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演講：
孔教會與清末基督新教傳教事業
──以宗教為中心的文明論
在1980年代末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孔祥吉先生從第一歷史檔案館中找出了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呈給光緒皇帝的原始奏摺，其中《請商定教案法律，釐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邑增設文廟，并呈〈孔子改制考〉折》一篇記錄了關於孔教會最初始的想法。在這份奏摺中，康有為正式提議創辦以孔子崇拜為主的全國性教會組織，此一組織以衍聖公為總理，王公士庶都可入會；更重要的是，這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民間組織，不僅自行集資，人事亦自行管理。在奏議中，康有為強調立孔教是富國強兵的一種手段，其主要目的在於使人民忠君愛國。另一方面，他在私人書信裡，自稱「僕之急急以強國為事者，亦以衛教也」。衛教與強國，因此是互為手段與目的。
▲郭亞珮博士（右）應邀回母系演講，由陳慧宏老師主持。（2013年5月27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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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康有為在1890年初期，就表達過要將孔教擴張於世界的念頭。
這種企圖，清楚說明基督新教入華後，對士大夫觀念上的衝擊。新教傳教士帶入中國的是一種以宗教為中心的文明論，此文明論不但預設每一種文明都是物質與精神的綜合表現，而且相信此精神力量必須藉宗教來凝聚。新教傳教士把基督教陳述為推動西方文明進步的主要動力，在他們筆下，中西方的衝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宗教的衝突。康有為及一些對西學有興趣的士大夫，雖然徹底地拒斥了基督教教義，但是接受這種以宗教為中心的文明論。對他們來說，宗教改革因此是重振中華文明的必要手段。孔教會的構想，在此意義下，與19世紀末新興的文明論，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座談會紀要
海外聞見錄：美國與歐洲的現代中國研究
郭亞珮博士為本系系友，早年在美國大學求學、任教，後來服務於歐洲學界，經歷十分多元，此次返臺分享她在海外中國研究學界的工作經驗，可說是「另類的系友座談」。會中郭博士介紹歐美學術體制的差異，並分享她如何調適的心路歷程。此次與會人士除了對海外學界與中國現代史有興趣的研究生，也包括多位老師與大學部學生，大家對她的經歷很感興趣，提問與討論的氣氛十分熱烈。
郭博士原先在美國大學教書，轉到歐洲學界工作，中間經歷了相當大的衝擊與調適。循著此一思路，她將依序討論在美國與歐洲的學術體制下，研究生的定位、中國史研究在兩地的學科分野、不同的學術結構與生態，以及從自身經驗出發，所觀察到近年來學術潮流的轉變。郭博士表示，她並非從高處鳥瞰整個學術潮流變化，而僅是這十年來在不同學界工作的過程中，所觀察到的一些趨勢跟心得。
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郭博士她在2001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很幸運地在具有一定聲譽的波士頓塔芙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取得教職。塔芙茨大學強調教學與研究並重，對教師的研究經費與進修假等制度面的支援亦十分充足，她便在這樣的教研環境度過了六年。2008年，因為家庭因素，轉往歐洲學界工作，先在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教一年書，又在荷蘭擔任一年的研究員，目前在德國盧爾大學波鴻校區，受聘於一個大型的跨科系、跨領域的宗教研究計畫。
| 接著郭亞珮介紹歐美博士生學制、中國史研究、學術生態各方面的差異。以博士生來說，歐陸與美國學制最大的差別在於：美國大學視博士生為學生，歐洲大學則視博士生為一個「全職的職位」。在歐陸，尤其是萊頓大學與德國，一個博士生未來要做甚麼方向的研究，幾乎在找到人以前就已經決定了。大型的研究計畫招募博士生如同企業招募員工一般，訂定各種求職條件：如研究領域、語言能力、專長等。即便不加入大型的研究計畫，歐陸的博士生也沒有固定的學程或修課內容，而是由指導教授帶領學生。相較之下，美國博士班規定必修課程，還會指定副修項目；歐陸雖不設限，但是學生必須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以及所需要的養成訓練。因此，指導老師的地位十分重要，若他沒有協助規劃修業的方向，你可能只會被大型研究計畫掏光，卻沒有得到實質的訓練。另一個重要差別是，美國大學系所會設想畢業生的未來出路，歐陸則否。歐陸大學既然視博士生為一全職工作，學生未來的生涯自不在考慮之列，所以許多歐洲的博士生畢業後未必有工作。 |
