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期   2012年 4月出刊   
  
篇首林富士老師素描圖為師母倪曉容女士所繪。▲林富士老師素描圖為師母倪曉容女士所繪。

《史原》憶往 ──林富士教授學思訪談
林富士(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口述
傅 揚(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整理

在歷史研究的門牆之前

現在資訊科技發達,訊息豐富,大家可以透過各種管道認識大學系所。但我當年(1978)聯考填志願時,沒有人輔導,也不清楚大學和各科系究竟是怎麼回事。我高三才從自然組(分甲、丙二組)轉社會組(分乙、丁二組),除乙組的文史科系外,也可以選填丁組的法商類志願。我自認為對哲學、文學、新聞、法律都有興趣,無特定目標,最後選擇乙組,放榜時是考取臺大哲學系。不過,因為一些奇妙的因緣,在入學前就改分發進了臺大歷史系。

當時其實不甚明白讀歷史要做什麼,系裡的老師也不講,我就隨意過著有點瀟灑與頹唐的日子。一直到大三、大四,我仍然沒有確定要走哪一條路。我知道自己的家庭大概無法供養我出國深造,我能選的只有兩條路:就業,或是考研究所。最後便有些糊里糊塗的去考,錄取後,先去當兵,役畢後再回到臺大念書。

大學時,我並不十分清楚什麼是「研究」,但我很愛念書。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求知慾很強,但我閱讀時經常廢寢忘食,容易過度,從小學便如此。我喜歡讀各種東西,不為什麼而讀。說老實話,我那時的世界相當狹隘,參與的活動多為詩社、文學性或社會性格強烈(即搞活動)的社群,跟歷史研究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大學時擔任歷史系學會的會長,也是社會性大過學術性。當時我推動了許多活動,如辦《史系導報》,從採訪、寫稿、排版、拉廣告,到跑印刷廠和準時出刊,都由學生自己處理。我也規劃迎新和送舊活動,並邀請鹿橋(1919-2002,《未央歌》作者)、余英時、許倬雲、林毓生、張灝(以上四位為中研院院士)、逯耀東(1933-2006,臺大歷史系教授退休)等先生來系上演講。我也是在會長任內,第一次知道《史原》的存在。我大三擔任會長時(1980年9月-1981年6月),許雪姬學姊(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正在辦《史原》,要透過學會,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補助。《史原》雖是研究生刊物,但經費似乎必須透過大學部的學會申請。大學部的刊物則是《史繹》,我們上一屆學會沒有出刊,我便和幾位同學一起努力,將兩期的內容合併出版,因此,當期(17期)的《史繹》分量不小,篇幅較多。即便如此,我也沒有非做歷史學家不可的想法,老師們也沒有特別鼓勵我們應該做什麼。

直到碩二上學期(1986年秋天),我仍有些舉棋不定,連指導教授都還沒找好,甚至還到《聯合文學》應徵,也去面試了。但那份工作是專職,而我當時仍在修課,他們有些為難,我便介紹彭明輝先生(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去。我當時如果進入《聯合文學》,今天很有可能就在文學界了。無論如何,我斷了這念頭後,便埋頭讀書寫論文,開始專心做「研究」了。

學習做研究

我很喜歡讀書,也從學生時代養成寫作的習慣。即使如此,寫論文對我而言,仍是辛苦的事。通常在提出問題、閱讀史料、擬定寫作綱目之後,我腦海中已有全文大致的圖像,但要把它們寫出來,卻是一種耗神、耗力的苦差事,坦白說我不是很喜歡。

大學時修徐泓老師(東吳大學教授)的「明史」,老師要求我們讀學術論文並撰寫摘要。早年的期刊論文不像今天要求作者提供文章摘要。徐泓老師指定我們閱讀明史的論文,每一篇寫一份數百字的摘要。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練習,不僅學習歸納重點、寫摘要,也強迫自己看教科書以外的東西,特別是去認識所謂的學術論文到底是什麼。

