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期   2012年 10月出刊   
 
 
 
呂世浩老師在會議中宣讀論文,右為主持人李惠儀教授

▲呂世浩老師在會議中宣讀論文,右為主持人李惠儀教授

《史記》及其超越: 第三屆《史記》國際研討會紀要
呂世浩(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前言

2011年12月2-4日,「《史記》及其超越:第三屆《史記》國際研討會」(Shiji and Beyond: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hiji)在歷史悠久的捷克布拉格(Prague)的查理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充滿古典雅意的亞洲學院會議室中舉行。本次會議由查理士大學亞洲學院漢學系與哈佛大學漢學中心聯合舉辦,經費由蔣經國文教基金會(CCK Foundation)提供,共有來自歐洲、美國及臺灣的16位學者發表論文(共計歐洲學者7位、美國學者6位、臺灣學者3位),討論與《史記》研究相關各個層面的問題。筆者獲邀出席宣讀論文,僅就見聞所及,略陳報告。

會議緣起及學術背景


《史記》是中國最偉大的經典名著之一,其於史部為正史鼻祖,於集部為散文大宗,於子部為一家之言,於經部則為百王大法,可說是兼通經、史、子、集四部性質而有之。上承周公、孔子之道統,下開秦漢以後之文史新格局,故宋代鄭樵譽之曰「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史記》誕生於西漢,成書後迅速蔚為風潮,兩漢之際續補《史記》者達十八家之多,當時著名學者如劉向、揚雄、桓譚等皆加推許。魏晉南北朝後,《史記》開始傳入東亞的日、韓等地,至唐代更有多家注解的出現,使《史記》的研究重新進入高峰。宋明以後,對《史記》評論義法與評點文章之風氣大興,而以凌稚隆《史記評林》、歸方評點《史記》等最為代表。至清代考據學大盛,顧炎武以下對《史記》史事考據的論著甚多。可以說兩千年來,《史記》一直都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重鎮,雖不同時代的學者關心重點各異,但其地位始終歷久不衰。

近代以來,《史記》研究開始走向多元化與國際化。一方面繼承傳統之舊關懷,對太史公之生平與學術、《史記》各篇之亡缺補篡、歷代傳本的整理、三家注的辨析、《史》、《漢》比較等研究均有突破。另一方面,受到西方新學風之影響,對《史記》所記載的古史展開各種辯論,如《史記》與出土文獻的互證、《史記》紀年與天文曆法、《史記》所記古國與各考古學文化的比對等,可以說幾乎任何一個上古史的問題都離不開《史記》。因此逐漸形成了多采多姿、蔚為大觀的《史記》學研究。而在中國之外,《史記》學也從傳統的日、韓向歐、美傳播,20世紀以後,西方史學家做了大量的《史記》譯介工作,從法國漢學家沙畹、美國漢學家華特生、道森、倪豪士、俄國漢學家越特金等,陸續將《史記》中的名篇或大部譯為西方語文,《史記》的相關研究也成為世界漢學中令人矚目的焦點。可以說《史記》從中國傳統的學術成就,已成為世界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

但在過去,由於政治、文化等種種因素,東方世界卻缺乏對西方《史記》研究的了解,特別是歐洲漢學界的《史記》研究情況。在新的世紀中,如何加強東西方對《史記》研究的進一步交流,以融匯出新的世界《史記》學研究,便成為當前的一大發展重點。在這樣的呼喚下,「史記及其超越:第三屆《史記》國際研討會」的召開是別具深刻意義的。

