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臺灣大學歷史系主辦第二次「東亞碑刻史料解讀工作坊」，於2012年12月7日假臺灣大學歷史系會議室召開。主辦人臺灣大學歷史系甘懷真提及：選擇以工作坊的形式，可以凝聚出更具討論性質的研討會，讓與會者有更加豐富的收穫。此外，這種小型的工作坊，可以讓發表人更自由地選擇發表題目──新的研究成果，或者長期關心的課題。此外，2011年12月9日舉辦的第一次「東亞碑刻史料解讀」工作坊，也是促成舉行第二次工作坊的重要因素。第一次的工作坊，呈現出一種有別於大型研討會的熱烈討論氛圍，不分發表人、討論人，與會者都可以很順利的融入，深化各項與東亞碑刻相關的議題。
第二次工作坊與第一次相比，在研究時代上，從魏晉南北朝延伸至宋、明清，擴大了討論的時代範圍，讓不同斷代的學者和學生，齊聚一堂，彼此討論、切磋。在研究課題上，更加著重於「史料解讀」，非單純地將碑刻史料視為補充傳世文獻的不足，而是討論碑刻史料本身，直接進行文本分析，重視文本的脈絡和脈絡化的過程。要言之，透過時代與課題的延展和深化，第二次工作坊，以「碑刻」為繩索，將不同斷代、不同領域的研究者串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的討論群體，在這樣的空間裡，創造出無限的學術可能。
本次工作坊邀請六位長期耕耘碑刻研究的學者發表論文。羅新（北京大學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以碑刻研究非漢民族的語言、名號等。劉靜貞（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關心唐至宋墓誌書寫內容的轉變，並觀察女性在墓誌中的角色。葉煒（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利用墓誌，討論唐代胥吏的地位、遷轉等課題，並與羅新合編《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凃宗呈（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博士論文大量使用墓誌與考古報告，搭配傳世文獻，以此重建唐代的死亡文化。翁育瑄（東海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透過墓誌觀察唐代的家族、女性、法律等課題。邱澎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以碑刻資料，開啟對明清法律、經濟史的討論，建構一個生動活潑的歷史現場。
一、會議經過
首場由羅新發表〈好太王碑與高句麗王號〉，在北朝名號、王號研究的基礎上，以〈好太王碑〉、《三國史記》等資料，討論高句麗的王號。羅新認為「國崗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這一正式複合式稱號，可以分解為四個部分，而有各自的意義：一，國崗上：二，廣開土境平安；三，好；四，太王。本文即針對這四個部分作出精彩的考證。他認為觀察廣開土王碑的王號，有助於理解古代東亞多語言社會中，書寫語言（漢字）如何發揮作用以及發揮何種作用。例如高句麗在漢代的官方文件原作「高句驪，驪是牲畜的意思，在南北朝時期被改為高句麗，這明顯是高句麗利用當時混亂的情勢，掌握有利的外交機會而有如此的變化。這樣改國號的例子，反映的是政治優越感背後文化工具的力量。甘懷真表示，「好太王碑」對他而言可謂是「最夢幻的碑」，碑體漢文極為漂亮，使他不禁疑惑，碑文由哪些人書寫？當時的高句麗官僚應該沒有如此高水準的漢文書寫能力，可能是「渡來人」（中國移民，擁有較高的漢文化水平）。而且漢字沒有表音文字，如何與各地口說語言對譯，雙方如何透過漢字溝通？此外，與會者也詢問「好太王碑」與北魏初期的「嘎仙洞石柱」有何種關聯性。
