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初體驗

2009年9月中旬，應荷蘭政府的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之邀，我赴萊頓大學漢學系（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isity）講學一年。我與內人帶著小孩，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抵達史及普機場（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時，已頗有倦意，好在IIAS的人員特別包了一輛大車來接我們，解決了初來乍到所面臨的許多問題。

我這次赴萊頓大學講學，主要係應漢學系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德籍）邀請，經過荷蘭的國際亞洲研究院、萊頓大學漢學系教授及臺灣教育部與臺灣大學同意而成行。雙方學校與教育部方面的手續都很順利，然而申請荷蘭政府「短期居留」的簽證手續卻非常麻煩，移民局本身問題也很多，所以許多人都曾深受困擾。有些人甚至來了快一年，簽證依然有問題。我辦理簽證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波折，所以直到9月中才能抵達萊頓。

我們剛到的幾天乃至其後兩週，主要都在為基本生存奮鬥。萊頓不比臺灣一般的城市，除老城區外，住家附近極少有商店，更不要說餐廳。我們住在老城外圍的住宅區，一切採買都要靠步行與公車，頗為不便。萊頓城附近的人，平時都以腳踏車為主要交通工具。我們經過一番努力才弄到一臺腳踏車，生活能力因而大幅提升。然而一切的生活要靠腳踏車，其實也頗辛苦，我們之後還是買了一輛車。但荷蘭本地人不僅買菜、買東西，乃至接送小孩，一般都好用人力車，各種「運寶寶兼採購車」的設計，蔚為奇觀。他們的主流文化，長期以喀爾文教義（Calvinism）為基底，養成老百姓刻苦、勤儉、樸素的習慣，舉人力車文化可以觀其他。歐陸外來的居留人口很少，一切規定與作法均為本國人與歐盟人士設計，基本上是個封閉系統，而且各國的系統又很不一樣，要進入其系統的門檻非常高。除了居留手續，舉凡租屋、銀行開戶、上網路、買車等，若無接待機構及本地人的幫忙，基本上是辦不成的。在歐洲生活與美國截然不同，經過一番奮鬥，我們總算立定腳跟，可以進一步行動了。

萊頓大學與萊頓

萊頓大學位於護城河所圍繞的古城區中，離我住的地方騎腳踏車約十分鐘。大學的建築頗為分散，與民居揉雜，最主要的建築位於Rapenberg運河的兩側，多為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期的產物。其實歐洲各國的大小城市，尤其是其中心地帶，其建築風格往往保留或停留在其黃金時代。

萊頓大學成立於1557年，是荷蘭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也是整體聲望及學術地位最高的大學。荷蘭王室的子女，尤其是王儲，依傳統都在萊頓大學求學，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漢學系與國際亞洲研究院設於萊頓大學，並不令人意外。另外，首都的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也很重要，但在文法科方面，萊頓還是獨占鼇頭。荷蘭許多重要的文法科研究，皆起源於萊頓，漢學與亞洲研究也不例外。歐洲極重視傳統，一旦在某一地方有了突破性與重要的成就，往往就此形成傳統，並一路沿襲，其他人也會予以尊重。荷蘭的東亞乃至文法科研究，自然就以萊頓為主。

除了歷史悠久及學術聲望高，萊頓大學還有許多重要的特質，其中最值得介紹的，首推其新教徒的傳統及重視自由與寬容的精神。萊頓大學的起源頗具傳奇性。荷蘭獨立戰爭期間，萊頓市民奮力抵抗西班牙軍隊，遭圍城數月，城中死亡無數，卻依然不屈。解圍之後，領導反抗的奧倫奇王子（Prince of Orange）問萊頓市民要選擇減稅或建立一所大學作為獎賞。萊頓人認為大學才能長久，於是選擇大學，從而締建了荷蘭第一所大學。因此萊頓大學自始便以追求自由、寬容與獨立自主為其基本精神。十六、七世紀時，歐洲許多國家迫害新教徒，荷蘭是他們尋求庇護的燈塔。英國的清教徒受英國國教排擠，萊頓市亦大表同情，清教徒在移居美國之前，曾大量移居萊頓，住了二、三十年，而後再轉搭五月花號去美國。市中心宏偉的聖彼得教堂，就是當年清教徒留下的紀念品。我去的那年10月3日，碰到萊頓解放紀念日大遊行，遊行的主題每年不同，這次主題恰好是「美國的開拓與文化」，從五月花號到今天的流行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不僅對於新教，十七世紀天主教對於學術的迫害亦非常嚴重，萊頓大學因而成為歐洲知識分子避難所與追求自由的堡壘，從而在學術上傲視全歐。萊頓大學設校早期，據說以培育新教宣道人員為主。後來逐漸發展，並充分重視學術自由，終成今日綜合大學規模。

