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自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以「朝聖與修驗：中日佛教聖山信仰與巡禮活動」為研究主題，赴日本明治大學，以文學部招聘研究員的身分，進行為期一年的海外博士後研究。在氣賀澤保規先生的指導與協助下，在明治大學一年的訪學與研究成果，對於己身未來之研究有重要的啟發與影響。

明治大學至今建校超過130年，歷史悠久。筆者在此訪學一年，參與「アジア史専修」的相關課程與活動，有機會向任教本科的先生們請益並進行交流，也與研究生們熟識交往，對於日本史學界的研究方法、關注課題，以及對學生的專業訓練方法等，有較多於以往的認識。以下謹述筆者於明治大學進行海外博士後研究之見聞與所得。

日本明治大學文學部「アジア史専修」共有五位教授：專研中國中古史的氣賀澤保規先生、專研中國近世史的櫻井智美先生、專研中國近現代史的高田幸男先生、專研17世紀朝鮮、清、日及其關係史的寺內威太郎先生、專研鄂圖曼帝國、土耳其史的江川ひかり先生。五位教授的研究專業以中國史研究的領域較為全面，此或與「アジア史専修」本為「東洋史學専攻」有關（2005年更名）。

如此本著「以研究アジア史作為思考己身課題的方法」為出發點，師生們即使研究的課題不盡相同，亦能相互討論交流，參考他人的識見與思考，反思自己的研究議題，進而加強己身之研究深度。筆者幾度見聞不同專業的研究生們相互討論彼此的研究；此外，在研究生組織的研究會、合宿會上，亦可見師生間的交流討論，具體反映開放視野、重視多元交流的學風。

筆者出身臺灣，研究中國史，在語言文字、文化傳統方面之隔閡，不像日本人研究中國史般深切。因此，在研讀史料、思考問題時，自然較為熟悉，也較容易理解。但是，難免也因此陷入思考的盲點。日本人立足於日本傳統文化來觀察中國，思考取徑自然有所不同，筆者一年來深受啟發。以己身專業為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佛教史蔚然有成，無論深度或廣度，其成果至今仍難撼動。筆者來到日本，逐漸瞭解日本的佛教研究者多半具有僧侶的身分，其探討中國佛教與社會互動的諸項課題、佛教內部的宗派與學說發展史等，其實是基於對於日本的佛教與社會之觀察，或者希望能夠尋找可能在中國的源頭；或者希望藉由比較，探尋日本佛教的特性。此一研究的思維雖亦可能造成誤解（例如因日本佛教宗派分明，故而研究中國佛教時也強調宗派之別），但卻是值得吾輩思考借鏡的方法。

筆者於明治大學參與「東洋史研究演習講義」、「文化繼承學」二門課程。「東洋史研究演習講義」由氣賀澤保規教授授課，每週3小時，共有9名修課生（明治大學8名、早稻田大學1名）、1名旁聽者（筆者）、1名校外旁聽學者（NHK記者後藤多聞先生）。此課程為研究生史料研究演習課程，該學年主要研讀的史料為《太平御覽》卷122〈偏霸部．前秦苻堅〉、《太平寰宇記》卷45〈河東道．潞州〉，兼及其他石刻研究成果與史料等。

「東洋史研究演習講義」的進行方式是由學生輪流負責主讀史料，主讀者必須將史料做成訓讀、翻譯成現代日文、註釋史料中之地名、人名、事件、典故、提供相關史料、地圖、研究成果等。由於研讀之史料均為以文言文撰成的中國古代史料，勢必得完全瞭解其中之內容、文字才能做出正確的訓讀與翻譯。就筆者觀察，對於史料歷史背景的瞭解，是其中的關鍵。

參與氣賀澤先生課程的研究生中，有5名博士生、4名碩士生，多為中國中古史研究者，對於相關歷史背景有一定的瞭解，也具備相當的先備知識。關於文字用典，通常查詢中文辭典可以獲得相關資料，但對於歷史背景瞭解與否，則直接影響主讀者觸類旁通的廣度與深度。

筆者參與一年的課程，有以下心得：

1.教師要求嚴謹且紮實。主讀者在訓讀、翻譯與註釋時，氣賀澤先生特別注意年代需要標注西元年、人名的生卒年、古代地名的現代位置。此外，史料中提及之事件、人物等，當竭盡所能地觸類旁通，製作相關的地圖、人物關係圖、事件年表等。這些看來雖屬細節，卻是實在的訓練，學生們透過反覆不斷的查找，自然會增加對於人物事蹟、州縣地理、時代背景之瞭解。因此，研讀史料雖未必與己之研究有直接關係，卻仍可打下重要的基礎。