▲郭亞珮博士出席座談會，分享她在海外中國研究學界的工作經驗。（2013年5月28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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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歐美兩地對中國史研究的定位也不太一樣。在歐洲，大部分的學術職位都以歐洲史研究為主，只有少數才會分配給非歐洲地區的研究者。因此，歐洲的中國史研究者多半集中在東亞系，與研究中國文學、哲學與文化的學者共事。「這仍然是一個老式的、區域研究的分科架構」，郭亞珮表示。由於學科劃分的差異，也造就領域內相當不同的文化。在美國的歷史系，只有自己懂中文、中國史，因此最大的壓力來源經常是如何與研究其他區域，如非洲、拉丁美洲的學者對話，互相了解對方的研究。但是在東亞系，大家的中文程度都頗高，感覺又回到了以中文文化素養為基礎的學術環境。
其三，美國與歐陸的學術體制與生態有很大的不同。美國的學術體制比較民主，以系所為組織單位，系內的教員都有機會透過升等機制，從助理教授升成教授。歐陸的大學運作以教席（chair）為單位，一個正教授相當於身兼從事學術研究與管理者雙重身分的領導人。正教授之下有若干講師與資深講師，協助分擔教學任務。在這種體制下，教員的地位是固定的，升等機會有限。不過，現在歐陸的大學體制正在轉變。如德國，透過中央聯邦政府的挹注，正在大學導入美式的制度，呈現新舊制並行的局面。由於傳統大學運作的模式沿襲已久，變革不易，德國政府希望藉由大型跨科系的整合計畫，提供創造新學術領域的誘因，漸進地達到改變學術景觀的目的。
最後，郭亞珮談到她對近年來學界潮流的觀察。她指出，所謂「全球史」（global history）正在蓬勃發展，而且可能會成為未來的主流。目前雖然很多研究都失之淺薄，但是，全球史的趨勢並不會回頭。過去的學者，跟她自己一樣，受國別史（national history）的訓練出身，要擺脫國別史的侷限必須跨越出去。在全球史趨勢的影響下，當代議題變得更形重要，以宗教研究為例，中國後毛澤東時期的宗教復興與宗教學研究成為當代學術討論的關注點。另一方面，區域傳統的訓練不再被奉為圭臬。以前學者必須投入大量心力熟悉中文、相關的文化知識和研究傳統，才能進行研究，但現在一個學者即便不懂中文，也可以單靠二手研究就中國史進行比較與討論。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上，郭亞珮也面臨到自身定位的轉變。以她研究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國史為例，她原先預設的對話對象是當代中國的研究者，但隨著現代、當代的時段越來越長，議題也越趨複雜，她的研究逐漸被當成「歷史」。因此，她的對話對象轉而成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研究者。
談話結束後，接下來的時間則留給與會的師生發問，大家提問十分踴躍。提問的內容大致可以分成「海外學術社群的現況」、「全球史的議題」以及「思想史的潮流」三大類。依次整理如下：
海外學術社群的現況
Q1：歐陸大學這種制度設計，背後的教育理念為何？在制度面臨改變之後，大學的傳統是否正在轉變或流失？
A：這個教育理念我也不曉得，有時候連身處其中的掌權者也不見得那麼清楚。不過歐陸系統訓練的學者，語文素養相當深厚，對學術議題也有廣博的興趣。美式的大學教育，在學士階段注重博雅教育（liberal art）與思考的訓練，專業學術能力的培養大多留到碩士以後的階段進行。歐陸的大學，以東亞系為例，大學階段就投注大量的心力在語言的使用與訓練，因此學生語言能力都有相當的水平，東亞系也以盛產博聞強記的學者著稱。也可以說，講座教授的理念其實就是由學術貴族──資質聰穎的天才──來主持學術研究。而且他們還有一潛規則，就是「天才必定早出」，這在學術就業市場很容易形成變相的「年齡歧視」。若是歐陸也全面採取美式制度，那所謂廣博的天才型學者或許將不復再現。
Q2：在郭老師複雜多元的跨洲又跨領域的經驗裡，我最感興趣的是溝通的問題。從妳離開臺灣赴美留學、任教美國大學，最後又轉到萊頓，過程中有沒有frustration或insight？妳對於想要去國外留學的臺灣學生有什麼建議？
A：最大的感觸是，我在美國以為全世界都這樣，沒想到全部都不一樣。若真有什麼心得，就是在轉換領域之前，必須要有心理準備，預期自己要花時間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如果去歐洲前就作好心理準備，我或許就不會經歷這麼多抗拒。給臺灣學生的建議方面，我會問他「你想做什麼研究？你未來想去哪裡工作？」。以中國近代史來說，我可能會推薦一些我覺得好的老師，讓他跟老師學。而你未來工作的規劃也會影響你的準備。比方說，畢業後打算回臺灣工作和留在國外工作，需要的準備就會很不一樣。而在國外學術界，美國大學傾向用美式系統訓練的博士，歐洲則比較願意向非歐洲的博士開放。