漢學研究傳統

萊頓大學的東亞研究創立於十九世紀前期，堪稱歐美歷史最悠久的東亞研究機構。除了東亞研究，大學還有南亞及近東研究，學門分類上均屬於人文學門中的區域研究（Leide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簡稱LIAS）。其中東亞與南亞研究又同屬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Asian Studies），經常有共同的活動。東亞研究院區在老校區的中心地帶，擁有一棟獨立的院館，是一個長方形、有漂亮屋頂的兩層樓建築。進門左手側，首先看到的是一個挑高透光的中庭大廳，經常有許多學生在其中讀書與討論。辦公室與老師的研究室環繞在大廳兩旁，彼此的溝通甚為便利。

以設立教授職位代表一門學術的確立，這是一個重要的歐洲學術傳統，表示該學門有人可以達到學術上的嚴格標準，可以開始發展教學與研究了。萊頓的亞洲研究屬於歐洲最早的一批東方學專職研究機構，創立伊始，其研究便以區域文化為主，首重語文的訓練，並看重對所研究文化整體性的瞭解。這個傳統雖然在近年來開始受到美國專業學科化（disciplinary）研究趨勢的挑戰，他們卻依然以這個傳統為傲。

我有一次與院中的資深教授W. J. Boot談天，他告訴我，萊頓的日本研究始於日本的鎖國時期，當時外人無法進入日本，因此萊頓第一任的日本學教授是在馬來西亞學日文，為了達成目標，還必須同時掌握馬來文與中文，經過千辛萬苦，才能熟習東方的語言與瞭解東方文化。在此傳統下，萊頓日本學研究的眼光始終放在整個日本及其周邊文化，其目標則在於理解不同的文明。與此相較，英國與美國的區域研究往往起源於當年大英帝國或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的政治利益，他認為歐陸的區域研究才是真正為了科學的目的去瞭解其他文明的特質。在日本學系，沒有人專修歷史或文學，每一個學生都必須知道日本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特質，並在此基礎上做更進一步的研究。Boot教授所代表的固然是比較老一輩的看法，然而在凡事重視傳統的歐洲，這個看法依然有其深遠的影響。

萊頓的亞洲研究規模不小，聲名遠播，堪稱歐洲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東亞研究機構之一。我有一次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談話，問他對於萊頓的看法。他說：「萊頓代表一個重要的學術傳統，我們視其為學術上同級的同儕（peers）。」作為歐洲的東亞學重鎮，不僅歐洲各大學，美國的許多名校也經常送學生到此處學習。

萊頓大學的研究與教學，一切由正教授決定。每一次教授出缺，都會向全世界徵求人才。然而如同歐洲其他的大學，萊頓亞洲研究院的正教授人數非常少，每一位教授所要負責的領域都非常寬廣，萊頓的聲譽與表現，也主要靠他們。歐洲的學風與美國不同，他們看重傑出的人才以及學術上真正有原創性的表現。一般學者就算各方面都表現不錯，若不能達到此境界，就終身無法升至正教授。漢學系的一位資深副教授曾對我說：「這裡只有教授是人類，我們都是動物，只能聽命辦事。」這話雖然有些言過其實，卻也可反映其組織結構的基本狀況。以漢

