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綺娜教授生於一九四九年正月，卒於二○一三年三月，享年六十四歲。祖籍是廣東省新會縣，父親在抗戰過後來到臺灣。她在臺北成長、就學，於一九六六年畢業於第一女中，旋即考入臺灣大學歷史系，開始她終其一生的習史、治史生涯，未有間斷。

她在臺大歷史系習業有七年的時間，前四年是在大學本科，畢業後考入碩士班，於一九七三年取得碩士學位。大學四年期間，她除專心學業外，又先後加入課外活動社團國劇社、崑曲社，並在二年級時任國劇社的社長。三年級時課業開始嶄露頭角，曾獲書卷獎。四年級時選修過劉崇鋐教授、張忠棟教授合授的「美國通史」課、張忠棟教授講授的「美國外交史」課，影響到她日後治史 方向的轉變。她曾修習滿文，就讀碩士班時，在陳捷先教授指導下研究清史，寫成碩士論文《清初東北的駐防八旗》。於碩士班畢業前後，已有〈清初東北駐防八旗之建置研究〉、〈清初八旗漢軍研究〉兩篇論文刊於《故宮文獻》，曾獲美國著名中國史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的引用。

取得碩士學位後，先是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並在東吳大學兼課，一九七四年初轉往中央研究院新成立的美國研究中心任職，此後研究方向也從清史轉為美國史。美國研究中心隨即改制為美國文化研究所，她先任約用助理研究員，次年改聘為專任助理研究員。一九七六年，獲得美國傅爾布來特教育交換計劃獎學金（ Fulbright-Hays Study Grant），前往北卡羅來納大學（ Univ.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攻讀美國外交史，以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為重心。於三年後以碩士論文 “America’s Commitment to Taiwan: A Study in Cold War Policy-making” 取得學位。回國短期服務後，復於一九八一年前往同校繼續進修。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恰逢一九七八年美國為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與中華民國斷交，因美國朋友的談話而使得她注意到美國國會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於是以此一問題為研究焦點，撰寫博士論文 “The China Bloc: Congres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1947-1952”，於一九九○年取得學位。此一問題，繼續影響她此後三十年的研究。獲博士學位後，繼續在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任職，並於一九九一年改聘為副研究員，美國文化研究所旋於次年改制為歐美研究所。任職期間，又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會補助，於一九九六年七月至次年正月赴美國加州胡佛研究所從事短期研究。除致力於研究及參與國內外的學術研討會外，亦曾擔任美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主任、歐美研究所兼代人文組主任、《美國研究》（後改名為《歐美研究》）的編輯委員、執行編輯等職務。

臺大歷史系自孫同勛教授、張忠棟教授於一九九○年代初期提前退休之後，久無美國史專任教師。她曾於張忠棟教授患病時，一度回母校短期代課；至二 ○○三年，獲聘為臺大歷史系副教授，遂辭離中央研究院。任教臺大歷史系的十年期間，曾講授專業課程「美國史一」、「美國史二」、「美國史專題研究」、「美國現代史名著選讀」及「研導」、 通識課程「美國歷史與電影」，在進修推廣部曾講授必修課「世界現代史下」，又曾指導碩士班研究生撰寫美國史的論文。她個人的研究工作固然不免受到影響，但歷史系的美國史課程因之而充實，學生也深受其益。除奉獻於教學外，又曾參與系中的學生事務委員會、招生委員會、導師工作委員會，尤其以擔任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達六年之久，其中有四年的時間任召集人，另外曾多次擔任大學甄選入學審查暨口試委員，還做過一個學年的講論會召集人。教學工作和行政事務雖然繁忙，她的研究工作卻沒有中斷，也繼續參與校內外的各項學術活動。這幾年來系裡因獲得邁頂計畫經費補助而成立的文化交流史平臺，她可以說是積極參與，在此一平臺與其他單位合辦的國際研討會中，曾宣讀過三篇論文，分別從幾個不同的面向討論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在校外，她曾於二○一一年至二○一二年擔任《國史館館刊》的編輯委員，與其他編輯委員共同努力，促成此一刊物於二 ○一二年首度收入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