大二時(1979年9月-1980年6月)因為要寫論文(學期報告),我開始學會使用研究圖書館(研圖)、期刊和書目文獻。當時大學生還很少到研圖。我最早投入研究的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陸續又接觸《明儒學案》,選修逯耀東老師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並閱讀余英時先生的著作。因為有這些基礎,大四(1981年9月-1982年6月)修黃俊傑老師(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史學方法論」課程,我便以「北宋理學家看不看佛書」為題,撰寫學期報告。這份報告以北宋的理學家為對象,提出了一個可說是相當天真(naive)的問題:他們讀不讀佛書?進一步問,佛教究竟透過什麼方式「影響」理學?應如何理解這種「影響」?同樣被歸類為理學家的一批人,對佛教經典與義理的掌握,以及他們與佛教徒的交遊,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對此,我一本本地考察當時學者的傳記和語錄,最後成果〈從北宋理學家看不看佛書談起〉發表在《史繹》(第18期〔1982〕,頁3-51)。

進入研究所後,我課修得不多,但都相當認真。我修的課,老師都要求寫學期報告,而我對學期報告的寫作要求極高,都以能正式發表為導向,我許多已發表的論文其實便是脫胎於學期報告。

我想,我的研究無形中走的是史語所的路子,即重視鋪天蓋地蒐羅、掌握史料,而這種窮盡式的治學方法,需要長時間積累才能看到成果。我大概從大三起便養成習慣,每天一早就到文學院圖書館佔位置,泡在裡頭讀書。例如我做秦漢史,便把秦漢時期的文獻、考古報告一部部從頭讀到尾(至少也翻閱一遍),並做了相當多的卡片。這種窮盡式的讀書和學習,可以讓人對那個時代的社會全貌有較清楚的把握,給自己信心。關於秦漢史的任何問題或著作,即便沒有專門研究過,我仍有基本的對話與評價能力。讀研究所時,劉景輝老師(臺大歷史系退休教授)建議我到中國歷史學會發表論文。我便提了一篇文長約五、六萬字的論文:〈漢代的疾病觀念〉,幾乎用盡當時所能見到的兩漢時期材料,當時有一位治秦漢史的老師看到,還很好奇的問我如何找出那些材料。在過去尚無漢籍電子資料庫的時代,我能全面性地蒐羅材料,可能給一些老師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似乎也因此順利找到指導教授。

臺大研究生生活

我在服兵役時(1982年7月10日-1984年5月24日),已確定碩士論文題目,目標和自己要做什麼都很清楚,常覺得時間根本不夠用。因此,我念研究所時(1984年9月-1987年6月)較少參與其他活動。但大體而言,當時系上研究生之間的感情不錯,除了一同修課,還分享了研究室的空間。當時是男、女生各一間,二、三個人共用一張大桌子。我們常常在研究室中一起讀書、談論,也會互相邀約出去吃飯、打撞球等等。

相較之下,師生的互動多在課堂上,私底下少有往來。比較特別的是和杜正勝老師(中研院院士)讀《左傳》的事。當時得知杜先生對《左傳》有精闢研究和獨到見解,我便和王健文學長(成大歷史系教授)及同班同學李貞德(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副所長)一起向杜先生提出請求,希望能跟隨他讀《左傳》。杜先生答應了,完全義務性質,分文不取。這不是正式課程,我們三人每周利用一個晚上,坐一小時左右的公車到中研院史語所舊大樓,點讀《十三經注疏》本的《左傳》,提出自己的心得,杜先生則聽我們討論,並給予意見。今天看來,此事仍是十分難得的因緣。許多年後,我在史語所義務帶領幾位臺大碩、博士班的學弟讀《真誥》,便是為了答謝當年杜先生的恩義。