本次會議人數雖不甚眾,但出席學者分量之重,堪稱是「《史記》學」近五十年來最為盛大的一次集會。其主要意義表現在下列三方面:第一,過去由於冷戰關係,臺灣學者對於東歐學者的成就,其實完全不了解,經由此次會議,將來自於西歐與東歐包含俄羅斯在內的學者聚於一堂對話,我們方得知這一批東歐學者從未停止他們的研究志業,而且絕對是品質之上的專業水平。第二,東道主查理士大學為創立五百年的歐洲古大學,向來有著研究東方漢學的悠久傳統,並以對《史記》捷克文的翻譯著名於世,與俄羅斯聖彼得堡科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t. Peteresburg)的俄文翻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英文翻譯鼎足而立,可說是目前《史記》最重要的幾種外文譯本。在此舉行《史記》國際學術會議,意義重大。第三,本次會議主辦人Prof. Olga Lomova(羅然教授),邀請目前世界漢學界中幾乎所有研究《史記》最具分量及代表意義的學者齊聚於一堂,包括治《史記》最為長輩之俄羅斯聖彼得堡科學院的Prof. Yuri Kroll、著名前輩學人美國奧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Prof. Stephen Durrant(杜潤特教授,美國《左傳》翻譯計畫召集人與主要譯者),和威斯康辛大學的Prof. William H. Nienhauser(倪豪士教授,美國《史記》英譯計畫主持人),以及德國慕尼克大學前副校長與漢學系主任Prof. Hans van Ess(葉瀚教授)、同樣來自德國的Dr. Dorothee Schaab-Hanke(沙敦如博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Prof. Bernhard Fuehrer(傅熊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的李惠儀教授(同為美國《左傳》翻譯計畫召集人與主要譯者)和Prof. Michael Puett、加州柏克萊大學的Michael Nylan(戴梅可教授)、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的Dr. Esther Klein、義大利威尼斯Ca’Foscari University的 Prof. Tiziana Lippiello(李集雅教授)及Dr. Giulia Baccini、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的Dr. Beatrice L’Haridon(羅逸東博士)。而臺灣有三位學者獲得主辦單位的邀請,分別是佛光大學人文學院的李紀祥教授、同校歷史學系蔡秉衡主任,以及筆者。筆者有幸參加本次會議,得以聆聽諸位國際前輩學者之高論,感受到《史記》學的蓬勃氣勢與未來展望。以下茲依論文發表順序,提示作者、論題、簡述主要內容及筆者感受,與學界同道分享。

呂世浩老師與會議主辦人Prof. Olga Lomova合影

▲呂世浩老師與會議主辦人Prof. Olga Lomova合影

會議內容及其問題點

首先於12月2日,主辦單位在亞洲學院會議室舉辦晚宴,讓與會學者們彼此熟悉,並在輕鬆的氣氛中進行對本次會議的意見交流。緊接著3日上午舉行第一場研討會,由Hans van Ess主持,主題為Time and Chronology。

本次會議以此主題開場是別具意義的,西方漢學家研究《史記》,向來對太史公的時間觀具有高度興趣,從美國學者Burton Watson就已特別注意這個問題,他曾說:「毫無疑問,歷史循環這一概念是由司馬遷提出來的。」而John Meskill也認為中國歷史具有循環模式,呈現螺旋式的上升趨勢。這樣的看法過去為許多西方學者所接受,形成對中國傳統史觀的認知。但就筆者拙見,這樣的總結似有粗糙之嫌。

《史記》的時間史觀究竟為何,應從各篇的內容進行具體而實際的分析,方能總合五體及全書下一結論。單獨就書中一二文句進行摘錄式的討論,則容易產生誤會。以筆者過去發表的〈平準與世變──《史記.平準書》析論〉(2002)為例,就〈平準書〉全文進行分析,便可發現文中劃分上古至始皇、漢初至漢武為世變盛衰之兩大循環,其關鍵處則在人謀不臧,是以在太史公來看人的努力足以改變歷史的方向,其時間觀不能以單純的循環或線性加以概括。