2.博士生扮演助教的角色。課程的主讀者多數時間由碩士生擔任（間或由博士生主讀），討論時，氣賀澤先生通常先請博士生針對主讀者提出問題或建議，若遇到難解之課題時，也會先詢問博士生之意見。博士生既能藉此表達己見，也能使碩士生深入瞭解研讀史料需要注意與思考的問題。

3.師生教學相長。本課程開學之初，由教師與學生一起討論未來一年計畫研讀的史料。氣賀澤先生詢問修課的研究生計畫撰寫的論文，由於博士生與二年級碩士生已在撰寫論文，但一年級碩士生還在熟悉史料與研究成果，因此，研讀史料便以碩士班學生計畫撰寫的論文為主。如此一來，學生可以透過課程瞭解和熟悉與論文相關的史料與歷史背景，以為撰寫碩士論文的基礎。筆者參與的課程一開始研讀《太平御覽》卷122〈偏霸部．前秦苻堅〉，此與一年級碩士生宮田郁也的碩士論文相關。其後，陸續研讀了《太平寰宇記》卷45〈河東道．潞州〉，兼及其他石刻研究成果與史料，此則與氣賀澤先生主持的中國石刻文化研究所正在進行的研究課題相關。

▲明治大學「文化繼承學」課程上課情形

透過此一課程，可以見到教師與學生們相互瞭解彼此的研究課題，增進彼此研究的進度，充分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

上述訓練也同樣可見於其他教師的課程中。筆者在訪學期間與小笠原優、田中由起子進行語言交換。其中有幾次，小笠原優以清代臺灣史的重要史料《戴案記略》來討論，這是他參與寺內威太郎先生的課程研讀的史料。在與小笠原討論的過程中，可以瞭解，雖然史料的性質及文字與古代史有所不同，但是老師們對於學生認真嚴謹的要求是相同的。

另外一門課「文化繼承學」以研究會形式進行，參與人員包括文學部的東洋史、日本文學、日本史、考古學、朝鮮文學、朝鮮史、中國文學等領域的教師與博士生20餘人。設立目的在於使教師與博士生的研究方法、視野與思考等得以傳承。研究會每2週召開1次，每次3小時，多數由1位教師與1位博士生報告，2人之報告有一大的議題涵蓋。由於參與課程的人員領域多元，報告者提交論文，可以獲得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提出的意見與評論。筆者也於2012年12月21日在課程中宣讀〈中国中世における僧侶出家の理由—高僧傳記の記録を中心として〉（中古佛教僧侶的入道因緣──以三高僧傳為中心）。

這樣的課程對於筆者有不小的啟發。學科的分化常常限制了觀察的視角與思考的方法，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就自己的專業出發，提出問題，相互激盪，有助於從多元的角度來思考各自關懷的課題。此外，教師與學生一起發表論文，學生不僅瞭解教師的研究方法與成果，也有機會獲得師友的意見，對於論文的進行當有不小的助益。

由筆者參與的兩門課程可以見到，明治大學文學部的專業訓練相當嚴謹紮實，並且兼顧學生撰寫論文的需求。「アジア史専修」還有幾項常態舉行的學術活動，提供學生交流切磋的機會。

筆者訪學一年期間，參與過2項常態性的學術活動，均是由研究生會主辦，包含每個月舉行一次的「院生報告會」與一年一度的「合宿」。院生報告會是研究生的討論會，每次有2位研究生提交報告，通常都是學位論文的部分成果，「アジア史専修」的教師與研究生均全體出席。報告者發表後，便由與會師生提出評論和意見，以供報告者修改論文之參考。

明治大學提供相當良好的研究與求學環境，有專供研究生使用的研修室，提供桌椅、檯燈、網路、置物櫃等設備。另外各個專業也有專屬的研究室。「アジア史専修」的東洋史研究室便是提供研究生撰寫論文、交流活動的中心。筆者在此與小笠原優、田中由起子進行語言交換，以及其他的討論。