趙教授研究美國對華政策近四十年，正式刊行的論文雖不能算多，但同事、朋友均認識到她研究的熱誠、認真、勤奮與慎重。她奔走各地，致力搜尋史料、檔案，發揮了已故臺大傅斯年校長早年所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這兩句話，她在大一時曾從杜維運教授講授的「中國通史」課堂上獲知，終身實踐。她搜集史料也採用其他方式，例如口述歷史，曾與歐美研究所同事單德興先生共同訪問齊邦媛教授達十七次，她在碩士班一年級時上過齊教授講授的「文史高級英文」課。這些訪問紀錄即是後來齊教授回憶錄《巨流河》一書的底稿，而趙教授在她昀後一篇發表於《臺大歷史學報》的論文〈觀察美國──臺灣菁英筆下的美國形象與教育交換計畫，1950-1970〉中，曾多次引述此書，是此文所討論的十四個案例之一。她的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據同行的歸納，涵蓋了政治外交與文化交流（宣傳）兩個領域，有三個焦點。首先是對美國國會「中國幫」的研究，並由此而延伸出另外兩個方面的研究，一是美國對臺灣本身的文化交流及其成果，另一則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宣傳活動，從第三個焦點又衍生出對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東南亞華人政策研究。她在後兩個焦點的研究上已獲得相當成果，但可惜都尚未完成。儘管如此，她已經為這些方面研究建立基 礎，提供了貢獻，特別是在美國文化對臺灣的影響方面，一些有待深入的課題在她的研究中早已開始。

趙教授轉到臺大歷史系任教之後，對教學的熱誠與投入，也為同事與學生所共知。她上課之前準備充分，並且嘗試運用新的教學方式，例如藉電影與小說的情節來講授美國歷史，引導學生進入情境。對於學生則要求嚴格，學期報告的題目與結構都要事先和她商量，也要求學生必須謹遵寫作的格式。學生繳來的作業，她仔細用心地批改，好的作業她會推薦到大學部的學生學術刊物《史繹》上發表。對於討論課，她都會事先安排時間和教學助理研討，在討論課進行時，她穿梭於教室之間，觀察助理們的帶課方式和同學們的討論狀況。要求學生雖然嚴格，但在課堂外卻對學生十分關心，常有學生到她的研究室談話，她不吝惜時間，有時一談就一兩個小時。她未婚無子女，而待學生有如子女。在參與學生事務委員會的期間，她也為學生輔導和活動規劃付出很多心力。和同事之間的談話，課題常環繞著研究和教學，特別是教學的內容、方式、心得和挫折，她也常聽取同事的教學經驗。凡此種種，均見於她過世後同事和學生對她的追憶。她昀後一次到學校講課，是參與系裡在三月間舉辦的臺大杜鵑花節「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活動，讓一些對歷史有興趣的高中生來旁聽她講授的「美國歷史與電影」；上課是在下午，接著晚上又參加了系裡學生的另一項活動。次週沒有到學校來上課，系辦公室才發現她已經在寓所中因疾病突發而溘然長逝。她生命中的昀後一程，可以說是為臺大歷史系鞠躬盡瘁。

她的個性直爽、講話快速，自大學時代以來就為大家所熟知。尤其讓朋友們珍惜的，是她對人的關心。大一時，一位來自南部的同學初次離家來臺北，和同學又尚未熟悉，不免感到孤獨想家，她得知後，立即邀請到家裡和她的家人一起用膳；她和另一位來自南部的同學在宿舍餐廳一起吃午飯，勸這位同學離家在外為了身體健康要吃好一些，自己卻以可以回家吃母親做的菜為理由，十分儉省。她過世後，兩位同班同學分別追念當年那種深受感動的情景。她在北卡羅來納大學研讀時的同學，也回憶當年她如何關照後到的臺灣同學，指點大家如何應付學業、生活，對女同學尤其照顧，回國之後仍然關心其他歸國同學的生活。對於學生，她不僅關心他們的課業，也關心他們的生 活，曾有學生經濟困難，她得知後挪出部分研究經費聘為助理。她也指點學生為學為人的態度，不吝於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和學生分享，告訴學生研究學問昀重要的就是熱情，也告訴學生人生儘管不能如兒時一般無憂無慮，既然生下來就必須一直走下去。由於能夠善用機會啟導學生，因此有學生說價值觀念深受她的影響。同事一樣感受到她的溫情，一位曾是大學同班同學的同事，在病中由於她的關心，而得到一些當年同學的問候，其中有些是久未聯絡；另一位年輕的同事，在哀傷的父喪期間，也獲得她深切的關懷。正由於她對人深摯的關心，所以在她過去之後，有那麼多人為文追思。她生前也許有旁人所不知道的掛慮和遺憾，但是這一切在此時都可以還之於天地，人們所感念的是從她那裡所獲得至誠的經驗分享、精神支援和實際幫助。

人世間的名位只是孟子所說的「人爵」，雖然是「人之所貴者」，卻「非良貴也」，不足掛意。「天爵」源自本性的「樂善不倦」，趙綺娜教授在研究、教學、待人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發自本心的熱誠、認真和對人的關心，正是宋儒發揮孟子之說所講的「良貴在躬」，即使在她逝去之後，也永遠存在於同學、朋友、同事和學生的心中，得到大家的敬重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