▲發表人：羅新先生 |
第二場由劉靜貞發表〈從志墓到墓誌：文明的轉折與變遷〉（原題為：墓誌起源的傳說與討論），旨在討論如何看待墓誌中的資訊，提出「什麼是墓誌？」、「為什麼要寫墓誌？」、「誰在寫墓誌？」、「墓誌寫給誰看？」「誰會讀到墓誌？」等幾個問題，供大家思考。她從墓誌與宋代筆記小說出發，論證這兩類文體對宋人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文中尤其著重在誌主、家屬、友人如何參與墓誌的製作，從這個角度反思，墓誌是否如我們現在認知──單純是紀念死者的物品。換言之，此文將墓誌書寫視為一種「社會活動」，透過筆記小說、類書對墓誌起源的討論，追索這樣的社會活動如何進行。更進一步的說，劉靜貞認為墓誌是宋人連結前代歷史的方式，透過墓誌的製作，宋人重新檢討他們與前代歷史的聯繫。與會者認為發表者不僅注重墓誌告訴我們什麼，更重視墓誌想告訴我們什麼，開啟墓誌研究的新視野。不過與會者詢問作者是否將墓誌視為明器，到了宋代，墓誌是否仍為一種明器？另外，從中唐以後，墓誌常會出現書寫者與製作者的名字，這樣的習慣延續到宋代，意義何在？
第三場葉煒發表〈墓誌所見唐代武官的婚姻行為〉。葉煒指出，唐前期存在著制度上與觀念上的文武區別，制度上分為文職事、文散與武職事、武散，觀念上則有「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的分別。中期遭遇安史之亂，武官地位明顯提昇，但是否與文官的關係產生變化，作者認為可以從武官墓誌中反映的婚姻關係來解答。他認為婚姻表示當時的社會好尚，可以借此判斷武官社會地位的變化。此外，墓誌也記錄誌主的仕宦經歷，據此亦觀察武官是否轉換到文官系統中。透過《唐代墓誌彙編》，葉煒認為安史亂後，大量的武職官帶著文散階，唐前期武職配武散，文職配文散的現象不復見，文武的界線變得模糊，但社會觀念上，文武區別卻持續擴大。這種矛盾的現象映照出何種歷史訊息，仍待深入研究。與會者提出許多問題與作者討論，其中最熱烈的議題是：傳統中國文武區分的觀念。唐代官員從起家官到致仕，長達好幾十年的仕宦生涯中，可能會經過好幾次的文武職事的轉換，要如何界定文官與武官？這種文武區分的概念，是否受到近現代西方「文官」與「武官」區分觀念的影響？傳統中國有這麼嚴格的區分嗎？另外，與會者也與作者商榷統計樣本的問題，如是否擴大取樣來源？如何清楚界定所分析的目標等。
第四場由凃宗呈發表〈洛陽萬安山的唐代家族墓園──以姚崇到姚勗五世的墓誌與神道碑為中心〉。今河南洛陽地區出土大量唐代墓誌，對碑刻資料的使用，研究者重視將誌文內容與傳世文獻做比對，考察誌主的生平與家族發展情形等。凃文將研究重心轉往墓葬地點與墓葬形式上，選擇玄宗朝名相姚崇在萬安山的家族墓作為論證的中心，以墓誌和神道碑為主要材料，探究唐代家族墓葬的情形。作者首先考察唐代洛陽周遭的墓葬地：城北的芒山、城南的龍門山，以及城東南的萬安山；接著詳細考證姚崇七代家族成員的墓葬時間與地點，並輔以大量的圖表說明。作者認為唐代的家族墓，至少姚崇家族墓並沒有像今日我們以為的，有固定的範圍，或者依照昭穆順序排列。大體來說，當時的家族墓園可能使用圍牆或土堆來標示範圍，家族成員的墓葬位置就死亡、下葬的時間來排序，並沒有明確的擺放次序。與會者指出，作者雖然使用神道碑與墓誌討論較少人注意的墓葬地點，但兩類資料的功能有差異，神道碑置於神道前，墓誌則是合葬用，這樣是否會使得兩者的書寫內容有別，進而影響我們閱讀與利用？此外，從姚崇的家族墓園大小來看，超過〈喪葬令〉中「墓田」的規定，此種規定與現實的落差，應如何看待？