此外，在氣賀澤教授的主持下，明治大學設立了「東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此為世界唯一以東亞石刻文物為主題的研究所，廣泛蒐集東亞地區的石刻資料，包含墓碑、石碑、佛教石經與佛教造像題記銘文等，均是研究會探研的對象。筆者在訪學期間亦參與該所及研究會的文獻整理與學術活動，從而瞭解日本整理文獻的方法與文獻學研究傳統。筆者在學術資源充足的研究環境中，逐漸建立博士後研究的基礎，也利用相關資源修改過往的研究成果，投稿發表。

筆者在明治大學訪學一年，旁聽2門課程，參與相關的學術活動，也有發表論文的機會。特別是在氣賀澤先生的堅持下，筆者使用日語發表論文3次，加強日文翻譯與口述能力；而與2位同學進行語言交換，也使筆者的日語聽說能力得以進步。

此外，筆者也利用明治大學的學術資源，陸續撰寫新稿、修改舊稿，總計投稿出版論文7篇、發表會議論文6篇。筆者還曾於「宋代史談話會」（大阪市立大學）、「日本佛教研究班」（關西大學）、中央大學文學部發表研究成果，與相關領域的學者們有更為深入且直接的聯繫與交流。

除了前述訪學所得之外，筆者對於「アジア史専修」的師生關係之密切印象特別深刻。師生在課程、研究會、報告會中有諸多互動討論，教師與學生見面的機會很多，也有許多交流，可謂教學相長。此外，在較大型的研討會等學術活動後，還有「懇親會」，師生一同聚餐，在席間或延續白天討論的議題，或述及己身生活、學習、人際交往等事。教師從中瞭解學生的狀況，學生也能認識教師在課堂之外的風範。筆者雖為訪問學人，在訪學期間亦親身感受到如此交融而成緊密的師生關係。

「アジア史専修」或許因為提供了討論、交流的研究空間，加上例行舉辦的學術活動，學生們有許多相處交往的機會。看到志同道合的同學們一起策劃研究會、討論學術問題、提供學界資訊，可以想見他們對學術的熱情與嚴謹的態度。筆者受到諸多同學照顧，包含小笠原優、田中由起子、江川式部、梶山智史、會田大輔、落合悠紀、石野智大、佐藤裕亮、徳泉さち、森本創、宮田郁也、市原慎太郎、成地草太等人。

筆者此行收穫之豐，難以全表，但必將是未來持續研究的重要基礎。冀盼未來仍能延續與明治大學及日本學界諸位師友的情誼，持續交流切磋，敦促筆者日益精進。

筆者此次赴日本明治大學訪學一年，得益於101年度國科會「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之補助。當年度獲得補助者有82人，人文學科獲得補助者，僅有筆者1人，其他多為醫理工學科研究者；赴日本者，僅有3人（另有美加67人、歐洲10人、澳洲2人）。由此可見，人文學科的青年學者獲得補助赴海外進行博士後研究者不多；主要前往的地區，則以美國佔多數。如此趨勢一則反映臺灣學科發展重點的差距，也顯示人文學科發展的若干困境。

國科會補助赴海外從事博士後研究，主要是針對在臺取得博士學位者，使其在接受臺灣的學術教育與訓練，建立己身的研究方法與基礎成果之後，能有機會赴海外的學術機構訪學一至二年，以瞭解不同國家的學術環境與研究風氣，學習他人的研究方法，拓展思考的視野，增進未來的研究能量。其中，是否有必要赴海外進行博士後研究，乃是申請並獲得補助的重點。

觀察101年度獲得補助者之研究課題，多數是因其在臺灣進行相關研究可能受到限制或有不足之處；赴海外進行博士後研究，能夠學習獲得更多、更新的相關知識或技術。在此前提下，人文學科的青年學者考慮申請赴海外進行博士後研究時，亦需審慎思考其必要性與可以預見的效能。以思考與累積知識為本的人文學科，研究的效能難以如醫理工科般迅速且顯而易見；但能在不同的學術環境中，進行中長期的修學與交流，對於拓展己身視野與思考方式，實有莫大助益，亦當成為往後研究的重要資源與基礎。

申請赴海外從事博士後研究，除了需要取得海外學校與指導教授的同意之外，必須通過一定程度的語言能力檢定，建議有意申請者提早準備檢定事宜，取得及格證明。特別是申請赴日需達N2能力，日本語能力試驗一年僅舉行二次，若能及早通過語言檢定，較能從容準備申請相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