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7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在朗潤園舉辦「唐代漢文魯尼文回鶻墓誌研究國際工作坊」（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n Uyghur Tegin’s Epigraph with Chinese and Old Turkic Inscriptions），會議主題圍繞一件新出土的唐代回鶻王子墓誌「故迴鶻葛啜王子墓誌」，進行論文發表與討論。這是中國學術界首次舉行專以突厥魯尼文（Old Turkic Runic Script，或曰「如尼文」）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會議，也是全球第一次討論這塊新出土雙語墓誌的會議，意義重大。

墓誌正文分為兩個部分，右側為漢文墓誌，文字豎行，行序由右向左排列。左側則為突厥魯尼文墓誌，文字由右至左橫行。墓誌誌石與蓋同大，正方形，形制與一般唐代漢文墓誌類似。墓誌本體之外還有誌蓋，蓋為盝頂，四殺團花紋。墓誌文字全為陰刻，大部分尚保存完好，但是墓誌表面仍有多處損傷，部分損傷甚劇，影響文字判讀，尤其對於突厥魯尼文部分的解讀影響程度比漢文部分更大。目前存世的突厥文文獻並不多，大部分都因年代久遠，破損嚴重，研究的難度較漢文墓誌更高。而本墓誌出土於不曾出現突厥文碑銘的西安，其史料價值之重要性無可估量。

由於此墓誌為徵集而來，非經正式考古發掘，確切出土時地均不得而知，隨葬物與墓主的狀態都不明，唯一留下的歷史見證只有墓誌本身。因此，詳加查考墓誌透露的訊息，成為學者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為此邀請多位中外學者參與研究，歷經數月考察後，特別舉辦一系列的學術會議向學界公開研究的中期成果，同時安排進一步的調查行動。

本次工作坊由榮新江教授、羅新教授主持，羅新教授在開幕式簡介舉辦本工作坊之緣由及與會者。主要參與討論的包括芮跋辭教授、土耳其阿塔圖克大學（Atatürk Üniversitesi）土耳其語文學系成吉茲．阿勒伊厄勒馬茲（Cengiz Alyılmaz）教授及其夫人瑟姆日阿．阿勒伊厄勒馬茲（Semra Alyılmaz）教授、土耳其塞爾柱克大學（Selçuk Üniversitesi）測量工程學系的穆日阿特．雅卡爾（Murat Yakar）博士、日本大阪大學招聘研究員鈴木宏節博士，以及筆者等人。

與會學人中，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吳玉貴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暨德國布蘭登堡科學院研究員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Abdurishid Yakup）教授、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張鐵山教授、維吾爾語言文學系艾爾肯．阿熱孜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所李肖教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羅豐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王小甫教授、朱玉麒教授、陸揚教授、党寶海教授、史睿博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亞系波斯語教研室、波斯文化研究所王一丹教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胡鴻博士等人。場內還有北京、上海等多所高校教師、研究生及社會人士、歷史愛好者數十人參與旁聽。

羅新教授指出過去突厥魯尼文主要分佈在內亞地區，百年以來的研究與發現都只能就有限的幾十塊碑銘，以及碑石表面殘留的材料討論。沒想到近年在中國境內逐步發現新的突厥魯尼文的文獻，例如在新疆吉木薩爾發現的刻銘，再來就是本次會議主題的「葛啜王子墓誌」。吉木薩爾刻銘文字極少，難以成句，而本次工作坊討論的這塊墓誌不僅質量高，更是前所未見的在唐代首都──今日的西安境內發現，可以說為後續研究打開了新的一扇門，或許未來還能在鄰近區域發現更多此類出土文獻也未可知。漢文碑銘的內容比較單純，而魯尼文的部分究竟為何，需要專家分析破譯，為此該中心特別邀請國際學界研究突厥魯尼文最重要的幾位學者進行研究與解讀。