第五場翁育瑄發表〈唐代的主僕關係──以墓誌與筆記小說為例──〉。鑒於過去的研究是以律令制來觀察唐代的身分制，因長期沒有新史料、新觀點，身分制的討論逐漸走入死胡同。可否利用其他類型的史料，以不同的觀點來活絡這個課題。於是作者利用筆記小說、墓誌等資料，用社會史的角度切入，重新審視身分制映照出來的唐代社會關係。作者選擇討論放良奴婢的主僕關係。放良的行為舉動多出現於中晚唐時期，透過筆記小說與墓誌可發現，放良奴婢雖然取得平民身分，但對於舊主，雙方的主僕關係並未真正結束。而且多數放良奴婢依舊與主人同住，因此在法律上仍被視為部曲，換言之，就是社會地位比奴婢高一級，但仍屬於「賤民」階級。作者認為主人放良的舉動，在宗教上的意義高於法律上的意義，可能是受到佛教強調放良行善以及地獄審判觀念的影響。另外，從一些資料來看，主僕關係會延續到死後的世界，就此而言，主僕關係是嚴謹的、不變的。與會者提出，作者文中列舉的三篇墓誌的階級性都很明顯，無一不強調這幾位僕人對主人家庭的貢獻，因此可以擁有墓誌，這同時也表現了社會上預設了某些人可以寫、擁有墓誌。另外，作者指出除了主僕關係，還有哪些社會人際關係被視為可以延續到死後。最後，與會者認為作者除了可以從行善或果報觀念等方面思考外，也可以考慮「放生」思想的影響。
最後一場由邱澎生發表〈明清碑刻史料中的商業、法律與文化〉。全文先針對碑刻的意義、明清碑刻資料的蒐集以及碑刻的研究等面向做出細緻而深刻的回顧。作者利用自己已發表的三篇研究，分別講述明清碑刻中的商業、法律、行政等三個課題。工作坊此文，代表作者長期研究的一個總結。他提到，自己研究預設的對話對象是曾經引領風潮的「明清經濟發展停滯論」說。他指出，碑刻史料提供後世研究者直接觀察諸多歷史現象，如以清代前期在蘇州經商的商人聯名立碑出發，討論當時的官商關係。無論官或商，都透過這些官商衝突不斷地學習，並持續地調整策略，可知當時的官商關係絕非「抑商」，而是官府未「扶持」民間工商業發展。也可以透過碑刻史料中記錄的官府判詞，討論涉及經濟糾紛案件的法律推理。作者指出，碑刻研究可以與不同類型的史料進行「交互參證」，以此考察更多具體的議題。透過這些具體議題的研究與討論，觀察中西方在類似事件上，有著哪些差異，這些差異是否造成日後中西方發展上的不同。換言之，累積更多相關的研究後，方能進行「互惠式比較」（reciprocal comparison）。與會者問及，為何商人贏得官司後，需要將整個事件經過刊刻在石碑上，這涉及當時人，或者長期以來，中國人怎麼看待石碑，進而影響大家如何使用石碑。此外，與會者尚提及，勞、資雙方如何看待法律，為何勞方在容易輸掉官司的情形下，仍執意與資方走法律途徑解決。
在六場精采的發表結束後，由邱澎生主持「綜合討論」。全程參與並不時提供珍貴意見的張廣達（政治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率先發表看法。他指出，參與整天會議下來，確實能感受到年輕學者的新見和熱情，而且工作坊的形式能夠創造出很好的討論氛圍，對促進彼此間的認識和交流，有非常顯著的幫助。他認為碑刻史料不只要收集，更要仔細而認真地閱讀。碑刻、誌文只是「文本」（text），必然要去追尋背後的「脈絡」（context），並且將這些脈絡化（contextualize）。以「好太王碑」為例，表現出東亞各國如何透過各式的方法爭取「正統」，以及「正統觀」如何在東亞國際體系中運作。此外，在這個國際交流更加頻繁的學術環境中，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者，應該重新尋回「語言學」的研究傳統，或許可以挖掘出更多未知的歷史現象。羅新等人則關切於墓誌起源的問題。如何看待墓誌與其他石刻文化的關係，如頌德碑、神道碑等。或許先前過度強調墓誌出現呈現出的斷裂面，而忽略了立碑長期的傳統對墓誌的影響。此外，墓誌在「禮書」中沒有任何的經典依據，到了唐代，律令與禮書中未見相關規定，因此可以觀察到部分墓誌誌文會強調其「正當性」，其間落差很值得深入觀察。劉靜貞特別提到，自己關心宋代金石學家，甚至是士人們，怎麼去建立墓誌起源的歷史知識，這些知識從何而來，以及如何被挑選。與唐代墓誌相比，宋代的墓誌比較重視自己或子孫的事蹟，唐代則重視先祖世系的建立。這樣的差異，或者反映出「唐宋變革」下，唐宋兩代對歷史知識或歷史記憶的變化。
