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日本道教學會」第64屆年會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小野紀念講堂舉行。

茲先簡介「日本道教學會」。就近代學術研究的意義上而言，相較於華人學界，日本對於道教的研究起步很早，且具組織性。1950年10月，以福井康順（1898-1992，學會首任會長）為首數人，在以促進東亞地區的民族宗教研究，並加強學會成員聯繫的宗旨下，於東京草創了「日本道教學會」；同月，在東京大學舉辦了首次的紀念演說暨首屆大會。翌年12月，作為學會機關雜誌的《東方宗教》創刊，每年5月和11月發刊，至今仍刊行不輟。「日本道教學會」成立後，依慣例在每年11月的第一個週末於關東與關西地區輪流召開年度大會（2012年第63屆大會較特殊，首次在中部地區的名古屋大學舉辦），自1950年至今，已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該學會目前成員約560餘名（據2013年會員名簿），以日本地區會員最多（含留學生），其次為美、臺、韓、中和歐洲等地。與同樣具有悠久歷史的「日本中國學會」等學會相比，「日本道教學會」的規模並不算大，然而在世界的道教領域研究當中，該會毋寧是最具有組織與研究影響力的代表性學會之一。以下茲就第64屆大會的研究發表部分，紀要如下。各篇研究報告題名所附中譯，為筆者所譯。

上午第一場研究報告的發表者，為早稻田大學大學院院生冨田絵美，題目為〈後漢から劉宋における「黄老」概念の展開（論東漢至劉宋「黃老」概念的發展流變）〉。冨田氏檢討了自戰前的學者如兒島獻吉郎，到晚近的王葆玹、鈴木達明等人針對漢代以前「黃老」概念的研究成果後，認為學界雖然已指出在漢代因為儒家思想抬頭的關係，「黃老」概念的內涵出現了從治術轉向養生法與神仙思想等現象，然而從方法上而言，這些研究大多運用劉宋成書的《後漢書》來研究東漢的「黃老」概念，其所反應者可能不全然是東漢的思想實況。冨田氏在比對過較早成書的《東觀漢紀》、《後漢紀》等史料後，認為《後漢書》當中關於黃老概念的描述，應當是西晉以降，特別是劉宋時期的產物。冨田氏在考察了三國至劉宋時代的史料後，指出「黃老」概念在東晉劉宋時期，不僅主要被理解為養生法和神仙思想，另一方面和天師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對此，筑波大學教授松本浩一認為對「黃老」一詞在養生、養性的區別上可進一步細緻分析外，也對「黃老」是否可以對應於特定團體這一點提出質疑。

第二場由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室山留美子以〈北魏における上谷寇の氏族的位置について（論北魏上谷寇氏的氏族地位）〉為題發表。室山氏回顧了此前的道教研究，發現學界大多將寇謙之得以打入漢人上層貴族社會並獲得北魏皇帝信任的要因，歸結於其出身於上谷寇氏；然而室山氏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在陳寅恪的研究、現存文字史料及出土資料的基礎上，認為寇氏出自上谷一事當屬偽託，寇氏一族在孝文遷洛以前的實況並不明朗，應是前秦政權下定居於秦雍一帶的地方豪族。室山氏也自寇謙之其兄寇讚帶領治下民眾降魏後的仕途發展，以及寇氏入魏後並未如一般高門進行歸葬等現象，來說明寇氏得以集結秦雍流民勢力的原因，除了宗教因素外，寇氏一族本非漢人高門與北魏政權的流民政策等原因可能更為重要；同時也認為，相較於寇謙之，寇讚對於寇氏一族發展的重要性，應予更多留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討論時間，僅有主持人龍谷大學教授佐藤智水問及寇氏兄弟何以在政治上投靠北魏，沒有其他與會者提問。