會議分上下兩場，上午主要討論墓誌的漢文部分，下午則討論突厥文部分。第一場討論由三位教授提出報告，首先是羅新教授談漢文墓誌之錄文，及其提供的歷史線索。關於墓主的身分，由於此人在現存的唐代史料中無徵，只能依照墓誌的記載「為可汗之諸孫」來判斷。然而究竟是哪位可汗的諸孫，漢文墓誌中沒有說明，只提到王子的父親為「車毗尸特勤」。羅教授認為車毗尸是突厥、回鶻、葛羅祿、突騎施都使用的，是在漢文史料中較為常見的專有名詞。如果依照墓誌所言，此人為回鶻派來輔助平定安史之亂而有戰功者，推測可能是漢文史料，特別是《舊唐書》中出現的「車鼻施」或「車鼻」。前者「車鼻施」在757年10月「於曲沃，葉護使其將軍車鼻施、吐撥、裴羅等旁南山而東，遇賊伏兵於谷中，盡殪之」，最終收復了兩都。而後者「車鼻」在762年10月收復東都，跟隨牟羽可汗與日後成為唐德宗的雍王李適相會面。會中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認為雍王「禮倨」，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唐軍隨行臣子辯駁後不允，這位車鼻將軍把四位唐大臣「各搒捶一百」，其中兩名傷勢過重，隔日亡故。雖然以王「少年未諳事」，把雍王放歸本營未加傷害，但是這次侮辱很可能對於日後大唐對回鶻的政策之轉折，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羅新教授認為《舊唐書》中這兩位「車鼻」、「車鼻施」，囿於史料不足，尚難以判斷是否為同一人。事實上，目前也無法坐實這兩位車鼻和本墓誌中的「車毗尸特勤」為同一人，只能暫時如此推測。報告中同時還對車鼻將軍和牟羽可汗，以及其他回鶻王室的關係提出了一些觀察。

第二位報告人是王小甫教授，他對墓誌撰寫者與墓誌文字提出一些疑問。特別是「則可汗之諸孫」一句，歷代回鶻可汗多有封號，墓誌為何不直接寫出可汗名號？值得討論。又一般使用「則」乃轉折語氣，但是這句話為墓誌首句，無需轉折，為何要用「則」字，頗耐人尋味。他懷疑這是一個沒有封號的可汗，「則可汗」可能是「側可汗」，「則」和「側」是一組通假字，「側可汗」可能表示一個並存但未受封的可汗。墓誌上的用語，顯現唐朝人對於回鶻人的態度。此人係正統與否，應該都會反映在這塊墓誌的稱號上。王教授參考了芮跋辭和筆者對於突厥文墓誌的解讀，認為兩學人對突厥文部分的解讀恰好能支持他的假設，如「可汗」和「汗」是大小不同的兩種稱號，呼應了他認為有「側可汗」的可能。而在其他突厥碑銘中也有相關證據，例如鐵茲碑的東面有一解讀中呈現「隱可汗」一語。王教授認為羅新教授提出的兩個車鼻將軍中，第二個「車鼻」可以排除，因為宰相頓莫賀造反，牟羽可汗的親戚皆被弒，如果這個車鼻將軍是牟羽的親戚，不太可能還有機會存活，且在十年後生下本墓誌的墓主葛啜王子。

第三位報告人吳玉貴研究員認為《舊唐書．德宗本紀》與《唐會要》把奉誠可汗死亡的時間繫於貞元十一年（795）二月，而《資治通鑑》將此事記在貞元十一年四月有些疑義。根據《唐會要》，此事在貞元十年（794）二月發生，十一年二月其實是唐代為故回鶻可汗在鴻臚寺舉行喪禮，百官前去弔祭的時間，朝廷至遲在十一年二月之前必定已知可汗死訊。因此吳玉貴老師質疑《資治通鑑》的記載可能有誤：奉誠可汗死後發生政變，藥羅葛氏從此離開王位，此一時間很可能在貞元十年四月，而《資治通鑑》將此一時間錯放到了一年之後的十一年四月。政變後，原藥羅葛氏的王族被驅逐，而本墓誌的墓主正好在這幾個重大事件之間的貞元十年五月來朝，很可能正是被驅逐的一員，而在十一年五月廿日過世。可以說這些時間點都與唐、回鶻之間的歷史脈動緊密吻合。