我們之所以認識杜先生,是因為他當時在臺大有開課。事實上,這是當時歷史系課程方面一個不小的轉變。我印象很深的是,蔣孝瑀先生(臺大歷史系退休教授)做所長之後,便大量聘請中研院及各方人士到臺大授課。在那之前,臺大歷史研究所的課很少。而且,副教授如蕭璠先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退休)等,只能開外系「中國通史」、「中國現代史」這一類的共同科課程,無法開設所內的專業課。蔣孝瑀先生帶來了改變,我們的修課選擇一下子變得非常多,我也是那時候才認識杜先生等校外老師。聽了杜先生的課後,我感覺他的研究路數與自己接近,於是在碩二時,鼓起勇氣請他與韓復智老師(臺大歷史系退休教授)一起指導我的碩士論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碩三(1986年9月-1987年6月)曾到史語所打工。當時我同學李貞德已拿到碩士學位,並在史語所擔任助理,我則和已進入博士班的王健文學長到史語所參與《史記》、《漢書》的典籍數位化工作,擔任校對,頂頭上司是蕭璠先生和劉錚雲先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圖書館主任)。我是到了那個時候,才真正認識什麼是中研院、什麼是史語所。更奇妙的是,我目前辦公的副所長室,竟然就是我當年和王健文學長一起埋頭校對的助理工作室。

▲與家人於臺大文學院前合影 ▲二十周年臺大歷史系同學會,前排左一為

▲與家人於臺大文學院前合影
(臺大歷史系碩士班畢業,1987年6月)

▲二十周年臺大歷史系同學會,
前排左一為林教授夫人倪曉容老師。(2003年1月18日)

 

《史原》憶往

我在《史原》發表了兩篇文章:〈試釋睡虎地秦簡中的「癘」與「定殺」〉(第15期〔1986〕,頁1-38)和〈試論漢代的巫術醫療法及其觀念基礎〉(第16期〔1987〕,頁29-53)。

當年《史原》的稿源,許多是學生的課堂報告。授課老師認為不錯,就鼓勵同學,甚至直接拿去投稿。或是與主編認識,因為主編的邀稿而發表,我在《史原》發表的第二篇文章,就是王健文學長當主編時向我邀稿的。我記得我還曾「攔截」了一篇稿子!我修王德毅老師(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的「宋史專題」,期末報告寫有關歐陽修《新五代史》的研究。學期結束之後,有一天王老師在文學院碰到我,突然跟我說:「富士啊,你那篇報告我拿去給《史原》發表了!」我趕緊找主編把稿子拿回來。宋史不是我的專業,我不想發表一篇以後會讓自己後悔的文章。但對於王老師的厚愛與鼓勵,至今仍感念不已。

《史原》稿件多來自課堂報告,可以從第17期的情況略見一斑。該期刊登了4篇研究睡虎地秦簡的論文,並有韓復智先生所撰的〈研究報告引言〉。我也在韓老師研讀秦簡的班上,但我的文章已於第15期先行刊出,主題和其他人亦有些不同。當時秦簡雖經初步整理,大陸學者的研究報告仍未完全發表,還是十分引人矚目的新材料(猶記當時我所能讀到的《日書》,還是向史語所邢義田先生借的)。除了在材料上有先天優勢的大陸外,日本學界也才剛啟動睡虎地秦簡的研究。臺灣有優良的漢簡研究傳統,很快便掌握了新出的材料,當時有了包括睡虎地和馬王堆的新材料,上古史領域發展得頗快。而由於睡虎地秦簡的材料多為法律文書,當時討論的重心自然環繞法制史,這點也可從《史原》刊登的論文中看出。

