,有了更具體之認識。在漳州則是深入鄉村,實際觀察廟宇在村落生活空間中,透過宗教儀式達到確認村落邊界、凝聚地方共同體意識、提供處理公共事務平台等功能。

 在我們進入田野時,羅士傑老師不斷告訴同學,「進田野是為了不要被文獻『騙』」。此前鄭振滿老師、宋怡明老師來校演講時,也曾提點同學,「進田野不在當下做出完整研究,而在於帶回更多問題,再與文獻結合」。也就是說,田野與文獻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為了更精確地解讀文獻、瞭解文字難以表達的抽象社會生活氛圍,研究者需要透過田野活動,身處文獻被作成的社會環境中,以問出貼近地方生活脈絡的學術問題。例如關於太平天國之事,文獻大多記載清帝國如何平亂,或是太平軍哪一年打到哪裡、在當地做了什麼事,屬於統治者角度的歷史書寫。然而,我們在漳州侍王府遺址(通元古廟)看到的地方社會版本歷史記憶,包括太平軍在地方社會設治、計畫與英國領事合作、民眾在既有秩序破壞中起而競爭地方資源等,顯然比文獻記載複雜許多。對此,老師提示,若是從官方記載地方實情的侷限切入,而探討地方社會的民眾如何在戰亂中持續生活、「敗者」之去向,可以讓歷史中之人群活動更為立體。

漳州「重修通元廟侍王府碑記」(2014年2月13日攝,許秀孟提供)

▲漳州「重修通元廟侍王府碑記」(2014年2月13日攝,許秀孟提供)

田野調查除了補充文獻不足,亦可提升研究者對學術問題的敏銳度。過去老師們曾一再提醒,「歷史是經驗之學」,研究者的生活經驗、研究經驗會觸發他去意識「什麼樣的現象是一個學術問題」,經驗越多元、觸發之學術問題越豐富。不過,長久待在單一田野點,也容易因熟悉而忽略許多可能成為研究切入角度之問題。這次的田野參訪,讓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社會中,感受當地民眾的實際生活體驗。在廈門、漳州,許多言語或飲食的細微差異──諸如說話把「ㄥ」發成「ㄨㄧ」、「打滷」接近我們的「勾芡」,讓我從「熟悉」中感受「不熟悉」。在雲霄縣參加的里社遊神,也讓我們回想起家鄉的迎王祭典,進而思考兩地民間信仰的關連與差異。這是透過田野調查實地活動,讓研究者以既有的一套思維模式(mind set)不斷進行聯想和比較,從而增進對自身研究地點之瞭解。這樣的瞭解能幫助研究者深入理解地方社會人群的複雜活動樣貌,談出更多層次、具地方脈絡之歷史意義。

要之,「欲瞭解地方社會的人群活動,必須兼有田野調查與文獻解讀,兩者缺一不可」,這是一個簡單而普通的概念。但是,唯有真正進入田野,親身感受文獻作成的社會環境,並發掘許多問題、與文獻記載印證,研究者才能理解當地人群面對之生活條件,如何影響他們採取特定行動。從地方人群活動脈絡探究歷史學術問題,方能以歷史研究回應更實際、更生活化的共同處境問題,進而對人類普遍發展做出一些貢獻。

註釋1:金永順是著名的臺南三郊之一。

註釋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福德祠重修碑記〉,《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291。

註釋3: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武廟禳熒祈安建醮牌記〉、〈重修沙淘宮記〉,《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丙、其他(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608、618。

註釋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建安瀾橋碑記〉,《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中)》(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181。

註釋5:Adam Yuet Chau, Miraculous Response—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註釋6:華德英,〈意識模型的類別:兼論華南漁民(1965)〉,收入華德英著,馮承聰編譯,《從人類學看香港社會:華德英教授論文集》(九龍: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5),頁37-70。

註釋7: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廈門),頁1-13。

註釋8:黃美英,《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

註釋9: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證〉,收入氏著,《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210-237。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歡迎投稿 聯絡信箱:history@ntu.edu.tw 地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話:886-2-33664702
本網站版權屬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History, NTU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