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起，我正式應聘成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師。系刊索稿，要求撰寫「我的學思歷程」之類的文章，頗感苦惱。在知識學問上，我一直是個後知後覺者，只比不知不覺稍微好一點，何德何能談論自己的所學所識？事實上，學術研究一途，從來不是我的人生規劃，又如何理所當然侃侃而談？苦思多時，靈機一動，不如談談我為何走上臺灣政治史研究的道路，或可做為距離現在不久之前歷史的見證者。
1970年代臺灣的政治天空陰鬱沉悶。
對外在世界矇昧無知的我，從小不斷受到教科書的淘洗，中國百年苦難的歷史反覆灌輸，立志要成為「救國救民的政治家」，現在看來，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國青年」。高中以前，孫文是我的偶像。
但是，學校老師教的那一套，在家裡完全被父親否定，致使我常常與父親發生爭執、衝突，就像電影《多桑》裡面的情節。這對我造成嚴重的困擾，不能理解疼愛我的父親，為何觀念如此「偏差」？父親則認為我被「洗腦」、「頭殼壞了」！母親往往因我們的親子衝突，無所適從。
整個高中時期，正好是臺灣的政治震盪期。高二適逢1978年增額中央民代選舉，雖然母親不斷提醒「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卻總是在下課後到臺灣大學前面湊熱鬧，細讀「民主牆」、「愛國牆」上的論辯。接著，臺美斷交、救國團印製了「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的貼紙，我以相框框起，放在桌上，用以時時自勉。高三爆發美麗島事件，每天晚餐飯桌上，我就大發高論：「那些人都是居心叵測的陰謀份子」、「他們要推翻政府，早該抓起來」，把父親氣得丟下筷子不吃飯了。直到高三下，林宅血案發生，看著報紙上刊出林義雄母親倒臥樓梯間血泊中的照片，背脊發涼；同時像是當頭棒喝般，開始覺得有些事不對勁。因為無法解答自己的困惑，思考大為混亂，加上聯考的壓力，那半年的週六下課後，我常常佇立在西門町中華路的大天橋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潮，心中感到分外孤寂。
我決心投考政治系，母親很擔心我會成為「政治犯」，但父親很支持。如願進了臺大政治系，但系上老師們談的政治系統論、西洋政治思想、美國憲法與言論自由，都與現實的臺灣距離好遠，與當前局勢沒有關連。課堂上得不到啟發，就往社團發展，誤打誤撞進了大學論壇社，朋友們劉一德、賴勁麟、陳順良等人幫我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到臺北以外的世界。他們邀我一起幫黨外人士畫海報、發傳單，每每在寒冬夜裡、卻人潮滾滾的選舉政見會上，聆聽黨外人士或悲壯、或哀傷地訴說，讓我對政治這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
初初透入的一線光亮，大大吸引我的好奇，饑渴似地搜尋訊息。但是，像是有一隻神秘的手隱隱操縱般，圖書館裡所有與關鍵字有關的期刊、書籍都不見了，想要知道更多，只能從其他方式下手。碩士班期間，我大量閱讀吳濁流、李喬、鍾肇政、陳映真、黃春明、宋澤萊、楊青矗、林雙不、施明正、黃凡等人的小說，尋找臺灣的身形與血肉。總在紹興南街女研究生宿舍裡挑燈夜讀，時而掩卷嘆息、時而激動揮淚，如今回想起來，室友們可能視我為怪物。同時，心中也愈來愈感到憤怒：為什麼課本裡完全沒提過這些事？！
我所就讀的政治學研究所，主流課程是美國學說與實證調查，少數教授如許介鱗老師，是所上的異類，他不斷提醒「不要拾人牙慧」，也質疑民調的可信度，這吸引我與他接近。經許老師的指點，碩二到歷史所選修曹永和老師的「台灣史專題」。這年，曹老師剛從臺大研究生圖書館退休，首次在歷史所開課。第一屆學生除了歷史所的鍾淑敏、林美玲、許瑞浩、江燦騰、張麗芬之外，還有政治所的李文龍、陳進盛與我。雖然只是兩小時的選修課，但每週六我們會到曹老師內湖的別墅研讀日文，讀本是王育德的《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等。曹老師的豐富藏書也讓我們眼界大開。老師還常帶著我們四處探訪史籍史料，如南投臺灣省文獻會參觀總督府檔案、臺中圖書館、中央書局、棚邊書局等等。