上午的最終場發表，為茨城基督教大學志賀市子教授的〈近代嶺南地域の地方道教空間－拡大するネットワ ークと 新しい道教コミュニティの生成（近代嶺南地區的地方道教空間──擴張的網路與新興道教社群的形成）〉。一如題目所示，志賀氏在今日的廣東、廣西和海南島等地從事田野調查的基礎上，試圖挖掘清末民初嶺南地區新的道教社群與地方各種勢力的競合關係與發展，進而指出在清朝末期，嶺南地方除了舊有的全真教和火居道士以外，尚有以呂祖扶鸞結社為主的各式「仙館」、「道壇」，和無為金丹道（青蓮教）在嶺南的分派，即嶺南先天道系統的「仙館」、「齋堂」、「善堂」，以及以廣東潮州為中心、具有強烈佛教色彩的「念佛社」、「善堂」等。這些新興的道教社群以各式的「仙館」為中介點，進行宗教活動，並與各地的文士道教徒交流。志賀氏更進一步指出，此時嶺南地區以外，在香港、澳門和南洋各地也相繼出現以道教系扶鸞社群為主的宗教網絡，其成因除了移民的增加外，19世紀末在嶺南發生的大規模傳染病，使得新興道教社群透過宣揚社群間共有的救劫思想而得以擴張的這點上，也必須予以留意。志賀氏的報告獲得了相當熱烈回應，與會者的討論除了對道教救劫思想在清末與此前的差異性外，大多集中在嶺南地區新興的道教社群發展史，以及在南洋如何傳教等具體問題上。

下午第一場會議的性質較為特殊，並不是研究發表，而是專題演講；講者是美國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歷史系副教授劉迅。劉迅是以近現代道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年輕學者，近年來因其以17世紀至當代的南陽地方道觀與地域關係等為課題，提出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而受到學界矚目。當日講題為〈清初から民国初期（一六○○年代∼一九四○年代）における南陽の全真教と地域社会（談清初至民初南陽地區的全真教與地方社會）〉，演講以中文進行，譯者為早稻田大學大學院院生廣瀨直樹。劉迅以清初至民初南陽地區的全真教道觀（主要是玄妙觀）為中心，論述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特別指出明末闖軍攻破南陽城時、清初重建南陽城時、清末太平天國北伐與捻軍攻南陽時，以及民國初年南陽進行近代化改革時等四個時期，為討論的時代背景，並從地方建設、社會救濟、文化活動、教育醫療等方面，具體而微地呈現玄妙觀在各個時期與南陽地域社會緊密結合的關係，及發揮穩定社會秩序的角色。提問者對玄妙觀的現況感興趣，京都大學金文京教授也特別就當代南陽地區的民間信仰實況與地域特性分享其看法，如東漢光武信仰的存續與道教之關係，以及南陽東漢畫像石與山東畫像石的異同等。

下午第一場研究報告主題為〈宋金元墓の墓内に見る伎楽と祭祀（宋金元代墓室中所見的樂舞劇與祭祀）〉，報告者為大阪大學教授高橋文治。高橋氏考察了河南北部、山西南部一帶的宋金元墓室壁畫，並參照歷史文獻與文學材料後發現，這一地域的宋金元墓室多以夫妻合葬的單一墓室為主；而在器物形制上，如置於墓門附近的買地券內容和墓室內繪有「二十四孝」的壁畫與裝飾等，已多呈現出定型化的趨勢。高橋氏進一步指出，繪於墓室北壁的墓主夫婦像，其目光落在南壁的畫像內容，往往是有如在寺廟所舉行豐年祈禱般地樂舞劇表演像；而包含這些圖像在內的陪葬陶俑等明器表現藝術，其樣式則多與宋雜劇、金院本所描述者相一致。高橋氏認為，這些明器的主要用途是為了祈願子孫繁衍，但從其形制與表現內容和現實中廟會舉行祈神祭典的樂舞劇目等相同這點來看，這或許反映出在現實中，並未明確區分在祈神祝禱與祭祀先祖時應使用的樂舞等情形；並且提出了當時所逐漸形成的家廟祭祀規範，可能是以神廟祭祀規範為準則，或是與神廟祭祀共同發展成立者。與會學者的討論多集中在宋元時期滑稽樂舞劇的表演形式與日本樂舞傳統之間的關係，以及中日韓對於特定道具，如對「瓢簞」意涵的理解與使用上的異同等。