本墓誌之撰寫者「崔述」，在唐代史料中不曾以二字全名出現，北京大學歷史系朱玉麒教授利用唐代諸文獻，初步考訂出其身分，結果切實可信。

下午的報告，首先由芮跋辭教授與筆者報告兩人合作完成的魯尼文墓誌解讀，提出正式書面論文 “Report on a recently discovered Runic epitaph from Xi’an (China): The Epitaph of Qari čor tegin”，這是中外學界第一份公開發表之葛啜王子墓誌突厥文部分的完整解讀。

芮跋辭教授為著名歷史語言學者、阿爾泰學家，專長為古突厥歷史語文學和中古蒙古語之歷史語文學研究。曾在赫爾辛基大學、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多處客座研究或開設阿爾泰學課程，又於瑞典、德國、匈牙利多國研究訪學，近年亦積極參與由北大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持的「馬可．波羅研究」等項目。其重要著作有2004年的《暾欲谷碑銘》（Die Toñuquq- Inschrift），2006年《中古蒙古語文獻中的人名與稱號》（Die Perso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 mongolischen Dokumente - eine 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以及2010年與羅依果教授（Igor de Rachewiltz）合著的鉅著《阿爾泰語文學導論──突厥語、蒙古語和滿語》（Introduction to Altaic Philology: Turkic, Mongolian, Manchu），以紮實的學養享譽學林。

這份報告主要聚焦於墓誌之魯尼文部分。由於墓誌本身是雙語刻寫，為了避免漢文部分影響解讀的方向，我們直到突厥碑文解讀完成前，未曾參看過漢文部分的墓誌內容，是一份純粹就突厥碑銘學與文獻語言學出發的解讀。

學界習慣以碑銘之出土地或發現地（例如布古特碑／Inscription of Bugut／ブグト碑等）；或根據碑銘、墓葬中死者的名字，或設立此碑銘所榮耀的對象（例如暾欲谷／Toñuquq／トニュクク碑等）來命名、稱呼該碑誌；也有兩種稱呼方式都存在的例子，例如「磨延啜碑」係以人名「磨延啜」為名，但也有不少研究中以碑銘發現地的地名稱之為Sine usu／シネウス碑文。由於本墓誌出土確切地點仍然未明，且未來中原地區有可能繼續發現此類墓誌，報告建議學界以墓主之名稱呼此碑石較為妥適，即「葛啜王子之墓誌」（Epitaph of Qarï čor tegin）。

由於此墓誌珍稀罕見，消息很快傳遍阿爾泰語言與歷史學界，研究進度與動態備受關注。該報告初稿曾在會議前徵求學界同仁與師友意見，會中也引起多位中外學者激烈討論。會議當天，就有與會來賓將文章轉發給其他研究領域相關的學者，或於網路上轉載；會後有來自中、日、美、德、土、芬蘭、澳、俄等多國數十位學人或當面、或透過書信、電話，與兩位作者討論並交換意見。

宣讀解讀報告之後，下一位由土耳其阿塔圖克大學成吉茲．阿勒伊厄勒馬茲教授進行專題演講，簡要介紹從古至今的各種類魯尼文材料，成吉茲教授以土耳其語演講，現場由土耳其留學生逐句口譯。成吉茲教授多年從事田野調查，收集了大量的圖片，對魯尼文字的碑銘頗有涉獵，對於中亞、西亞一代游牧民族現行仍使用的各種符號、圖騰也極具興趣。報告中展示了各地岩畫上與魯尼文相近的符號，如牲畜的烙印、人體上的文身、紡織品的花紋等等，雖然都是與魯尼文字並不完全相同、既不成句也無法解讀的近現代圖騰或符號，但是這批材料對於與會學者而言，仍屬不易得見的新資訊。