Q3：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方面，不同大學是否各有專精？美國的研究是否比歐洲深入？
A：歐洲的大學很難一概而論。以萊頓來說，1949年以後的中國研究以社會科學為主，不談歷史研究，民國時期的歷史則等於完全放棄。德國海德堡大學則有一個大型計畫，專注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美國的研究是否比歐洲深入，則是見仁見智，以學科劃分來說，美國的學科劃分確實比較精細；但若以中國的宗教研究來說，法國則累積了相當深厚的傳統，尤其是在道教研究方面。
全球史的議題
Q1：剛才老師提到了全球史的潮流，讓我想起思想史學者David Armitage也提倡要將思想變化放在國際的脈絡來觀照，他稱之為 “international history”。老師是否認為這也與全球史的潮流有契合之處？
A：我其實沒有特別的主張，也沒有權力去做特別的主張。全球史是目前一個很大的潮流，在了解潮流的過程中，我受到很多影響，也改變很多原有的想法。全球史並不是沒有問題，它很容易把問題變得膚淺，解釋與論述都很簡化。目前發展最多的還是貿易及移民史，思想與文化的移動很難觀察，也不容易研究。而在跨區域的歷史研究來說，有些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直接把中國經驗當作東亞經驗，抹除日、韓的特殊性，這也並不可取。
Q2：剛才老師提到全球史有太過淺薄的問題，那有沒有「不淺薄的全球史」？如果我們將康有為、梁啟超海外遊歷的經驗放入全球史的觀點，是不是可以對康、梁有更深的理解？
A：以康、梁的例子來說，他們在海外與誰見面、經過的地方及從事的活動是有一些資料的，能據以討論他們的海外經驗對思想史的意義。不過，我所理解的全球史並不是這樣。全球史必須要在更大的規模上尋找共同的趨勢與研究課題，因此研究的目標不會僅止於增進我們對康、梁的理解，而是要把康、梁放在國別史以外的平台上，重新定位他們的重要性。
思想史的潮流
Q1：中國思想史有沒有什麼發展的潮流或趨勢？
A：不知道何時開始，從事思想史研究的人都自覺是少數族群，認定思想史是一門終將沒落、沒有未來的學問。不過這些年我們也就這樣活過來了，不是嗎？當然，如果你要說以思想家為中心的思想史，那個時代確實已經過去了。但是像很多研究取徑，如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仍然對思想史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而社會史與政治史研究也都牽涉到概念的分析。我很贊同我的學長王遠義說的，「所有好的歷史作品都是思想史」，因為深刻的歷史研究一定都需要處理抽象的理論或概念的問題。
Q2：老師對德國Reinhart Koselleck所謂的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與劍橋學派政治思想史的差別有什麼看法？
A：好像我不管到哪裡，大家都會問我這個問題。以我自己的理解來說，概念史原先是為了解決政治史與社會史的問題。Koselleck從歐洲的歷史經驗出發，試圖討論哪些重要的概念對現代社會產生既深且廣的影響。再者，他對概念的界定其實相當嚴格，從啟蒙時期到現代，他只選擇大概50幾個重要的概念，這背後其實隱含了他對歷史的特殊詮釋。相較之下，Quentin Skinner等學者，則專注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他們也看重思想家與政治行動的關連性，但仍以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為分析的主軸。
Q3：從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變來看，你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研究？
A：如同前面所說，1949年以後當代中國研究越來越看重社會科學，因此，要研究當代中國史，勢必要與社會科學的議題對話。1949年以前的中國，則越來越被視為與當下無關的「歷史」，我的對話對象也轉變成研究所謂近代早期的學者。以我研究康有為的孔教會為例，原先將之視為中國現代性的一部分，藉由他來探討現代性中的世俗化議題；現在改從文化交流史的面向來處理，康有為反而成為19世紀近代早期文化交流活動的結果。
▲郭亞珮博士的專題演講與座談會在臺大歷史系會議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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