最後一場會議，是熊本縣立大學教授山田俊所發表的〈北宋に於ける『陰符経』の受容について（論北宋時期對《陰符經》的接受過程）〉。對於《黃帝陰符經》，山田氏採取了先擱置在學界尚有爭議的作者與經典成立年代部分的作法，針對宋代出現的各式《陰符經》注解做詳密的文獻考察，並試圖釐清較少為學界所注意，在北宋對於陰符經注釋諸家論說之間的相互關係等課題。山田氏發現在後世被奉為煉丹圭臬之一的《陰符經》，不論是在北宋時期或是此前論及《陰符經》的作品與相關注釋裡，除了北宋任照一的《黃帝陰符經注解》的確將《陰符經》視為丹經這一例子以外，似乎難以看到相同的事例。山田氏進而指出，伊尹、張果、蹇昌辰等人的注解本為400字系統的《陰符經》，在其餘300字系統的諸家《陰符經》注解本裡，若詳加分析，亦可知諸家注釋本之間其實呈現出相承的關係，而集其大成者則為北宋末年唐淳的《黃帝陰符經注》。與會者在《陰符經》對日本的影響，以及問題意識的發掘等部分有較多的討論。

本屆大會在研究發表課題上的分配相對平均，研究主題維持文獻分析的學術傳統，也深化了近年來在近現代中國地域社會與宗教結社的研究成果，並將調查範圍拓及到南洋地區；此外，大會此次聘請海外學人劉迅在會中介紹其最新的研究動態，在促進海內外研究者的學術交流上也有重要的意義。在這方面，日本道教學界近年來做了不少工作，較近者如2013年10月在專修大學舉辦「道教と東アジア交流史研究の新展開（道教與東亞交流史研究的新發展）」研討會，除了日本學者土屋昌明等人，也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雷聞、陝西師範大學教授拜根興發表；而在2014年3月12、13日，則於專修大學舉行第一屆日法中國宗教研究者會議，會議名稱為「中国宗教における聖地－宇宙論．地理学．身体論（中國宗教聖地：宇宙論、地理學、身體論）」，出席者有可謂目前法國道教學界泰斗的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以及新銳研究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等多名法國學者，該會的會議論文將於日後集結出版。

儘管日本的道教研究者與道教學會不論在研究領域與方法的多元性，以及促進海內外學者的交流上有出色成績，但或許是當代的學科分工日趨細密之故，研究者在深化自身領域之餘，對於跨學科的理解似乎仍有加強空間。以本屆大會發表的論文而言，室山留美子所發表的研究主題雖不算新穎，卻是北朝道教史上的重要問題，其採取的研究方法亦值得留意；然而就會議當時乏人對話，從會後筆者向數名從事南北朝道教研究的與會者談及對這篇發表的反應來看，如室山氏般偏向歷史學的研究取徑，在目前似乎較少受到重視。另就室山氏的研究回顧而言，當中以日本學者為主，海外學者除早期的研究者如陳寅恪，並未論及近年如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劉屹等人的研究成果。劉屹與室山氏同為歷史學科出身，與日本的中國史和道教史學界的交流也很密切，過去發表過數篇與寇謙之相關的論文（其對寇謙之家世的看法與室山氏正好相左），就室山氏隻字未提劉屹的研究成果來看，其可能因素固然所在多有，但或許也反映了即便同為歷史學門出身，在成果交流上還有待進一步的努力。

與此相關，日本道教學會會長山田利明在2012年與本屆大會中一再提及，必須正視日本近年來東洋史研究者人數日益減少，與年輕學者對此興趣缺缺的現象，並論及如何傳承日本的學術傳統等問題；臺灣的中國史研究生態與日本學界雖不完全一致，但目前日本東洋史學界所面臨的課題，或許也可以提供我們某些思考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