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2010年在臺灣大學舉辦，第五屆於2011年8月27、28日在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國際文化大廈第六會議室隆重召開。此次是由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主辦，臺灣的年輕學者再次獲邀與會，擔任主持人、發表人及評論人，與日本、中國大陸的學者進行交流討論。就成員來說，與前幾屆有若干重複，較明顯的變化是許多青年學者業已畢業，故除臺灣大學與中正大學有四位在學者，其餘多來自臺灣不同的大學院校。相較之前，本次研討會的安排有較大幅度變化：（1）會議報告篇數減少為12篇，故臺、中、日三方報告人各僅有4位，並縮短報告日程為兩日；（2）設定評論人為兩位，且遵守異地互評原則，希望提高討論的質量；（3）除了以青年學者為主軸，大會最後還邀請三位較資深的學者對研討會進行總評
二、會議過程
兩天的會議，每日三場，每場發表二至三篇。報告人與評論人已於會前繳交書面稿，由大會印製發給與會成員。另有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曾誠擔任日文口譯。
第一場由陳識仁（輔仁大學）主持，福永善隆（九州大學）發表〈漢代的尚書與內朝〉，王安泰（東吳大學）發表〈內臣與外臣之間：魏晉南北朝過渡型內臣〉。福永善隆重新檢視兩漢時期的尚書與內朝的關聯性，以為此時之尚書類似主簿與門下，並由此比較皇帝、丞相、太守等職位，說明漢代官僚制度結構的特性。評論人李昭毅（朝陽科技大學）以為本文最大貢獻在於以政治體制與政治架構作為分析平臺，討論皇帝、內朝、尚書之間的動態關係。但也有篇名與標題無法涵蓋內文、尚書與內朝官差異論述不夠清楚等問題。評論人徐冲（復旦大學）認為，本文最大特色就是將眼光從皇帝宮廷拓展到丞相府和太守府，進而把握整個皇帝統治機構的整體架構。然而，徐冲亦指出內朝官有參與皇帝生活空間的屬性，但未見於郡府中的「門下」群體，何以如此？應要做出更多解釋。孫正軍（北京清華大學）則請教作者選擇皇帝、丞相府、地方郡府的理由，以及兩漢時期的「皇帝府」、「太子府」和「王公府」是否也存在同樣的構造與發展。
▲王安泰先生發表論文 |
王安泰則對於魏晉南北朝體系與國際秩序的關係，提出一個「過渡性內臣」的特殊類型，說明其介於不受王朝統治的內臣與化外之地的外臣之間，以及探討產生的過程與天下秩序中的意義。評論人阿部幸信（東京中央大學）肯定討論此課題有其重要性，不過提出「內臣─外臣構造」說法的栗原朋信，其觀點已經受到許多批判，作者對此卻未善加梳理。評論人魏斌（武漢大學）對於「過渡性內臣」的說法、定義與起源仍略有疑問，且指出許多的邑長、邑君等並未有明確的郡縣地名的例證，希望作者多做考慮。自由討論時間，佐川英治（東京大學）提出過渡型內臣和外臣在具體的貢納關係，以及租稅方面有何差異的疑問。 |
第二場由阿部幸信主持，黃旨彥（臺灣大學）發表〈湯沐之資：漢晉南北朝公主的經濟基礎〉，淩文超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走馬樓吳簡庫錢帳簿體系復原整理與研究〉。黃旨彥的討論，除了重視國家從制度上給予湯沐邑制度，作為漢晉南北朝公主的經濟基礎，也考察莊園經濟運作的實態，以及性別與政治身分之間的衝突，為女性與財產之間的關係提出新觀點。評論人張榮強（北京師範大學）肯定其新意及對於新史料的重視，但同時也指出傳世文獻與出土史料的零散，導致理解的失誤及論證不夠充分。評論人永田拓治（阪南大學）則肯定黃文對於公主財產議題的關注及詳細討論，並另外提及和蕃公主亦具有國家政策性質，與黃文探討之公主相近，似可針對此一群體補充論述。自由討論時間，戶川貴行（九州大學）指出北朝公主制度是皇帝制度的一環，與南朝的公主制度不同，討論應加以區別。