成吉茲教授也對前一場解讀報告部分文字提出不同意見，報告結束後報告人與在場的其他學者進行學術交鋒。例如中央民族大學回鶻文專家張鐵山教授質疑前兩者的解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布蘭登堡科學院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教授對當中幾個字的元音提出建議；大阪大學鈴木宏節博士也加入討論，支持芮跋辭教授與筆者的解讀。討論極其熱烈，超過預定時間，會議結束後，多位學者仍繼續討論。

部分解讀問題起因於墓誌表面的損傷與破壞，難以根據拓片判斷，因此隔天4月8日，羅新教授率領芮跋辭、成吉茲兩教授、胡鴻博士與筆者等人前往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計畫直接考察墓誌原件。

4月8日午前到達大唐西市博物館，大唐西市集團呂建中董事長與館方顧問胡戟教授邀請學者一行人親自檢視葛啜王子墓誌原石。館方並開放其特藏庫房，讓我們調查館藏的其他五百餘方以唐代墓誌為主，數量龐大的墓誌蒐藏。將館方提供的拓片與石碑本體互相參照，從碑體上確實可以讀出較之拓片的黑白對比更豐富的現象與資訊。

大唐西市博物館建立在唐代長安城的西市遺址之上，開發之前進行了完整的考古發掘，目前館內一樓保留唐代西市的地面，可以見到溝渠、石橋，以及一道又一道明顯的車轍。配合各種出土文物，參觀者得以切身感受西市曾經的繁榮，以及當時長安因國際交會所帶來的各種異文化交流。筆者站在西市的遺址上，外面是現代車水馬龍的大街，腳底下卻是唐代的地層，一種古今時空交會，念天地之悠悠的特殊感覺一直縈繞至今，令人難以忘懷。

4月9日，「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回鶻王子墓誌國際研討會」在大唐西市博物館會議廳舉行，芮跋辭教授與筆者在會中再次發表，並與西安的文物部門交換意見。部分與會學者接受新華社與西安電視台的採訪。

為了瞭解唐代長安的分布，我調查了西市博物館館藏的文物與西市考古遺址本體，配合西市歷次考古報告；又以徒步的方式，親身走過並體會宋代以來地方志所記載的長安盛景與餘緒，從田野調查中汲取經驗，找尋墓誌可能的出土地點。調查期間，走訪了長安周邊墓葬豐沛的幾處黃土?，調查河流與黃土?1500年來的變化，以及其對人群居住地點、墓葬地點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調查結束之後，成吉茲教授一行人返回土耳其，其他人回北京大學。

作為最初接觸並解讀這份墓誌的研究者之一，對於研究過程中的甘苦，點點滴滴都在心頭，文末略敘數語表達心中的感謝之意。首先要感謝羅新與榮新江教授的邀請，張廣達、甘懷真兩位導師始終鼓勵並支持學生挑戰世界級的課題。本校文學院補助會議旅費，師兄胡鴻、常彧博士於北京研究期間的照顧，謹此誠摯申謝。

本次會議的論文已於2013年12月集結發表，刊布於《唐研究》第19卷中。筆者與芮跋辭教授合撰的論文亦以〈西安新發現唐代葛啜王子古突厥魯尼文墓誌之解讀研究〉為名發表於同卷。筆者於2013年10月31日曾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表專題演講，報告半年來對此墓誌的研究新進展。筆者與芮教授關於此墓誌更完整的英文論文將出版於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德國遠東學會學報》）第164卷（2014年）。

我們的解讀報告已經引起中亞、北亞研究者的高度關注，依照現有的史料證據，可以把這份墓誌放到更宏大的歷史範圍中討論。不僅是唐代史的一環，更是歐亞大陸民族交會過程中一個不尋常的歷史事件。這份雙語墓誌不僅承載了回鶻、突厥系的古代語文，很可能還與中亞摩尼教、祆教等宗教，吐火羅、吐蕃、粟特、于闐、安息、大夏等諸民族語言文化都有密切的關連，後續研究將繼續積極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