我發表的論文則可歸類為宗教史、醫療史。首先,我在當兵時便準備做宗教史,讀秦簡時注意到「癘」與「定殺」,忍不住想追問它們到底是什麼?追下去便連結到宗教與醫療的課題了。選擇這個課題是非常自然的,因為這是我長期感興趣的東西。再者,睡虎地秦簡固然是熱門的新材料,但我不喜歡做學問是靠孤本秘笈取勝,研讀簡牘也與自己的才性不甚相合。我不喜歡文獻整理的工作,而想做較寬廣的課題。對我而言,這些材料的重要性在於幫助我認識那個時代,解答我的問題。這也許可以解釋我何以沒有利用秦簡寫出法制史的論文。 現在回頭看自己在《史原》發表的論文,我仍不後悔。那兩篇文章也許有不少個別錯誤,部分解釋難免牽強,但即使以今天的研究水平評估,它們仍有高度的原創性。梁其姿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是研究中國痲瘋病的權威,她在中國痲瘋病史的論文中,也引用我的作品,可見在研究議題的選擇上,這兩篇二十多年前的舊作有其原創性,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對我個人而言,它們也有特別的意義。這兩篇文章不但處理醫療、疾病、宗教、巫術等主題,還將討論範圍延伸至社會層面。甚至可以說,這兩篇文章奠定了我往後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即宗教史與醫療史,尤其是二者的交集。

▲林富士老師發表學術演講,講題為「臺灣童乩的面貌」。(2011年9月)

▲林富士老師發表學術演講,講題為「臺灣童乩的面貌」。(2011年9月)

思考《史原》的發展走向

在情感上,我當然很認同《史原》,畢竟我早期最重要的論文就是發表在《史原》。另外,研究生在學時,如能從事編務工作,可以較早知道學術期刊運作的流程,如體例、邀稿、審稿、編排等,是很好的訓練。但考慮到現實面,我必須很坦白的說,對於我指導的學生,我不會積極鼓勵他參與編輯,也不會鼓勵他投稿《史原》。

我在審查、評鑑研究與教學成果方面,算是頗有經驗。現在各大學和研究單位要用人,會有些形式條件,這是青年學者必須考慮的。依現在的審查程序,除非學、經歷傲人,或是審查者熟知你的來歷與功力,否則,即使你有10篇《史原》的論文,很可能會輸給只有在《新史學》發表3篇文章的競爭者。困難的地方在於,如果應徵的單位沒有熟悉你領域的學者,亦即沒有能真正欣賞你作品的人,論文寫得再好,評審者也無法確定你的學術能力。一般而言,審查者如果不熟悉你的領域,大多是透過你投稿的期刊級別來判斷你的作品層級。這便是目前期刊排序制度所以能存在或發揮作用的緣由。期刊排序反映的是一種品牌的概念。期刊的口碑是心理和經驗的累積,如同學歷一樣,需經過競爭、淘汰才能成形,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我必須坦白的說,《史原》或一些青年學者合力創刊的《早期中國史研究》固然提供研究者發表的園地,但這可能反過來為年輕學者找工作、升等帶來未必正面的影響。有人充滿自信與理想,知難仍進,我當然敬佩與祝福。事實上,沒有進入期刊排序,不必然表示期刊水平不如人。但是,我仍想強調,考慮到現實問題,我不會鼓勵親近的人把心思花在這上面。

那麼《史原》該不該加入期刊評等的排序呢?首先應該思考的是,《史原》定位為研究生刊物,但為什麼研究生一定要自己辦一個刊物呢?今天若想發表文章,並不缺園地。若把自己設定成研究生刊物,起頭便矮人一截。而且研究生是流動的,缺乏一個真正特定的機構支持。就以《新史學》來做比較,其成員流動性夠高了,但至少還有社員大會,而且社員大多已在所服務的機構有專職工作。而研究生畢業後,便失去其原有身分和依附的機構,除非系所願意長期支持,否則研究生刊物很難壯大與發展。至於要不要加入評比,主要是看期刊單位有何打算,如欲申請補助,自然需要加入排序。如不缺經費,則不一定需要。史語所的《古今論衡》似乎就沒有加入排序。這是因為期刊評比有些形式要件,太過標準化,而有些期刊、雜誌就是要讓作者有更大的自由度,只要言之有物,都能採用刊登,而這一類的刊物便不宜、也不必參加排序。

