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上通訊邀請新進老師寫一篇向大家介紹自己的「學思歷程」。然而所學所思皆尚淺薄的我，惶恐苦惱中只好假裝重拾荒廢已久的部落格，叨叨絮絮回憶自己求學、研究路途上學步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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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時候是許多意想不到的段落累積而成。許多彼此之間看似無關的好奇、疑惑，將成為探究未知世界的入口，或許一時之間也未必找到答案，但會一直默默地藏在心底的某個角落。哪一天便會串起其他的未知，以更清晰的輪廓浮現。從開始接觸歷史學，確定研究領域與方向，到現在仍不時驚異於現在與過去之間千絲萬縷的連結、紋理，都是這樣的過程。

小時候喜歡歷史課、歷史故事、歷史劇，不過進了歷史學系，卻發現歷史和我一直以為的不太一樣。還記得第一堂史導課，就被「什麼是歷史？」、「過去就是歷史嗎？」、「如果歷史是重要的過去的話，那什麼又是重要的？」一連串的問題所震撼。現在想來，劉靜貞老師在一學年的課程中，讓我深刻體會到，在「過去」與「歷史」之間，時人留下的觀察紀錄、被留下或者消失的史料、後人身處的時代背景、對史料的選取與解讀，到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歷史，人的主觀和所處的時代背景，無不左右了歷史的重構。也因為老師的一再提醒，後來一直都期許自己能夠「神入」，以更為設身處地的態度去探索「過去」這個「異國」。

大四修習「臺灣史」，是對這個領域的第一次接觸；儘管日日生活其中，卻盡是未知的世界。課堂上，詹素娟老師總是在生動活潑的講授中，穿插幽默風趣的田野小故事，將生活中存在的歷史脈絡寄意其中。我遂開始著迷於群體記憶、多民族互動呈現的豐富人文風貌。這個既切身又陌生的領域，引起我的濃厚興趣，也影響了我日後的研究方向。

那幾年我也關心每次的選舉結果。螢幕上媒體所顯現選區和得票率之間的關係，讓我不禁聯想，如果人群的居住分布影響了選舉結果，那麼這些人群又為什麼會這樣分布呢？基於這樣的好奇，「臺灣史」的學期報告，我就從幼時居住的中正區入手，追探它的發展歷程。雖然結果並沒有為自己起初的動機找到足以充分解釋的答案，但在了解地域發展歷程之餘，還意外發現從小習以為常的地名之由來。這份青澀的學期作業也不知不覺成為日後研究的伏筆。能夠回答原先丟出的疑問，則是三、四年後，在我理解在臺日人的居住分布時。

大學時代，除了歷史學外，我還雙修了日文系的課程；一開始對於另一種語言新鮮的好奇，卻意外成了往後研究上重要的工具，也為我開啟認識世界的另一扇窗。記得「日文小說選讀」的課堂上，讀到原民喜描寫原爆經驗的《夏之花》，老師還提到了滿洲移民孤兒。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向來被視為侵略者的人們，也有被國家政策捉弄擺布等為人忽視的一面。

快要踏出大學校門時，雅婷學姊指著公布欄「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的海報說，你不是想研究臺灣史嗎？於是我背起書包，乖乖去中研院上課。那時的中研院尚是捷運路線的化外之境，第一次上課，坐著顛簸的公車晃了一個半小時，又昏著頭看了三個小時的侯文，再昏著頭搖搖晃晃坐了一個半小時的車回家。進家門第一件事是抱著馬桶吐。為此我曾萌生放棄之念，但也不知哪來的一股傻勁，竟然又去了第二回，然後不知不覺就把整期的課程上完了。期間，常常聽不懂劉元孝老師的笑話，也跟不上進度。但就這樣默默地跟了三個月，最後一堂課的時候，竟然豁然開朗。日後和難解的總督府公文、明治期新聞、雜誌纏鬥，全仰賴著在研讀班獲得的養分。

也在這個時候，帶著一份想要獨自生活並拓展視野的天真動機，憧憬著到日本留學，便參加了日本交流協會的留學考試。構思研究計畫時，臺灣史學期報告中未消除的問號、日文小說課浮現的想法、日常生活中的疑問，讓我開始思考：戰前移動至臺灣、作為統治者的日本人，是否也有可能隱含被國家政策翻弄之命運；其內部存在著階層差異，與被殖民者之間擁有複雜多樣的互動關係等等糾葛的深層面向。於是這個課題成了我赴日後研究關懷的核心。我的博士論文，是以日本人居住人口比例最高的臺北為範圍，檢討既是殖民者，也是移動者、離鄉者的在臺日本人，其具有的群體特質、時代心理、自我認同，以及在「空間」和「時間」上移植、形塑的生活文化。這個初步的研究成果，雖是留學期間完成的，但研究關懷與問題意識，卻是在臺灣一步一步的學習過程中埋下的種子──曾經獲得的、未完成的，在多年以後向外延伸也向內收斂，串連融合在一起的結果。而得以向前邁步的途中，我依然時時仰賴著師長和周圍夥伴們諸般有意無意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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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後，我就讀的「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是一個注重跨領域與學際合作的系所。老師和身邊同學們的研究關懷除了跨越不同區域外，研究方法也充滿多樣性，揉合了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研究、人文地理等。課堂的討論內容則包含了國別史、地域史、地域社會內部的多元複雜與重層交錯的樣態，甚至也涉及跨越疆界的殖民地研究、民族主義與殖民理論。