像是要為自己解惑般，臺灣政治史研究愈來愈引起我的興趣，但政治史取徑在當時的社會科學領域已是末流。我決定走自己的路，請求曹永和老師擔任指導教授，完成了碩士論文〈台灣文化協會之研究──抗日陣營的結成與瓦解〉。因緣際會下，我不但是曹老師所教授的第一屆學生，並且有幸成為他所指導畢業的第一位研究生。
| 1987年6月取得碩士學位，臺灣政治正當天翻地覆中，震央就在立法院。經過筆試與面試，我進入《自立晚報》社擔任政治組記者，請纓主跑立法院新聞。站在臺灣政治變天的第一線，日日記錄報導正在發生的政治史、街頭運動史，心情澎湃不已。至今我十分感激，在臺灣新聞工作還可以做為生涯志業之時，有機會參與其中，對政治運作實況進行第一手觀察。但也因為近距離觀察政治人物，這時也才認清自己並不適合從事政治工作。 |
▲1987年於《自立晚報》當記者的陳翠蓮老師。
（謝三泰攝） |
經過思考後，重回校園，這次我打算挑戰父親總是欲言又止的「二二八事件」，做為博士論文的主題。早先，我已利用當記者時到美國、中國採訪的機會，搜集不少海外出土的二二八事件史料，又逢1990年李登輝總統指示行政院研究、開放檔案史料，時機已經成熟。我請許介鱗教授指導，又依他的建議到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尋找戰後初期美國駐臺北領事館所做的臺灣政情報告、二二八事件報告等檔案，在豐富史料的支撐下，1994年順利完成國內外第一本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博士論文。
但是，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卻開始在尋找研究工作的過程中吃盡苦頭。因身跨政治與歷史兩個領域，被認為「屬性不明」，在政治學界、歷史學界，甚至新聞學界都碰壁之後，只好再回到新聞界工作，一年後，終於獲得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的教職。私立學校的教學負擔極重，又常變動課程，我花了絕大部分的時間在備課上。雖然如此，但我確信，所有的努力都不會白費，辛勤備課的過程中，不但解答了自己以前沒弄懂的問題，並且為日後的研究蓄積廣泛的知識基礎。
二十年前，學科分界明顯，連論文寫作模式都大大不同，歷史研究內容不被政治學期刊接受，社會科學的提問方式也不被史學界認同，這些因素往往使我失去學術論文發表機會。身受社會科學訓練的我，自知在檔案史料的能力上大不如人，必須投注更多的時間與精力追趕，但一邊教授政治學，一邊研究臺灣史，兩面作戰之下，戰線?長，焦頭爛額。以上種種挑戰，都使我的學術路途初期走得格外辛苦。
| 但無論如何辛苦，從來沒想過放棄臺灣史研究。研究臺灣政治史，就像是追尋自我認同的過程，為了要解答自己的疑惑，解答我與父親的衝突，回答「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如何成為現在的我們」。多年以後，看宮崎駿動畫《神隱少女》，突然有所觸動，覺得我就像劇中忘了自己名字、被湯婆婆使喚差遣的「白龍」。政治史研究對我而言，是為了追尋自己的歷史，弄清楚自己是誰，找到回家的路。 |
▲陳翠蓮老師於學術研討會一景
（謝三泰攝） |
我的臺灣政治史研究從反抗運動開始，最早的嘗試，是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協會政治運動。原本更吸引我的，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的臺灣共產黨及他們的「台灣共和國」主張，但許介鱗老師委婉建議我不要做這個題目（後來才知道巴黎大學博士盧修一以此為博士論文主題，當時他正在獄中）。博士論文則是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碩、博士論文有雷同的關懷：不同時期抵抗運動的時代因素與背景；抵抗運動的訴求、目標與動態過程；官方的對策與操作；不同的政府如何對付臺灣人的抵抗運動。尤其後者，令我特別關注，臺灣總督府從懷柔、打壓到分化，一路摸索轉變；戰後跨海而來的中國政府，則移植了政治文化中最狡獪陰暗的部分。臺灣這土地上的先輩們曾經不斷反抗，反抗的歷史必須重見天日，統治者狡詐的對策也應記取。