若真要持續經營,那麼,《史原》應避免成為特定學術社群的投稿園地。《新史學》當年創辦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杜正勝先生認為當時臺灣歷史學的刊物太多了!但數量還不是最大問題,而是各校有各校的期刊,演變成同仁刊物,不同單位的研究者不通聲氣。同時,由於稿源有限,多數刊物無法準時出刊。當時,杜先生認為臺灣歷史學界應打破門戶之見和學校藩籬,辦一個新的、開放的、有嚴格審查制度的刊物。而為避免長期之後又變成被壟斷的封閉性刊物,《新史學》規定主編任期一年,且不得連任,編輯委員中只有一人留任,以銜接編務。五位編委也絕不集中在某一個單位,這是希望能不斷引進新血,以用人的多樣性來打破壟斷。《新史學》從無到有,主要是杜先生在奔走、籌劃、召集與定調。我想,即使杜先生想要長期做主編,創刊的社員應該也不會有人反對。但杜先生沒有這麼做,因為打從一開始,開放門戶、不斷換血便是《新史學》的核心價值。

現在的歷史學期刊還是相當多。一個理想的目標是,在嚴格、合理的評審、評比後,臺灣最終留下少部分品質較高的刊物,它們是哪些單位發行的沒有關係,重點是園地要開放。而在選出幾份綜合性的優良期刊後,還可以再細分門類,如西洋史、臺灣史、史學理論等,按次領域評等。作者則可按照文章性質,投稿到相關領域的優質期刊。由於現在採雙匿名審查,無論是學者、教授或研究生,甚至是業餘的研究者,都可以投稿,研究生的論文不是只能投研究生刊物。未來《史原》的發展走向,不妨把上述意見納入考量,最重要的是,要確保園地開放和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審查制度。

辦《史原》可以訓練編輯實務,也能建立研究生的歸屬感與認同感,這是事實。但現在許多期刊都提供研究生參與編輯工作的機會,如《新史學》、《臺大歷史學報》等,未必需要投入新期刊(這是就《史原》是「復刊」而言)。關於認同,我認為在數位時代,有必要反思社群、認同等概念。今天大家想發表、交流意見,透過部落格、臉書(Facebook)等,可以有效率又成本低廉的達到目的,且能見度無遠弗屆,讀者更多。

我對辦期刊持保留態度的另一原因,是上面談到的成本問題。在數位化的趨勢下,有些雜誌已減少印量,甚至不再印紙本。編輯期刊,會產生編務、紙本庫存等負擔,個人如此,機構、單位也是如此。如果能妥善利用網路等電子資源,便能大大地節省成本。以上想法,參與《史原》編務的同學可以考慮。

勉勵青年學子

科技引領社會進入了數位時代,我們的思維也必須進入數位時代。我認識到數位科技對人文研究有很大的衝擊和便利性,便親自去嘗試,早年即參與了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的建置,後來也投入數位典藏計畫。我在史語所徵聘助理時,都希望可以照顧到文科的學生。但我發現文科學生的電腦、軟體、攝影等技術大多不熟練,甚至缺乏基本概念,最後仍然只能錄用資訊相關科系的學生。有鑑於此,我在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任內,便開設了與數位科技技能、數位典藏與數位創作等相關的課程。我也在那裡創設電視臺、電影工作坊、寫作班等。我的想法是,我們可以自己訓練出符合期待與需求的學生。培養學生擁有這些技能,不只對我個人執行計畫有幫助,也是為了讓他們自身擁有一份珍貴的資產。數位時代,大家亦應具備一些新思維,如關於「發表」與「社群」的觀念,前面已提過了,不再重複。

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任內創立「鹿鳴文化資產中心」,圖為接受訪問的照片(2009年7月9日攝於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室,圖片來源:中興大學文學院電子報)。
▲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任內創立「鹿鳴文化資產中心」,圖為接受訪問的照片。
(2009年7月9日攝於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室,圖片來源:中興大學文學院電子報)