東大求學的日子，師長們對知識學問的熱情，對現實社會的關懷，面對問題謙遜的態度，總如學校生活節奏中的和弦，時時映襯於腦海。

▲東大駒場校區一號館前（2010年1月攝）

指導教授若林正丈先生恰好在我入學時擔任專攻主任。在新生ガイダンス（guidance）演講中，若林先生引用了矢內原忠雄的「富士登山」來形容看顧學生寫作論文的心情：研究者如同登山者，每個人有各自要攀爬的小山丘，或許在學問這座巨大的山脈中並不孤獨，然而在各自攀爬的那座小丘上，每個人都是孤獨的攀登者，只能以各自的步伐前行。老師們做為學術上的指導者，或以言語鼓勵，或斥責、批評，但於自我的心境中，只能陪走、守護攀登學問之山的我們。不過老師們會在八合目、九合目的地方，望著我們登上自己的小山頭。這一番話大致也是若林先生指導學生的態度。先生對於學生向來自由放任，就算研究視角看來令人疑慮，只要能理清脈絡思緒，提出合理有根據的想法，他絕不會加以阻止或干涉。我就在先生寬容、守候出來的空間中，在尋找解決和調整方法的過程中，緩緩成長。

在日本不同的ゼミ（seminar）有著各自的氛圍和特色。其中，參加三谷博先生的ゼミ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三谷先生主要研究日本史，但討論範圍往往牽連整個東亞的局勢。三谷先生會跑出口試會場遞名片給他認為研究計畫有趣的留學生；會為了一個複雜難解的問題，在課間一邊抓著頭、一邊釐清糾結的脈絡；只要覺得有疑義，不管任何場合，都會提出異議。ゼミ的學生們會和老師一來一往提出不同的看法。課程進行總是遠遠超過表定時間，因而每當課程進行到傍晚五、六點，老師或同學便會拿出小點心──有時是學校合作社買來的，有時是旅行帶回來的地方名產，大家一起分享。到再晚的七、八點，就會另行轉移陣地至居酒屋，繼續未完的話題，並延伸出更多議題。十一、二點還在車站月台上互相道別的情景，是我留學生涯不時可見的畫面。

研究南洋、夏威夷移民的矢口祐人先生，擅長提出具創意且挑戰性的問題，且每每以鼓勵的方式進行對話，沒有最終結論亦無妨。曾到東大客座的米谷匡史先生（任教於東京外國語大學），長於日本思想史，關心日本殖民統治衍生的諸多問題，也是個喜歡在食堂裡和學生們繼續討論課堂上延伸議題的老師。京都大學的駒込武先生總是樂意和年輕人交流討論，不吝以其清晰的理路提供精闢的見解。駒込先生利用假日遠道自京都到東京主持的「新世代亞細亞讀書會」，對於研究日本殖民地相關議題的年輕人們而言，更是重要的交流場域。

我的學長、同學們，一樣喜歡在課後聚在合作社旁，一邊喝著販賣機掉下來的飲料，一邊認識新朋友，討論剛才研究報告的議題，交流研究關懷和情報訊息。有時候，一些人會消失一學期、一年或兩年──在北京收集資料，在雲南記錄少數民族，在柬埔寨流浪，在臺灣的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調查，在美濃客家小鎮觀察社會運動。然後出其不意地，穿戴客家花布頭巾袖套、或夾雜著臺語、客家話現身學校。他們的口中傳述著我彼岸家鄉的風土民情、即時見聞，彷彿為我戴上了各樣鏡片，南向隔海望穿。

身旁朋友的視線，給了我前所未見的另一片視野，也讓我看到了屬於每個人獨自的熱情、猶豫和性情。從他們手中心上收取的寶藏，或許不只是研究上的相互激盪，還有對於自己研究的激勵與鼓舞。

某一天午後讀了賴香吟學姐的散文，文中描寫地域研究的師長和同學們，其研究興趣，「匯集起來，拼湊了亞洲的版圖」，小小的身軀負載著民族的傷痛：

這回，安坐家鄉的閱讀，為我遙指北國世界展開的學問累積之痕跡。那些凜寒的、疏朗的、明媚的、匆忙的空氣中溫熱而執意的探求，隱隱然扶持了我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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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二十世紀的臺灣社會，在日本帝國擴張和崩解的過程，出現了什麼樣的人與物的移動、越境？因著這些移動、越境帶來了什麼樣的社會文化變貌？人們面臨如何的處境？以及殖民地經驗、遺緒等。這些問題所蘊含的歷史多重隱微之處，依然為我持續關懷的主題。

現在，我也時常在備課中或課堂上，在生活中、旅途上，發覺以前沒發現的、未曾想過的事，察知過去和現在聯結的紋理，甚或在殘篇斷簡的史料中，感受到百年前的人與現下的我們面臨雷同的處境，處於相似的猶豫苦惱和難局之間。這些流動於歷史與現實之間似曾相識的感覺，轉化為我對從今以後教學與研究的期待，盼望能在這個同樣也承載著歷史紋理的校園空間，與大家一起層累、成長。

▲東大駒場校區一號館前（2010年1月攝）

註釋一：賴香吟，〈想我少數的朋友們〉，《史前生活》（臺北：INK印刻出版，2007），頁12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