而本次主題的兩位報告人,都提出了有別於過去的新看法。首場報告由李紀祥教授發表〈《史記》中司馬遷的周史觀〉一文,文中從〈三代世表〉及〈十二諸侯年表〉中對周代的分期進行分析,認為太史公無意以「平王東遷」來做為周史之區分點,提出「周厲王」與「共和元年」方是太史公眼中周史興衰的關鍵。這樣的觀點與西方學者過去的概念大不相同,形成了一種強烈的衝擊。因此報告一出,便引發在場國際級重量學者們的強烈興趣,如主持人Hans van Ess和Stephen Durrant、William H. Nienhauser都分別引用《史記》諸世家內容,強調「平王東遷」事件的重要性,而李紀祥教授則針對「西周/東周」在《史記》和《春秋》中的歷史語境加以比較,正面回應,堅持其說。其間熱烈的問答過程,可說是為本次會議的學術討論氛圍做了一個最良好的開端。

第二位報告人Yuri Kroll因年高不克成行,特派遣弟子Anton Terekhov(鐵安東)代表宣讀論文 “Toward a Study of the Linear Time Concepts in the Shih chi”。Yuri Kroll為俄國漢學大師,亦針對過去西方漢學家所認知的中國古代循環時間觀提出異議,而提出《史記》同時兼具了循環和線性兩種時間觀於一體的新觀點。此說一出,引起在場學者們的討論。其中Hans van Ess引用〈高祖本紀〉贊語中「三王之道若循環」一句提出疑問,可惜因發表人不克到場,並未進行回答。Anton Terekhov兄青年才俊,然不能親睹Prof. Yuri Kroll長者風采,令筆者十分遺憾。

但筆者對西方學者所常引用之「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作為《史記》循環時間觀的根據,亦持不同看法。蓋〈高祖本紀〉贊語原文作: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過去學者對此,多以前半段為太史公之三統循環史觀,後半段為正面稱贊漢高祖的文字。如明人王維禎曰:「此論只言沛公能變秦苛法,得天之統,故有天下,此本論也」,清人袁枚亦云:「史遷作〈高祖本紀〉贊以忠質立義,明乎繼三代者高祖也,最為得體。」事實上卻忽視了前後段的聯繫,以及太史公所言乃「若循環」並非「循環」。蓋此段關鍵,在最後所述高祖制度「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其實皆是秦制。太史公實諷漢家實上承秦制而不改,不法夏政之忠以救秦失,三代之道所以不能重現於漢,究其根源皆高祖所用秦法之故,關鍵在人而非天。這也就是筆者長久以來所堅信的,欲明瞭太史公之歷史觀,當由各篇具體內容出發再加總結,方不至有以偏概全之疑慮。

第二場主題為Money Making,由Dorothee Schaab-Hanke主持。《史記.貨殖列傳》所呈現對商人的評價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而揚雄譏「貨殖」為「蚊」,班彪責之以「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班固重之以「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更成為後人攻擊《史記》一書的重要論據。而本次會議中,Michael Nylan與Beatrice L’Haridon不約而同對〈貨殖列傳〉發生興趣,成為此次會議最為聚焦的兩篇論文。Michael Nylan的 “SJ 61 and SJ 129 and attitudes towards money-making in relation to exemplary conduct during late Zhanguo and Western Han” 一文,由〈伯夷列傳〉、〈貨殖列傳〉的比較分析出發,討論晚周到西漢間的貨殖觀。而Beatrice L’Haridon則對兩漢之間的貨殖觀發生興趣,其 “The merchants in Shiji: an inter- pretation in the light of later debates” 一文,就司馬遷與班固在〈貨殖傳〉中,從「子貢/原憲」到「子貢/顏回」的筆法異同,並與揚雄《法言》之論點對照,試圖與王莽封司馬遷之後為「史通子」的線索加以聯繫,說明新莽的時代氛圍,極具銳見。

第三場的主題是Jesters and Barbarians,由本次會議發起人Olga Lomova主持。首位報告者為Giulia Baccini宣讀 “The Shiji’s Guji liezhuan: a source to underst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early China”,Giullia Baccini是Olga Lomova和Tiziana Lippiello的高足,報告中主要重新定義「滑稽」一詞,並強調〈滑稽列傳〉中滑稽與諷諫的關係,同時提出褚少孫仍把滑稽當成幽默故事來看待。第二位報告者李惠儀教授則以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The Account of the Xiougnu’”(〈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略論〈匈奴列傳〉與史學方法〉)為題,針對〈匈奴列傳〉中所見史學方法進行報告,並嘗試由「華夷之辨」出發,探討大一統前後華夷觀的變化。