在讀書、做研究的同時,大家也應該不斷反省,自己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歷史學家的任務之一是不斷挖掘被遺忘、被掩蓋的過去,再娓娓敘述「故事」的始末。但我有時候會覺得,這種挖掘其實無窮無盡,且常常會產生有何「功用」的困惑。當然,在閱讀和探索的過程中,我非常快樂,精神上感到很充實。不過,有用、無用的困惑還是會產生,我還是必須做一些調適。因此,我經常寫隨筆,記錄自己的心情。同時,我會要求自己做一些立即而有實質效果的事。

這一自我要求也許跟家父有關。在農村社會中,我父親算是仕紳,他識字、做生意,也從事公共服務。我們是大家庭,他常承擔比較大的責任,為家族成員、村民排難解紛。耳濡目染,我也覺得這種事很有意義。直接投入公眾事務、幫助他人,對我來說很有價值。例如,我大學時做學會會長,辦刊物和學術活動,就是對現實世界不盡滿意,希望有所改進。《新史學》創辦時,我是最「菜鳥」的成員(時為助理研究員),從刊物命名到撰稿格式、稿約的擬訂,甚至信封、信紙的設計等細節都參與了。雖然大費工夫,但我覺得甚有意義。後來,我參加一些計畫和兼任行政工作,也是抱持這個心態。我做這些事情,是因為有人需要,也是因為現實世界的不完善。例如,我做學術、教育行政主管,是因為對當今的一些制度不滿意,我必須擁有職位與權力,才能進行實質的改革,也才能對社會有立即性的貢獻。我在象牙塔裡從事研究工作之外,有時會不務正業,主要就是要均衡自己的生命發展。除了個人研究上的愉悅與充實,我總要求自己多做點什麼,可以離開自己的書堆,對別人有實際的幫助。當然,從事這些工作很花時間,甚至會影響身心健康。但面對充滿缺失的事物或世界時,視若無睹、或袖手旁觀,或是怨天尤人,絕不是我的風格。我也相信,人類整體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悲喜同調,休戚與共,想獨善其身或置身事外者,到最後還是難逃「共業」之報。

不過,在研究生階段,好好讀書、做研究仍是最首要的工作。前面提到我對於投稿《史原》的一些擔憂,並不是說我反對研究生投稿。相反地,我認為投稿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期刊排序的若干問題固然令人詬病,但仍有其客觀性。例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若投稿能進入正式審查階段,無論最後刊登與否,我相信投稿者大多會心存感謝。因為即便被退稿,作者所收到的審查意見往往非常豐富,審查人閱讀之仔細與提供建議之質量,往往比指導教授改學生論文還用心!這是因為審查人必須同時說服作者和編委會,而這些資料最後都會作為評等、排序的依據。所以期刊排序有其合理性,要成為優良刊物,並不容易。另外,重要刊物往往可以請到更專業的學者來評審稿件,這也是一個優勢。所以我鼓勵研究生,如有真正下工夫、用心撰寫的文章,可以嘗試投稿到重量級期刊,不要怕被退稿。任何人都可能被退稿,而且,不一定錯在作者,學生更不必有此心理負擔!

當研究生,有時難免苦悶,或是擔憂未來的生計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只能很簡單地說:不要想太多!我當年也擔心過工作問題,所以有到《聯合文學》應徵的事。我的經驗和建議是,即使有時感到茫然,也不要因此而什麼都不做;只要降低物慾,維生似乎還不是那麼困難。如果找到一個你覺得很棒、很喜歡的題目,指導老師也能認可,不妨就全心投入其中,你會感到很充實,很有自信,很快樂。只要用心、拼命,就算未來不繼續待在這個圈子,研究生階段的經驗依然會是你一輩子的珍貴記憶。當然,上述的一切,都必須要有健康的身體作基礎,這一點也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以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身分頒發榮譽博士給齊邦媛教授(2009年10月31日)。林老師在研究所時期(1984)曾修習齊邦媛教授的「高級英文」課程。

▲以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身分頒發榮譽博士給齊邦媛教授(2009年10月31日)。
林老師在研究所時期(1984)曾修習齊邦媛教授的「高級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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