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臺中新社鄉下，從小就很喜歡聽外公講故事。外公只是一個普通的臺灣農夫，沒受過太多教育，一輩子最值得驕傲的是年輕時當過快兩年的日本兵。跟住在山裡的祖父母家相比，外公家顯得特別乾淨，我到現在都還可以清晰記得，不光是地上一塵不染，連割稻子用的鐮刀和其他農具，外公、外婆都可以整整齊齊地按照大小依序地掛在牆上。那時我心想：一樣是祖父母輩，生活習慣怎麼會差這麼多？
除了從軍經歷，外公最喜歡跟我說家鄉的掌故（這些故事後來影響了我的碩士論文）。小時候，我會去村裡的廟玩耍，常聽那邊閒坐的老人說故事。他們通常就是閒聊，話話彼此家常，最喜歡聊地方上的事，比方說村長怎樣、鄉長又如何等。那時我念小學了吧！讀了課本所謂的「知識」，開始覺得那群看我長大的老人說的內容還真刺耳，有時會忍不住跟他們辯論。一開始這群老人還有興趣跟我「鬥嘴鼓」，但當我講不贏他們，開始把課本拿出來的時候，他們就會露出「唉！但願上帝原諒你的無知」的眼神。這樣的疑惑陪伴了我一段時間，我常在想：那些我認識的長輩都是「古意人」，學校課本和老師教的內容，也應該都是真的吧！那到底哪邊的說法才是可以參考的呢？
▲任教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期間，與修課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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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國二的時候，大概在1987-1988年左右，臺灣社會開始討論二二八事件，但是講得很含糊。我記得報上寫著：時任行政院長的俞國華回答立法委員質詢，表示這是一起光復初期的「緝煙血案」，政府也感到非常遺憾云云。後來我去問外公跟他的朋友們，當然得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民間說法」，我的困惑因此更深了！
當時學校有所謂的「說話課」，實際上都被導師拿來上國文或數學。有一次，因為縣裡有督學要來視察，真的得上「說話課」。中學成績頂多算中等的我，很喜歡發表意見，導師就說：既然你這麼喜歡講話，那說話課給你機會講好了。「什麼都可以說嗎？」我問道。「隨便啦！」老師答。得到這樣一個「說話」的好機會，我自然很興奮，開始張羅著要講什麼內容。剛好就在那個時間點，《聯合報》以全版刊登監察委員楊亮功寫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我一看，大喜過望，就準備說這個題目，然後半懂不懂、生吞活剝地讀了那篇「官樣文章」。我永遠記得，我在臺上練習「說話」，坐在教室後面的師長露出的尷尬眼神。我想那時候，我對歷史的興趣已經被挑起了！
1990年代初，正好是臺灣邁向「後戒嚴」的重要時代：強人已死，以往長期令人畏懼的「黨國體系」開始鬆動。也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我和同輩的朋友，因為缺乏「黨國恐怖」（terror）的直接生活經驗，對當時發生的「改變」，其實沒有「大快人心」的淋漓，而是有更多摸索與挑戰不可知「底線」的「快感」。對我來說，如何理解與「脈絡化」這些周遭的改變及未來的發展，成為我很有興趣的問題。
| 後來如願進了歷史系讀書，沒多久我就發現課堂學到的知識，似乎沒辦法解決我對那個時代的疑惑。因為中正大學地理位置比較偏遠，休閒娛樂不多，加上梁志輝學長總是不厭其煩地開導，我花了很多時間閱讀，也非常幸運有機會在南臺灣跑田野。悠遊在臺灣南部的鄉間，隱隱約約感到「學問」（scholarship）的崇高偉大，雖然還不是很清楚如何學習學問，只是覺得自己應該更堅持，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跟耐心。 |
▲赴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與Richard Davis（戴仁柱）老師（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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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華大學讀研究所後，真像進了一座令人眼花撩亂的寶山！拜清華的自由學風所賜，雖說我是歷史所的學生，但有將近一半的畢業學分是在人類所修習。新竹三年，最重要的學習經驗：除了知道「漢學」如何研究得來，而且有機會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麼樣的學問。準備寫碩士論文階段，我打定主意要做和自己生活經驗相關的論文，就以小時候常聽家中長輩說到的「羅冠英」故事，開啟我對臺灣19世紀中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的討論，並且非常愉快地把論文寫完。我很清楚記得，論文口試委員許雪姬老師當場評論道：這一篇論文的作者有很明顯同情弱者的傾向。聽到那句話，我就像是被打到一樣，也找到了自己日後討論與理解歷史的方向感。