第四場主題為Emperors and Friends,由Zbigniew Slupski主持。本場原排定首位報告者Christoph Harbsmeier未能與會,改由哈佛大學Michael Puett代為宣讀其論文“The First Emperor in Shiji and Alexander the Great”。題目有趣,但論文明顯未完稿,多處只見資料長編,論點頗有闕疑。現場有學者如Michael Nylan等對此甚為不滿,不斷提出質疑,而另一位全程與會旁聽的年長學者、漢學布拉格學派代表高利克(Marian Galik, 斯洛伐克科學院〔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則舉手發言,他提出當一位學者未能與會時,按禮貌出席者不應接著對其論文發表任何批評或意見,長者風範令筆者留下深刻印象。

接下來的報告者Hans van Ess以 “Sima Qian and his friends” 為題,利用《史記》中的史料,生動勾畫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二代的交遊網,如公孫季功、董仲舒、賈嘉、平原君子、他廣、田仁、任安等人,並說明其師友對《史記》著作的重要性。旁徵博引,分析生動,思路犀利,令筆者獲益良多,也獲得與會學者好評。而現場的臺灣學者也提出不少補充意見,如李紀祥教授提出過去對太史公交遊網的研究往往忽視了女性的角色,這是以後該注意的方向;筆者則提出〈游俠列傳〉中的郭解,太史公(雖不知為談或遷)曾親見其人,應列入交遊網中。

12月4日上午舉行第五場研討會,主題為Confucius,由Tiziana Lippiello主持。本場首位報告者Bernhard Fuehrer,其論文為 “Sima Qian as a reader of the Master’s utterances”。Bernhard Fuehrer是對中文極為嫻熟的西方學者,他的文章從比較今本《論語》與《史記》所引用文字出發,針對內容的差異進行全面的比較,企圖從「作為讀者的司馬遷」的角度,觀察《史記》中所用的《論語》底本來源,是本次會議中極為紮實出眾的報告。其後Michael Puett以 “Sima Qian, Confucius, and the Role of Sages in the Shiji” 為題進行口頭報告,Michae Puett為人親切風趣,惜未及提交正式書面論文,令與會學者無法進行深入討論,頗感遺憾。

第六場主題為Inheritors and Followers,由Bernhard Fuehrer主持。本場的報告者為Dorothee Schaab-Hanke,以 “Inheritor of A ‘Rebellious’ Mind? Some Reflections on Yang Yun” 為題,舉〈報任少卿書〉與〈與孫會宗書〉的比較為例證,認為司馬遷與其外孫楊惲在對漢朝態度上具有強烈相似性。由於上午的議程時間較長,因此原定第二位報告者Stephen Durrant移至下午進行報告。

下午的首位報告者為Stephen Durrant “Ban Biao, Ban Gu and Their Five Shiji Sources” 一文,探討班彪、班固父子為何在《史記》所採用百餘種古文獻中,特別強調《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世本》、《楚漢春秋》的地位?其文章特別《楚漢春秋》為重點,在此書已散亡的情況下,如何透過輯佚的方式,來探討它與《史記》間的關係。其文引據充實,論證明晰,是本次會議中最好的論文之一。而Stephen Durrant為人博雅謙沖,獎掖後進,充分展現前輩學者的長者風範,令筆者仰慕讚嘆,印象深刻。

第七場主題為Commentators and Followers,由李惠儀教授主持。筆者以〈從張晏、徐廣注論漢晉間《史記》的流傳〉為題進行報告,文中由《史記》、《漢書》所見張晏注進行詳細比較,確證張晏從未注解《史記》,現《史記》所見張晏注皆後人雜抄刪減張晏《漢書》注的結果,並論張晏所述《史記》十篇缺之說當屬可疑。而今日所見《史記》全本,實來自於東晉徐廣校對中秘之結果,徐廣乃太史公不世之功臣。此文承蒙與會學者如主持人李惠儀、Stephen Durrant、William H. Nienhauser、Hans van Ess、Olga Lomova等熱烈迴響,會後並蒙Stephen Durrant、Hans van Ess、Bernhard Fuehrer與李惠儀教授之謬讚,特此致謝。