這種菁英主義的作法，對每一個人而言，都構成很大的壓力。年輕學者固然必須拼命努力以證明自己的傑出，一旦升任正教授，更必須面對來自全世界的目光，一點都不敢鬆懈，以免辜負該職位所賦予的責任。我認識的院中教授，個個都是人才，每天均長時間工作，積極從事於教學、研究及行政。他們一般性的知識背景都非常寬廣，在專業方面則致力於原創性的研究，著作數量通常也頗驚人，確實優秀。歐洲的東亞研究圈子不大，彼此都認識。他們一則採菁英主義，一則重視彼此的交流與合作。合眾人之力，在各個領域往往都有突破性的成果，甚為學界所重視。

除了學術傳統與菁英主義外，萊頓大學還非常重視學生的培養與訓練。據系主任田海告訴我，他們的做法是重視語文、田野訓練以及研究方法（methodology）。大學生入學後，首先必須通過嚴格的語言訓練。他們發展出一套頗為自豪的語文教學法，有些優秀的學生在大三就可以開始讀文言文。另外，他們堅持學生要去華人社會待上一段時間，學傳統文化的，他建議去臺灣；學當代的，他建議去中國大陸。我研究所課上的學生，全都去過大陸或臺灣，而演講課上的大學生，也有不少在積極做準備。至於研究方法，他們執行嚴格的科學研究方法，學生必須清楚地定義自己的題目及所採用的觀念，並系統化地檢視自己的論證架構及過程。換言之，即非常重視科學與哲學化的思辨過程。他說在此三項堅持之下，萊頓大學的博士，在世界上深獲肯定，人人都找得到工作。這在一位難求的歐洲學界，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異地授課

萊頓大學漢學系是全荷蘭唯一的漢學系。這是政府方面的決策，目的似乎在集中有限的人才與資源辦一個最好的學系。其他學校雖然也有與中國相關的課程與教授職位，但全荷蘭的高中畢業生若要主修中國相關研究，就必須到萊頓。這個政策確保了荷蘭漢學研究及教學的水平，看來頗為成功。

漢學系的全職教師除語言教師外，還有許多位教授不同領域的講師及副教授，加上客座教授與相關領域教師，開設的課程不少。至於世界各地來的學者與各界人士所作的演講與活動更是豐富，令人目不暇給。 我在萊頓漢學系第一學期開設「中國現代的反啟蒙思想專題」（Seminar on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in Modern China），屬於研究所的課程。學校是9月1日開課，因為簽證問題，我9月中旬到萊頓時，已經上課兩週了。本來擔心遲了兩週，學生會不會不來修課，結果通過郵寄課程大綱及參考讀物之後，竟然還有五位學生。據說比該系一般研究所專題課程的人數還多，使我大為寬心。

萊頓的學制一年分春秋二季，秋季班十二月中旬便結束，一學期實際上課時間約13週（含補課），所以課程非常緊湊。荷蘭人的習慣是凡事講求本質，處處認真投入。他們的假期很長，玩得熱烈而花樣豐富。但一開學後，便緊鑼密鼓，每週要閱讀與寫作的功課很多。這裡課程的進度非常快，每週教學必須有明確而直指問題核心的主題，參考讀物每週以英文60-80頁加上中文15-20頁為度，學生一般都會唸完指定教材再來上課。上課的方式頗為自由，由老師自行決定，我通常演講1小時，再討論約40分鐘。

萊頓大學漢學研究的學生來自全歐洲乃至全世界。我的班上有一位荷蘭人、一位義大利人、一位羅馬尼亞人、一位歸化美國的俄國人及一位大陸人。課堂討論時，大家經常提出不同的看法，甚為有趣。萊頓研究所規定一律用英文授課，連本國教師教本國學生也不例外，這顯示荷蘭重視國際化的決心，與法、德等國的做法大為不同。學生的英文都還不錯，但是腔調各異。我班上的大陸同學來自北京大學，讀、寫甚佳，但口語方面明顯不足。

我這門課企圖處理中西思想交會時所產生的一種基本衝突，一學期下來，效果似乎還挺不錯。學生偶爾還會推薦一些認識的同學來旁聽；對於期末報告，更是非常認真。課程完畢之後，五位學生，除了一位必須次年畢業的研究生外，全部請我當他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其中一位義大利學生，還介紹一位他的同鄉好友來跟我寫論文。系主任對此現象非常驚訝，說是前所未有，在下學期的開學酒會致詞中，還開玩笑地說我搶了他的學生。