| 研究所畢業後，在陸軍的「裝甲旅」學習了兩年「制度與人性」。2003年我負笈前往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到現在印象都還很深的是，指導教授Richard Davis（戴仁柱）老師所說的，他對我有兩個期望：第一他不希望我的博士論文是碩士論文的延伸，畢竟博士是作為學者的訓練，若是延續之前的興趣或熟悉的區域，等於浪費了這段寶貴的「學習」時光。再者，系上規定博士生必須有三個不同的考試領域，他希望我在資格考前，多讀一些之前不熟悉的東西，因為這是成為學者前，最後一次學習新東西的機會，要多加珍惜。多年後，指導老師的耳提面命，如今仍言猶在耳。 |
▲與指導教授Michael Szonyi（宋怡明）老師（左）、Peter Bol（包弼德）老師（右）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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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運的是，2005年秋天，去哈佛大學上Philip Kuhn（孔菲力）教授關於清代檔案的課。那門課規定，每個修課學生都要從清代文獻中找一個題目，在期末發表課堂報告。我選的題目是同治年間的溫州金錢會事件。課後，孔老師問我是否已經看過新出版的《溫州文獻叢書》？我一聽喜不自勝，連忙衝去圖書館把那套書搬回家慢慢研讀。後來論文指導教授Michael Szonyi（宋怡明）老師於2006年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轉到哈佛大學任教，宋老師當年收了一位老家在溫州瑞安的學弟，也因為有這一位學弟的幫忙，我得以在陌生的溫州漸次開展田野工作。有了這些機緣，讓我決定用溫州的地方文獻來寫博士論文。
▲與鄭振滿老師（左）作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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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個對我而言是新的研究區域後，當然要考慮「問題意識」，乃至於「終極關懷」。準備資格考時，我花了很多時間跟布朗大學的英國社會史專家Timothy Harris與現代日本史專家Kerry Smith做副修（minor）。如戴仁柱老師所預測的，我花在兩個副修的時間比主修多，且收效可能比主修更大。英國史老師主要專注的問題是前現代英國的大眾政治（popular politics）；而日本史老師的博士論文則是以戰後日本的土地改革為題。在他們的指導之下，我對「地方社會」的研究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想要嘗試。如同英國史老師說的：所謂的歷史研究，不應該去發明更多的範疇（categories），而是應該理解與討論推動歷史變化的動力（dynamic）為何。已經開始閱讀文獻的我，選擇理解文獻與建立分析脈絡的問題是：到底一般人（ordinary people）如何組織自己去跟更大的歷史過程互動？透過文獻與個人生活經驗的結合，我想答案應該要從考察「地方宗教傳統」（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找起。 |
拜哈佛為學術中心之賜，我有機會受教於「華南學派」的許多老師與朋友，緣分起於2006年春天在哈佛舉辦的「歷史人類學論壇」。同年夏天，我先參加Peter Bol（包弼德）教授與復旦大學吳松弟教授所組織的「溫州泰順考察團」，之後轉往福建省莆田市，與影響我至深的鄭振滿教授「跑村子」。接著去山西參加「歷史人類學高級研修班」，最後再回溫州進行實地考察。這趟全程47天、15個城市的「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田野研究，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莆田每天跑完田野，大夥在鄭老師家樓上的大天臺「抬槓」的日子。 當時我傾向用「宗教動員」（religious mobilization）的方式切入地方社會，但是包括鄭老師、丁荷生（Kenneth Dean）老師，連之後我去福州大學拜訪的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都認為這樣的角度無法解決我想討論的關於「地方政治」的問題。而總想用「學者概念」來解釋「田野現象」的我，為此十分困惑！鄭老師為了提點我，在山西時，往往指著廟裡隨處可見的提名捐獻碑，吆喝我道：「嘿！你還不快過來看呀！這可不就是你要找的『宗教動員』嗎？」也多虧老師不厭其煩地「當頭棒喝」，才讓我想清楚一個道理：身為歷史工作者，我想理解的其實是地方人群的日常生活經驗邏輯，而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學會如何在「歷史現場」讀懂「地方文獻」。結合了文獻與田野調查結果，再找出地方的說法來澄清「地方脈絡」與「官方說法」的競合關係（contestation），然後以此為基礎，思考每一個時代不同人群所必須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從而希望突破長期受到「民族國家」與「現代化」所遮蔽的「大歷史」與「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在往後的歲月，我想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堅持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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