1995年，博士論文正式出版為《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時報文化），我在書中嘗試把二二八事件中所呈現中國政治文化的陰暗面加以系統論述：「派系政治」以人際親疏所構成的關係網絡，共同攫取、分享政經利益，對抗他者的競爭；「權謀政治」以欺騙、栽贓、兩面手法、監視、出賣、報復、株連、殘殺等手法，製造恐怖，達到令人戰慄與噤聲的效果。這些前近代式的政治控制手段，是臺灣人所陌生的經驗，透過二二八事件發揮了震懾作用，往後成為白色恐怖政治開展的基礎，進而得以控制臺灣社會數十年。
▲兩本專著：《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1995）、
《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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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轉任到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讓我脫離教學與研究互無關連的困境，得以全心投注於研究上。加入成為臺灣史學界的一員，也緩減「獨學而無友」的孤獨，研究課題得以開展。我試圖盤整過去的研究成果，以臺灣人政治認同的形成過程為焦點，提出以1920-1950年為關鍵期的跨斷代觀點，並梳理政治上的「日本—臺灣—中國」，文化上的「西方—日本—臺灣」的多重、複雜關係，說明戰後初期臺灣人政治認同與文化價值的衝突。成果於2008年出版為《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０∼一九五０》（遠流）一書。
從事歷史研究，讓我更看清楚，歷史詮釋從來就是政治的一環。權力者透過選擇性的書寫、系統性的傳佈，塑造認同與效忠；反對者尋找被湮沒的殘骸、挖掘苦難的例證，召喚抵抗的正當性；人們因為時代的變遷與需求，重新詮釋過去，定義現在。歷史與政治糾葛難分，歷史研究者其實正是政治行動者。我理想中的歷史學者正是要揭露權力者的侮慢、提醒反抗者的偏執，不讓歷史成為政治的奴僕。正因為「過去」經常是正反併陳、相因相生，歷史研究與論述因此充滿開展空間。史學者梳理與詮釋集體經驗中的連續與斷裂、變異與常軌，正可提供社會觀照過去、提示現在、思考未來的參考。
我的人生過程從未在規劃中，總是依著興趣去做，一路上都很努力。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時代的幸運兒。少年時橫衝直撞，熱血激昂，幸好有師長朋友們的提點指引，母親所提心吊膽的事沒有發生。更因為這土地上的先行者們的犧牲奉獻，在我步出社會時，臺灣的民主政治開花結果，臺灣史研究竟可以成為我的人生志業。
▲陳翠蓮老師初到任時，於歷史系辦公室前留影。（2013年1月31日攝） |
年過五十，才轉換跑道到本系任教，這是我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新一輪挑戰。除了繼續努力外，也對自己有一些期許。首先，希望能好好經營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戰後政治史相關課程，讓更多青年學生熟悉這段過程，也為臺灣民主政治進行紮根的工作。
其次，盤整自己過去的研究成果，在抵抗運動、殖民與威權統治、政治認同等課題之外，開展下一個研究主題。再者，臺灣史研究歷經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累積許多成果，但學術業績與讀者大眾之間頗有隔閡。科學專業有所謂「科普」推廣工作，臺灣史學界的「史普」也悄悄在進行，期望自己有機會可以參與這些基礎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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