▲劉欣寧女士擔任評論人 |
淩文超以揭剝圖、清理號等考古學整理資料為依據，結合簡牘形制、筆跡、簡文格式和內容等簡牘資訊，將吳簡採集庫錢簡視作獨立的材料，進行文書學復原整理，確定吳簡的庫錢帳簿體系，以說明孫吳基層財政的運作方式。評論人安部聡一郎（金澤大學）相當肯定利用考古學資訊與簡帛本身的訊息的研究方式，但也指出目前吳簡仍有訊息不夠的缺憾，並指出庫錢帳簿體系與州中倉和三州倉的體系相當類似，建議進行比較。評論人劉欣寧（中研院史語所）同樣肯定利用出土位置及簡牘形制等資訊來復原簡冊原始存在形態的作法，但指出吳簡有先天材料的缺陷，具有偶然性的因素，若干解釋與體系的復原應該採取保守的意見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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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由雷聞（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由姜望來（武漢大學）發表〈論「四七之期必盡」〉、孫英剛（復旦大學）發表〈讖緯、音律、祥瑞──《樂緯》與中古政治〉。姜望來分析北齊流行的讖語「四七之期必盡」，說明其來源與演變過程，以及在高氏統治時期佛道相爭背景下，謠讖與北朝後期政治進程的關係。評論人蔡宗憲（中興大學）認為，從短短的讖語進而窺探政治、宗教的衝突，有其大的格局，然而關於「四七之期必盡」的事證並不多，因此在推論或引證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李公緒是否為道教徒的問題。評論人稲住哲朗（九州大學）同樣肯定作者長期對於讖語的研究，但對於李公緒為道教徒亦感到疑慮，認為從具有選擇性的後世史籍看待當時的社會，這種論述方法應該重新檢討。
孫英剛以《樂緯》的論述為中心，探討中古時期讖緯、音律、祥瑞與政治的關係。認為《樂緯》與讖緯關係密切，在唐宋的轉變之前，當時的知識體系有嚴密的內在邏輯。評論人張文昌（東海大學）指出其觀察敏銳與視野廣闊，但文中無法突出《樂緯》對中古政治的影響，以及時代性的特點。此外，對政治示警者的身分與階層方面，仍需深入分析。評論人戶川貴行（九州大學）一方面讚賞研究的水平外，也指出時代的特色不明，以及隋唐的音樂類型有多種，應多加考察。自由討論時間，游自勇（首都師範大學）提醒應該注意《冊府元龜》資料的應用，與《唐會要》的材料需要加以區別。
第四場由葉煒（北京大學）主持，顧江龍（首都師範大學）發表〈晉武帝的封建與立儲〉、吳修安（臺灣大學）發表〈梁末唐初的南川土豪酋帥──從政區演變考察其分佈與發展〉以及林楓珏（臺灣大學）發表〈從三個面向探討中、晚唐基層行政的變化〉。顧江龍圍繞晉武帝時期「分封與立儲」的課題展開討論，指出應拋開唐修《晉書》渲染的影響。並運用各家舊晉史，企圖說明分封是晉武帝的理想，宗王與都督的結合便是實踐，此外，齊王攸是作為輔佐惠帝的人選。評論人小尾孝夫（東北大學）讚賞作者謹慎考證各種史料，和提出對於晉武帝封建制度的新見解。評論人黃玫茵（元智大學）認為顧文史料詳查，考證綿密，博引各家晉書史料。但該文政治群體的主張說明不清，也希望作者進一步研究郡縣、封建的取捨等中國史的重要問題。自由討論時間，仇鹿鳴（復旦大學）指出「必建五等」反映晉武帝的儒家思想傾向，並認為「必建五等」有可能是政治形勢所趨，而非單純的復古行為。