呂世浩老師在會議中宣讀論文,右為主持人李惠儀教授

▲呂世浩老師在會議中宣讀論文,右為主持人李惠儀教授

接下來William H. Nienhauser因班機時間限制,提前於本場進行報告。其題目為“The Role of Takigawa Kametarō’s Study of the Shiji in Modern Scholarship”,由日本學者瀧川龜太郎的生平和學術成就出發,說明瀧川的版本校勘工作實基於日本學術的舊傳統而來。並提出瀧川在使用日本罕見版本、舊注等校勘的重要貢獻,說明瀧川之校勘與顧頡剛點校的大陸中華書局本相較,確有其殊勝之處,並對《史記會注考證》在東西方的不同境遇進行探究。William H. Nienhauser長久以來致力於《史記》英譯事業,貢獻卓著。此一論文充分表露前輩在《史記》各版本及相關問題上的認真治學及深厚功力,令筆者受益良多。

第八場主題為Study of the Book,由Prof. Michael Puett主持。本場首位報告者,為原定前場第二位報告之蔡秉衡教授,其題目為〈《史記樂書》對南北朝〈樂志〉的影響〉,探討《史記.樂書》及《漢書.禮樂志》對沈約《宋書.樂志》的影響,及沈約在此一領域的繼承與開創。由於《史記.樂書》內容涉及古樂專門之學,過去罕有學者涉獵,蔡教授是古樂學的專家,大大的補充了過去《史記》研究在這方面的不足。相信假以時日,當能形成未來《史記》之一研究新方向。

第二位報告者為Esther Klein,由於Klein臨時有事未能成行,但其 “Truth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Shiji” 一文已交付大會收錄。其論文回溯《史記》研究史上的分歧,特別集中在探討以下三方面:(1)《史記》與經典的記事差異、(2)《史記》所記新史實、(3)個人真相與史實間的矛盾,來探索《史記》被稱為「實錄」的真正意義。

此次會議的最後,由召集人也是《史記》捷克文譯本的主譯者Prof. Lomova進行大會總結報告。她認為此次會議的各篇論文雖均有獨到之意義,但就其所希望的“Beyond” 而言,顯有落差;對於《史記》的文學史及文學性研究,亦有所不足;再者,會前所設定之主題之一的〈報任少卿書〉研究,則仍缺乏如舊。但本次會議至少促成了東西歐、北美與華文世界參與學者的交流,並已經看到了譯文、文本、版本各方面的研究意義出現於世界漢學圈中。同時促使每一位研究者在「一家之言」的導向外,均須多元思考,不再自襟於一己之小圈中。並希望從本次的會議開始,能促進更多東西方的《史記》研究的交流。其發言可謂犀利,本次會議便在Prof. Lomova的精采總結報告中宣布結束!

為期三天的會議,加上西方漢學界如此堅強的出席陣容,當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至少就筆者個人而言,藉由此次會議大大開拓了個人研究的視野,見識到西方學者在研究《史記》的興趣和方法上,究竟和華文世界的學者有何不同,別具深刻意義。但另一方面,筆者也深刻感受到,不論種族、國籍、語言、年齡,世界學者們對於《史記》的熱愛都是一樣的。相信在新的世紀,隨著政治隔閡的消失,與資訊交通的發達,作為人類共同偉大文明遺產的《史記》,其研究將煥發新的面貌,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經典。

第三屆《史記》國際研討會會議進行實況(2011年12月4日攝於查理士大學亞洲學院會議室,呂世浩老師提供)

▲第三屆《史記》國際研討會會議進行實況(2011年12月4日攝於查理士大學亞洲學院會議室,呂世浩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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