我在萊頓的第二學期，開設「中國近世道學史」（Neo-Confucianism from Song to Qing）。來修課的學生很多，使系方大感意外。這是大學部高年級課，學生都是荷蘭人，包括少數的華裔荷蘭籍學生，也有幾位上學期的研究生繼續來旁聽。每週指定英文教材約50頁，參考教材也有50頁，沒有中文教材。上課方式以講授為主，但每次上課留有20分鐘左右的時間讓學生提問。每個學生要做一次8分鐘左右的課堂報告，期末要考試，並交一份期末報告。透過這門課，我企圖建立對於近世道學史的發展與性質之現代詮釋，成效似乎也還不錯。學生反應頗為熱烈，同時有兩位學生請我指導他們的畢業論文。

此外，2010年4月中，應該系博士生所主辦的學術講演會邀請，我在該系做了一場演講，講題為「生命與理智：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儒家」（Life and Reason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With Focus on Liang Shuming and Modern Confucians）。聽眾的反應也很好，討論的時間據說破了紀錄。

我這次去荷蘭，首先要感謝施耐德教授的熱情邀約。然而我到的這一年，他因接受新教職而離開萊頓，自然有所不便。所幸田海教授十分照顧我，多次主動協助及詢問我的狀況，使我在教學與研究上都能順利進行。與此同時，施耐德教授也一直與我保持密切聯繫。他離開萊頓，回德國的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ottingen）重建該校的漢學系，一年之內便開拓了許多新職位與領域，非常有建樹。過新曆年期間，他特別邀請我去他在哥廷根的新家共度假期，並於2010年7月邀請我去該校漢學系演講，講題為 “In Conflicts with Western Rationality: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哥廷根大學有極優異的科學、法學乃至人文傳統，十八、十九世紀在數理方面幾可說領先全球，二十世紀曾出過許多諾貝爾獎得主，以及胡賽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哈布瑪斯（Jurgen Habermas）等人文大師，是以該校也成為我這次考察的重點之一。

施耐德教授在這段期間，聯合萊頓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日本東京大學哲學研究中心合辦「民族認同與歷史意識：審視近現代日本與中國的歷史學與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12月14-18日），在復旦大學舉行。我於會中發表了〈晚清思想的「生元主義」與反啟蒙傾向〉一文。

另外，我在2010年6月中旬還應國際亞洲研究院（IIAS）的要求與資助，在萊頓主辦了一場「反啟蒙與現代中國」的研討會，共有八位講者與三位評論人參加。講者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臺灣與荷蘭，評論人則來自德國、法國與荷蘭，多為資深教授。研討會為時一天半，論文八篇，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此問題，討論則熱烈而深入。會後臺灣駐荷蘭代表處，由劉融和代表領軍，還特別為我們舉行了盛大的晚宴。

寒暑及春假期間，我分別參觀了德、法、比利時、奧地利、丹麥、瑞典諸國的一些古蹟與名勝。平常假期，我也經常帶著家人參觀本地的風物。實際的生活、教學與參訪，使我這一年對於歐洲的歷史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入體認。我們以前看現代化，總以為這是西方許多優秀的有形制度（含政府體制、法律、資本主義制度）及學術、思想的結果。來此居住與考察後，才發覺歐洲現代化其實是他們「生活方式」不斷演進的結果。而此生活方式，則是長期而複雜的歷史與文化所造成的一種社會整體運作方式。各國不同，卻共享一些極重要的歷史遺產，彼此不斷競爭與相互影響。學術、思想及有形制度還可以學，「生活方式」則實在無法移植。我因而對於東方社會與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又有了嶄新的認識。

*拙文本應擴充篇幅並及時交稿，但因2010年底以來，家中一直有人生病，難以完成。如今也只能匆匆寫其大略，希望讀者原諒。另外，初稿曾經編輯部仔細編校，特此致謝。