▲吳修安先生（右）發表論文 |
吳修安以梁唐之際江西政區演變為線索，考察與之密切相關的南川豪族的分布與發展，指出梁末陳初與唐武德中期是政區增置高峰期，而政區的興廢也反映中央與地方勢力的消長。評論人劉屹（首都師範大學）認為從政區角度的考察，彌補了南方土酋豪帥研究，不過也指出作者對於「分布和發展」的概念以及土酋豪帥身分的界定不夠明確。評論人北村一仁（龍谷大學）則指出作者具有踏實的考證能力和跨越朝代研究獨創的視角，若能加入嶺南、淮南等地區的綜合研究，將有利於瞭解各個地區的政治背景和狀況。自由討論時間，小尾孝夫指出在論述的過程中，應將歷史地理與政治制度相結合；魏斌則提醒作者，應注意南川豪族的分佈與水道之間的關係。 |
▲林楓珏先生（中）提問 |
林楓珏則從三個不同的面向，包括伍保的式微和村的崛起、裏胥的出現、藩鎮內的押牙系統探討中晚唐基層行政組織的變化，探索政府對於基層組織的控制方式。評論人松下憲一（北海道大學）以為本文對中晚唐基層行政組織的變化探討詳細，但日本學界對於鄰保制度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本文並未考慮，無法明確論證從伍保制度到村的變化。評論人游自勇認為，從三個方面來審視唐王朝對基層行政系統的重建，是文章的獨特性，然對唐後期職官胥吏、里胥等問題提出若干疑問，並建議作者應將「基層行政」改為「地方行政」。馮培紅（蘭州大學）則對於作者押衙系統的理解提出不同看法。 |
第五場的發表人皆為日本學者，由松下憲一主持，會田大輔（明治大學）發表〈西魏、北周、隋的對南朝意識──從對南朝表達的變化來看〉、平田陽一郎（昭津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發表〈西魏、北周二十四軍與「府兵制」〉和室山留美子（大阪市立大學）發表〈試論北魏墓誌史料的特性〉。會田大輔以文獻及石刻史料中西魏、北周、隋代政權對南朝的用詞，分析諸政權對南朝意識的變遷，進而提出從北魏以降的華夷觀、正統觀有著曲折的發展。評論人雷聞認為會田報告思路清晰，論述精緻，但將正統和華夷觀糾纏在一起並不恰當，且對不同場合下的史料意義，亦應更加審慎分析，需具體考察其他材料。評論人王萬雋（臺灣大學）對作者的立論和材料的整理給予正面評價，但認為某些用詞在意義的討論上並不謹慎，又應釐清「正統性」和「華夷觀」的概念，且該考慮只討論對南朝的看法是否就可以處理華夷觀、正統觀的問題。此外，孫正軍指出在關注西魏、北周、隋對南朝意識的同時，最好也能比較南朝政權對北朝的意識。
平田陽一郎論述西魏、北周二十四軍與「府兵制」的關係，以及其組成、性質與變遷，對府兵制提供全新的見解。包括認為組成二十四軍的鄉兵部隊來源很多，不能等一視之，且二十四軍制下一直有北魏以來的內官系譜等。評論人葉煒認為該文是內容充實、富於啟發性的佳作，重視非二十四軍的外軍兵力，也澄清鄉兵來源的複雜性，亦能將其置於廣泛的北方民族兵制加以考察，對府兵與鄉兵的關係、部落兵的傳統等問題提出疑問。評論人林靜薇（中正大學）則肯定本文利用出土史料所作的考察，以及尋求新的解釋，但同時指出對二十四軍的內容變化、禁衛軍性質，鄉兵與民兵的區別等問題應該做出說明。自由討論時間，李昭毅認為承平時期與戰亂時期的軍制存在著差異，應揭示承平時期的軍制特色，並對野戰軍與二十四軍的關係提出疑問。
室山留美子將墓誌作為史料，以墓誌製作的時期與當時的政治背景，說明墓誌的侷限性，進一步以此種侷限性尋找當時社會某方面的問題。評論人陳識仁認為，作者對於墓誌特性的建議中肯，也是目前許多關心墓誌研究同行的共識，然而對於墓誌「異刻」的現象、贈官的活動等，提出不同看法。評論人聶溦萌（北京大學）認為本文不但有理論的思辨，亦有實證的研究，使得文章富啟發性又使人信服。但對於若干材料的理解，以及舉例本身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應可多加說明。自由討論時間，林豐則以其研究補充說明對於墓誌學和墓誌史料學的關係，並指出日常政治對墓誌文化影響的重要性。
