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江戶時代伊藤仁齋的《童子問》為分析主體，希望兼顧伊藤仁齋思想的內在邏輯，及其對外在生活環境變化的刺激與回應，了解其思想成長與政治力、社會脈動力之間的互動關係。

《童子問》自伊藤仁齋六十歲開始起草，至仁齋死前七十八歲中止講論會為止，其間經歷德川綱吉政治的四大方針：尊王（皇）系列措施，禮遇與迫害並行的待儒政策，嚴厲慘刻的儉約令，以及人不如畜的「生類憐令」。

本文分析《童子問》書中只對孔孟共同主張「儉」有相當篇幅的深入討論，此舉既可在仁齋滿是京都豪商、公卿貴人的交遊圈中發揮「以友輔仁」、「愛人以德」的善舉，又能迎合高壓統治者政令，乃一舉兩得的作為。另一方面，仁齋卻未以孔孟共同重視的「仁民而後愛物」思想，對時政「生類憐令」針砭，以及為了順勢迎合德川家帶來「元和偃武」、德川綱吉恢復失落九百餘年的尊皇傳統的種種偉大功業，極力稱揚管仲九合諸侯、尊王攘夷與開創和平盛世的事蹟，卻對有關管仲的評價，孔子與孟子之間有嚴重落差的問題，以至於在「童子」們對這一個問題的質疑時，仁齋也只能以老師的權威，捉襟見肘地要童子們「子當以意理會」、「不可以論語字面解之」，無法做具體直接的回答。因為整個東亞儒學史上，伊藤仁齋大概是最強烈主張孔孟思想一體不可分性的儒者，由此突顯仁齋思想的內在邏輯的自相矛盾性，卻符合當時政治與學術思想間互動的實態。

有關仁齋思想學說的評價，在他生前到死後，乃至於三百年後褒貶迭出、正反對立的情況，大概是儒學史上相對少有的。對其如此曲折多變、起伏迭出的思想體系，後人在有限篇幅與一時一地研究視點的侷限之下，往往執其一端而擴大渲染，陷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的盲點陷阱中；閱讀者亦以為眼前拜讀論文所見，即為伊藤仁齋思想之全體。不只客體研究者及閱讀者難於擺脫這種知識論盲點的宿命，即使伊藤仁齋本身，對於自己的思想著作與論述主張也無法首尾相顧，自圓其說。雖然如此，如果兼容並顧思想發展的兩個主要面向──思想的內在邏輯理路，與思想家對外在生活環境變化的刺激與回應，也許較有機會逼近其思想的動態全貌，解釋其思想體系裡落差斷裂的原因與產生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