三、展望與省思
大量碑刻史料的運用，可說是中國中古史研究的特色之一，相較於其他時代的研究，中古史研究者更加倚靠碑刻史料。對於碑刻史料的利用與研究可以約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的研究多利用碑刻史料補充傳世文獻的不足，如使用墓誌添補傳主家系或仕宦經歷，以造像題名記討論漢譯佛經等。後期，研究者轉向注重碑刻史料本身的脈絡，如墓誌如何製作、銘文怎樣產生、造像記上的佛像與經文的關係等課題。本次的史料解讀工作坊，在碑刻史料的後期研究脈絡上，更加重視對史料本身的解讀，以及理解史料的脈絡。
羅新的研究，直接探討〈好太王碑〉的語境脈絡，並利用語言學的方法探求碑文王號的意義。劉靜貞結合墓誌與文獻資料，討論宋人撰寫墓誌背後的意義為何，追尋唐至宋墓誌撰寫意涵的改變。葉煒討論唐中後期，武人墓誌的婚姻關係，探求武人社會地位的變化。凃宗呈以墓誌和考古報告，重建唐代名相姚崇的家族墓地，討論實際墓葬情形與相關規定的差異。翁育瑄使用墓誌和筆記小說，重新討論唐代身分制中的奴僕課題，並說明宗教信仰對主僕雙方的影響。邱澎生回顧自己從碩士論文起，長期利用碑刻史料，討論明清時代的商業、法律與行政等相關課題，總結式地討論碑刻史料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上的多面性。
可以發現，發表者利用不同的課題，展現出碑刻史料研究的各式可能性。更加重要的是，六篇文章都有意的詢問這些碑刻史料產生的脈絡，或者碑刻文化出現的脈絡。探尋這些脈絡不是單單從碑刻著手，而是結合各方史料考證這些課題脈絡化的過程。可以說，以往研究將碑刻史料視為輔證資料，現在則反其道而行，將碑刻史料視為主要資料，傳世文獻成為輔證資料。這樣的現象，反映了近十年來學界對碑刻史料看法，以及利用方式的轉變。
筆者以為，古人對碑刻，如墓誌、石刻、造像記等，視為極神聖而貴重的物品。〈好太王碑〉除了記載好太王的功業外，還寫下「守墓人」制度；清代蘇州勞資衝突後，商人立下官府判決的碑刻，都是將石頭或碑刻視為長久保存、不易毀壞之物。這樣的特點在墓誌中更明顯可見，幾乎每方墓誌都會提及：因害怕時間、環境遷移，故立下此碑，永久留存。因此，對於立碑者而言，碑刻代表擁有文字和石頭的雙重神聖性。只有將碑刻當成主要的研究對象，我們方能重建這樣的神聖性，方能回到當時人的脈絡中，觀察並瞭解他們如何看待碑刻、使用碑刻。
不過這次的會議也凸顯一些難題，碑刻或者廣義上的石刻，應是東亞的一個共同歷史文化，但這次的工作坊除了羅新討論高句麗的〈好太王碑〉外，另外五位發表者仍將焦點擺在傳統中國史上。如何創造出一個碑刻史的東亞研究，是日後必須面對的難題。此外，以碑刻史料為主的討論，要如何有效地與傳世文獻結合，依目前觀察，仍困難重重。這受限於研究課題和資料，畢竟碑刻可提供的史料內容有固定化的傾向，如墓誌提供誌主的生平、家系和仕宦經歷；造像記提供多為宗教方面的資訊。要如何在受限的資訊下，找到適合的課題與搭配的傳世文獻，仍待研究者們不斷地嘗試與突破。
▲會議一隅（2012年12月7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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