在所有的論文發表結束後，以佐川英治、張金龍（首都師範大學）、侯旭東（北京清華大學）三位報告人為首，展開綜合討論。佐川英治發表〈中國中古都城史研究的方法及意義〉，介紹他近年帶領的團隊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指出中國中古都城史的研究，還有進一步發展的餘地，尤其對於城市的空間規劃、郊祀制度和皇帝制度的研究等，配合近年大量的考古挖掘是可行的。張金龍則對這次會議進行總評，以為制度史所佔比重較大，老問題有很好的開闢和詮釋。並提出幾點問題：新概念和新術語的使用、如何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關於史料的理解和理論的框架。另外也針對室山留美子的論文，提出自己的看法。侯旭東則從近代的斷裂與轉折說起，提到中國社會和學術在近代經歷很大的斷裂與重新發展，帶給當代學人很多正面、進步的事物，也帶來很多困難。如經常使用的一些辭彙、概念是近代才翻譯、引進，常不加選擇地使用，而未作詞源上的梳理。又舉出大陸學界近代普遍接受進化論和線性歷史觀，雖然有人質疑，但不夠嚴謹的論證仍然對大陸學界認識歷史的基本看法形成巨大影響。
▲王萬雋先生擔任評議人 |
三、結論與展望
延續往年，本次研討會以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為核心（發表篇數八篇），並輔以秦漢、隋唐史的研究（分別為1篇、3篇）。就研究類別來說，相當偏重廣泛的政治史（政治、軍事、財政），課題略嫌保守。但是亦有新的課題，如關注政治文化、性別、出土史料性質與文書學等，都在既有的成果中尋找新的突破口。不過在進行新課題之餘，也不免有細部史料的考訂、解說，或是表達上的缺失，但都可以看到擴展新領域的企圖。此外，會議中也可看出在三方日益交流之下，課題與研究方法的相似性。如文書學本是日本學界研究的傳統，但此次是由中國學者所提出；另外，對於墓誌性質的關注，目前也是三方學者共同在意的課題。這或許就是歷年來不斷進行多方交流後，最令人感到興奮的結果吧！
僅管本次研討會加入綜合討論議程，由三位學者報告，不過可能因為是第一次嘗試，學者報告的課題較不緊密，反而成為三篇不同性質的報告。未來此種綜合討論的方式該如何進行，以有效刺激多方互動，應可多加思考。又此次會議將時間濃縮於兩天之內，雖然減輕與會學者的辛勞，但在篇數亦減少的情況下，可供激起的火花及三方交流的時間，卻也相應縮短；不管是討論或是進一步的認識，都略顯差強人意，可說利弊互見。此外，日本學者於會前繳交日文稿，但也都在會議進行時遞交中文譯稿，有利於三方的討論。但主辦單位另外安排的口譯人員，卻可能因為並非歷史本科出身，在翻譯上不盡理想，多少降低討論上的熱度，甚為可惜。語言對於溝通交流影響甚大，未來無論在何地舉辦，或是否納入更多西方、香港等地的學者參與，語言問題的克服，當是未來主辦單位需要多花心思的部分。
▲出席會議之部分青年學者合影，前排左起：林楓珏
、蔡宗憲、黃玫茵、林靜薇、安部聡一郎、黃旨彥；
後排左起：張文昌、陳識仁、王萬雋、吳修安、王安泰、李昭毅、劉欣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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